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生认为是他们这一代创造了婚前性行为
这不是夸大其词。即使我可以说服这些学生停止争论他们算不算有婚前性行为的第一代，他们也确实是在这方面最有行动力的一代。当我向他们展示证据以证明大学学子的性行为逐渐减少——平均水平上，比起同龄但不是学生身份的人来说——他们马上开始大声抗议。他们的依据是什么呢？好吧，当然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大学学生才有更多的性生活。
有时候我甚至会怀疑我的学生们是出于什么动机来上大学的。
针对他们的误解有两种可能的解释。首先，在我的性行为与爱情课堂里的学生们不能代表当今普遍意义的大学生；他们发生性行为的频率要远远超越校园里的其他学子。也许这是事实，不过实话实说，他们已经告诉我太多信息，所以我也不确定到底是不是这种情况。其次，更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是，我的班级里绝大多数学生是男性。① 而且现在比过去更加明显，大学校园是年轻男性寻找发生性行为机会的绝佳场所。
下面我要给读者讲个故事，来阐明经济学怎样帮助我们理解性行为市场是如何在大学校园里运转的。
这是一个星期四的晚上，此刻每一个在大学校园的人都会告诉你星期四就是新的星期五（如果你问我，我想说这就是为什么大学第五学年就是新的第四学年）。一群女孩子们相约来到校外酒吧消遣，那里面整晚都充斥着喝得烂醉的大学生们。这间酒吧允许年轻的学生们堂而皇之地进出并点饮品，但是不会给他们提供酒，所以我们说到的这群女生（其中有些人未到法定许可饮酒年龄，另一些达到了法定年龄）数小时之前就开始在酒吧前廊消磨着。她们都已经喝醉并且互相依偎跳着舞，因为这间酒吧和校园里的情况类似，女性数量远远超过男性。
这群女孩子都是朋友，但是当她们周四晚上一起出来时，所寻找的目标却不尽相同。有些人想以喝醉的状态为借口来勾引任何对她们感兴趣的人。另外一部分则不去搭理那些贸然上前的登徒子，仅仅把兴致放在和朋友们一起玩乐上。余下的则享受着异性投来的目光，并非因为她们想勾引谁，而是因为她们期望得到一段超过一夜情的持续关系。
萨拉，我们这个故事里的主角，正是这最后一种女生，她在寻求一个长久的男友。这不是说她对随意的性行为不感兴趣，而是她曾经付出惨重代价学到了经验：和朋友们在这种地方喝到烂醉之后发生的事情，可能对生活造成不可逆转的后果。
这样的人生一课发生在一年前，那是她在校园里第一个学期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在这间酒吧，她和大学里的新朋友们一起喝着酒并享受着愉快的夜晚。当她走去洗手间时，一个男人抓住了她的胳膊并把她带到酒吧后场，他夸莎拉长得漂亮，并邀请她一起喝上一杯。萨拉当时喝得太醉了，而这个男人长得又很帅，这导致她只是大笑作为回答。俩人又喝了几杯之后，他建议他们俩回莎拉的住处单独待一会，而莎拉觉得这主意不错。两个人在独处时耳鬓厮磨一番之后，莎拉发现自己正在寝室里做着她相信每个人在大学里都会做的事情——和一个陌生人发生一夜情。期间她有想起问对方是否使用了避孕套，那个男人告诉她大可放心，于是她就真的照做了。接下来莎拉出现了短暂的意识模糊，只恍惚记得隔天醒来，正瞥见那个男人在门口一边提着裤子一边往外走，并抱怨着自己把信用卡遗落在酒吧了。
