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斗争是一个世纪来对知识分子伤害最严重的政治运动，北大中文系也在劫难逃。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对艺术与学术问题应当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些知识分子受到鼓舞，要求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学术上受到批判的唯心主义重新做出冷静的评价。如北大哲学系的郑昕、洪谦等教授就提出要“开放”唯心主义。当时北大按照高教部通知，开设了“唯心主义派别学说的介绍与批判”课程。中文系也增设了“美学”等选修课。费孝通教授曾写有《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反映出当时有一种比较解放的心态。

与此同时，共产党党内开展整风。4月25日，学校召集干部会议，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党委书记江隆基希望大家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精神给学校领导工作提意见。北大师生对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等现象提出批评建议，党组织也主动召开各种“鸣放会”，邀请高级知识分子提意见。游国恩教授就批评教学中存在生搬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如否定屈原是爱国诗人，因为封建统治的楚国不值得去爱；陶渊明至少是个小地主，他的作品也不值得肯定等，指出教条主义习气严重破坏了正常的教学思维。王力教授也发文批评以党代政，党政不分。他们的文章后来都遭到严厉的批判。

大鸣大放过程中也出现一些过激的言论。5月19日，中文系学生张元勋、沈泽宜联名贴出诗歌体大字报《是时候了》，仿照苏联诗人马雅科夫斯基的诗体，呼吁助党整风，“让思想冲破牢笼”，向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三害”斗争。大字报引发全校大争论。5月21日，张元勋、沈泽宜写“墓志铭”，指斥党团员是“裹着三害的尸衣”，“被摧残了人性，过早失去了青春，走进坟墓的人。”5月23日，中文系两位学生邀人民大学林希翎（后成为“大右派”）到北大大饭厅广场演讲，号召“像匈牙利人民那样行动起来”。从5月下旬到6月初，大饭厅（今百年讲堂）前屡有学生集会，鸣放辩论，即所谓“海德公园论坛”。中文系少数学生参与刊物《广场》（后改为《北大民主墙选辑》）的编辑出版，后来该刊被打成“反动刊物”而宣布解散。其主要编委后来全部被打成右派。另外，有乐黛云、褚斌杰、金申熊、裴家麟、叶蜚声、沈玉成等8位青年教师和研究生打算办一个同仁刊物《当代英雄》，向王瑶等教授募捐。王瑶意识到形势严峻，当即阻止，这个刊物就没有办成。可是这“未成事实”也可以成为罪状，8位年轻人全都落网，被打成“右派”。

而在5月15日，毛泽东就发表《事情正在起变化》，指出“多数人的批评合理”，但“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他们怀着敌对的情绪。”从6月8日开始，北大校党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在全校发动“反右派”斗争，批判与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全校各单位包括中文系召开各种批判大会。6月29日，中文系召开“批判张元勋思想大会”。7月初，全校各单位包括中文系按照一定比例划出右派。中文系有8位教员被错划为右派，3位受到开除党籍处理。包括

[1]①本文选自作者主编《北京大学中文系百年图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有改动。

林昭在内的多位学生被错划“右派”。①[1]到1958年1月统计，北大清除出“右派分子”699人，其中教职员263人，学生436人。右派学生占全校学生总数7.3％。这些人遭到毁灭性打击，失去政治生命，甚至被开除公职，打入牢狱。多年后才得以平反。而一些坚持不“认罪”的，命运就更加悲惨。如中文系新闻专业女学生林昭，被打成右派，后转入人大新闻系，下放资料室劳动。1960年病休，因拒绝“认罪”，坚持上诉，被污参与“反革命活动”而逮捕入狱，“文革”期间被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