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一切都是徒劳！
1986年6月2日，新闻周刊杂志的封面大标题是“婚姻破裂：如果你是一个单身女性，现在你有机会结婚了”。紧跟这博人眼球的大标题，是一段对于某些女性的坏消息：那些把自己的青春消耗在教室里而没有紧锣密鼓地去找丈夫的人，她们现在结婚的成功率异乎寻常地低。该报道震惊了一代大学毕业女性，警告她们：如果她们在将近30岁的年纪还是单身的话，她们能够结婚的概率就仅剩下20%；如果她们在35岁还没有嫁给白马王子，那么她们能够结婚的概率将跌到5%；如果，但愿不会如此，一位女性在40岁的年纪还是单身，那么她被恐怖分子杀害的概率都比手捧新娘花束走上地毯的概率大。
诚然，文章预测的实情是，一位在25岁还是单身的大学毕业女性，结婚的可能性为50%。在那个年代，90%的女性会在漫长的一生中某个时刻结婚，所以对每个看到这篇文章的人来说，都会感觉这些预测一定是错得离谱。
多亏了时间流逝的检验，以及美国人口调查局的可靠数据，我现在可以告诉你究竟有多少大学毕业女性如该杂志所说，敢于推迟结婚到她们30岁和（我得先深吸一口气）40岁之后才步入婚姻市场。
截至2010年，在1986年是30岁的单身大学毕业女性，有75%已经在这24年间的某个时刻步入婚姻殿堂；在1986年已经35岁依然单身的大学毕业女性，有69%嫁给了她们的白马王子；即使是那些被新闻周刊作了恐怖预言的40多岁老处女们，大部分也在65岁生日前结婚了：具体数字为68%。
尽管媒体头条带来的是坏消息，预测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导致了（婚姻）这种神圣制度走向消亡，然而绝大多数女性和男性在一生中的某个时刻还是会步入婚姻殿堂。之所以当今的结婚率如此之低，是由于测量结果来源于某个单独时间点的短暂观测。而纵观结婚率在每个人一生的情况时就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婚姻制度从未被废弃过。
联合国2009年世界生育率调查报告显示，在全球范围内，按平均年龄计算，在45到49周岁之间已婚的女性数量始终保持相对平稳，自1970年起超过90%。在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之间，步入40多岁将近50岁的女性已婚人数有所增长，在25个发达国家中仅有两个国家是例外（瑞典和法国）。
多年来已婚率在发达国家呈现某种下降趋势，但是这些国家里保持单身的女性呈现出增长的趋势却没有导致单身率的增加，反而导致了同居或其他非传统意义的恋爱关系数量上升。
毫无悬念的，当今有着最低已婚率的国家里，年龄在45岁到49岁之间女性是对婚外性关系抱有最为宽容态度的人群：瑞典（75%），芬兰（80%），挪威和丹麦（82%），法国（83%）及荷兰（85%）。
已婚率，如果从某个时点观察已经超乎寻常地低于历史标准——就现在来讲，仅有50%的美国成年人已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不打算拥有性行为关系。这只表示他们在人生的不同时期会保持不同的关系，以不同于过去的形式彼此保持新型的关系——比如，选择同居而非结婚。
那么在晚年性和爱的市场上，是什么新鲜事物占主导地位呢？大部分进入晚年的人现在都在寻觅短期和长期的性伴侣，数量之巨是史无前例的。
——“夕阳红”约会市场出现井喷
正如我先前所说，市场可以被描述为稠密市场或清淡市场。
当市场清淡时，买卖双方都很少——这就比较难于达成双方都能认可的交易价格——所以交易成功率很低。当市场稠密时，可想而知买方和卖方数量都足够多，这就意味着更容易达到平衡——买卖双方可以轻易达成彼此满意的成交价格——于是成交率也就水涨船高。
