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现在提出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值得肯定，这些年来也取得一些成绩，但北大眼中的世界一流，无非就是哈佛、普林斯顿、牛津、剑桥等。那些大学的确非常了不起，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北大领导和老师们是否想到过？老北大在当年就曾经是世界一流的。无论是办学理念、教学质量、开放程度，还是人才培养，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老北大，以及西南联大时期的北大，都是当时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最成功的大学。那时物质条件并不好，但其他条件都是一流的。世界上极少大学能像北大这样，与自己的民族、国家的命运联系如此紧密，发生过如此大的影响。所谓一流大学评价很复杂，但有一条比较简单，那就是社会公认的程度。老北大的社会公认度是很高的。可惜现在的北大不争气，已经把“老本”丢掉不少，尽管物质条件很好了，可是精神气度已经不行。我觉得当今中国的大学包括北大，的确需要向西方好的大学学习，但有两点不能忘记：一是中国的北大和其他大学，无论怎样发展，也不可能变成哈佛、牛津等大学，我们还是中国的大学；二是中国自己也有过成功的大学办学传统，需要继承，而不应当背弃。下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老北大成功的办学历史。

老北大的成功，首先在于办学理念的先进，其办学理念集中体现在8个字：“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是老校长蔡元培先生提出的理念。这种办学思想，超越了工具性思维，是很大气、很有现代意识的教育观念的体现，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学风，有利于学生健全人格的养成与潜力的发掘，使大学真正能成为文化中心与精神高地。但是如今的北大，已经把原来的传统丢失殆尽，在很多公开的场合，不敢提这种办学思路，也从来不敢承认这就是北大的校训。北大好像至今没有明确的校训，这是很尴尬的。

校训往往凝结着一个学校的历史，反映一个学校的文化背景或创建历程，或者体现一个学校办学的宗旨，一种精神的追求。好的校训如同一个招牌，那是一个学校的精神标志，能鲜明地标示这个学校的特色与成就。北大应当坦然地认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把它作为校训。这两句话符合上面说的好的校训的特征，能充分体现北大的精神、个性、校格。

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广为人知、几乎成为北大精神象征的标语，并没有能正式宣布作为北大校训呢？有些人是有个心结的，生怕一提“思想自由”就是政治自由化，讲到“兼容并包”就难免包容政治上反动的东西。这种思想禁忌几乎成了“集体无意识”，大家就不要去碰了。其实，只要认真研究一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看看其历史内涵与文化积淀，就大可不必如此紧张。所以，这里我们回顾一下老北大的历史，特别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来路，让我们感受一个大学应当如何定位，如何营造良好的氛围，可能是有参照意义的。

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通常被看作是我国第一所现代形态的大学，其实这个所谓“现代形态”时间有些提前了。1898年建校之后，有十多年时间，很难说就是现代的大学。当时文科基本上是桐城派与“文选”派的天下，学生则以官员或者官宦子弟居多，都是抱着升官发财的目的来上学的，学校风气相当陈腐而且保守。学生称呼老师不是叫老师、教授，而是“大人”、“老爷”，老师可以放纵赌博、嫖妓，当时北大甚至被民间加以“赌窟”、“探艳团”的恶名。中间有一段几乎就办不下去了。直到1916年，北大才转变风气，真正朝着现代大学的方向来办学。这是因为来了蔡元培先生担任校长。蔡元培开门见山，在就任校长的演讲中就提出三点要求，可以看作是北大精神的第一道闪光。蔡先生说，第一、大学是相对独立的学术研究机构；第二、学生不应当“专己守残”，意思是既要专精又要博雅，注重人

[1]①本文及下一文《大学到底有什么用？》均为作者在北大、人大等校演讲的讲稿节录。

格修养；第三、大学应当有思想学术的自由。他画龙点睛，说了这样一句关键的话：“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所以为大也”。

蔡元培曾在德国莱比锡大学研究大学教育，深受现代教育之父洪堡的思想影响。他认为，大学是人格养成之所，是人文精神的摇篮，是理性和良知的支撑，但不是道德楷模，不是宗教之所。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囊括大典，网罗众学之学府。

他还说：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证书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

