一讲到教学，自然就会想到本科生、研究生和留学生，但还有一大块也不可或缺，那就是访问学者、进修教师与旁听生。

先说旁听生。北大历来学风比较自由，校内学生可以自由选课，②[1]在20世纪20年代，甚至有些同学曾自愿试验不要文凭，自由听课。他们被称作选科生或旁听生。③[2]更多的旁听生来自校外，北大的惯例是来者不拒。如1920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日刊》记载，当时全校学生2423人，旁听生142人。那时旁听生有些是到学校注册了的，估计还有不少没有注册，那么人数就远不止这些。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北大作为启蒙的圣地名声大震，很多青年慕名而来，就在沙滩附近租房子住下，有些生活很艰苦，吃了上顿没下顿，冬天生不起炉子，可以说就是当时的“蚁族”，他们的主要生活就是到北大“蹭课”。而其中又有许多文学青年，因此来国文系旁听者也就特别多。据说当时常有这种情况：上课时根本分不清哪些是正式生哪些是旁听生。刘半农开“古声律”课，每次上课十几个人，到期考才知道正式选课的只1人，其他都是旁听。旁听生有不少认真学习，学出名堂的。如作家沈从文、丁玲等，都是来国文系旁听的常客，听来听去，有大受用，逐渐成学者名流，甚至站到北大讲台上当教授了。这种自由旁听的风气历来都有，80年代初再度兴盛。吴组缃在化学南楼讲《红楼梦》，200多人挤破教室，起码有一半是旁听的。有人建议清点人数，先保证正式生。吴老先生概然反对，说容许旁听正是北大传统。有的旁听生在中文系连续听课七八年，非常刻苦，还和老师“混”得熟，耳濡目染，终成正果，水平不亚于正式生。最近十多年考研究生的增多，中文系又是“大户”，许多考生提前一年半载就来“蹭课”，于是“考研族”与“旁听族”合流，队伍越来越大了。中文系到底接纳过多少旁听生，无法统计，反正数量接近正式生。这也是一大教育贡献，功德无量也。几年前居然有人将北大“旁听族”回顾北大生活的文章汇一本书，他们都很自豪能有这么一段求学经历的。

再说访问学者与进修教师。

这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才开始有的。北大既然水平高一些，就有责任带动与扶持水平差一些的学校，于是教育部便指定北大每年接纳一些外校、主要是边远地区大学的年轻教员来学习深造。这便是教师进修，成为一种制度了。90年代以后学校专门成立“继续教育学院”来管理此事。来中文系进修的比较多，最多时每年上百人，一般也有四五十人。这些人又分两类，一类是普通进修教师，必须是大学老师，经过申请，本单位同意，北大这边有名额（因为还要安排宿舍），就可以来了；另一类是副教授以上，除了正常申请，还得先联系指导教授同意，通常他们会有访学计划，比如要听什么课，以及设定哪些研究题目等。这就是“访问学者”，有些类似西方大学的Visiting Scholar。访问学者与进修教师都要脱产学习研究，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前几年因为校舍紧张，进修的老师多，有的就只能委屈栖身在近处的小旅馆，还有就是圆明园校区的宿舍，吵杂不便，只好白天全在校园里听课游逛，或者躲到系资料室、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