多年以来，晚年婚姻市场逐渐趋于饱和。该市场的饱和意味着不仅仅有更多的“交易”（例如，单身人士为了性和爱凑到一起），也同样意味着该市场上恋爱关系的质量，比起过去一二十年来有显著的提高。
对于为什么晚年性与爱情市场要比以往稠密很多，存在着几种经济学上的解释。
首先，很多人推迟到他们年纪很大时才徐徐步入婚姻殿堂。这种趋势的形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源自于男性和女性都想要少生孩子的想法。想要成员更少的小规模家庭意味着女性可以推迟结婚，然后生养自己想要数量的下一代。在她们三十多岁再开始生育孩子，完成生养一到两个孩子目标的女性非常多。相对的，从三十多岁开始生育孩子，又想要生养四五个孩子的人凤毛麟角。
同时，通过生育机能治疗和选择相应合理的生活方式使女性在大龄时看起来更为年轻，这促成女性提高自己的预期，至少女性在30岁到40岁之间仍然可以生儿育女，缓解了为了生孩子而需要早早结婚的压力。
婚前性行为的增加，则要归功于高效的避孕手段和社会理念的变革（正如我们在第一章讨论的那样），于是男女之间不再需要在结婚和独身之间进行抉择。这种选择上的解放给我们在步入长期婚姻关系之前拥有多名性伴侣提供了机会。独身和性行为的解放给广大单身人士提供了主动权，大家可以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寻找长期伴侣。
家庭生产技术和购买多种商品及服务的能力过去都是由女性负责（比如准备晚餐和洗衣服），而这方面的科技进步让每个人都能轻松地达到自给自足。男人们不再需要女性来完成这些产品和服务，女人们也能够把时间花在挣钱而非传统意义的操持家务上。这样男性和女性都能够自力更生，使他们能够在很长的时期内安于单身生活。
同样的经济因素也有助于避免婚外生育的发生。越来越多的女性已经能够独立抚养孩子，社会标准的进步也能够接受未婚女性意外怀孕并且进而非婚生子。女性在十几岁或者很年轻时就怀孕，过去必须勉强结婚，现在却可以在今后漫长的人生中选择合适结婚的时机。
之所以相比从前更多的人选择在晚年市场中寻找爱情，正如我们已经了解的那样，第二个原因是寻觅伴侣的成本随着在线约会和社交网站的普及而下降。这种搜索成本的下降对年长的单人人士要比对年轻人的影响效果大得多；年长的单人人士比年轻人在社会上更为孤立，这意味着通常情况下，如果没有互联网技术，他们的搜索成本要高得多。在线约会技术的引入促使搜索成本降低，更多的老龄人口得以进入市场寻找爱情和性关系。
这与牛津互联网研究所领导的一项国际性研究不谋而合（由伯尼•霍根、威廉•达顿和纳伊利授权），该研究发现，在那些1997年开始约会的情侣中，中老年情侣借助互联网会面的人数显著高于年轻情侣；年龄在20岁的情侣进行网络会面者仅有19%，相比之下30岁的情侣比重为23%，40岁的情侣比重为35%，50岁该比重为38%，60岁的比重为37%。
线上约会在中老年男女中的流行，显然是以社区为特定目标的线上服务过剩造成的。（这个说法暂且不论，我最近注意到在我刚刚过完这个生日后，我的脸书首页广告推送也从“单身父亲寻找真爱！”变成了“不考虑年轻女性，谢谢！”对于我这个还在市场中保持观望的人来说，这是多么贴心的日常提醒啊。）
更多的人投入到晚年约会市场中的第三个原因是：人们的寿命延长了。比如说，根据2007年美国国家人口统计局报告，20世纪60年代年龄在60岁的男性，如果随机抽样的话，其预期寿命仅剩5年。而现在同样年龄的男性预期为21年。60年代年龄在60岁的女性预期剩余寿命为20年，当今同龄女性的预期为24年。
寿命延长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很显然的，为了寻求一位新人建立一段新的情感关系需要投入很多（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些寻找新恋情所需的固定成本）。双方寿命越长，对于初始投资的回报也就越丰厚。因此，寿命的延长促使中老年人更愿意花时间享受新恋情。