第二天一早，伴随着头痛欲裂，她意识到，自己既不知道对方的姓名，也从未在大学里见过他。莎拉试着自嘲，把这整件事情当作一个插曲就此忘记，因为没能记清楚那夜激情而略感遗憾，于是她告诉她的朋友们，那个男人是个运动员而且很迷人——所以她理所当然地享受了一晚美好时光。私下里她甚至有点沾沾自喜，因为能被较年长而且更加经验丰富的男子选中，要知道当时酒吧里到处都是身材火辣的女孩子们，莎拉感觉自己能够如此迅速地融入大学生活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在她第一次期中考试那天，莎拉醒来时感觉自己就像昨天刚刚跑完马拉松。她整个周末都在为考试做准备，所以没像她的室友那样放弃通宵突击学习的计划而美美地睡了一晚好觉。显然因为睡眠不足，莎拉仍然感觉疲惫不堪。一边从咖啡馆急匆匆出门一边喝着咖啡，莎拉坐在洒满阳光的长凳上，突然灵光一闪，她意识到自己不仅仅是疲劳，身体可能出什么问题了。距离考试尚有几个小时，于是莎拉抓起临床医学课用的婴儿床单，急匆匆地跑去找护士了。一小时后，她得知自己的麻烦大了。后来，她回想起那一刻，对那个不幸需要告诉自己怀孕这个消息的护士感到十分抱歉，因为面对这一事实谁都不会好过。
在期中考试时已经有三周身孕的莎拉不得不等待做流产手术，这意味着她完不成作业更通不过考试，接下来的四周无比艰辛。她没有拿医疗证明来解释自己这学期的糟糕表现，不是因为她拿不到病假单，而是因为她实在羞于开口说出实情，所以她的导师对她丝毫没有表示同情。别的学生期末都是在准备期末考试和结课派对，而莎拉不同，她满脑子想的是这个医疗程序，并且感觉自己把一切都毁了。
所以此时此刻，莎拉再次来到这间酒吧，还是与那群朋友一起，还是周四的晚上。她的朋友们已经开始了第二学年的课程，莎拉则好不容易得到重修第一学年的机会，这要感谢富有同情心的院长帮忙。现在的她绝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她所寻找的也绝不是醉酒后的一夜疯狂。不过因为莎拉仍然有生理需要——当然是风险更低的——她真的很需要找到一个可以信任的男朋友，并且坚持使用避孕措施。
现在她所需要面对的问题是，自己所在的大学里女生的人数远远多于男生。这一事实不仅令她难以找到男人；更让找到一个愿意保持长久关系并且谨慎地发生性行为的男人变得难上加难。就算她今晚能够遇见一个男人，如果不和他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发生性关系的话，莎拉知道这就会彻底毁了将来他愿意再与自己约会的可能性。毕竟男人对于一夜情几乎不承担任何风险，加之单身男性在莎拉所在的大学都十分抢手，愿意自担风险的姑娘是大有人在的——尤其是今晚，从她们醉眼朦胧还强打精神四处寻觅的眼神中就不难看出来。
如果莎拉在性行为与爱情经济学课堂上有认真地听讲的话，那么她就应该知道，女性过剩的大学性行为市场会直接导致性行为的代价降低，交易市场基本上就是买方市场。她也应该知道酩酊大醉和学生滥交是直接导致怀孕的罪魁祸首。不过这最后一点，我猜想她是不需要我告诉她的。
——一个为淫乱的男学生成就的买方市场
我的学生们笃信的另一个错误认知是：男性比女性更热衷于做爱。我从未试图说服你去相信这一论点，大抵是因为我自己也难以确信。所以我如何能够描述随意性行为市场是因为充满欲望的男性买方导致其价格下跌呢？这不是因为男性渴望做爱而女性需要物质上的鼓励去和男人们做爱，毕竟，女性是卖方；这是因为男性对于多个性伴侣的偏好要远超女性，女性更加偏向于不仅仅是一夜情的性关系。由于这种差异，相关“价格”被拉低到这样的水平：女性要求需要与之发生性关系的男性将来对自己好——不管这对一个单身女性意味着什么。
如果你质疑男性是否对于有多个性伴侣有更大的欲望，我建议你可以尝试如下调查。去问问你的朋友、同事们和在街上随机遇到的行人：如果可以的话，在未来两年里你希望有多少个性伴侣？我可以告诉你，男性回答的预期性伴侣人数会远远高于女性。在过去进行此项研究调查时，平均起来女性回答说她们只想要一个性伴侣，而男性的回答是他们想要八个性伴侣。当被问及他们是否愿意同时拥有多个性伴侣时，在全国范围内42%的男性受访者表示他们愿意，相比之下女性受访者该项人数仅占8%。
从统计学角度上看，女性显然不愿意与多个同性分享男人的爱。这一话题我们将在第八章进行阐述，届时我们会一并探讨婚姻不忠的问题。
你也可以改问另一个问题：你认为从了解一个人到和他/她发生性关系所需要的最短时间是多久？我猜不会有女性回答说五分钟，但是当这些问题在过去的调查中被问及时，很多男性都毫不迟疑地给出这个答案。而另一方面，女性惯常的答案则是，对一名男性的了解，理想时间需要六个月。在我刚刚提到的同一个全国性问卷调查中，31%的男性回答期待与陌生人发生一次浪漫的性行为，而女性则只有8%的受访者给出同样的答案。①
