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萨诺瓦① 用柠檬作为避孕工具
时间回到2003年，这话出自一位杰出的宏观经济学家之口，他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主讲嘉宾，刚刚说到“卡萨诺瓦用柠檬作为避孕工具”，这群一起吃午饭的人，都是些专心致志的经济学家，瞬间瞪大眼睛。屋子里95%的人（先生们）都在想，“天啊这是怎么做到的？”而余下的5%（女士们）则暗自思忖着，“哎呀这⋯⋯”我呢，则是后者之一，着手记下关于这个不可思议的性相关事实在听众中进一步的反映。
卡萨诺瓦这诱人的行为暂且放在一边，发言者引入一个很好的观点：20世纪以来，性价值观上的自由主义本身就是一个经济学案例。在这个案例中，宾州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经济学家提出，避孕措施上的技术革新，已经明显动摇了关于，好吧，关于性行为的成本效益分析。这项分析每天来自于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简言如下：“我今晚到底要不要做爱呢？”
这种新“技术”，起源于教育和平等的改变，继而逐步过渡到性领域。如果你质疑经济因素是否真的作用于这个日益纷繁复杂的社会演变过程中，请思考如下证据：
•在1900年，仅6%的19岁未婚女性有过性行为，而一个世纪之后，19岁未婚女性该项比例为75%。
•避孕措施的技术在近五十年间使预防怀孕变得更为有效；即便如此，同期未婚女性的生育数值仍然从5%激增至41%。
•尽管这种趋势导致了数量更为庞大的婚外生育，66%的美国人仍然相信婚外生育是对社会不利的。
•婚前性行为与家庭收入紧密相关。最贫困家庭中的女孩子婚前性行为比例高出最富裕家庭的女孩子50%。
•婚前性行为也许已经成为常态，但它并没有完全洗脱污名；35岁以下人群中仅有48%的女性和55%的男性认为婚前性行为不是道德上的错误行为。
•针对青少年怀孕的态度与家庭收入相关。68%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女孩子表示，对于怀孕她们会感到“非常心烦意乱”，相比之下，有相同感受的女生在低收入家庭中仅占46%
•婚姻逐渐演变成富人的一项特权。在20世纪60年代，大学毕业群体的结婚率与仅为中学毕业的群体基本持平（为76%对72%）。如今教育水平较低的群体结婚率滑落至48%，而大学教育水平的人群仍然保持着64%的相对较高结婚率。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美国调查机构）研究显示，在19岁到29岁年龄层之间的年轻成人中，超过其他任何年龄段的一代，不知道婚姻的意义何在。44%的报告表示婚姻制度已经过时了，仅30%的人认同观点“拥有成功的婚姻是生命中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为了阐明这些行为和信念是怎样共同作用，转化了人类整体的性行为的，让我们以一位女性的经历作为开头，她的人生大抵分为三个阶段。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简，在17岁那年她离家出走了。在此之前，简曾是女子寄宿学校的一名优等生。她所在的学校可不是那种毗邻贫民区、楼宇破败、学生毕业后就会以女服务员为业的地方。不过，当其他的学生毕业并进入大学深造后（为了找到如意郎君或者获得学位），简却选择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简在这一年把时间花在和那些与她生活迥异的女性同伴相处上。与她不同，同伴们的成长之路都与贫困为伴。有些是性工作者，在幼年就开始从事这类交易，听命于她们这行的“老鸨”。有些则是从其他地方搬过来的，就为了能够和她们的男朋友住得近些——她们的男友正在本地监狱服刑。其他的一些在年龄很小的时候就陷入绝境并且再也没能逃出来。
