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你所熟知的，经济学家们对两个领域具有普遍的兴趣：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致力于弄明白每个个体的行为，这样，对性与爱的市场的经济学评估，本质上驱动我们对微观经济学家们发展出的理论加以应用。
话虽如此，当我们按自己的方式分析各种各样的性与爱的市场时，宏观经济学的众多变量对市场中的玩家的深远影响还是令我印象深刻。宏观经济学寻求的是对每个人的行为在经济上、整体上的运行，诸如教育、科技、国家收入（国内生产总值）、失业率、收入不均、消费以及存款等多种变量进行不同层次的分析。无论我们意识到与否，这些变量中的每一项都始终影响着我们对自己爱情的运作方式。
下面我将给出几个例子。
我们谈论过20世纪中，不断增长的雇员教育背景的重要性，它是如何促进社会对婚前性行为普遍认知的成型。增高的女性受教育比例提高了大学校园中的性淫乱程度，并且促使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女性嫁给缺乏教育的男性。我们认识到网络科技的广泛应用促使更多有着相近教育背景和收入水平的人成为伴侣，这与过去相比大为不同，提高了婚姻的质量并有效地减少了离婚的发生。工业化在我们组建婚姻时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同样促进了生活在工业化发达国家中的大众对于同性婚姻的普遍认可和接受。我们已经认识到婚姻中的双方正在通过新的方式进行家庭决策，这归功于女性的挣钱能力逐渐与男性相当。在富人和穷人之间逐渐拉大的收入差距不仅仅导致离婚率前所未有地提高，从另一方面来讲，也刺激了来自低收入家庭的中学学生更多地尝试高风险性行为。
如果我们想预测社会中性行为和婚姻的未来走向，似乎我们就不能忽视这些宏观经济学上条件的不断变化对于每个个人决策的效用。
如果我想预测两个趋势，以此作为未来我将步入亲密关系的最重要因素的话，我会选择科技的发展和男女之间逐渐拉大的教育水平分歧。在过去的20年间，上述两者都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因此没理由去怀疑它们在未来该市场运转中继续发挥的作用。
此外，当经济学家们在做市场预测时普遍没有太多关注这些时，我愿意通过自己的思路来解释这些市场将会走向何种方向。
——科技革新
正如我们所见，20世纪中叶避孕技术的突飞猛进大大削减了婚前性行为带来的风险。这种由新科技带来的期望成本的改变，有效地消除了男女之间发生随机性行为关系的障碍。结果就是淫乱行为概率上升，进而导致意外怀孕率上升和性传播疾病的蔓延，并且在平均水平上延迟了人们结婚的时间。
所以我们意识到，新科技能对人们的性行为决策产生深远影响。
最近的两项新科技倒是没产生如此大的效果，尽管如此，我深信性传播疾病检测技术和男性避孕技术将会改变随意性行为市场。
咱们先来举个例子谈谈性传播疾病检测技术。
英国众多厂商投资数百万在此项新技术上：通过购买售价低于两元的芯片，配合他们的手机就能让人们自行检测性传播疾病（STD）。厂商提出该项技术可以有效降低青年人中的性传播疾病高发率。但是正如避孕技术的革新提高了婚外孕的比例，性传播疾病检测技术的进步也许会增加性传播疾病发病率。
这是投资方设想的该产品的使用方式：一个小伙子有些担心自己是不是染上了性传播疾病，但是羞于去诊所做检查。作为替代方案，他购买这种芯片，滴上尿液或唾液后插入手机。转瞬之间，手机中的纳米技术就可以告诉他是否染上性方面疾病。如果不幸感染，他可以立即去诊所（是的，就是他刚才羞于进去的诊所）接受相关治疗。之后，这小伙子会选择在发生性行为时妥善采取保护措施，直到感染痊愈；也许在下次性行为抉择是否采取保护措施之前，他会再买一支芯片进行检测。
自然而然的，国家性传播疾病率至少会被削减一半，做出这种预期的自然是那些投资于该项新技术的投资人。
接下来谈谈对于这种新产品投入使用后我预计的情况。一位妙龄少女在夜店遇上某人，并且想和他在没有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发生性关系。她在酒吧的自动贩卖机买了这种芯片（这的确是投资者打算售卖该产品的方式）并打算在洗手间自行检测一下。
接下来无非有这样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就是，这种装置显示她并没有感染什么手机可以检测到的疾病（衣原体或者淋病）。于是她会以此作为和她的新任性伴侣发生无保护性行为的谈判资本。实际上，这才是该项技术的经济价值所在——让不使用安全套做爱的谈判变得简单。在正确使用安全套可以有效地预防这两种疾病传播的前提下，事实的确如此。
第二种可能性是，这个装置显示她真的染上性传播疾病——在那样一个夜晚，就在夜店的洗手间里，在酒精的影响下——而门外就站着想要和她发生性行为，急切等待她的检测结果的那一位。这就真的不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了，不过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发现染上性疾病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