大学校园里远超过男生的女生人数，不只是单纯地从数字角度上使女生难以找到伴侣（男生数量更少意味着分摊到每个单身女生，其所能找到合适的单身男生的可能性更低）；而且从本质上改变了男女关系，男性因此获得了更佳的性行为市场上的主动权。
根据对多个不同大学的众多大学生统计得到的数据，社会学家马克•斯蒂恩和杰里米•优客得出结论。如果大学里的女生对男生比率高（女生数量远超过男生），那么女生会对约会和基于性行为的关系抱有更加消极的态度，该情况比起那些女生对男生比率较低的学校普遍。
相比那些女生数量超过男生的大学校园，男生数量超过女生人数的学校使得作者得到一个结论。他们发现：大学女性比例为47%的学校里，那些在大学期间从未交过男朋友的女性中有69%的可能是处女；相比之下，大学女性比例为60%的学校，处女比例仅为54%。当学校中可以交往的男生数量越少时，那些从没能有过一段认真感情关系的女生更有可能有过一次以上的性经验，这是相对学校里男生比例高的女生而言。
有过性行为经历的女生和没有过的女生，是否在大学期间有过男朋友，报告显示存在着不小的差距。那些男生较多的大学里，女生有45%的可能性是处女；而那些女生较多的大学里，女生是处女的可能性为30%。
即使当下有男朋友的女生，当学校里的女生比男生少时，也更倾向于推迟发生性行为；在女生多于男生的大学里，她们有17%的概率是处女；而在男生多于女生的大学里，这类女生是处女的概率为30%。
这项证据证明了当男生比女生少时，单身女生就失去了一部分谈判的资本，而不像情侣那样，可以一起讨论如何尝试两人的初夜。
由此观之，你就不会再惊讶于听到如下事实：在女生人数超过男生的大学校园里混乱的性行为变得更加普遍。比如，那些曾经有过男朋友的女生现在却是单身状态，在高性别差的大学里，她们有27%的可能在近一个月内有过性行为；而低性别差的大学里，该概率为20%；在男生资源相对稀缺的大学里，相对那些男生资源丰富的学校来说，单身女生性行为更为频繁。
当适合的男生更少时，传统意义的约会也就更稀少。这在情理之中，显而易见，因为随着可以约会的男生减少，传统意义约会的可能性就会成比例地急剧减少。事实上，女性学生的比例每下降一个百分点，女性能够有六次以上传统约会的比例就会上升3.3%，这确实匪夷所思。
这种现象支撑了一个论点——女人越多那么传统约会就越少，而更为常见的是“勾搭”。不仅如此，同作者新近出版的书中报告显示，他们采访的一部分女性表示，她们参与的性行为里，有的她们并不喜欢或者发生的性行为次数要远超过其内心选择。这在我看来是说，大学里的女性对于和她的性伴侣在商讨时机和自然而然的性行为时失去了主动权，这归咎于男生数量少时，她需要面对大量女生的竞争。
——纵情酒色
莎拉的行为和她那晚在酒吧的朋友们的行为不仅仅是关于男女之间对于性关系的博弈。大学校园里随处可见的淫乱行为一部分是伴随着酗酒发生的。这个经验性问题我们要如何去回答？这里要感谢经济学家杰弗里•德西蒙刚刚发表的研究成果。根据来自于136个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的数据，德西蒙发现酗酒是导致大学校园内高风险性行为的主要原因。
根据他的研究，在调查前的一个月内，46%的学生称他们至少有一次酗酒的经历，而60%的答称他们在之前的三个月内有过性行为，另有12%的表示他们有多个性伴侣。大多数学生承认发生性行为时并没有采取保护措施；仅一个月内有过性行为的人数中65%称自己没有使用避孕套。此外，为了防止万一你觉得我讲述的莎拉的故事是夸大其词，10%的报告显示他们有过未婚先孕或者导致对方怀孕至少一次。
作为一名学生，发生怎样的性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是什么？酒精消费。（超过）半数的学生在酗酒后，比起未酗酒的那部分来说，更加易于发生有风险的性行为。举例来说，相对于没有喝得烂醉的学生们，醉酒后有25%的人更可能发生性行为，20%更可能不使用安全套，94%更可能和多名伴侣发生性行为（这里不是说同时发生，如果你是在想这个问题的话）。
