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研究现代文学与方言的关系已经多年，现在终于看到她的专著《方言与20世纪中国文学》问世，真替她高兴。认真拜读，获益匪浅。这是一部专论现代文学的方言资源运用及其得失的著作，扎实、大气、有创见。

该书讨论的是方言，却牵涉诸多理论问题，是“大题目”，要求能深掘到文学“本体”的深处。文学本来就是语言的艺术，研究文学语言是题中应有之义，只不过多年来专注于此者不多，即使以此为题，也往往停留于运动思潮的梳理，即所谓文学的“外部问题”。像王中的研究这样、真正切入到语言“内部”的，显得稀罕而且珍贵。

现代文学从古代文学的框架中挣脱出来，是为了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这个转型真艰难，到现在还不能说已经完成。要形成适合表现现代人思想情感的文学语言形式与规范，离不开汉语自古以来的源流，又要借助外力适度的欧化，还要对民间语言资源有所吸收。这几方面的吸纳整合难免磕磕碰碰，经过上百年的历练，终于初步形成了以白话文为基础的现代文学语言，这种语言影响和辐射到整个社会的语言生活之中。可是我们享用着现代文学的语言成果，却习焉不察，很少会关注其中的甘苦得失。我们也不见得意识到，和有几千年积累的古典文学比较，现代文学仍然显得不够成熟，而这种不成熟，相当程度还是体现在语言上。因为现代文学仍然面临难于绕过的壁障——语言的困扰。

现代文学在“获得”语言的公共性、流通性的同时，又可能牺牲了方言所特有的本真、自然和丰韵，以及那种能让特定地域读者享受到的亲切、甜蜜与传神（对于身处外地特别是在都市生活的读者来说，方言的气息、韵味也可能带来陌生化的阅读惊喜）。

这真是两难。

文学创作到底应当如何平衡好这个矛盾，在使用普通话创作时尽量珍惜方言的特质，适度保留这一“大地的馈赠”，“普遍的民族共同语”所带来方言文学的式微和地域文化的衰落，是否也是民族文化之痛？

王中的书对这些问题是警惕的。

有一个观点在始终支持她全书论述，即认为受意识形态制约的普通话，无形中会使人的语言生活纳入标准秩序严格编码，具有某种抽象性和一般性。而方言与人类日常感性的或经验的生活形态紧密相连，具有表达的多种可能性和丰富性，也更具体、自然和个体化。方言对于普遍语言规范往往起到破坏作用，它以此彰显人的本真自由，恢复人的生存常态。王中这个论断有点“过”，可能不够准确。语言规律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方言和地域文化的衰落是无奈的，几乎是不可阻挡的。但王中从文学与人文立场出发，是在强调文学中方言存在的重要性，甚至延伸开去，警惕所谓“现代生存状态”问题。这本书有它的深度，多少触及语言哲学，意义远超出一般的文学研究。

[1]①本文发表于2015年9月3日《中华读书报》，原题为《方言与地域文化的式微》。

当然，读王中的书，我们最关心的可能还不是这些理论问题，而是文学史以及文学创作的问题，是现代文学中的方言现象。

王中花费很多篇幅梳理不同时期作家、评论家有关方言的种种争议和讨论。比如顾颉刚就曾说过：“我们的精神用在修饰文字的功夫上的既多，我们的言语自然日趋钝拙、日趋平淡无奇，远不及一般不识字的民众滑稽而多风趣。我每回到家乡，到茶馆里听说书，觉得这班评话家在说话中真能移转听者的思虑，操纵听者的感情，他们的说话的技术真是高到了绝顶。所以然者何？只因他们说的是方言，是最道地的方言，所以座上的客人也就因所操方言之相同而感到最亲切的刺激。”

