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轻人现在不太欣赏郭沫若，认为他的诗歌太过张扬，几乎就是感情无遮拦的宣泄。其中有审美习惯和艺术形式的接受问题，但也有评价的标准问题，这里要讨论一下，应当如何看待诗人与文人？

现在社会上对郭沫若的为人存在着一些误解和苛求，影响到对作品的接受。如果郭沫若是一个纯粹的诗人或者文人，象郁达夫那样，也许人们对他的要求就不会那么高，也不会那么多误解。郁达夫很浪漫多情，在爱情婚姻方面多变，人们不会太过苛责，反正就是浪漫文人嘛？而对郭沫若好像不是这样。为什么？可能身份不同，人们对他要求也不一样。郭沫若出名早，等于是五四文学创作实绩（主要是诗歌）的代表，现代诗歌的开山鼻祖，地位非同一般。还有，就是郭沫若始终和政治关系密切，参加过北伐，参加过南昌起义，抗战时期担任过国民政府战时文化领导机构“三厅”负责人，又曾高调批判蒋介石不抵抗主义。他一直是所谓风口浪尖上的人物。新中国成立后，新政权希望得到郭沫若文坛元老身份的支持，位居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科学院院长等高职，历次政治运动都难免要表态，而他的位子始终没有受到大的影响。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没有受到很多冲击。郭沫若不是书斋中的文人，在社会变迁中总是走在前端，给人印象就是“趋时”而“多变”。的确也有很多“趋时”的事例。“文革”开始，他表态说自己过去的书都没有价值，要烧掉。“文革”期间出版《李白与杜甫》，贬杜扬李，迎合毛泽东的观点。“文革”中农业学大寨，郭沫若很支持，临终留下遗嘱，要把骨灰撒到大寨土地上。四人帮倒台后，郭沫若又写一首打油诗，可谓风靡一时。那诗是：“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有些人就此认为，郭沫若是“跟风派”，“趋时派”，没有气节，立场“多变”。这个看法在过去政治化年代，是带有人格贬损的。因为那时强调立场坚定，后来改革开放，人们似乎又变得很讨厌政治，要远离政治，对郭沫若的政治“多变”更是反感，由此影响到对郭沫若人格及其作品的评价。其实这种评价是缺少历史的同情，不太考虑特定历史条件对人的行为制约，而且基本上是把政治评价道德化，其实本身也可能是基于一定的政治立场。

前些年有一本《反思郭沫若》，丁东编，是报刊上一些文章的汇集，其中许多对郭沫若的批评，也是“政治评价道德化”的。我注意到其中有一篇是余杰写的，标题是《王府花园中的郭沫若》，说郭沫若是1949年以后的“第一文人”，位置最高，实际上是“倡优畜之”。其中谈到郭沫若坐在王府花园中，“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连自己的儿子都可以牺牲，就没有什么可以坚持的了。这种批评非常厉害，几乎完全否定了郭沫若。这篇文章所依据的史实靠不住，是一种猜想。事实是，“文革”期间郭的儿子被农大造反派抓去，这种事情在“文革”初期并不少见，不见得被红卫兵抓去就是死路一条。郭的夫人于立群很着急，希望郭能和周恩来说说，解救儿子。郭非常犹疑，怕干扰周恩来，就没有去找周，没想到他的儿子被打死了。郭为此终身遗憾。余杰文章是把郭没有救儿子想象成了保住自己职务，连儿子都可以牺牲。这当然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笔法，但也代表一种极端否定的思维。到底如何来评价郭沫若这样一位诗人？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可以展开充分讨论。有一条必须坚持：对历史人物还是要“知人论世”，对诗歌和作品也要“知人论诗”，这是研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人们对文人容易有偏见（往往是文人对文人的偏见），认为从政就是堕落，而且总是从道德层面看待在政治化的年代一些文人的迷误。郭沫若的确是紧跟时代的，是多变的，但是郭沫若即使在“文革”期间，也没有做过出卖别人的事情，他只是一个卷入政治比较前端的文人。“文革”期间可以说绝大多数人都会迷惘，立场变化并不奇怪。历史有很多层面，评价不能单纯出于一种道德化的眼光，而且应当有历史的同情。“文革”是整个民族的灾难，大家都卷进去了，在那种冷战的世界格局中，毛泽东的激进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在其中有几个是清醒的？现在回忆文革的文章，很多都是“事后诸葛亮”式的清醒，中国人缺少那种忏悔意识。我们进行历史研究，要进入细部，要有一些同情的理解。我们不是为郭沫若翻案，而是说他为什么“多变”，要有分析，有历史的同情。为什么我们现在能对周作人、胡兰成的“多变”都可以原谅且始终赞赏，唯独对郭沫若要这么苛求呢？