酗酒增加了学生的滥交，正如我们所见，但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酗酒的增加呢？莎拉和他们的朋友们在去酒吧之前已经在家里喝得酩酊大醉了，这是因为法定成年年龄的相关规定禁止很多大学生在酒吧喝酒，变相地鼓励了他们在家里大喝特喝，然后再晚上跑到外面鬼混。实际上，在2008年6月，135名大学校长和主席联名签署了请愿书，向政府要求降低最低饮酒年龄限制，因为他们相信21岁的法定最低年龄导致未达到年龄的学生偷偷酗酒躲避处罚，从而发生更多危险的行为。
还有另一个经济学因素导致了过度饮酒：酒精的价格。酒精的价格不仅仅影响到人们如何消费，也同时影响了他们在该因素下的行为。
——一元酒水与高风险性行为
在2007年12月，哈利法克斯所在的城市，新斯科特，认为已经受够了学生们的胡闹，开始推行全城范围的酒水最低限价，这一举措终结了酒吧盛行的一元酒水之夜。此项法令旨在减少酒吧打烊之后学生们涌向街头时的狂欢和打架。但是经济学家研究后指出，提高酒水的价格也能同时减少有风险的性行为。我就在想，这是否能够真减少大学生参与者的风险性行为呢？
为了通过提高酒水价格达到减少风险性行为的目的，就需要满足如下几点：
1.有些人在酗酒后会发生更具有危险性的性行为。
2.提高酒水价格可以导致部分人减少酗酒。
3.上述因酒水价格上涨减少喝酒的人正是因醉酒发生危险性性关系的那部分人。
第一点我们已经阐述清楚了：就学生群体而言，酗酒不仅增加了滥交行为，而且加剧了发生性行为时不使用安全套和计划外怀孕的情况。（顺便一提，我并没有忘记性疾病的问题；我们很快就会说到这个方面。）
第二点则需要经济学的理论解释。如果人们因为酒精价格上涨而减少相应的消费，那么经济学家可以称酒精需求为价格弹性需求——尽管不是每个人对酒精的需求都是与价格紧密相关的。举例来说，那些拥有高收入的人是不会仅仅因为他们习惯的酒水价格上调而改变其消费习惯的。该弹性不仅仅取决于收入水平，也取决于酒吧对饮酒者提供的可供选择的酒水饮品种类，针对这种情况，就有了完美的替代办法——去商店买一些更加廉价的酒，在家喝到酩酊大醉之后，晚上再跑到街头闲晃。
如果学生们有足够的收入可以使他们不必在意酒吧酒水的价格，或者他们干脆买了廉价的酒窝在家里喝上一通，酒吧酒水提高限价就不能减少醉酒的相关问题，那么也就没有理由去期待该项增幅可以减少寻衅滋事或者风险性关系的发生。
最后一点是，因限价令减少了酗酒方面消费的人群必须是参与有风险性行为的那一部分人。正如我已经提到过的，我的学生们确信他们是比其他人更热衷于享受性爱的群体。不管这是不是事实，学生们，尤其是在那些女性比例远高于男性的大学校园，的确是在性爱方面乐此不疲。
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学生会不会在酒水价格上涨后减少酗酒，当他们的酒精消费改变后对其性行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最近加拿大的经济学家阿尼亚•森和梅•隆通过测试一些问题得出了答案，这些问题用于确认啤酒价格与性传播疾病比率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他们发现啤酒价格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淋病和衣原体的发病率会相应地下降百分之0.8。所以看来在加拿大，更高的啤酒价格确实使有风险的性行为减少了。
第二项研究来自于哈雷尔•切森，保罗•哈里森和威廉•卡斯勒，他们通过美国的数据同样找到了显著的证据，证实人们会因为酒精价格的增加而减少他们的酒精消费和有风险的性行为。归结于州与州之间不同的酒精税率，他们发现酒精饮料税每增加一美元，淋病发病率就相应降低两个百分点；每半打啤酒多征税0.2美元则淋病发病率会下降9%，衣原体发病率下降33%。