这段话容易让人联想到现代文学中出现过的“新文艺腔”。其实，在当代文坛，乃至普通的文化生活中，这种令人厌恶的“文艺腔”现象一直大量存在。甚至中小学生作文，也充斥着生硬的“文艺腔”。这就难怪为什么粗糙的网络语言有时反而显得鲜活，受到许多青年的欢迎，而掺杂有大量东北方言的赵本山小品又为何能大面积流行。王中对此有她的解释：这证实了方言能表达地域和人物的神韵，甚至能在文化商业大潮中悄悄变成一种噱头，使之因为陌生化、乡土化而成为都市文化的参照物，并由于这两种文化间潜在的互相嘲讽而增添了某种喜剧化效果，方言因为“奇货可居”而成为卖点。的确，方言的气息、韵味对于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来说，往往是一个“陌生的带着泥浆的梦”。

论评方言创作，是这本书的主要部分，也是最吸引人的部分。王中从方言角度的重新观察，有她的不少发现。

比如彭家煌，是文学史家注意不够的小说家，王中评价很高。她看出彭的作品有一种“特别的力”，那是文字的力，来自他独有的表达方式，以及对于方言的运用。王中说彭家煌小说像民谣一般充满乡间的谐趣、泥土的风味、自然的情调，又删去了歌谣形式上的简单、直白与粗俗。他撷取了方言中的有效词汇，沿用了当地口语中的部分语法，又在篇章结构上显示了一个受过新文化运动熏陶的现代小说家的匠心。

相对于彭家煌，台静农受到文学史家的关注是较多的，通常都把他当做是乡土小说的代表，会格外注意他如何师法鲁迅。王中却有些不同的看法。她认为台静农的小说题材和写作模式接近鲁迅，但在语言上却摆脱了“鲁迅风”，因为他有一种杂糅口语、书面语并吸纳文言文法的简练紧凑的文风。

王中不只是讨论语言运用的艺术，她很重视语言背后的思维问题，提出了“方言思维”这个概念。这是她的创造。比如讨论沙汀为代表的川味小说，就指出只有体会其“方言思维”，才能进入作品特殊的艺术世界。认为四川人性格中似乎天生有一种调侃，以及调侃之中的狡猾气息，而这种思维习惯和四川方言是互为表里，密切相关。书中注意到川人交谈时就多用“调笑”的方式，而沙汀等作家干脆就把四川人的“调笑”搬进小说，结果就强化了川语“调笑”的场面，甚至呈现出“争吵”的效果。读沙汀小说，的确有这种阴暗而吵杂的感觉。类似这样的从“方言思维”角度的评说，的确是有新见的。

更值得注意的还有对老舍的评论。以往论者都关注老舍语言的功力和创造，而王中的着眼点在其北京土话的运用。她不厌其烦地统计分析《骆驼祥子》中的儿化音，以及遍布全篇的北京土话，看这些语言运用所产生的特别效果。认为《骆驼祥子》是老舍方言写作的集大成者，老舍第一次在小说中放开手脚运用北京方言。对一些有音无字的方言词汇，老舍还做了首次“命名，如“出溜”“念道”（有的作家用“念叨”）等。王中对老舍的语言成就，特别是方言创作的贡献，评价是很高的。

王中对现代作家方言写作的评析，并不止于艺术判断，而且还会引发更深度的思考。比如，在讨论老舍创作之后，王中就指出一种倾向——北京话已向四面扩展而逐渐向普通话靠拢。老舍当年奉将令提出的两点，其中保障语言的纯洁性，不能让方言泛滥成灾如今是做到了，但另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希望作家洗练出方言土语中最富有表现力的词汇，丰富我们的语言，恐怕是很难达成了。

读王中的书会隐约感受到某些“忧患意识”，她透过创作现象，看到现代文学语言变革所面对的某些“危机”。她对现代汉语的状态有点忧心忡忡，因为她看到现代汉语已经一定程度上被欧化、被“驯服”了，面对鲜活的社会生活，汉语的表达（起码在文学创作上）有了障碍，它的想象力和表现力日益被“沙化”，活力在衰减，想用语言表达某种微妙的状况，有时就捉襟见肘，非常不够用。像人们说方言时的那种痛快淋漓，已经是某种奢侈。这恐怕不只是作家的困厄，普通人亦有类似的感受。

在方言和地域文化日益式微的当今，我们的作家还能在多大程度上让“大地的语言”继续发声？人们还能在语言的疆土上尽情驰骋吗？

读王中这本有意思的书，我们不得不直面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