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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园困学记 完结

作者:温儒敏

大学到底有什么用?提这个问题似乎“很傻”,因为谁都有现成答案。比如,大学就是培养人才,就个人而言,上大学就是为了今后能找个好的工作等。这些回答都没有错,或者说可以理解,但起码是不完全的。大学肯定要培养各方面人才,但如果办学的目标就限定于此,这可能是短视的,工具性的。钱学森先生临终提问:为何我们的教育培养不了杰出的人才?看来的确需要反思。很可能是定位出了问题,用工具性思维来办大学,定位太功利,太实际,只想出人才,反而难于出人才。

回顾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国家大学的办学指导思想,可以说都是以政治性、工具性的思维为主导。20世纪50年代院校调整,中国的大学普遍被改造为苏联模式,学校着重做两件事,一是意识形态规训,二是职业技能培训,目的是为各行业输送又红又专的专业人才。和新中国成立前相比,五六十年代中国高校数量、规模有很大的发展,也确实为新中国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但这时大学的功能被限制,成了完全按照国家的方针计划生产实用人才的机构,而不再是科学文化中心,更说不上思想库,大学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下降了。大学的文化使命被简化为政治思想的灌输,大学的学业就是培养听话的螺丝钉。

记得20世纪50年代时,每年新学期开始,清华大学都会挂出一条大标语就是“欢迎你——未来的工程师!”这所大学当时的定位很明确,就是培养实用的建设人才。到“文革”时期,极“左”思潮全盘控制思想文化领域,人才的培养受到严重干扰,像北大清华等大学出现“梁效”这样的御用写作班子,大学失去灵魂,被绑到政治斗争的战车上。“文革”结束后,大学恢复招生,80年代前期,思想极为活跃,学风相对自由,有些大学在社会思想解放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大学特有的文化辐射功能有所恢复。这是我国大学教育很难得的一个黄金时段,可以和“五四”时期相媲美。最近20年,高校纷纷合并扩张,招生规模急速膨胀,部分专业学院转向综合化,科研得到重视,素质教育提上日程,但市场化的入侵,工具性的办学思维变本加厉,只是由原先服务于政治变成现在服务于市场。加上在一些人眼中,大学是敏感地带,意识形态的弦一直绷紧,大学的改革落后于任何其他部门或领域,其畸形发展有日益严重的态势。

我们不是看不到这几十年来大学对于社会的贡献,也不是否定大学办学的巨大成果。即使在“文革”时期,以非常特殊的形式招收工农兵学员,也还是出了一批人才。这一二十年大学规模空前扩张,各大学都扩招,很多省市高考升学率达到70%~80%,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需求,而且各个大学办学的物质条件大为改善,许多新的学科得到发展。这些都是成绩。我们讲问题,并不是否认或埋没这些成绩,而是要反思存在的问题,提升办学质量。

中国大学办学的定位,是不是有问题?肯定问题很大,是思路的错位。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大学办学强调政治挂帅,实用为先,主要是人才培养的机构,这是可以理解的。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期,务实的甚至带有政治功利性的办学思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那时国家有更紧迫的事情要做,办大学要纳入举国体制,人们也难于超越地看待大学的功能,所以几十年来,办大学都是很政治化、功利化的,缺乏长远的眼光。我们不必责怪历史。

问题是现在时代发生了变化,社会转型,国力强大,空前开放,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相比,办学的条件好多了。在新的情势下,我们有条件也应当摆脱过去那种工具性办学思维,进而采用更长远的眼光与胸襟来办学,国家也有这种战略的需求。为什么提出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知名的高水平的大学?潜台词就是要按照世界的通例与成功的经验来办大学。本来这是个进步,观念发生了变化。可是我们的大学这些年来进步不大,水平不见得提升,反而变得更加功利。以往是把大学作为为政权政治服务的工具,这些年又添上一个为市场经济服务。就说人才培养吧,本来也是大学的职责,但是在工具性思维指导下,所培养的人才也是视野褊狭、缺少创新能力的。中国经济这二三十年有飞速的发展,可是我们大学所培养的在科技方面顶尖的人才,是极少的,人文社科方面那就更惨,在国际上没有什么话语权。现在不是提倡文化战略吗,国家希望文化的软实力增强,可是大学这种状态,并不适合当文化建设的推手。我们对“钱学森之问”,还是没有交出认真的答案。

所以我们应当反思几十年来高等教育之弊,要寻找和重新确定大学的定位,很重要一点,就是要摆脱工具性的思维。大学当然要服务社会,要培养人才,这是大学的任务。但办大学不能直奔主题,不能只是想着培训人才。大学的定位要高一点,要充分考虑大学的功能。如果就定位在服务当前社会培养人才,那大学的功能就被缩小了。办大学主要是为什么?是给社会提供一个精神的高地、文化的源泉,在这个前提下,形成大学特有的文化氛围,然后培养人才,从事科学研究等,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事实证明,办大学只想着思想灌输和技术传授,这种狭隘的思维模式既培养不了杰出的人才,也不可能和世界上一流的大学竞争。这里不是纠缠“大学是什么”的概念之争,也不是预设某一种大学的“本质”,而是因为事实上我们的大学存在很多问题,即使在人才培养上也不太成功,所以要从根本上反思,思考大学的功能是什么?应当怎样定位?

其实大学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西方很多有名的大学,也是经过多年的历练,才最后成为科学文化的中心,成为精神的高地。所有著名的大学对于社会都有文化导向作用,这种导向是因为既关注社会,又能适当超越,和社会现实生活保持一些距离,有相对的独立性。大学不能和社会混同,应当有理想,有批判精神,有自由的空气,创新的氛围。大学应当比社会“干净”一些,是社会的特区,是文化建设的实验场。大学集中了一批知识精英,作为社会良知和理性的代表,超越利益集团,是制约利益冲突,促进社会稳定进步的力量。大学文化的使命是培育公民的自我意识、独立意志、公平竞争、社会责任、公共道德等理性素养,而不只是专业技术。大学的精神不是用习俗或道德来维持,而是由学者和大学生源源不断的追求来支撑。自由的思想探索、批判的意识、学术的切磋、独到的发现、大胆的创新、个性的充分发展,都是大学所追求的精神境界。大学文化向社会辐射,能成为社会文化秩序的建设力量。成熟的大学对社会有超前性、批判性、创造性,不应当满足于服务当前,迎合时尚,不应重物质轻精神,重经济轻文化,重科技轻人文,重操作轻思想。在大学特有的文化氛围中培养学生健全人格,发掘他们的潜力,这和我们通常讲的专业训练是有差别的。

爱因斯坦说,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

原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说,学生在大学里,实际上是学四种东西,一是学怎样读书:learn to learn;二是学怎样做事:learn to do;三是学怎样与人相处:learn to together;四是学怎样做人:learn to be。

都是讲“人”,我理解是大写的“人”,而不是一般说的“人才”或者“专家”,这和我们通常对于大学功能的认识是很不同的。长期以来,我们都习惯于以政治权威和意识形态为标准,采用政治性、工具性思维,对文化、科学的尊重仅限于工具与实证的领域,如今又几乎全受制于市场经济,所以搞来搞去,仍然眼界狭小,还是工具性思维,这样办大学,尽管花了很多国家的钱,也难起到为社会发展不断提供灵感和动力的效能,离所谓“世界一流、世界知名”就越来越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