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大革命”过来的人，特别是知识界，大概都不会忘记郭沫若声称要全部烧去自己的书一事。

1966年春夏之交，批“三家村”“四家店”正搞得热火朝天，有识者无不为文化事业与祖国的前途担忧，报上忽然传来郭沫若表态“烧书”的事。据说郭老声言：“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把它全部烧掉，没有一点价值。”还表示紧跟时潮，要去“滚一身泥巴”“沾一身油泥”“染一身血迹”，在帝国主义打进来时，上前线“投几个手榴弹”。这番表态引起很大震动。作者当时正在大学读书，记得学校中马上有许多大字报传抄并评论郭老这番讲话，将郭老的历史和著作批得一钱不值，并上纲上线，指斥郭沫若是文艺“黑线人物”，是“投机”分子，云云。有人由此展开对郭老的人身攻击，更多的人则对郭老的表态大惑不解。

最近郭老的秘书戎笙追忆这件事，才将郭老说这番话的背景和发表的经过公之于世。原来“文革”发动之初，极“左”思潮迅速蔓延，从批“三家村”、“四家店”很快发展到“横扫”一切学术权威，许多年轻的学生还直接写信给郭老，对他几十年来的著作，包括文学、史学、考古、文字学等方面，无不挑剔批判，多半是些幼稚无知而又狂妄的“胡批”。例如有几封来信，对郭老的词《满江红》中的“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这一句提出批判，说全国人民都在唱《东方红》，你却说“东方白”，居心何在？甚至上纲上线为“反毛主席”。此外，对郭老20世纪30年代参加“两个口号”论争，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曹操翻案，对农民起义评价等，都一一进行无理的指责和批评。郭老阅读大量来信，并不因为年轻的人无知无理而生气，但对“文革”煽动年轻人狂热地否定历史，否定传统的做法感到担忧。在与秘书的交谈中，郭老曾就“两个口号”论争等问题，说明历史的真相与自己当初写有关文章的动机。他说，我在日本时，写了几篇赞成“国防文学”口号的文章，如《国防·污池炼狱》《我对于国防文学的意见》《葸苗的检阅》等。那时，在日本写反帝爱国的文章是要担很大风险的。这就是向蒋介石投降吗？当时在日本千辛万苦写了一部《甲骨文字研究》，国内找不到地方出版，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的傅斯年答应在该院发表出版，稿费从优，我都拒绝了，回信说“郭某耻食周粟”，讲的就是一点骨气。抗战爆发后我又马上回国参加抗日战争。说“国防文化”口号是投降主义，是不能服人的。显然，郭沫若对当时“横扫一切”的极“左”做法不满，甚至有点气愤，但他并不全盘否定自己的历史与过去的著作。

1966年4月14日，就在与秘书这番交谈后一二天，郭老参加了人大常委第三十次会议，在小型讨论会上做了即席发言。因是讨论，又是在“批字当头”的气氛下，郭老讲到自己时用语未免过于苛严。郭老是诗人，容易激动，兴之所至，随想随讲，像“全部烧掉”“投几个手榴弹”之类，都是带感情色彩的极而言之，是一种表态，不一定真就是要具体去做那么回事。郭老讲完后就到外地去了，根本没想到这一番话会被弄出去，引起一大风波。此时康生正在上海起草“五·一六”通知，了解到郭老讲话内容，马上指令《光明日报》发表。郭老秘书依照惯例，向报社表示最好请示郭老后再决定是否发表。由于是康生的命令，报社总编不敢耽搁，就从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借来记录稿，整理后加上一个《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的标题，在4月28日报上发表了。康生明知郭老的那番话不过是兴之所至的即席发言，却在未征得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强令报纸发表，目的是为了制造文化高压的空气，为进一步发动“文革”，全面批整知识分子做准备。郭老对此显然有苦难言。他的这番讲话发表后，客观上也给广大知识分子造成很大压力与迷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