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骏同志——在这个称呼混乱的时代，我还是喜欢称他为“同志”——生前很低调，死后却得到如此之多的赞誉。这赞誉不只是对于逝者的尊敬，更多还是打心底腾升起来的感佩，还可能有某种失落感。樊骏同志数十年执着于学问，有许多近“迂”的行为，每每被善意地传说着，颇具“世说新语”的情味。他生活清苦，却默默捐赠百万设立王瑶学术奖，不愿留名；他公私分明，连写封私信都约束自己不能用单位的信封；学界均以博导为荣，他却谢绝这个名分，一边又在不遗余力地培养青年⋯⋯他克己严苛，似乎不近人情，然而又有真实、坦诚、温暖的一面，和他接触能感到纯净。樊骏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学人，身上有那个年代拘谨的烙印，但骨子里更像一个清流。这样的学者，现在是极罕见了，他的死，多少意味着一个“有故事”时代的消歇。
樊骏同志著作不多，甚至没有专著，那些不同时期发表的论文汇集出版，就那么不算厚的两本。但我想很多治现代文学的学者都会很看重这两本论集，这是我们的案头书之一。樊骏80年代对老舍的研究，特别是关于老舍现实主义创作特征，以及《骆驼祥子》悲剧内涵的论述，代表了当年这方面研究的学术高度。他关于现代文学史料的整体研究，在系统性和深度方面所达到的水准，至今无出其右者。他提出的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问题，把握住了这个学科的性格与命运，具有相当的前瞻性。还可以列数樊骏同志很多论文的贡献，他的文章出手很慢，一篇就是一篇。他是一个学术上严谨、以少胜多的卓越的学者。和现在到处快速生产学术泡沫的现状比起来，樊骏是有些怪异却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的。
尤为我所敬重的，是樊骏同志那些评述总结现代文学研究状况的文章。他始终关注这个学科研究的趋向与得失，像一位严峻的质量检查员，也有人称他为“学术警察”。他及时梳理学科进展的状态，肯定那些出色的成果，分析研究的动向，也会提出应当避免的某些偏向与问题。一般学者可能不屑于写这种“述评”，但樊骏偏偏在这方面投入如此之多的热情和心血。回头看，这些“述评”性的文字绝不是简单的梳理介绍，而总是有高屋建瓴的眼光，坚实的方法导向，对学科发展悉心的指导，也有对学风偏执的警醒。记得当年我们还较年轻，学术研究刚上路，是很注意樊骏这些文章的。他每一篇述评发表，我都找来认真读过，顺着他的指点去思考学术的路径，也真的从中获益匪浅。有时看到自己的某些研究能在樊骏的评述中得到一点点肯定，就很惊喜，也是最大的鼓励。难怪我们这一代学人往往都把樊骏看做自己的老师，或自认是樊骏的私淑弟子。我在想，樊骏靠什么“立身”，为何能得到学界那么高的评价？靠的是他对学科建设的无私奉献。很幸运能有他，这样一位始终关心和呵护现代文学这个学科的人，一位有卓识的学科评论家与指导者。有他存在，学科圈子里的人会感到某种温暖，还有实在。可惜现在他去了。
[1]①本文纪念逝者樊骏，浙江镇海人，1930年生，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副主编等职。2011年1月15日逝世。
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历来思想活跃，名家多，人才众，照说容易文人相轻，产生矛盾，但事实上我们这个学科包括现代文学研究会，是团结的，风气也比较正的。这跟现代文学研究的传统有关。第一、二代学者，特别是建立与主持现代文学研究会的那些核心的学者，他们的为人为文，都影响这个学科性格。想当年，现代文学研究会独树一帜，在社会上常发出声音；而《丛刊》则殷实持重，得到了学界广泛好评。这自然依靠王瑶先生的通达睿智，还有众多同仁的支持，他们个性不同却都把主要心思放在学问上；但我们不会忘记，很重要的，还有樊骏这个“秘书长”，他的大量无私的贡献。他始终在兢兢业业地维护与建设这个学科。我很赞同有些朋友说的：樊骏是我们现代文学学界的“魂”。我主编《北京大学中文系百年图史》时，要从百年来上万名校友中挑选出代表性的100位知名校友，征求各方面意见，毫无疑义地，大家都推举了樊骏，他也是北大中文系的骄傲。
我从20世纪80年代起认识樊骏同志，那时常在北大镜春园76号王瑶先生的客厅里见到他的身影；我博士论文答辩时，樊骏严格的评审让我生畏又佩服；是他写推荐让我首次获得社科基金项目（得到3500元支持），让我完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我和钱理群、吴福辉合作修订《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他在《人民日报》撰文评价和肯定；他还曾邀我参加社科院的《中华文学通史》编写，使我得以有更多机会向他求教⋯⋯许多事情当时并不觉得怎样特别，如今回想，才更体味到那种沉甸甸的分量与价值。真的非常谢谢樊骏同志，在我的学术成长中得到他许多关怀与帮助。
2010年秋一个夜晚，在北大博雅酒店大厅，北大中文系百年系庆的酒会就要开始。我突然看到坐在后排的樊骏同志，忙上前问候，问他是否还认得我。他笑笑回答：“是温儒敏嘛！”这让我很感安慰。因为当时樊骏同志是中风所致的重病，意识不是很清楚的。他居然还来参加系庆的酒会，还能来到大家身边。我心里暗暗祈祷他能多活几年。不料这是和他最后一次见面。
樊骏同志离开我们快两年了。有时我会突然想到他，想起他的那间书屋——有些阴暗，简陋的家具影影绰绰，他枯坐在椅子上，彼此说话不多。他总是那样慢声细气的，有时开点笨拙的玩笑，似乎想活跃一些气氛。我怎么也想不起他说过些什么，但至今能感触到那种气氛，他的样子，他的声调与口气。不用使劲回忆，其实很多都已融化在我的生命感觉之中了。
2012年10月14日于历下南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