第二个原因是男性和女性的预期寿命逐渐接近，其中某一方变成寡妇/鳏夫的可能性降低。平均水平上这种效应增加了中老年人投入新恋情的意愿，尤其是女性，不再像过去那样，因为担心自己再一次（有的人甚至不止一次）地变成寡妇而避免开始新恋情。
说句题外话，你也许会认为离婚是晚年婚恋市场在近几十年来变得稠密的主要原因。不过实际上，离婚也许根本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原因在于，根据贝奇•史蒂文森和贾斯汀•沃尔弗的研究，以人口的每千人为单位测量的离婚率，目前是自197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离婚率的降低并不仅仅是近年来才出现的趋势，我们所看见的离婚率下降实际上只是离婚率长期走低趋势的一个片段。每1000对夫妇中的离婚者已经从1979年的23对减少到2005年的10对。
当然，现在有很多人可以从与第一任（第二或者第三任）丈夫/妻子白头偕老的誓言中完全脱离出来，之后又开始重新寻找属于自己的一份爱情——尽管这种充满未知数的期望不是该市场发展到如此规模的原因。事实上，当今离婚的大趋势本应该使得这个市场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萎缩才是，因为大龄的单身人士会越来越少。
——这是好色老头的买方市场？
我们已经对随意性行为市场——中学和大学校园——进行了多次讨论，那里的女性数量远超过男性，而且由于这种不平衡，在性行为方面男性拥有更多的控制权。
女性常常发现在市场中寻觅到的男性伴侣更具优势，尽管事实上育龄男性和女性的人口数量是大体相当的。部分原因是女性在选择性伴侣时更加谨慎挑剔。不过更多地是因为很多女性在这个市场中寻找一位单身的长期恋爱关系对象，而男性却在这个市场中寻找多个短期性关系对象。
当然，生物学上的差异是造成男性和女性在寻求交集时出现不同层次、不同侧重的主因；与多个育龄女性频繁地发生短期性关系，这样的行为模式可以增加男性多生育的成功率，而与高质量的男性建立长期恋爱关系则可以使育龄女性增加生育高质量后代的成功率。
我们对这样的论述已经了如指掌；事实上，当我们纵观男性与女性在性行为上的差异时，这个思路已经成为大众所接受的主体思想中的一部分。可是，这是否真的合理呢？当我们进入晚年生育能力下降时，还会执着于生理倾向驱动我们的性行为吗？
（此外，这能满足你的好奇心——并非只有女性在晚年会经历生育能力下降的生理变化。由英国的穆罕默德•哈山和史蒂芬•克里克指导的医学研究发现，夫妻间当男性年龄超过45岁时需要花费超过一年的时间尝试怀孕，超过两年才能成功怀孕的比例，要比夫妻中男性年龄在25岁的人群高出12.5倍。他们是在剥离了女性年龄和夫妻间性行为的频繁程度等因素之后，得出此结论的。）
对于男性和女性两方面来说，生育能力的改变都会造成中老年群体在运作性与爱的市场中选择的改变。比如，绝经后的女性会失去寻找一位能够使自己生育高质量下一代伴侣的生理冲动，与此同时，她们在随机性性行为上的经济制约也不复存在：换句话说，意外怀孕所造成的事业上的收入损失和对今后结婚的影响风险都消失了。
另一方面，中老年男性也许在一开始会选择寻觅更年轻、生育能力更强的女性来抵消自己逐步下降的生育能力，但是超过一定年纪（尤其是当生育能力再强的女性也对他们没有帮助之后），其性行为的决策也将不再受自身的生理冲动驱使。而且，在大概同一时间，这种改变导致男性面临新的经济刺激——驱动男性寻找一位愿意照顾年事已高的自己的女性为伴。