结合以上结果，笔者计算后表示：在美国每半打啤酒多征收仅0.2美元啤酒税就可以减少新的艾滋病病例3400例，减少盆腔炎相关疾病8900例，以及宫颈癌新病例700例。
最后是第三项研究，来自于毕莎卡•森，该研究发现增长的啤酒税并不影响未成年妈妈的生产率，但是啤酒税每增长一倍可使青少年流产率减低7到10个百分点——暗示着一个小幅度但仍然意义重大的意外怀孕数量。
不过，在探讨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时，我们有理由去质疑增长的酒水价格是否能够对学生的性行为产生类同于普通大众那样的戏剧化改变。原因要回溯到我之前谈到的收入与价格弹性：当价格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对于酒水需求改变的百分比。
学生们也许没有高收入，但是他们的消费习惯却趋向于比自身实际收入要高的消费群体。这种高消费习惯的原因是，比起当下，大学生们预期自己会在未来挣到更多的钱；结果就是他们比起相同收入水平的其他人消费更高。他们现在实际上是吃掉（某些时候是喝掉）部分未来的收入。这不由得让我想到，当酒水价格上涨时，学生们不会像其他相同收入水平的人群那样减少酒精类消费。
如果学生不减少他们的酒吧消费，或者如果他们在出去闲晃之前就在家喝个烂醉，那么更高的酒水价格就不太可能影响他们的性行为。
去年我在这里的其中一栋楼里授课，曾经看到一张海报，内容是招聘学生参与校内心理学研究。这张海报的大标题是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喝酒？”在这个标题的下方，大概是学生而非教职工的某个人——写道：“这样我就可以和人上床了。”
这个故事昭示了第三种可能性：与其在清醒的时候做糟糕的选择，不如先喝个烂醉再做；所以学生们大多是主动去喝醉并借此来做糟糕选择。如果这是事实，那么问题就不是饮酒需求弹性，而是由于酒水价格增长而造成的性行为需求弹性。给出人们愿意在市场上为性行为支付多少钱（比方说那些可以公开进行性交易的市场），对于那些有此意愿并且能够负担这种事的人来说，需要花点钱买酒是不太可能有效地减少随机性爱几率的。
——以性行为作为对价支付“野格炸弹”
我很喜欢和我的学生们玩一个游戏：我给他们出一个情境描述两个人发生性行为关系，而学生们来告诉我这两个人的行为是否涉嫌卖淫。我会从显而易见的行为开头：一方付给另一方钱来购买性行为。当然，学生们会认为这就是卖淫。之后我会转而描述比较微妙的情况：一个女人与她的房东发生性关系，以此代替房租。大部分的学生，男性和女性都是，觉得这也是卖淫。一个女人与一个男人发生性关系，以此作为男人带她去纽约度周末的代价。认为这是卖淫的学生就减少了，而且男生和女生之间也出现了分歧。这个游戏往往结束于：一个男人支付了一个女人在酒吧里整晚的开销，然后她和他发生性关系，因为她觉得自己有义务这么做。
好吧，在这种情景下我的班级会变得一片哗然。女性学生们情绪激动地说着“不！”当我问她们为什么时，她们告诉我说这名女性并非合同义务性地去发生性行为，如果她愿意，大可以一走了之。我提醒她们道，在每一种情境下的女性都可以选择离开，但是这丝毫不能撼动她们对于这种行为完全不属于卖淫的信念。
不过让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我的男性学生们的反应。他们在回答此问题之前，大多数都表现得难以抉择；取而代之的，他们大抵上会问这样一个问题：这一晚的开销需要多少钱？
在最近一次由心理学家苏珊•巴索和亚历山德拉•米尼耶指导的实验研究中，结果与我在课堂上进行的简易练习结论一致：在一次约会后是否有义务要发生性关系这一问题上，女性学生比男性学生更倾向于认为没有这个义务。如果你问我的看法，我觉得这项研究最有趣的结果是，虽然女性受试者认为一顿昂贵大餐不足以使自己必须与对方发生关系，她们却认为随着约会价格的提高，男方确实可以更有资格得到“补偿”。如果这是事实，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的男学生们想知道男人需要在酒水上花费多少钱，才能下结论说女人是否有义务与其发生性关系。
