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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园困学记 完结

作者:温儒敏

“萧殷与中国新文学批评”论坛在河源举行,是文坛与学界一件大事,可惜我要为暑期班上课,未能参加这次盛会,很是遗憾。我想用书面说几句话,和与会的专家文友交流交流。

萧殷先生与我未曾谋面,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中学时,就知道他的大名,也读过他的《论文艺的真实性》《给文艺爱好者》等论集,印象颇深。他深入浅出地讲解文学理论,带领我们这些年轻的文学爱好者进入文学的殿堂,说来他应算是我的启蒙老师。回想当年,不禁就怀念萧殷老师。

萧殷先生一生有三大贡献。第一大贡献,就是在文学界甘为“人梯”,用他的肩膀支撑很多年轻人登上文坛。他在《文艺报》《作品》和文学讲习所工作时,大量时间都用在扶植文学新人这项工作上。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作家,很多都得到过萧殷的帮助。据说王蒙也受惠于萧殷。王蒙的《青春万岁》就是萧殷主持编发的,因王蒙被划“右派”而搁浅,清样则一直保存在萧殷身边。而王蒙复出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最宝贵的》,又是萧殷组来发表在其主持复刊的《作品》上的。所以王蒙很动情地称萧殷为“第一恩师”。

萧殷的第二个贡献是文学评论。他不是那种局限于学院圈子的高头讲章论者,而是深深扎根于现实大地的批评家。他坚信文学源于生活,文学应当有益于社会人生,文学必须是真实的。重读《论文艺的真实性》《习艺录》《论生活、艺术和真实》等论集,可以见到他一以贯之的文学追求和殷实的批评作风。作为饮过延河水的战士萧殷,他有理想,有热情,始终忠诚于党的文学事业;作为评论家的萧殷,他服膺真理,固守良知,敢于真刀真枪地针砭文坛时弊。1956年底,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受围剿,萧殷不畏强势,公开发文为王蒙辩护。1958年出现“大跃进”浮夸风,在文艺上也有所表现,萧殷敏锐地觉察到这种倾向,写了《求实精神与革命热情相结合》一文,批评文艺界“左倾”的现象。1961年,为批判庸俗社会学,纠正简单化的教条主义批评方法,他在《羊城晚报》发起关于长篇小说《金沙洲》的讨论,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萧殷的评论文章总是能抓住文艺创作和文艺思潮中的一些主要倾向,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给予分析说明,他的文学评论富有现实感和战斗气息。尽管萧殷的评论也带有特定时代的某些局限,但他的那种批评的锐气和独立的眼光,是非常值得学习的。对比之下,现今的文学批评往往缺少萧殷这种大气和责任感。

萧殷的第三大贡献是文学组织。他1938年入延安鲁艺学习,曾任《新华日报》编委,延安中央研究院研究员,《石家庄日报》副总编辑。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文艺报》编委,中国作协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学讲习所副所长,暨南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中央中南局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广东省文联、中国作协广东分会副主席,《作品》月刊主编,中国作协第一至第三届理事等。萧殷在报刊编辑、文艺教学、文艺活动组织等多方面都耗费大量精力,他不但是杰出的文学家、批评家,同时也是杰出的文学事业组织者,他的整个生命都已融会到新中国的文学事业中。

[1]①本文是作者为“萧殷与中国新文学批评”论坛提供的书面发言,发表于《羊城晚报》,2010年7月22日。

纪念萧殷先生,我们很自然会面对一个如何评价“十七年文学”(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革”爆发这一段文学)的问题。这十七年走过许多弯路,有极“左”的影响,但也有特定时期的文学建树,萧殷他们一代人曾为此付出巨大的劳动。“十七年文学”的某些部分事实上已经化为传统,渗透到社会文化生活的根须之中。面对这种新的传统,那些极“左”的教训应当总结,具有历史合理性的事实则应当得到理解和尊重,而不是采取虚无主义,一概颠覆与抛弃。

萧殷先生的作品不多,做评论家也不是很高调,他扎扎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从文品到人品都赢得广泛的尊重。萧殷身上似乎有一种我们熟悉的客家人的扎实作风。我们为老家河源拥有这样一位杰出的评论家而感到骄傲。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经济建设走在全国的前面。希望广东包括我们河源,能多出一些有作为的作家和文化人,让南粤的文化事业也能紧随改革的脚步,大踏步前进。

萧殷先生在九泉之下有知,一定也是这样期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