事实证明，简的朋友们（即使是那些并非性工作者）也是相当的鱼龙混杂；她们与很多男人保持着性关系，有些男人待她们还不错，有些则不然。她们淫乱的生活并不是因为缺乏基本的道德底线，而是经济因素作用使然，于是她们在“今晚我要不要与他做爱？”的问题上，回答往往是“为什么不呢？”
那么，这些经济因素是什么呢？
好吧，首当其冲的，教育。自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劳动者希望在经济上成功就需要一纸大学文凭。这个不争的事实不仅仅体现在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者收入更高、升迁更快，同时也在低教育水平的劳动者收入逐年降低上得到印证。实际上，简在贫民区待的这一年，大概是那些仅有中学学历或更低的人群，实际收入下降三十年区间的开始。这种下滑使得受过良好教育和缺乏教育的职员收入之间的小差距拉开成为鸿沟。
也许当时这些女性对于其谋生机会因为缺少教育背景而变得越发局限还浑然不觉；但是对于第二个经济因素她们已经有了痛苦的认知：社会地位低下女性的婚姻前景黯淡。监禁率也在逐年攀升，实际上，简有三个以上的朋友，她们的男友都正在服刑。就算没有犯罪记录，纵观低薪资男性的收入前景也难以维系一个家庭的生活。在这个时代，即使是更加成功的男性也开始寻觅能够对家庭收入做出相同贡献的妻子，就是说连高收入男性也不再愿意考虑与缺乏教育又没有工作的女性结婚。
因此，当大部分女性还在害怕性生活混乱会影响她们的终生收入和婚姻前景时，简的新朋友们感到自己根本没有什么指望，更不用说顾虑她们的性行为史了。她们那种令人绝望的生活理念是：一次不合时宜的怀孕或者“淫乱”的坏名声对于她们当下和未来的生活水准几乎改变不了什么。
于是，对于“我今晚该不该和他睡？”这个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当然了，为什么不呢？”她们也的确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简的故事的第二部分，是从与一名当地皮条客之间令人惊恐的对抗开始的：那人不择手段地拉她为自己工作。也正是这段艰难时光让简意识到，她偏离传统道路的决定也许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于是简抓起手袋（除此外一无所有）一路跑到某家航空公司，这家公司出于对她的怜悯，给她提供了一张机票，允许她飞越这个国家投奔她的姐姐——正是她姐姐给她提供了避难所和人生第二次机会。
我们将在第六章回顾简这个人生阶段的细节，但现在我想先跳过这部分，讲述她人生的第三部分。这是她真正找到自我的阶段，巧合的是，她正与我一同坐在这个房间里，好奇着柠檬是如何充当有效避孕工具的。
那些每天醒来都会发现起居室被室友搞得一片狼藉的日子已经远远地被简抛在身后。虽然目前她仍然单身，确切来说是离异，独自抚养一个幼子，另一个孩子也即将出生，但如今的她受过高等教育，独立自主，最近刚刚开始在一所知名大学深造哲学博士学位（简称PhD）。① 同样是这位简，曾经一度认为自己与其他淫乱的女人一样，站在将被剥夺公民权的悬崖边；如今已经跻身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中，（事实证明）二十多岁的性生活混乱不堪的女孩如今已走上了攀登经济阶梯之路。
简所在学院的新朋友们都受益于逐渐拉大的工资差距，收于均远高于接受普通教育的女性，或男性，以及过去的自己。她们这个群体不仅隶属于接受过高等教育女性的新生代，也是第一批接受过高等教育，较之平均水平，较之男性均更胜一筹的一代。寻觅受过相当或更高教育的丈夫变得难上加难——似乎所有女性都在为接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男性竞争。
简的新朋友，时常徘徊于完美（例如受过高等教育且有高收入）男性或者同样性生活混乱的人之间。她们也许不像简人生第一阶段遇到的女性那么滥交，但比起前述女性她们简直是“更胜一筹”。这些女性的混乱私生活并非源于道德底线的缺失，这点雷同，但主因则是来自良好的成本效益分析，再没有什么其他显著原因可以阐述了。