在这项实验里，大学学生被要求阅读如下梗概：一个男人（约翰）和一个女人（凯特）出去约会。在这个故事里，这个男人在当晚约会后随同女人回到她的公寓，并且与其发生了性关系，尽管女方事先已经明确地表示拒绝男方的性要求。
在读过这个故事之后，参与的学生被要求填写一个问卷表格，包括“凯特应该预期到约翰会坚持性交”和“约翰预期凯特渴望性交”。列表中问题的答案被划分为从1到6的六档，这里的1档表示强烈不同意而6档表示强烈同意。
为了回答约会的价格是否关系到凯特应该感到有责任与约翰发生性关系，以及是否约翰预期从凯特处得到性满足是正确的，学生们被划分为四组。这其中的两组被说明为，这场约会价格不菲，不是约翰支付就是凯特和约翰平分的账单。而另外两组则是，约会很便宜，依然是约翰支付或者两人平分。
当被问及如果约翰支付了昂贵的约会费用，那么凯特是否应该预期和约翰发生性关系时，男性参与者的平均回答数据是3.21（此处的6为强烈同意），而女性参与者就同一问题回答的平均数值是1.85。毫无悬念的，男性比女性感觉更为强烈地认同，在约翰支付了昂贵的约会后，凯特应该预期约翰想要与其发生性关系。
不过对于约翰是否应该认为有资格要求发生性行为的问题，男性和女性学生的答案相近：男性参与者为2.93，女性参与者为2.15。当约翰支付了昂贵的约会，研究中的男性参与者都明确认为当约会结束后，凯特应该感到她应该与约翰发生性关系。研究中的男性和女性受试者，在不同程度上，都认为这名男性有权利如此认为。
当我们考虑到这些结果是随着约会价格变动而变动，尤其是当约会价格低廉，而且约翰和凯特平分了账单时，该项研究的经济学含义变得非常有趣。当被问及在二人平分了便宜的账单后，是否凯特应该预期与约翰发生性关系时，男性参与者的平均回答数据为2.27（比昂贵约会的数据3.21有所降低）；女学生们的回答是1.37（比昂贵约会的数据1.85有所降低）。
对于约翰是否应该觉得自己有资格发生性行为这个问题，其结果显示的数据是，如果费用低而且账单是分摊的，男性参与者数值为2.20（自2.93下降）；女性参与者数值为1.53（自2.15下降）。
该证据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虽然女性学生在平均水平上不认为凯特有义务与约翰发生性关系，或者约翰有如此预期是对的，其实她们也会大致考虑凯特的责任和约翰的预期都与约翰在约会上花掉多少钱直接相关。因此，男性和女性学生在对性行为的预期上的差别不是男方是否在为约会付账后就有资格进行性行为；这个分歧实际上是男方究竟需要花费多少钱才能获得这个资格。
这就把我们带回到起点。
当谈到大学校园是一个男性的买方市场时，就意味着在大学这个性行为市场中供大于求。如果情况属实，那么性行为的价格就会降低。正如我之前提到的，“价格”这个词的使用并非指男性因需要女性与其发生性关系而直接支付对价；此处可以简单地诠释为男性不再需要为这段关系投入什么才能够上床。我也说过，在那些男生多于女生的大学里，女性学生会有更多的传统意义上的约会，这是相对女生多于男生的学校情况来说的。如果一次约会对于男方在时间和金钱两方面上均价格不菲，那么在买方市场下，传统约会变少也就不足为奇了。完全有可能是男性和女性双方面在这样的市场上降低了预期——男人应该支付多少钱才足够迫使女人与其发生性关系。
另外一点也许同样属实，即提高学生酒吧内的酒水价格实际上会助长淫乱行为，如果这意味着女性在男性为其买酒，并且是昂贵的酒后，就会感到强烈的义务要和对方发生性关系的话。
在这一章的开头我提到过，自己曾花费了很大力气，只为说服学生们相信，比起那些与他们同龄但并没有上大学的人群，大学生在平均水平上性行为更加不频繁。虽然众所周知的是大学校园里有多么的淫乱不堪，但是这个看似匪夷所思的结论却是真真切切的实情。
