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知识界中盛传萧乾的新作《搬家史》，这有点像几年前巴金的《随想录》和杨绛的《干校六记》问世后大受欢迎的情形。这本不到6万字的小书，记述了作者在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多年间先后十几次搬家的历史，而每一次搬家又都与作者的政治遭遇直接相关，因此这搬家史又牵连着三十多年来的社会变迁，从中可以看到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史。

萧乾自比为一只恋家的信鸽，不管有多少艰难险阻也要回到它那甜蜜的窝里去。1949年8月萧乾谢绝了剑桥大学优厚的聘请，决定从香港回到北京。当时一个简单的愿望就是要结束多年在海外漂泊的生活，在故土安家，为新中国建设做点事。可是这起码的合理的生活愿望，在三十多年间却一次次幻灭。那时萧乾总感到有一只无形的手把知识分子往外推。这个“信鸽”很快就成了惊弓之鸟。特别是1957年以后，萧乾先后被莫须有地套上了“右派”“摘帽右派”“特嫌”“牛鬼蛇神”等一顶顶帽子，几乎每一次整肃都被迫作一次政治性的搬家。其间，他曾被流放到农场劳改，勒令到干校当壮工，实际上已四方流落，无以为家。在难以预料的政治风云中，这位老文化人下来上去，反复折腾，多少心思和精力都花在了这个“家”的追求上。为了安一个“窝”，真是费尽心思，历经艰险。甚至在落实政策回到城市后，为了找间住房，仍折了多少腰，看过多少难看的脸。一直到1983年，才“混上一间可以安心放胆住下去的家”。薄薄一本搬家史，记录了许多辛酸苦辣的生活故事，折射出“审干”“反右”“反修”“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的侧影，里边不乏革命的曲折与残酷面，更有政治高压下的炎凉世态，当然还有知识分子的良知与种种心态。读此书有一种沉重，但这是历史的真实，生活的真实。

作者说，“七九年以后，像我这种情况的人，照例是不提往事的。过去那些年，仿佛是块空白，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大家全用向前看三个无可厚非的大字略过。9年来，我何尝不也是这么想、这么做的！只是这回无意中扯远了。我想索性也好：一个人破破例，冒点风险，让后世也了解一下这段历史，他们从而会更珍惜自己享受到的稳定日子”。我想作者这个用意是不该忽视的。这本搬家史也许可以作“野史”来读，这是可以丰富人们对于“正史”的认识的。别以为这是一本发个人牢骚的书，通过这本书，可以透视历史，这和“向前看”也不矛盾。巴金不也曾倡导建立“文革博物馆”，让后人记住我们民族有过这一段灾难历史吗！只有不忘记过去，才能更有力地把握未来，进取未来。

萧乾这本书写得朴实无华，又很有情味。他坦诚地回顾了自己在政治高压下的迷惘甚至怯懦，在独特的历史境遇中，个人很渺小，有些过失本也不必苛求，甚至无可非议。而作者的自忏是感人的，越发让人了解那个特殊年代对正常人性的扭曲。

书中还有多处写到萧乾和他的夫人文洁若在祸难之中相濡以沫的挚爱深情，读来格外动人。作者对于过去坎坷的遭遇不无悱怨，但并不后悔自己当初对于生活道路的选择。他说：“在不少方面，中国确实还不够美好，但我们终归是吃她的奶水长大的。对于这百年来天灾人祸，受尽欺凌的国家，总该有份侠义之情吧！”

[1]①本文发表于1988年3月6日香港《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