得出这种结论的原因非常简单：对于放荡淫乱，这些女性面对更少的不良影响。简的女伴们知道如何避免怀孕或染病，而且她们在男女关系中，具有坚持要求采取保护措施的议价能力。那么淫乱生活是否仍会导致一次不合时宜的怀孕呢？好吧，那就意味着独自抚养孩子或者终止妊娠。
而最重要的是，这些女性不会感到羞耻或者担忧，她们不会再经历母亲和祖母那个年代未婚先孕所要面对的那些惨痛经历，所以结论是，她们在这些事情上没有成本。
而这正巧把我们带回到卡萨诺瓦和他的柠檬上来。
——避孕技术简史
大众对于婚内出生率的下降存在一种普遍误解：认为这种下降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避孕药开始被广泛应用之时。事实上，生育率下降却是早在两百年前工业革命开始之后就开始了——众多夫妻为了得到技术工人的高工资而减少了生儿育女（这个话题我们晚一点再谈）。口服避孕药似乎使女性更容易控制她们的生育时间，不过她们其实已经有很多控制生育的方法达几个世纪之久了。
举例来说，在美国，1800年代普通女性在她40岁之前生育七个子女。这个数字在19世纪的数十年间持续下降，直到20世纪30年代，普通女性人均生育仅为两名子女。所以说在避孕药投放市场之前的30年间，出生率已经降低到当今的低水平。
纵观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性交并避免怀孕的唯一方法就是性交中断——亦称体外射精。晚婚也对缩短女性生育年限起到辅助作用（在私生子几乎闻所未闻的时期），这是由我在简介中提到的托马斯•曼积极促进的。高单身率也有助于降低平均出生率（而且，实际上，在生育高峰多生孩子的“贡献者”并非那些已经拥有四五个子女的家庭，而是那些从没有孩子到生育一名子女的女性）。肛交和不射精也被用来控制过多生育，但是显然这些技巧在性工作者中更为常见。
避孕套的出现可以追溯至300年前，不过第一种切实有效的避孕技术却是子宫帽，自1838年开始启用。正如我们早已听闻的那样，卡萨诺瓦（1725—1798）想出一个类似的主意，使用柠檬作为屏障，不过这种方法并没有流行起来（也许因为只有像卡萨诺瓦这样魅力四射的男性才能说服女人把半个柠檬放进自己的阴道）。
在19世纪50年代，查尔斯•古德伊尔研究出如何硫化橡胶，使生产更为舒适、价格低廉并且避孕更为有效的避孕套成为可能。价格大约为每打34美元（按照现今实际工资水平估算），频繁使用避孕套对于普通工人仍显昂贵。实际上，它们太贵了，以至于男性通常的做法是把避孕套进行清洗后反复使用。
膜片的应用始于1882年，紧随其后，宫内避孕环（IUD）自1909年起开始应用。乳胶避孕套则在1912年开始生产，谢天谢地，这一次避孕套总算更加便宜，可以一次性使用了。
——所以，小药片的出现才是淫乱变得普遍的罪魁祸首，对吗？
看起来自从女性可以更加容易地预先控制自己免于怀孕，越来越多的女性认为从婚前性行为中的获益远超过其所付出的代价。更易操作的避孕措施，独具实用性的避孕药，可以被轻易推论为需要直接为此类行为模式的改变负责——如果不考虑一些混合因素的话：如果女性现在能够更加轻易地进行性交，就是因为这么做的风险变小了，那么为什么婚外怀孕率却在避孕措施革新的同时期增长了呢？
避孕技术的改进降低了混乱的性行为在概率意义上的“成本”。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婚前性行为的成本取决于女性怀孕和/或患病的几率乘以其怀孕和/或患病所引发的一系列成本。因此任何一个可以降低相关成本或者风险的因素都将降低婚前性行为的预期成本。
例如，想象一下1930年女性在与丈夫以外的男性反复发生性关系时，有85%的几率怀孕。再想象一下一位女性如果怀孕就会失去嫁给一位有良好收入男性的机会（因为她现在要背负有私生子的坏名声），并且作为失去这个机会的后果，她将失去未来能够获得的50000美元收入——这是如果她没有怀孕并且嫁给一位有良好收入的男性的话她能获得的金额。那么这位女性无保护措施的婚前性行为成本，以此推算，即：
