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中文系的前身国学门与国文系，在“五四”前后，有过两项很重要的学术贡献，值得在学术史上大书一笔，就是民间歌谣搜集研究与方言调查。
对歌谣的注意，是由于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创作，以及民间本位思想的勃兴，视古代白话写作之通俗文学为正宗，对民间口传文学包括歌谣、谚语、故事等也就相当重视。早在1918年1月，国文系教员刘复与沈尹默在一次聊天时，谈到民间歌谣也有好作品，那时他们正在写新诗，从民谣中借鉴是其中一个思路。②[1]他们决定征集民间歌谣，随后便以北大名义在《北大日刊》（1918年2月1日）上发表“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的简章。
这件事意味着中国俗文学与民俗学研究的帷幕拉开了。三个月后，共收到校内外来稿80多件、歌谣1100余首。从1918年5月20日至翌年5月22日，《北大日刊》陆续发表148首歌谣。歌谣之类民间文学历来为文人学士所不屑，突然学问界特意辟出这样一块新天地来，作为严肃的学术工作来做，反响之大就不只是研究本身，而被看作是一种学术平等的新的观念表现了。①[2]此后，北京《晨报》等报刊也开辟“歌谣”专栏，刊登民间文艺作品。1920年12月19日，北大歌谣研究会成立，由沈兼士、周作人主持，两年间少有活动，到1922年1月国学门成立，歌谣研究会并入国学门，决定发行《歌谣》周刊，并出版“歌谣丛书”“故事丛书”，歌谣运动才重新发动并取得更多实绩。从1922年12月始，《歌谣》共出97期，内容包括歌谣选录、研究、讨论及译述等几方面。常惠、顾颉刚、董作宾、魏建功负责编辑工作，在北大红楼一院地下室印刷，每期销量达千份。②[3]1924年歌谣研究会征集新会员二三十位，其中一部分为国文系师生，包括后来成为著名文字学家的容庚等。1925年顾颉刚搜编的《吴歌甲集》出版，胡适、钱玄同、刘复、俞平伯同时为该书作序，以表示重视，并宣示一种面向民间的学术观念。③[4]歌谣征集研究范围不断扩展，“派生”出其他方面的研究，包括民俗研究及方言调查。周作人等注重从民俗及人类学角度研究歌谣，这就激发了民俗研究的热情。1923年5月24日北大“风俗调查会”成立，主要成员来自哲学系、历史系等，亦有部分国文系师生参加。④[5][1]②刘复，《国外民歌译·自序》，收入《刘半农文选》（中国台北：洪范书店，1983年版），页128。
[2]①参见顾颉刚搜录，《吴歌甲集·自序》，页2。
[3]②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页101。
[4]③胡适等4篇序言收入顾颉刚《吴歌甲集》。
[5]④ 1928年中山大学成立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核心成员是北大南去的傅斯年、顾颉刚等，新一代学者承袭北大歌谣运动余绪，由歌谣到方言再到民俗学、人类学，中大很快成为民俗研究的一个重镇。
因为民间歌谣很多是用方言歌唱的，歌谣征集初期，曾请沈兼士、钱玄同负责审音，此事便引起国文系一些教员对于方言研究的兴趣。1923年11月，周作人在《歌谣》周刊发文《歌谣与方言调查》，建议有专门机构及人员从事方言调查事业，得到同仁响应，国学门便于1924年1月26日成立了方言调查会。5月17日再次开会，通过学会简章，说明学会以方言调查研究为主，但范围扩展到所有与中国语言研究有关的方面，“方言调查会”也改名为“方言研究会”。这是中国第一个方言研究团体，也是现代中国语言学研究的一块界碑。参与方言研究会者有校内外三十多人，其中有国文系师生沈兼士、沈士远、钱玄同、周作人、马裕藻、魏建功、容庚、罗庸等，学会主席则是富于语言才华的英语系教授林语堂。
从1924年3月起，方言研究会用了三个月时间举办“标音原则”学习班，由林语堂讲授国际音标，以及他说制定的方音字母，听讲者27人，包括沈兼士、沈士远、钱玄同、周作人、马裕藻、朱希祖、林语堂、黎锦熙、杨树达、魏建功、罗庸、容庚等。①[1]研究会请胡适、顾颉刚、周作人、容更等各自用其方言发音，由魏建功等负责标音，用方音字母记录方言十多种。同年，还制定“方言地图调查表”，对校内外人士进行分省调查，为编制《方言地图》做准备。1926年年底，国学门与国文系合作，建立语音实验室，刘复担任实验室主任。此为我国语音学研究之肇始。
[1]①《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方言调查会成立记事（续）》，《晨报副刊》，1924年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