存在于男性和女性之间的不同的生活预期虽然逐渐消退，但是在中老年夫妇中仍然存在对女性家庭生产比较优势的忽视现象。不过，我们在第四章所讨论过的从婚姻交易中所得的收益，来自于夫妻双方为这段婚姻带来了什么实质的东西。对于一位独立的女性个体来说，如果照料对方的成本与男性为这段关系带来的收益密切相关的话，尤其是当随机性的性行为关系成本低廉时，女性就会继续保持单身而不再希望拥有一段长期稳定的恋情。
生育能力的衰退和女性较高的生活预期，至少在理论上增加了中老年女性寻找短期性伴侣的倾向，同时也增加了中老年男性寻找长期性伴侣的倾向。
这使我想起一个故事。几年前，我父亲的一位老朋友来做客时我刚好在家，他告诉我们自己刚刚与一位他追求了多年的女性结束了恋情。当我父亲询问分手原因时，他忧伤地摇着头说：“她只是把我当作炮友而已。”这个可怜的家伙是在他80岁时得出这个结论的，不过我个人可不觉得他是个理想的性爱对象，很显然那位女性也这么认为，而这位老人可不满足和那位女士仅仅是炮友关系。
我写这一章意在指出，男男女女在做性行为决策时的性别比例是非常重要的。假设这是一个对于“色老头”的买方市场，中老年女性受制于与大学女生面临的相似的性压力；但是中老年女性想要结婚，就像年轻女性想要的那样，而中老年男性想要发生随机性行为，就像年轻男性喜欢的那样.从个人角度来说，我认为这种假设并不准确。
单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当卖方数量相对巨大而买方相对稀缺时，就可以合理地假设“商品”的售价会低于买卖双方数量均衡时的售价。市场上的议价行为并不以货币为计量单位；而是以相对价值来计量。如果中老年女性寻找恋情的人数真的远大于寻觅恋情的中老年男性的话，那么她们会愿意以一个较低价值“成交”，毕竟别无选择。
这是个可检测的假设：如果中老年女性愿意以低价值成交而中老年男性不愿意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老年女性在晚年约会市场上是数量过剩的。
威廉•麦金托什、劳伦斯•洛克、凯瑟琳•布里利、瑞贝卡•赖安和艾莉森•斯科特对该项假设进行了检验。他们发现中老年男性对于未来伴侣的选择比年轻男性更为谨慎，因为他们更愿意花时间找到一位高市场价值的对象。这一结果并不令人意外，毕竟市场上的女性极具多样性，这给男性找到自己心仪的对象带来便利，更不用说他们还掌握着市场的主导权。然而，他们也发现中老年女性不仅比年轻女性更为谨慎地选择约会对象，也更加关注未来伴侣的各项素质，包括人种、年龄、收入和身高。
经可靠评估，年龄在65岁的男女比例为1:3，该证据支持我所指出的：尽管在正式约会市场中的女性人数远远超过男性，但这并不意味着男性就拥有市场主导权。这是因为中老年女性还有一种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她们可以一直单身下去。当女性担心需要去照顾一位上年纪的老男人时，她们宁可选择单身这个第二选项。
最近我和我母亲的一位朋友聊了聊，这是一位可爱的年近70岁的老太太。她偶然提到，唯一能让她考虑再次约会的，是遇到一位可以同时提供医生证明和银行流水单的男性。我反思了一下，大概自己还从没有考虑过通过医药专家来寻求约会建议，不过，我至少能够理解中老年女性在考虑新伴侣时，不仅仅想要一份医生证明，也许还会去咨询精算师。
也许最好的打算是把中老年男性当作“养老保障”，由他提供稳定的爱情、依靠和性爱。这种保障并非是业已决定期限的类型，而是在购买资产时无法确定时限的。女性愿意投资多少不仅仅取决于这个保障能提供什么（爱情、依靠和性爱），也同时预期更久的延续期限。正因为在投入到这段感情关系时无法确定其持续的时长，风险厌恶型的女性需要顾虑到她的资产在还没看到收益时就过期的风险。