怀孕概率0.85×放弃的婚姻收入$50000 = 预期淫乱成本$42500
现在换种假设，乳胶避孕套已被广泛应用，这位女性可以坚持让她的性伴侣在发生性关系时使用避孕套。如果使用乳胶避孕套后怀孕的几率变为45%，这实际是1934年避孕套的避孕失败概率（据科普报告），那么预期婚前性行为成本为：
0.45×$50000 =$22500
给她一个选择——使用避孕套进行性行为，便将婚前性行为的成本降低了20000美元。
任何一位经济学家都会告诉你当价格下降时，对于优质服务的数量需求将上升，这就是为什么在画曲线图时，以数量为横轴，价格为纵轴，则该曲线表现向下倾斜。因此，当避孕措施能更有效地减少怀孕和疾病后，更多的女性（当然还有男性）选择在婚前发生性行为就不令人意外了。不过，理所当然的，这些女性中的部分人仍然会怀孕，因为即使采用避孕措施，怀孕的风险并未降至零。实际上，从统计学上讲，45%发生性行为的女性仍会怀孕。
尽管避孕技术已经进步，未婚先孕的女性数量却没有下降；该数量反而上升了，这表明淫乱案例中的女性人数远多于在发生婚前性行为时能够理性选择采取有效避孕措施的女性人数。
为了理解事情经过，可以建立一个简单的模型：在社会上极力反对发生婚前性行为的人中，选一部分分成截然不同的两组。第一组避免婚前性行为是因为他们担心计划外的怀孕而非对婚前性行为的谴责。而第二组参与者则是担心因婚前性行为遭非议而非担心意外怀孕。当然，现实中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地同时担心怀孕和谴责这两个方面，但是在分组上的这项区别将更能清楚地解释参与者是如何转变的。
接下来，将有效的避孕措施介绍给这两组之前禁欲的人。婚前性行为仍是遭到谴责的，但现在有一小部分人，就是那些仅在意怀孕风险的人，开始变得更加大胆。他们形成了一个相当淫乱的小团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人也开始加入这个团体。他们这样做并非因为怀孕的风险减少了，而是因为这个团体的行为已经改变了社会观念，使之变得可以被社会所接受。原先属于第一组的人加入进来是因为怀孕的风险下降了，原先第二组的人加入则是因为婚前性行为变得不再遭到过多谴责了。
所以，每个人都开始在婚姻外发生性行为，因为这变得风险更小并且更容易被社会所接受。不过当女性与男性发生性关系时，总是有可能怀孕的，而且在未婚情侣间发生的“性事”增加了，相应的非婚生子数量也就增加了。加之避孕的效力减少了婚内生育，那么未婚生育的女性形式上增多就不足为奇了——这是个数学性的必然。
以杰里米•格林伍德和纳兹•吉（NezihGuner）这一章节所做的研究作为基础，避孕药的实用性在增加婚前性行为方面仅仅是个配角。他们推测2002年有75%的未婚青少年有过性行为，而其中使用避孕药的仅占一个百分点。他们提出，我们不能因此认定避孕技术不重要，不过相比药片仅是多种有效避孕手段之一，这些避孕技术共同导致了社会上滥交行为的激增。
——你应该知道性行为的好处，但你知道它的成本吗？
在简的故事里，我们了解到两种不同的女性。第一种是那些几乎没受过教育或者希望有个光明经济前景的姑娘，她们滥交是因为其成本并不高。第二组女性是那些既受过良好的教育又经济独立的女人，她们的性生活混乱并非因其成本低廉，实际上该成本相当高昂，不过她们承担得起此项成本。
我所说的这些特定成本不包括日常穿着和独自养育孩子导致女性承受身心重负而造成的心酸眼泪；那些成本在个体与个体之间千差万别。我所讲的成本非常特定——是由部分女性和男性承担，他们没能完成学业并且/或者没有在事业上投入的那么多——像如果他们没有遭遇意外怀孕会投入时的程度。这类成本对于我们的故事非常重要，尽管在过去的五十年间性行为混乱逐渐变得司空见惯。