蔡元培认为，学与术可分为两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

他说，知识分子要开辟自己的领地，发挥影响力，不依赖于政治，不顺应当权者，还要切断大学文凭与国家俸禄的等同关系。

蔡元培主政北大之后，校风好转，教师学生道德水准得到提高。当时北大教师当中成立过一个叫“进德会”的团体，要求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还有不当官吏、不做议员等，居然拥有1000多名会员。但蔡元培的理想不只是整顿道德，而且还要仿照西方先进大学的通例，办一所中国的现代的大学。他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放开胸怀，聘用各方才俊。这就使北大任用教员着眼于学问，不受政治、派系或者其他非学术因素干扰，只要有学问，言之成理，哪怕观点对立，都可以在北大立足。当时北大聘用了一些所谓旧派人物，诸如刘师培、黄侃、林损、辜鸿铭、马叙伦等，他们比较倾向于现在说的文化保守主义，后来他们还站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同时北大也引进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周作人、鲁迅等一批激进的改革人物。

这里说说蔡元培聘请陈独秀的史实，看看我们老校长的气度胸襟。蔡元培1916年1月4日到北大上任，1月11日就呈请教育部聘任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蔡元培与陈独秀政治信仰不一样，个性也迥然不同。陈独秀是“炮筒子”，你看他那篇《文学革命论》，声称要拖18门大炮为前驱者助阵，他说话写文章就是这样锋芒逼人。而蔡元培却外圆内方，是绅士加传统优雅文人的那种气质。但蔡元培赏识陈独秀的锐气，当然还有他在青年中的影响，他是翻阅了十余本《新青年》后决意要聘陈的。为了礼聘这位比他小十多岁的陈独秀，蔡校长亲自去陈的住处拜访，一趟趟“多顾茅庐”。陈习惯熬夜，起床很晚，蔡元培几次登门陈公都还在梦见周公，蔡老先生就耐心地坐在门口的一只小板凳上，等待陈独秀醒来。

年轻气盛的陈独秀开始并不领情。他志向大了去了，哪里肯“屈身”当一个教师？何况那时他正在专心办《新青年》杂志，编辑部又在上海。但蔡的诚意和气度最终还是感动了陈独秀，使他决定将《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办。这可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契机。有了《新青年》与北大的结合，也就有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在蔡元培礼聘陈独秀后，陈又推举胡适进北大当教授。胡适当时才20多岁，“海归”派，可是博士学位还没拿到。是陈独秀看到他的文章后，欣赏他的才情眼光，并得到了蔡元培赞许，才决定请他来北大的。后来胡适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胡适在他的纪念文章里曾提到，如果没有蔡元培，他的一生很可能会在一家二三流报刊的编辑生涯中度过。

我讲这段佳话，是为了说明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蔡元培决心以这八个字来塑造北大，使这所大学能够“囊括大典，网罗众家”，行“思想自由之通则”。除了聘用旧派与新派的人物，北大那时还汇集了许多非常有学问有特色的学者，例如马寅初、陶履恭、王星拱、陈大齐等，他们后来都成为各个学科领域的开创性角色。北大在很短时间内就聚集了当时中国最有学问、最有思想、最有激情与抱负的一批知识分子，形成了各种学派、思潮与主义交锋的一个平台。各种新的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托尔斯泰主义、易卜生主义等，纷纷亮相北大，各种文化社团风起云涌。那种问难质疑、坐而论道的自由学风，也由此形成，成为北大异于其他大学、吸引一代代学子的独特风格。

北大汇集了各色人物，大都是有个性的角色，彼此学术理路和文化立场都不一样，怎么才能相安无事，有竞争，又有协作呢？什么机制在起作用？那主要就是教授治校。这是蔡元培主政北大期间做的第二件大事：建立起教授会和评议会。这些措施是仿效德国大学管理方法。当时的评议会由全体教授推选，凡学校章程规矩及重大事项（如开放女禁，给予女生同等入学权利），都要经评议会同意。以上我们回顾了北大自由校风形成的历史。但是具体来说，“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两句话到底出自哪里？让我再从头说来吧。

当陈独秀、胡适等人通过《新青年》杂志大力推进新思潮，最终形成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及其衰腐的伦理道德的新文化运动时，就遭到文化保守派的猛烈反抗。当时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一是原北大校长严复，另一就是著名翻译家林纾，都是当时文化界举足轻重的角色，而且他们对中国近代文化是有过重要贡献的。当时林纾旗帜鲜明地反对新文化、新思潮，尽管他自己20多年前也主张过改革，但此时转向保守，认为只有抵制西方的影响，回归古代文化与伦理，才能救中国。林纾用古文翻译西方文学作品180多种，是当时大师级人物，他看到胡适一般人提倡白话文写作，是深恶痛绝的，所以他把矛头直接指向北大。1919年2月林纾在上海《新申报》发表两篇小说，用一些化名影射陈独秀、胡适与钱玄同，甚至进行人格侮辱。当时有些读者认为林纾是借小说暗示要求军阀政府干预北大行政。林纾还在报上发表公开信《致蔡元培书》，控诉北大“尽废古书，行用土语”，“复孔孟，铲伦常”，“尽反常轨，侈为不经之谈⋯⋯令人心丧弊，已在无可挽救之时⋯⋯而中国之命如属丝矣”。林纾严厉警告蔡元培搞教育勿“趋怪走奇”，误国误民。蔡元培当即在《公言报》复函，这封信被广为引用，已在事实上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有力支持。信中驳斥了林纾对北大所谓“复孔孟，铲伦常”，以及“尽废古书”的谣言，不符实际，鲜明地提出这样的办学理念：“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这就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来路。