要解释这个其实很简单：那些多次尝试一夜情的人发生性行为的频率平均来说是低于那些有固定恋爱关系的人群的。我曾提到过德西蒙研究中的早期发现：那些在过去三个月中与多于一人发生过性关系的学生，其性行为较为不频繁，而那些仅有一名固定伴侣的学生发生性行为的频率则相反。实际上，在近一个月内发生了超过二十次性行为的学生中，更多的是那些仅拥有一名性伴侣的人，而不是拥有多名性伴侣的学生。
如果大学中女生数量远超男生，并且性交易市场本质上是封闭的（学生们仅仅和学生发生性关系，非学生只与非学生发生性关系），那么年龄在19至25年龄段的总人口中，非学生群体内的男性一定是多于女性的。我们已经证明过当男性数量超过女性时传统约会就会增多，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非学生人群比起大学里市场的运行来说会发生更频繁的性行为；极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比学校内的同龄人群拥有更加稳固的情侣关系。
——本章结语
可怜的莎拉！非常遗憾的是她在遭遇这个灾难前，没有事先看到这些。不然她也许会明白，当她在开放市场中自由地做出性行为选择时，她也服从于那些超出她控制范围的市场压力。对于学生、家长、大学和政府机构来说，如果想要围绕大学校园内的淫乱行为做出知情决策的话，这倒是个有利信息。
比方说，若有些家长担心淫乱会迫使他们的孩子在整个大学生涯中付出沉重代价，那么最好是建议他们选择男生人数远超女生的大学。这个论点在那些准大学生的父母眼中看起来很可能是违背常理的，但是从经济大环境角度来看，这的确可以有效地避免将你的女儿放在这样一个境地：女生多的大学是一个不得不去与众多女性进行竞争才能得到校内约会的市场。
此外，大学也在忧虑学生淫乱会造成相关机构的高昂成本——比如说，这种现象导致了学生之间摩擦冲突的高发率——学校方面就需要考虑是否应该对申请入学的女生（译者注：此处当是笔误，据上下文判断应该是“男生”）进行优先录取。如果他们真这样做了，那么消除掉这个不均衡因素应该可以提高大学校园内发生性行为的“价格”（基于测量投资在稳固性关系方面的需要），这是通过消除男性成员的稀缺度实现的。淫乱行为的价格升高可以降低校园内随机性行为的普遍水平。
于是经济学方法再一次提出了违背直觉的建议；为了在大学校园内降低随机性性行为的发生率和提高传统约会的比例，从经济学角度给出的建议是大学应该鼓励更多的天生乐于享受放荡生活的人申请入学，那就是男性。
我的最后一个例子是，对于某些想做出知情决策的人来说，这种信息是多么有用的。他们会认识到大学校园并非完全自由的性交易市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受制于国家政策这一外力影响。政府有能力通过法律来控制酒精的分配和税额，从而影响大学性交易市场。也许你会认定做爱这种自然天性跟国家统治是毫无瓜葛的。然而，如果特殊的酒精法令（像法定饮酒年龄限制为21岁以上）导致了纵酒狂欢，而且相应的，大学校园的淫乱程度也将激增，那么从市场角度来看，改革这些法律并不是在对个人的性行为活动进行干预，恰恰相反，这是在剔除掉现存市场上已经存在的，导致偏离自由市场平衡的因素。
于是，借助经济学家使用的统计学工具又得出一个违背我们直觉的结论——禁酒令鼓励了纵酒狂欢，应该被废止——如果当局认为淫乱行为在学生中和社会上都代价高昂的话。
最后，几乎每个人都认为是时候去寻求长久稳定的感情关系了（而且这样能带来更加频繁的性爱！）。为此很多人会考虑借助因特网寻找自己的伴侣。在这一点上我很感谢他们。在线约会为经济学家们提供了海量的虚拟化数据储备，这些数据已经充分显示了广大男性内心中最真实的欲望。我得承认这多少有点窥探他人隐私的意味，但是你也许会在下一章中或多或少地觅得自己的踪影——以经济学的角度看待网络时代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