首要的经济因素是大学教育重要性的攀升。根据美国国务院人口普查，18至24周岁登记在册接受高等教育的比率从1973年的24%上涨到2009年的41%。上升的大部分登记数来自于大学里增加的女性；在1999至2009年间，全日制女性学生的数量增长了63%，相比之下全日制男性学生仅增长32%。如此急速攀升的女性学生数量并非因为女性在追赶男性的水平：在1988年，女性已成为接受高等教育学子的主力军。在过去四十年间，大学女生的占比从30%增加至60%，而在2010年，36%年龄在25至29岁之间的女性完成了一个学士学位，同龄男性该项比例仅为28%。
这种大学教育中的稳步增长对于那些没能跟上脚步的人来说具有重大影响。第一个影响是，当总人口中完成大学教育的比例加大，没能接受高等教育的个人就逐渐遭遇更多的排斥，而且从一定程度上饱受非议。没有高学历的烙印延续到工作岗位上，雇主们逐渐变得更期望职员拥有大学文凭，即便很多工作本身由中学水平的员工已经完全可以胜任。结果就是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被安排在低薪酬、低技术含量的工作岗位上。
低技术含量的职位具有经济学家称之为极扁平化的收入特征——低技术工人的工资基本不随着工作年限的累积增长。正因如此，低技术工人不会因劳动力中断而受影响（比如中断工作去花时间照顾幼子），这与高技术劳动者不同。高技能工人，随着工作经验的累积其收入也水涨船高，当他们脱离工作岗位花时间照顾孩子后，其当时的收入和未来可预见的薪资都会减少。
对于劳动者的第二个影响是，处于增长的教育分级底层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处境总体来看雷同于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之间拉大的薪酬差距。公司肯花费更多的钱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员工身上，来补充他们的技术才能——资金是从缺乏教育的员工的预算中抽取的。这意味着受过教育的劳动者工资增长了，同时缺乏教育的职工工资下降了。实际上，经过一些估算，自20世纪70年代中叶至90年代末期，仅有中学学历的普通劳动者，男性工资下降30%，女性工资下降16%。
考虑到受过教育已成为找到工作和挣到最低生活工资的重要条件，也许你倾向认为年轻女性和男性应该小心地避免任何阻碍他们留在学校里的事情发生——比如怀孕。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随着教育变得愈发重要，在青少年和大学生之间的婚前性行为和滥交早就该减少了。事实并非如此的原因是，有很多年轻人，不论他们如何选择，他们都不可能留在学校了。这是实情，理所当然，因为高等教育并非人人都能负担得起。
我们将在第七章讨论青少年的性行为时，回到糜烂的私生活和教育之间关系的话题。目前只要说明年轻人愿意变得性生活混乱正因其受制于大学的学费，这就够了——学费越高，年轻人越倾向于成为性行为投机者。这就部分解释了为什么较之其他发达国家，美国的青少年怀孕率如此之高——那些国家提供的高等教育价格更加的平易近人。
显而易见，学费并非一些学生不愿意继续深造的唯一合理原因。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他们预见不到一个光明的前景，滥交的成本就明显低得多——相比那些寄希望于得到良好教育和更高收入的学生来说。
女性过去避免性行为的原因之一，是害怕有性行为史这一事实将向有可能成为自己未来丈夫的人传递不好的信号。它表明：这个女人将来不会是个忠贞的妻子。婚前性行为日趋成为社会常态，但是对婚姻的预期在未婚男女做性行为抉择时仍然发挥着作用。
——女性（或者男性）有孩子不适合
在交友网站上花费十分钟就足以说服任何人——未婚先孕将会限制孤独的单身人士在婚姻市场上的选择。我不止一次地在在线约会概要中看到，正在寻觅爱人的人在描述中写道“‘不考虑有孩子的女性’这句话哪个部分你们看不懂？”
我没有阅读很多女性的在线约会概要，所以不太清楚是否女性也像男性这样在她们的首页坦率地注明寻求无子女的对象，但是我的确知道很多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不会和有孩子的男人约会。作为一名父亲在女性眼中就表示：比起没有负担的追求者，一个有孩子的男人的财力和精力都要有限得多。