我们可以这样看，如果没有这种学术自由、对不同思潮学派宽大包容的胸怀，也就没有北京大学，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甚至也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初的立足之地。没有蔡元培这种办学理念，像陈独秀、李大钊、甚至还有后来的毛泽东这些共产党人，他们能够拥有最初发言的平台吗？现代科学民主思潮以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潮，正是依赖北大这种自由的宽容的学术环境才得以诞生和成长。我们不能忘本了！不能一提到“思想自由”，仿佛就是洪水猛兽，一提到“兼容并包”，就说那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资产阶级的东西。那就把好东西都推出去了，多么可惜！

以上我们回顾了蔡元培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理念的，以及北京大学如何靠这一理念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的。后来蒋梦麟、傅斯年、胡适当校长，基本上还是秉承与发展这个办学理念。如蒋梦麟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阐释为“大度包容”的北大精神，认为这种精神既符合世界很多一流大学的通例，又与儒家“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概念想通。“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并不只是蔡元培一人的思想，而是中国现代大学出现的代表性思想，或者说，是北大所以成为北大的精神资源。这一百多年来，北大这个名字这么响亮，跟北大自由的宽容的校风很有关系，这已经成为一种传统，虽然也有过许多阻挠与挫折，但多少还是艰难地传承下来了。

一个学校除了有大师，有大楼，还要有校园故事，有许多能成为一代代学生不断传说下去的故事。北大总有许多性情中人，许多有风骨个性的学者，他们的故事往往就负载着积淀着学校的精神传统。比如辜鸿铭，长衫马褂留辫子，还满口“牛津腔”讲《论语》。太怪了，但有学问，而且他的某些见解在事实上对“五四”新思潮激进的一面有牵制作用，或者说，起到某种结构性的平衡作用。虽然他是个反对新文化的保守人物，但在一代代传说中，又成为一位有个性有主见的怪才，大家都觉得应当容纳这样的人物。这就是一种理念的传承。

又如马寅初，当过北大校长，却那么“死心眼”，认准了自己经过研究的学问观点，主张控制人口增长，即使面对众多大批判，哪怕是巨大的政治压力，自知年近八十岁，寡不敌众，也要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如果当时当局能听取这位学者意见，也就不至于弄到人口膨胀十多亿才着急实施计划生育了。从政治角度看，马寅初先生真是“不识时务”，但在北大居然有这样坚持真理不畏权贵的校长，也是独特的风景。许多诸如此类有学问有个性的学者，他们是北大精神的支柱。不要小看这些校园故事，一代代北大人所接受的传统滋养，很多就是从中获益的。北大是个多故事的地方，也是传统深厚的精神高地。当一种校风形成，代代相传，就是一股无形的力量。在这种氛围之中，人们比较宽容，尽可能给学者自由发挥的空间。这里不是没有矛盾，也肯定会受到外界各种压力，但多数人都一心向学，也比较习惯给他人以空间，缝隙就比较多，一般情况下不至于被逼到墙角，化解外界压力的可能性也比较多。这正是北大可爱的地方。

实事求是说，北大虽然有时有些“自恋”，但无可否认这所大学至今仍然是比较自由、活跃，也比较具有批判精神。北大那种特有的氛围，是从蔡元培开始不断培育出来的。一代代的北大人，无论是否得到“官方”认可，始终都还比较神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传统。这是无形的力。北大历届大多数领导我想也都还是对老北大传统心领神会的，只不过无力或者无心去坚持。这些年，按说政治性干预相对少些了，但拜金主义急功近利的风气越刮越凶，人们受到另外一种高压，结果呢，北大的房子越盖越气派（但也接近“小株密植”了），钱越来越多，精神气度却是每况愈下。

若自己宝贵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传统都保不住，连校训都没有，还有底气谈什么“世界一流”吗？我很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