如果这项技术促使更多的年轻人尝试不安全性行为，那么就算届时百分之百使用它——这项创新也会带来手机无法检测的疾病的感染率上升（比如梅毒和艾滋病毒），以及更多的意外怀孕发生。如果使用方法不得当，它实际上也会增加衣原体和淋病的感染几率。
在第一章中，我预测过男性避孕技术（MBC）的应用会削弱女性要求使用安全套的力度，进而导致STD的感染率上升。不过，我觉得MBC不会像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时女性口服避孕药的应用那样，造成性淫乱行为的猛增（可以说当时简直是发展到无法控制），市场上会由于MBC技术的应用而改变其行为的人群：青少年性行为市场。
如果想象一下你“家中有女初长成”，这种解释方式就非常容易理解了。
假如你刚刚成年的女儿有了男朋友，而男方时不时要求女孩儿和自己发生性关系。尽管女孩还没有准备发生这一步，于是警告对方如果不幸意外怀孕会给双方的人生造成很大麻烦，并以此阻止了男方想要“更进一步”的要求。某夜，男生告诉女孩，现在他有办法可以百分之百保证自己在接下来半年内不会造成怀孕。
那么女孩还有什么理由推脱呢？
使青少年男性可以有效节育，无形中会降低青少年发生第一次性行为的年龄。我得说没有证据可以说明过早地失去处子之身，即使没有怀孕，也是一种无法衡量的伤害。此外，过早地开始性行为必然会导致高校中发生各种各样与性有关的“事件”。而增长的性行为发生数量会带来传播疾病和怀孕的高风险，那么MBC也就间接导致人口中STD发病率和意外怀孕率的增长，其实现在上述风险已经存在，不论是否使用安全套都改变不了该结果。
当然，假设中，安全套的使用是否会改变，取决于年轻男性的意愿，他们是否会在知道基本不会怀孕的前提下仍然使用安全套呢？会有多少比例的人做此选择，我把这个问题留给你自己考虑。
不管怎么说，我并不是倡导去抵制这些新科技，我只是认为在我们认可这些技术可以保证STD和意外怀孕率下降之前，首先应该认识到，当有新技术得以广泛应用时，人们会随之改变行为模式。如果这样的行为改变有悖于新技术的设计初衷，那么它们就无法解决其设计时想要解决的问题。
如果你怀疑我的说法，可以看看这几十年来安全避孕措施的广泛应用之后，有多少婚外意外怀孕发生。
——男性和女性之间日益拉开的教育差距
正如你所知道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大学学院中的女生人数就已经超过男生。这种趋势在大学中日渐加剧，不论是哪个水平的教育，该趋势在近期都不会有所改变。
鉴于我们已经讨论过这种性别失衡问题在大学校园里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增加了混乱性行为而减少了传统约会——我认为现在我们该谈谈这种失衡将如何影响一个不同的女性群体：仅有中学及更低学历的女性。
大多数男女会等到完成学业后结婚并组建家庭，在平均水平上，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结婚要早于接受更高层次教育的人。随着上大学的女生数量增多，那些中学毕业就结束学业的女性在最初的婚恋市场上占有优势。这不仅是因为她们面对一个有众多低教育背景男性的“人选池”，也因为无大学文凭市场中的性别失衡把市场主控权交到这些女生的手中，至少理论上如此，因此可以提高市场中传统约会的水平。
然而从长远来看，低教育水平女性离婚的尤其多，而且更重要的是，当第一次婚姻走到尽头之后，她们大多没有再婚。这就是说当具备大学学历的女性进入婚恋市场后，该市场中既有受过良好教育的男性和缺乏教育的未婚者——有些一直单身，有些则已经离异；并且正如我们所知，教育背景良好的女性并不仅仅局限于寻找比自己年长的男性。
随着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嫁给更年轻的低教育水平男性的人数逐年增多，没能上大学的年轻女性现在在婚恋市场中要和年长但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女性竞争。
如果事实如此，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家庭更关心的是孩子能够得到更好的教育而不是生更多的孩子，母亲的教育层次势必会延续到孩子身上，那么婚恋市场中教育水平较低的女性其市场价值显然会持续降低。这是因为教育良好的男性逐渐改变了偏好，不再喜欢年轻、丰乳肥臀的妻子，转而喜欢受过良好教育、纤瘦而成熟的知识女性。
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女性数量超过男性的现状增加了教育不足的女性在婚恋市场上的竞争难度，使得她们要么选择保留价值处于低水平的伴侣（比如，成就一段低质量的婚姻），要么始终保持单身。随着这类女性的结婚率持续下降，似乎很多人都还是单身而没有选择一段远远达不到预期的婚姻——哪怕这意味着她们需要独自抚养孩子。
正如我们所见，女性几乎没有理由相信她们最终能够结婚，于是就更愿意尝试高风险的性爱行为。这种对婚姻的低预期也就解释了在过去为什么经济困窘的女性会发生如此高比例的青少年怀孕和STD感染案例。