如果女性趋于风险厌恶，现实就是男性不得不降低生活预期，这意味着女性在时长上的保留价值要比其他时候高。除非时长价值足够高，中老年女性是不情愿接受这种风险的（假设她们可以找到一位能够满足其所有需求的男性），这就给女性在晚年约会市场中平添了几分主控权。
回到我母亲的朋友所提到的办法：她在谈恋爱之前要求一份医生证明。我必须坦白地告诉你，我非常幼稚地没有将此举与中老年人性行为联系起来。我原以为她之所以要求医生证明是因为她想要找到一位长寿的老伴儿。在她讲了一个关于风流的巡洋舰舰长和一船放荡的老妇人的故事之后，我才发现她真正在意的是未来爱人需要是个没有性病并且身体状况良好的人。
这听起来是个不错的主意，尤其是对于年过五十的人来说，在过去几十年中逐渐积累的风险性性行为提高了得性病的几率，并且可能要为此付出代价。
——如何教导妈妈：不戴套不做爱法则
“年轻”和“愚蠢”这两个词总是被自然而然地联系在一起。与一个18岁的大男孩去争执使用安全套的成本和收益大概是源于错误地认为他会爱对方一辈子。你也许会认为，当这样一个男人年过五十后，他的首要目标会是在这片大地上尽可能活得久一些，或者最低限度地，避免患上令人痛苦的性传播疾病。
其实行为鲁莽并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在50岁以上的人口中逐渐增长的随机性行为比例和安全套的极低使用率共同导致了性病发病率上升的后果。
在美国，患有HIV或AIDS的人口中，人数最多的群体是年龄介于45到49岁的人群，从2007年到2009年期间，感染率增长最快的是年龄介于60到64岁之间的人群。
根据对全国性健康和性行为的研究，23%的年龄超过50岁的男性的性行为报告显示，他们与上一个性伴侣是“一夜风流”，而仅有25%的人是和新的性伴侣交往，或者在最近一年内有不止一个性伴侣，他们在最近一次性爱中使用了安全套。
情侣在发生性关系时是否会使用避孕套，取决于不使用安全套的期望成本与收益的权重和在关系中双方的话语权。
不采取安全措施的性爱，其期望成本取决于和你做爱的人已经感染疾病的可能性，以及如果对方有性方面的疾病，那么会通过毫无防护的性行为传染给你的可能性。
尽管性传染病在中老年人中的发病率提高了，但其仍低于年轻人的发病率；年龄在20到24的成年男性中梅毒的感染率高于年龄在55到65岁之间的男性10倍之多，淋病感染率则高出40倍，衣原体感染率高出100倍。所以说中老年人的无保护性行为导致传染性病给伴侣的风险还是很低的，这和年轻人之间的“纵情纵性”仍然是两个概念。
不得不承认，中老年男性要比中老年女性更容易感染这些疾病，所以与中老年男性发生无保护性关系要比与中老年女性发生无保护性关系承担更多的风险。
这种传染概率——一个人通过和带病伴侣发生性关系而感染性传播疾病的可能性——对女性而言要远大于男性。举例来说，当一名男性与一名HIV女性感染者在无保护措施情况下发生阴道性交，他感染HIV的可能性在0.01%到0.03%之间；而当一名女性与一名HIV男性感染者在无保护措施情况下发生阴道性交，她感染HIV的可能性在0.05%到0.09%之间。这个可能性看起来好像很低，但是HIV仅仅是女性感染率高于男性的多种性传播疾病之中的一种。
感染率和传播率是中老年女性需要坚持“不戴套，不做爱”的两个最好的理由，但是和男性发生无防护性关系的成本在持续降低，这就使得中老年女性难以坚持上述原则。
很困难，但是并非不可能。
事实上，如果中老年女性更倾向于随机性爱关系而不是长期恋情，那么让她们在做爱时坚持使用避孕套会比年轻时容易些。这是因为她们不再需要在压力下妥协于希望取悦对方，从而确立稳定的恋爱关系。在这一市场上，男性才是承担压力而妥协的一方，如果他们是需要寻找一位稳定的晚年伴侣的话。
这里有一个解决方案来应对由不同的寿命预期造成的市场不均衡问题，就是让中老年女性和年轻男性在一起。有证据显示，这并不是仅我一个人认为的解决该问题的最佳方案。
——美洲狮是解决市场问题的途径
