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瑶先生75岁时突然离我们而去，在当代而言，不算高寿，而且他一生历经坎坷，有无休止的各种打压与束缚，真正留给做学问的时间不是很多，但王先生达人大观，才华焕发，在学术和教学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20世纪学术史上的标志性的学者。王瑶先生业绩丰厚，概括起来，主要有三大贡献。

第一大贡献，是“中古文学三论”。先生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版的《中古文人生活》《中古文人思想》《中古文人创作》三部书，在魏晋汉魏六朝文学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古代文学界对此是有公论的。最近我又读了一遍“三论”，连带读了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和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比较之下，更发现各自的精彩。如果说刘师培的讲义是中古文学断代史研究的奠基性著述，鲁迅的经典论述为这方面研究树立了方法论的高度，王瑶的“中古三论”则又推进一步，论述范围更广、更具体，材料更翔实，对魏晋文人及文学风貌的把握更确切。王瑶的“中古三论”足以和刘师培、鲁迅的相关论著构成三足鼎立，对后世的学术影响是巨大的。

记得我上中学时，第一次见到王瑶这个名字，是读《陶渊明集》，那是王先生的选注本。那时就知道先生是古典文学名家。因为在新文学研究方面的巨大影响，可能把先生在古典文学方面的成就掩盖了。1949年还在清华时，先生开始写新文学史稿，但是他说自己本想“好好埋头做一个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第一流的专家”，他对自己转向研究新文学，是有些遗憾的。我又觉得先生不用遗憾，从学术史看，先生就凭“中古三论”，足以奠定最杰出的古典文学家的地位了，何况他又在现代文学领域领了“头功”呢。

第二大贡献，就是《中国新文学史稿》。这本书命运多舛，“体制内”和“体制外”都有很多批评。直到现今，仍然有学者以为王瑶先生在新文学史方面多费功夫是种“浪费”，他们对这部“史稿”不以为然。有些海外学者对王瑶的评价也是偏低的，也是因为他们看不到这部“史稿”独有的价值。而王先生自己呢，也说过“史稿”是类似“唐人选唐诗”的“急就章”。其实，如果对这部著作的出现及其时代特征有一种了解的同情，就会承认这是一部非常大气的著作。史稿虽然受到特定时代学术生产体制的制约，毕竟又有属于自己的学术追求与文学史构想，既满足了时代的要求，又不是简单地执行意识形态的指令，在试图对自己充满矛盾的历史感受与文学体验进行整合表述的过程中，尽可能体现出历史的多元复杂性。在历史急转弯阶段，在充满各种可能性和不确定因素的学科创建时期，《史稿》的种种纰漏或可议之处，明显的时代性的缺陷，与它那些极富才华的可贵的探求一起，昭显着现代文学学科往后发展的多样途径。《史稿》在学科史上突出的地位，是其他同类著作所不可代替的。当然，王瑶先生在现代文学方面的贡献不限于史稿，他在鲁迅研究、现代文学思潮研究等方面的精彩论著，以及他强调史料、史识与史论结合的治学方法，

[1]①本文写于2015年。

对“文革”后现代文学学科的复苏与建设，都起到了先导的决定性的作用。今天还会有学者就此专论，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第三大贡献，是人才培养。通常评价王瑶先生都只是关注学术，而作为教师，王瑶先生也是最杰出的。王先生不只是在学术上传道授业，还在人格和精神上给学生极大的影响与熏陶。王先生先在清华，后到北大，从教40多年，按说当年北大中文系藏龙卧虎，王先生资历不算深，级别也不算高（50年代定为三级教授），但是在学生中和社会上的影响都远远超过一般教授，真正是“著名教授”，甚至官方也要格外注意的。王瑶先生培养了很多研究生、博士生，还有本科生、进修教师等等，无论及门或是私淑，在各类弟子中如果做个调查，学生们大概都会异口同声感叹先生的人格魅力。学界有所谓“王门弟子”一说，也许不一定确切，但那种由王瑶先生人格精神所感染而形成的人际氛围和学术风尚，的确是存在而且是突出的。我们在充分赞赏王瑶先生作为大学者成就的同时，不会忘了他又是非常杰出的教育家。

前几天我在博客上写到了王瑶先生，随后新浪微博头条推荐，并广为转发，有数十万点击量。其中有一句话就是对王先生作为教育家的贡献“点赞”：

“先生是有些魏晋风度的，把学问做活了，可以知人论世，可贵的是那种犀利的批判眼光。先生的名言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其意是知识分子总要有独特的功能。这种入世的和批判的精神，对我们做人做学问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中古文学和新文学研究都有奠基之作，加上独特而光辉的人格操守，精神气度，王瑶先生留给我们的遗产实在是太丰富太宝贵了。在这个浮躁的世界，我们定会倍加珍惜。

最后，特别要说说王瑶先生与学会及丛刊。

1979年初，在教育部一次教材审稿会上，与会代表倡议成立“全国高校现代文学研究会”，选举王瑶先生任会长，后来他当了三届会长。1980年学会更名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与此同时，决定创办学术刊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编是王瑶先生。王先生以身作则，和唐弢、严家炎、樊骏等众多前辈学者一起，倡导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坚守认真、严正而稳健的“持重”风格，开展多元开放的学术交流，使现代文学这个学科始终具有比较团结、纯正的风气。

如今学会和丛刊都进入而立之年。因时代的变化，整个学术生态因功利化、技术化而失衡，学风浮泛，学会与丛刊也受到了很大冲击。我们一定会发扬王瑶先生那一辈学者创建的优良传统，尽力维护学术尊严，促进学术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