这些事实都不是什么新闻，不过比起去预测未来社会规范会因此而怎样演变，我更想说的是这间接导致教育上的差距愈发加剧。
受过高等教育女性的意向对象，在近期更多地倾向于那些教育水平较低，更年轻并且/或者收入低于自己的男性，这一现状促使社会标准迅速演变，同时社会准则也在性解放运动中随之改变。这种社会标准的改变是高校招生变化的结果，潜移默化地改变了男女性关系，并且将挑战“男子气概”和“女性温婉”的传统概念。
不过随着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逐渐解放，可以自由嫁给喜欢的人，同样的驱动力也将从本质上剥夺掉教育水平较低的女性在婚恋市场上的基本公民权利，可能会将更多的孩子推入贫困境地。
当然，这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允许富有的男性娶不止一位太太——换言之，一夫多妻制合法化。
我曾提出过男性收入水平不均衡促成一夫多妻制，而女性教育水平不均衡促成一夫一妻制。所以说建议以一夫多妻制来解决加剧的女性教育水平不均衡问题是违背常理的。但是我们所说的女性不均衡促成一夫一妻制是取决于假设：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是一种相对稀缺资源；而这一事实也将不复存在。所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娶多个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女性为妻，将变成富有男性“负担得起”的消费。
在未工业化国家中接受教育的女性是不会鼓励一夫多妻制的，不过女性接受教育程度在很大比例上优于男性，这很可能会促进工业化国家中一夫多妻制度化的进程。
这一状况最终预示着，加剧的教育程度差异将会导致更大的家庭收入差距。这是因为当女性得到更好的教育之后，男性势必也会在较高教育水平上得到更高的薪水。结果就是，在那些妻子受教育水平高于丈夫的家庭中，家庭收入明显会高于那些妻子教育程度低于丈夫的家庭，因为前者家庭由两位高收入者组成。
随着越来越多的家庭成为第一种类型——妻子受教育程度高于丈夫——原本已经很大的家庭贫富差距将会更加悬殊。
——写在最最后面的话
我已经提出，在经济学架构内思考，能够更好地理解与性与爱情有关的几乎每一个选项、每一种抉择以及每一个结果。不管你是否信服，希望我讲述的这些故事——虚构的、实证的、理论上的——都在劝说你，纵观我们的人生，我们所有人始终都处于性与爱情市场中。无论说过或做过什么，我希望当你的市场清洗明朗时，你可以找到一位远远超出你的预期价值的买家作为伴侣。不管怎么说，心中没有浪漫的爱情对我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
当我们在谈论宏观经济变量时，我发现我所推断的结论给我的性与爱经济学课堂带来了一些狂热的学生。这些点子不是关于宏观经济变量能够怎样影响性行为，而是关于性行为能够怎样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宏观经济变量。
也许你听说过每年《经济学人》发布的“巨无霸指数”。这一指数的重点，是使汇率理论能够通过读者更容易接受的一个现实实例来阐述“购买力平价理论”——该理论是国家间综合价格之比，即两种或多种货币在不同国家购买相同数量和质量的商品和服务时的价格比率，用来衡量对比国与国之间价格水平的差异，这在全球广为应用。《经济学人》对比120多个不同国家中，一种统一的自由贸易的商品——巨无霸汉堡包——的价格。意图就是：当把不同国家的巨无霸售价与美元售价进行对比后，我们就可以判断该国货币的现行对美元汇率是被高估还是被低估了。
好吧，下面说的是一个劲爆话题：“口交指数”。
我认为，口交是一种相对同质的服务，而且这种服务至少和巨无霸汉堡包一样属于广泛交易。我可以肯定跨国界的性工作者通常会比各国家的麦当劳员工更加期望高工资。而且，虽然当游客在不同国家旅行时也会去麦当劳就餐，他们却不会为此蜂拥至麦当劳最为便宜的国家去；色情观光游客人数远远超过“巨无霸汉堡”游客。综合上面两个因素来看，一边是供应方另一边是需求方，促成了口交服务至少与巨无霸汉堡一样具有国际市场价格。
尽管我没有什么直接的证据，但是我认为如果真的提出这种指数，可以发现这种同质服务的价格差异并不仅仅局限于国与国之间的单纯购买力差异。也许口交服务工作是单一的，相对来讲，性工作者也是单一性质的职业，但是仍存在多方面的其他因素影响着国与国之间不同的口交服务价格。
比如，与随机性性行为对应的社会准则会影响口交服务的市场价格，那么我们需要校正那些性行为更开放的自由城市中的相关价格。婚姻制度也同样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于是我们需要校正那些一夫多妻制国家的相应价格。此外，若有女性人数过剩，或者外籍妻子更容易移民入境，或者网络科技降低了口交服务的搜索成本等等情况，都需要对价格进行校正。
你大概已经明白，很多经济学因素会影响我们一直讨论的非正规的性行为与爱情市场，它们也影响着其他性爱市场，一个更加容易衡量其价值的市场——性交易市场。
也许这一话题我们可以留待今后加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