当我36岁时，我发现自己在晚餐聚会上处境相当尴尬。在聚会的主人为我说媒之后，没有人再有兴趣给我介绍其他男性，当我意识到这个事实后我曾一度非常伤感。大家都认为那个人已经是我的完美人选了。他们的原话是，这个人在各个方面都和我非常契合。尽管我并不清楚自己的那个他是怎样的理想型，不过（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在寻找爱情的道路上，我会保持着开放的思想去接受。可我不得不承认，当他们告诉我对方的年龄时，我叫停了这场相亲安排——对方53岁了。
之所以这件事让我如此印象深刻，并不是因为他们想把我推给一个只有中学学历、住在城郊的小商贩，而且那人年龄大到可以做我父亲；而是当我说对比我大17岁的人不感兴趣时，我的晚餐伙伴们互相交换的眼色。他们很明显地达成共识：“咱们谁该去告诉这位天真的大傻妞儿，她不会遇到比这样的条件更好的人选了呢？”
真希望我能告诉你这仅仅是一次意外经历。
巨大的年龄差异始终是长期恋情中难以逾越的难题。如果你还记得第六章里简的故事，你就能回想起，她作为年龄小很多的配偶，意味着在夫妻共同做决定时，她在自己的婚姻中却很难插上话，而这种缺乏话语权导致了她在婚姻中是多么的不幸。不能不说约翰和简之间的婚姻状况和两个人的年龄差距是有直接关系的。经验表明，从长远角度来讲，年龄差距确实关乎婚姻的成败。
之前我提出过家庭中夫妻之间的话语权取决于（至少理论上是）婚姻之外的关系机会。而年龄则是婚外机会的决定因素之一。例如，市场中对年轻女性的需求大于大龄女性时，嫁给40岁的男性，25岁的女性就会比40岁的女性更具有议价能力，所谓的万事皆公平。
这一理论说明，由于简比约翰年轻得多，婚外结识新人并再婚的机会就更多，她本应该有更多的议价能力而不是更少。然而索尼亚•奥雷菲斯的研究发现，这是两性婚姻中更加常见的经验——比较年轻的一方缺少话语权。这项研究的真正有趣之处在于，在同性婚姻中，年龄和议价能力之间的关系是完全遵循经济学理论的。
在家庭共同决策的众多项目中，有一项是家庭成员如何分配时间完成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作、家庭生产工作或者是干脆什么都不做（经济学家喜欢称之为“消费休闲”）。我们假设掌握更多议价能力的人会在劳动力市场上消耗更少的工时（将家里孩子数量多寡这样的因素都剔除出去），拥有较少议价能力的人会付出更多；要多付出多少取决于他们与其伴侣相比议价能力低到什么程度。
索尼亚•奥雷菲斯发现，如果妻子比丈夫年龄小五岁之内，该因素将增加她的年度劳动力输出十小时，减少她丈夫的输出将近十一小时。这就是说年龄大的配偶一方（在这个例子中，是丈夫，不过这一事实与性别无关）拥有更多的议价能力，他们可以为自己争取到劳动力市场上更少的付出，而他们的配偶却因为年龄较小需要付出的更多。
在同性情侣中，这种相反方向的动态趋向更为突出；年轻配偶拥有更大的议价能力，因此在劳动力市场也可以争取到更少的工作时长。
一位女性比她的（女性）伴侣年轻五岁的，每年可以少提供二十一小时的劳动；她的年长配偶则需要多付出二十小时劳动。一名男性年龄小于他的（男性）伴侣五岁的，每年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上少付出二十二小时的劳动，他的年长配偶需要多提供二十三小时的劳动。
当我们观察情侣之间的收入转移情况而非劳动时长时，会发现存在同样的关系；在同性情侣中，年龄差距越大，年长一方将收入转给年轻一方就越多（年龄差异为五岁时，女同性恋为2200美元，男同性恋为1500美元），而在异性恋情侣中，则是年轻一方将收入转移到年长配偶手中（年龄差距为五岁的金额是900美元）。