郭沫若的创作生活道路是多变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五四”时期。主要作为浪漫主义的天才诗人，以《女神》喊出了时代的真声音，震醒了一代青年，释放了被压抑的社会心绪，满足了时代的精神需求。这是郭沫若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他的个性得到充分的表现，自我实现的程度很高。这当然跟“五四”时期特定氛围有关。那种宽松、自由、充满朝气的环境也有利于形成郭沫若浪漫的人格与创作风格。

第二个段落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郭沫若变为“诗人—社会活动家”。由“文学革命”、“两个口号”论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郭沫若常因其文名被簇拥到政坛，虽然其浪漫的个性并不宜于政界，却也以相当多的精力投入社会活动。他的创作告别了“五四”时期那种朝气，而逐步强化了现实感，而浪漫主义的想象力和激情也衰落了。从文人普遍感时忧国的时代风尚看，郭沫若这种转变是必然的，甚至也是必要的，然而这种转变并不适合郭沫若那种天才型、文艺型性格。郭作为浪漫诗人的心理、性格不能不被现实政治需要所束缚，这一时期虽然也创作过历史剧《屈原》这样有影响的作品，但总的来说，郭沫若的创造力与时递减。

第三个段落是中国内地解放后，郭身居高位，杂务缠身，虽仍不时动笔，但多为应制之作，艺术上已不足观。

综观郭沫若的一生，前后期有很大变化，但郭主要以诗名世，是诗人、文人，并非政治家。他留给人们的也主要是诗。所以评价这样一位人物，应着眼于其诗，特别是《女神》等早期诗作。后期郭沫若最为人诟病的是表现太趋时，但考其心理性格特征，此“趋时”仍可说主要是文人表现，大可不必以政治人物的标准去要求和衡量。况且郭沫若毕竟是一个曾经非常真实过的人，那是一种比较彻底正视人性一切方面的真实，一种令传统的沉闷心态难于忍受的真实，这就很难能可贵了。一个社会所要求的文学产品必然是多方面的，既要有哲人式的深邃，也要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真诚的情感，我们应当承认，现代文学的这两方面都还太少。正因为这样，我们应以宽容和知人论世的态度去评说郭沫若其人其诗，理解和珍惜《女神》等“五四”文化遗产，而不是苛求这样一位天才诗人。

郭沫若是个天才，但也有凡庸的一面，两个方面交织成他的一生。因为是天才，又出了大名，所以他凡庸的一面表露出来时就格外的引人注目，人们也容易苛求他。他写作《女神》的时期主要是天才的部分表现比较充分，吻合了那个时代，发挥到极致。郭沫若这个形象不是郭沫若一个人形成的，是那个时代把他营造出来的。读者的阅读也参与了这个营造。五四时期他可能也有很凡庸的部分，但被天才的光彩所遮蔽了。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郭沫若诗歌创作的高峰已经过去了，虽然戏剧和史学研究方面有一定的成就，但作为一个诗人，天才的成分越来越稀薄，凡庸的部分开始突出出来。特别是那时他参与了民族解放运动，参加许多进步的社会活动，他的一些文人的毛病就更加引人注目了。

理解郭沫若，大家应该把他看作一个诗人，本质上是一个浪漫文人，他后来转向从政，不全是自己的意愿，是时代把他推到了前端。文学与政治本来就存在歧途的，诗人和政治很难搅到一块，搅到一块容易出问题。郭沫若是一个诗人，从政后很多地方表现就尴尬，俗气，用道德化的眼光来看，自然就很惹眼。有些研究者把政治看得很肮脏，认为任何人从政必然人格分裂，似乎郭沫若就是扭曲了的本性去从政的，这也是出于道德化立场，表面上有道理，但往往脱离现实。道德化是指纯粹用道德不道德这样的眼光去看历史人物有时候会看不太清楚，并不等于我们评价一个人不需要考察他的道德。郭沫若也许在道德上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但是不应该因人废言，他在历史上的贡献，他的创造还是应该得到客观的评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