这就像一个朋友曾经对我说起过的：“为什么我要和一个有孩子的男人约会？他会拿本该花在我身上的钱去给他的孩子买滑雪服。”（实话说来，我才不吃这一套。）
如果孩子只是一夜风流的意外后果，而不是什么认真关系的结晶，也就是说这些为人父母的人其实并没有心理准备生命中会有这么一个孩子出现。而作为女性，无论是婚前还是认真的感情关系以外有了孩子，在可能成为未来丈夫的男人眼里都是淫乱的象征。而作为男性，有个自己都不想被牵扯的孩子，这在未来妻子眼中，就表示这男人即淫乱又没有担当。
人们应该因为害怕影响未来的婚姻前景而尽力避免性生活混乱。考虑到这点，对于日渐增长的滥交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人们觉得不太可能会结婚，于是婚前性行为就变得草率起来。或者至少，他们会在多年之后才可能步入婚姻殿堂，那么在自己年轻时先享受几年荒淫无度的日子也无伤大雅。
正如我在简介中提到的，当代年轻人普遍观念是，婚姻并不能保证未来生活幸福。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研究显示，年龄在19至29岁之间未婚未育的人中，仅66%表示在他们人生中某个时刻有可能会结婚。这些年轻男女可能会在他们有生之年的某时刻结婚。近几十年间，人口中结婚者的比例一直稳定地维持在占压倒性多数的90%左右。但是在过去50年中，结婚率（在任一时点已婚的人口比例）一直呈下降趋势。
受婚姻率下降冲击最大的人群是那些低技术——当然因此也是底薪的人们。如果我们回顾我之前阐释乱交的经济成本时举的例子，并且假设我们的女主人公仅有48%的机会结婚，即使她没有意外怀孕，其真正的预期滥交的成本大概就是如下的样子：
怀孕概率0.85 * 成婚的概率0.48 * 放弃的婚姻收入$50000 = 预期滥交成本$10800
就算避孕措施的有效性没有提高，她的婚前性行为成本也下降过半，这导致她更加不会选择等到与所期待的高收入男性成婚后再开始性行为。
当然，这是个简化观点，还有很多其他我们应该考虑进去的因素，这些因素共同刺激了人们变得淫乱。比如，意识到他们在20多到30来岁才有可能结婚后，男男女女在他们遇到对的人最终步入婚姻殿堂前，就会和多个性伴侣发生婚前性行为，而不是仅仅一个。由于现代人可以离婚，缓解了我们寻觅具有忠贞属性伴侣的需求，比如处女；因为轻易便能终结的婚姻关系使人们在婚姻中不再必须保持忠诚。年轻一代可以独立地做决定，不再遭遇家长强迫他们违背自己的意愿，与发生过性行为的对象结婚。他们觉得和对方做爱会很愉快就会去做，不用顾忌对方是不是个糟糕的伴侣。
事实就是年轻一代都希望在成年后结婚前，远离父母独自生活一段时间。比如在中学毕业后如果能继续在校深造，他们就脱离了父母的监管，也有了“志同道合”的同伴，丰富而混乱的婚前性行为自然也就增加了。
这些经济因素，当然还有其他的，共同导致了更具风险的性行为趋向于社会常态。不过在两性之间的淫乱性行为日益增加的同时，另一群体却在经历着乱交现象的减少：男同性恋。
——同性相吸，一个爱情故事
随着多个国家的婚姻法革新以及对同性恋情更大的社会接受度，似乎男同志们甚少选择草率性爱，取而代之，他们会建立正式地恋爱关系。
在1996年，一项美国的民意测验显示，68%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反对法律允许同性婚姻并拥有异性婚姻的同等权利。仅仅15年后，很多人已经改变了他们对于同性婚姻的态度；仅44%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同样的，对于同性性取向的容忍度，普遍看来也提高了。例如，相信发生在两名同性成年人之间的性关系并不是犯错的人，其百分比自1991年的15%提高到2010年的43%。