如果我们认为年轻配偶方在万一离婚后更容易再婚的话，那么异性恋情侣的结果（年长一方拥有更多的议价能力）是有悖常理的。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是，年长一方可能大部分不是丈夫，而笔者选取的样本是年长的男性，他们比年轻的妻子拥有更多优势。还有一种可能性：在合法夫妻中，检验他们在婚姻以外的机会代价是相当高昂的，所以那些来自于婚外机会对议价能力的影响会被极大地削弱。
在同性夫妻之间，结束一段恋情的障碍更少（数据来源于2000年，当时尚未有任何法律承认同性婚姻），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不会因为性别原因受到社会评判左右而去补偿另一方。在这方面，同性夫妻的模式更加接近自由经济市场，使我们得以观察到经济学理论预测的结果：年轻伴侣方掌握的权利较为平均。
围绕婚姻中年龄差异的第二个论点是，婚姻双方较大的年龄差异是否会使婚姻更加幸福快乐。瑞贝卡•基彭、布鲁斯•查普曼和于彭运用澳大利亚的相关数据回答这个问题。他们研究发现，婚姻中的夫妻双方年龄差距越大，婚姻越有可能以离婚而告终。
例如，他们发现在男方比女方小两岁的婚姻中，以离婚而告终的可能性要比男方年龄小于女方一岁的离婚人数高出53%。这种随着年龄差距增大而增加的离婚概率并不只存在于妻子比较年长的婚姻中；如果婚姻中的男方比女方年长九岁，他会比年龄小于女方一岁到大于女方三岁年龄范围内的人更加忧虑自己的婚姻成败。
抛开在婚姻中年龄差距很大的夫妻到底有多幸福不谈，如果真的只有年纪很大的男士在现阶段才会垂青于我，那么，那晚我参加晚宴时主人对于我所想要的恋情所抱的态度就是正确的，我也就应该接受现实，即我不可能得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与我年龄相仿的男性。
可问题是，那种年长男性只对年轻女性感兴趣的偏见实际上是错误的。别误会我的意思，中老年男性想要年轻的妻子，但是请记住一位经济学学者迈克•贾格尔曾经的口头禅：你不可能事事如愿。在约会这个问题上，中老年男性想要年轻女性，但是他们常常只能得到与自己年龄相仿的。
心理学家谢伊娜•西尔斯-罗伯茨•奥特维兹和杰拉尔德•门德尔松通过研究雅虎网交友栏目收集的数据，发现随着男性自身年龄的增长，其目标女性年龄会越发年轻化。比方说，年龄介于20到34岁之间的男性，寻找的女性平均年龄仅小于自己一岁；年龄介于40到54岁的男性，寻找的女性平均年龄比自己小五岁；年龄介于60到74岁的男性，寻找的女性平均年龄比自己小八岁；年龄超过75岁的男性，寻找的女性年龄小于自己十岁。
在女性方面，她们也倾向寻找更年轻的男性；年纪轻轻的女性寻找比自己年龄大三岁的男性，但是现在也倾向于寻找年龄更加接近自己的。而年龄介于60到75岁之间的女性，绝大多数在寻找与自己年纪相仿的男性。而当女性年龄超过75岁之后，平均来看，她们更加倾向于寻找比自己年轻三岁的男性。
我再次回顾了美国人口调查局的数据，以便观察结婚时间介于2008到2010年之间的婚姻。事实上，丈夫的年龄大都比妻子要大；大约有50%年龄介于40到65岁之间的新婚男性娶到年龄小自己五岁或更多的女性。
从相反方向看，很多女性也嫁给了更年轻的男性。
年龄介于40到65岁之间的新婚女性，大约有17%嫁给了比自己年龄小五岁以上的男性。这和不久前相比是一个重大改变；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仅有3%年龄小于60岁的女性嫁给了比自己小五岁的男性。时隔30年，与“年轻男伴”结婚的女性增加至8%。最近的证据显示，在收集数据的这十年间，“年轻男伴”结婚率保持着持续迅猛的增长势头。
梅尔文•科尔和马克•弗兰切斯科尼最近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中指出，这种女性和年轻男性结婚的趋势直接归因于她们所接受的良好教育——她们的教育水平不仅远超30年前的女性，而且优于她们所选择的婚姻对象。
似乎在面临选择时，至少有一部分男性会选择虽然年龄大点，但是比普通妻子更具有经济方面优势的妻子，而对那些年轻却缺乏能力确保经济稳定的女性不感冒。由此可见，受过良好教育并拥有比丈夫更高职业阶层的女性，有多出45%的机会嫁给比自己年龄小五岁或更多的男性。
——本章结语
在本章开头我们谈论过《新闻周刊》的文章，文章中警告那些花时间在学校深造而没有去找老公的女性，称她们将失去成婚机会孤独终老。我很好奇多年以后究竟有多少女性此时此刻放弃了寻找真爱的希望；的确，在文章发表当年年龄40岁还是单身的女性有68%最终已经嫁人；不过是否另外有5%或10%的人的婚姻是不被祝福的？或者是为了不被剩到最后而仓促步入一桩糟糕的婚姻？又或者因为担心修大学学位会造成失去成家机会，结果过少投资于学习？
作为一名经济学者，我知道有很多人不看好大龄剩女。加上中老年男性尤其青睐于年轻女性这种假设之后，我一点都不惊讶于有很多大龄女性认为自己注定会孤独终老，被社会所遗弃。但是正如《新闻周刊》的预测使得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女性误认为自己再也嫁不出去一样，这类统计学显示的在大龄婚恋市场中，男性对女性比例的偏移给了大龄女性一种错觉，使她们觉得自己没有市场优势。也许更有甚者，也给了大龄男性同样的错误认知。
就我个人而言，我保留了一张明信片大小的《新闻周刊》照片压在自己桌子的玻璃板下，借此提醒自己统计学数据的力量有多强大——可以扭曲大众的认知，甚至进一步破坏人们的正常生活。
经济学市场能够运转正常是建立在市场内的操作者掌握的信息完全对称的基础上的。如果男性过分高估自己的市场优势，那么从长远来看这部分人会受失望感所累。这对富有而健康的男性来说也许不是问题，毕竟这种类型的男性在市场上总是炙手可热的，大部分女性（比如我之前提到过的，我母亲的朋友）都在担心约会遇到的男性因身体或者财务负担等因素而告吹。但是富有而健康的男性在晚年婚恋市场中毕竟仅是很小众的一群人。
此处我略举一例来解释男性的这种市场优势认知是如何实际阻碍市场正常运转的。我有一位七十多岁的单身朋友，她正在通过网络寻找恋情。她自己在各个方面都很优秀——有良好的收入、多媒体设计的住宅，本人很健康有活力，也很会享受生活。她最近告诉我，刚刚回应了一个表示对她感兴趣的人，那人在在线约会网站上给她发了标准的“你好，很高兴认识你”信息。而在我的朋友简单地答复后，其反馈则是愤怒的谩骂，他指责她态度不积极，提醒她应该为收到自己的信息而感激涕零。（顺便一提，之后我们发现，这个人实际上比自己在网站上描述的年龄大十岁，也就是说比我朋友大十岁。）
在这种情况下，两个人会继续单身下去，因为一方错误地认为他自己拥有全部的市场主控权，而另一方则误以为她自己毫无市场优势，所以宁可保持单身也不想降低恋爱底线了。
我希望以一个小数据来做结尾，诠释我想表达的男女双方在晚年婚恋市场上的差异。在一项针对年过五十的人们的性行为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被调查者在最近一次性行为中，如果对方（男朋友或女朋友）是自己的正式恋爱对象的话，男方会感受到更好的性体验；91%的男性和恋爱对象发生性关系并且达到性高潮，而与朋友或者一夜情发生性关系的仅有80%达到性高潮。
在另一方面，女性在最近的一次性行为中，如果对方不是恋爱关系的男性或女性，则有更好的性爱体验；58%的女性与恋爱对象发生性行为并达到性高潮，而80%的女性与仅仅是朋友关系的或者一夜情对象做爱并达到性高潮。
这在你看来也许没有什么经济学上的参考价值，但实则不然——性与爱市场远不止于供需关系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