在美国，对于同性恋情的可接受性态度的转变，并非仅仅是从个人到个人，也是从一个州到另一个州的。我们将会在第六章具体讲解一下在是否支持同性婚姻的问题上，赞成和反对的都是谁。不过目前以州为单位的，对于同性婚姻法律上和社会接受度的变化为经济学家测试下面的假设创造了可能：在那些人们更加容忍并且/或者对于同性婚姻没有限制的州，同性恋群体的成员性行为混乱的情况更少。衷心感谢我们检测这项假说的人，安德鲁•弗朗西斯和雨果•马龙，感谢他们所付出的努力。
他们测试并证实了该假设：那些在公开场合更不能容忍同性恋爱的州，存在更多男同志们私会和混乱性交的场所（公园、海滩、盥洗室以及其他公共场所被男同志们当作可选地点）。他们发现对同性恋的容忍度每增加20个百分点，平均男同性恋发生那种私会的场所就会减少四个。如果这不足以说服你相信滥交现象减少，那么相似的容忍度增加（20个百分点）也同时伴随着减少达十万人的HIV患者。他们发现颁布同性婚姻禁令会导致每十万人中HIV患病率有三到五个百分点的增加。
这一结果看起来有悖常理；毕竟我刚刚论述了婚前性行为的去污名化助长了异性恋的乱交。可是为什么同性之间的性行为的去污名化反而在其所在社区减少了乱交现象呢？究其原因，宽容度的增加不仅有益于现在已经“出柜”的男同志，也同样鼓励了那些先前害怕暴露自己性取向的男人们，可以这么说，他们终于能够“光明正大”的走在一起了。
对于那些已经过着同性恋生活的男性，宽容和理解令其有可能确立正式的恋爱关系而不用承担太多成本，或者说因不被宽容而被施加的影响（包括有些时候，因为他们的性取向而只能拿到较低的薪水）。那些面对两难抉择的男性——不是过无性生活就是要装成异性恋的人，增加的宽容度使他们可以公开同性恋的身份，而不用去面对某些痛苦的代价（包括有些时候，不能结婚和组建家庭）。
所以当施加于同性恋的耻辱柱被拿掉后，存在于同性恋群体里的滥交就减少了。因为那些过去流连于淫乱的人如今可以拥有被认可的同性恋爱关系，也因为有些本性就不喜好滥交的男性（例如居家型男人），他们愿意加入被合法化的州生活。
——本章结语
我知道这项方法论看起来太过强加于本该是随机的行为，这种事通常始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酒吧相遇，止于她踩着高跟鞋迎着刺眼的晨光，伴着宿醉跌跌撞撞地回家。我并不是建议每个人在发生性行为或者这种类似事情之前，都算一笔关于这种淫乱的经济账。从经济学角度上说，所有此类事件里的人行事都如同他们已经解决了一个成本效益问题——他们不会去计算淫乱的期望成本，不过，要是经济因素改变了成本，男人们和女人们就会做出不同以往的选择。
这种经济学方法不仅帮助我们理解了为什么在20世纪经历的性行为开放化进程具有其价值，也同时诠释了富人与穷人直接逐渐拉大的收入差距是如何导致了穷苦女性过高的非计划怀孕率。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些女性表现得似乎已经鲜有可能找到一位可以养活妻子、支持家庭的丈夫，或者能够进入大学并拥有一份报酬客观的工作了。并且她们发现，随便的、有风险的性行为，其效益超过了预期成本。
考虑到诸如收入和教育等的经济因素也可以使我们避免陷入错误的理念——把当今淫乱现象的责任全部归咎于避孕技术的应用。从历史角度看，避孕技术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社会变革，把我们从过去带入了性解放的新时代——特别是女性，但是认为现代行为完全源于节育技术的应用就是以偏概全了。尤其是现代的节育技术已然发展到相当高效接近完美的程度，而经济因素却一直在不断改变——比如政府采纳、抛弃或计划的各项举措，都直接影响收入和高等教育的变动水平。
谈到高等教育，我们要在学术领域范围内进行深入研究探讨。学生的行为，和其他人一样，深受日益增长的避孕药普及化和社会规范变革的影响。因为他们正在进行的是教育投资，必然承受了更大的压力去尽力避免意外怀孕，或者其他任何可能导致他们不能完成学业的事件。那么这会使他们减少淫乱行为吗？当然不！实际上，如果说谁最懂得淫乱放荡的享乐，那一定是大学生⋯⋯或者至少他们是这样告诉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