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你走到生命尽头⋯⋯或者至少你准备好说“是时候改变了”
谷歌有个非常有趣的特性叫“预测查询内容显示”，当使用婚姻相关的搜索时，这种预测显示出几乎每个网络搜索者的婚姻都是不愉快的生活阶段的开始。
比如根据谷歌，如果你输入“为什么我的妻子⋯⋯？”很可能你想输入的是：“不再爱我”、“没有原因的哭泣”和“不想我碰她”。
如果你尝试键入“为什么我的丈夫⋯⋯？”谷歌会很贴心地提供最常用的内容：“讨厌我”、“忽视我”和“出轨”。
本章是关于那些达到某个人生阶段的人们，他们大概会以“我的婚姻已经⋯⋯”开头，并且以“结束了”、“失败了”和“陷入困境”这样的输入结尾。
虽然我不能告诉你“怎样确定何时⋯⋯”“结束这段关系”，“分手”或者“离婚”，不过我可以提供一系列关于为什么会发生出轨的经济学透视。
我们还是先从一个故事开始说起。
伦纳德是个好男人。他遵纪守法，为与他有共同理念的当地政客做支持工作；他也参与教会活动，为翻修教堂筹措充足资金发挥过重要作用。伦纳德拥有成功的事业，工作中他在刚入行的新手面前俨然是一位严厉而又关爱他人的父亲形象，为此他深感自豪。
值得一提的是，伦纳德在遇到现任妻子之前有过一段婚姻经历，不过在第一段婚姻里所出现的问题是他始终不愿提起的。
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结的婚，那时他还在学校做进修研究生，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始终保持着活跃的性生活。多年来他们保持着激情，频繁外出做爱，尝试双性恋和性幻想，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夫妻一起在换妻俱乐部享乐。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伦纳德厌烦了这种性爱经历，开始试图说服妻子逐步升级性爱刺激，这远远超出了她能接受的范围。最终她忍无可忍，伦纳德已经把她逼到极限了，于是她停止了婚姻范围以外的一切性行为。起先伦纳德同意了这种改变，意料之中地，两个月后妻子从一个朋友那里听说了伦纳德想独自参加换妻俱乐部的事情。
这种背叛致使他们的婚姻走到尽头，讽刺的是，没有了性伴侣，也就终结了伦纳德参加换妻俱乐部的体验。
恢复单身后要比想象中更加缺少性爱欢乐。甚至于在遇到现任妻子之前的五年里，伦纳德不得不通过招妓排解性欲。现在他已经年过50并且再婚，对于性爱的追求也逐渐掩盖起来。在与第二任妻子的性爱关系中，伦纳德显得成熟得多，当然，也仅限于婚姻范围内。
这件事的结果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伦纳德感到越发孤独。他爱自己的第二任妻子，真的很爱，然而他渴望着新鲜的性爱体验带来的刺激感。最重要的是，他渴望和一个对自己热情如火的女人做爱，想象这样一个女人赞美他的性能力，使劲浑身解数取悦于他。
简而言之，他想要被崇拜。
终于情况发生了变化，伦纳德注意到自己的身体开始变得力不从心了。工作上的升迁赋予了他更高的权威，公司新进的年轻职员们则给了他更多一对一的人际交往。伦纳德感到庆幸，这也许算不上被崇拜，但是凭现在的社会地位他可以方便地给年轻一代性开放的女性提供一些别的东西。
我的一个朋友曾经告诉过我，当你形单影只时倍感孤独是一回事，如果结婚了还在孤独感中煎熬那就彻底没救了。出于这个原因，我想我应该告诉你，伦纳德找到了他苦苦寻觅的这种令他满意的关系。不过这来自于伦纳德新职位的权威性。就算他再年轻些并且单身，也不足以吸引女性和他维持短期性关系。他现在联系的女人挺喜欢他，也许享受与他的暧昧调情，不过双方都没兴趣去“兼职恋人”。
所以说伦纳德对于第二任妻子是一个忠诚的丈夫，并非是他信念忠贞，而是由于婚外情人市场上没有可供选择的余地。
谁也说不清楚婚外情性关系有多普遍；粗略估计出轨的发生率大概50%——半数男女在婚姻中都会背叛其伴侣。
这种估计的问题是，“忠诚”对于婚姻来说往往具有特殊的含义，导致用数据监测其结果并不够严谨可靠。如果你坐在桌前正在对同事进行性幻想，那么你算不算不忠诚呢？有些人认为是，这些人对于婚姻不忠的度量标准很高，会把这种行为也列入范围。如果你在有伴侣的情况下和其他人发生性关系，算不算出轨呢？当然算，但是如果你的配偶容忍你的婚外性行为，或者和你一起与这个第三人发生性关系，这还算不忠吗？
对于不忠更可靠的测量来自那些有孩子的男人，他们误以为孩子是自己的，而事实并非如此。进化生物学家大卫•巴斯指出，在父系研究中，大约有10%的儿童属于这种情况。但是这只能衡量女性的不忠，在一个大约40%的新生儿来自于未婚女性的时代，这个衡量标准也难以评判不忠。
布鲁斯•伊尔姆斯里和格拉菲特•泰巴尔迪的研究发现，目前仍然和第一任丈夫或妻子生活的美国人中，7%的女性和14%的男性对问题“在婚姻存续期间，你有没有和丈夫或妻子以外的人发生过性关系？”给予肯定的回答。如果只考虑年龄在35岁以下的人，那么男性和女性出轨的几率相当，即7%的女性——对应9%的男性，有过婚外性行为。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不同年龄段带来的差距可能来源于出轨的时机，而并非社会的变革导致新生代男性更少出轨，从而和新生代女性出轨率大抵持平。
这些数字看起来很低，实际上是低估了出轨的普遍性，因为研究范围仅限于那些停留在初婚的人群——离婚人群并未纳入数据统计体系。唐纳德•考克斯通过研究对全美有代表性的调查，发现那些承认自己在婚姻存续期间有过出轨行为的人们大部分都已经离婚；46%的男性和56%的女性出轨者离婚了，相比之下，28%的男性和31%的女性未出轨者选择了离婚。所以说从数据体系中移除离婚人群意味着婚姻中倾向于出轨的估计要远远低于实际人口汇总的真实情况。
唐纳德•考克斯指出，25%的男性和14%的女性在一生中有过婚外情。如果我们只关注近12个月的行为的话，8%的男性承认发生过婚外情，女性该比例为3.5%。如果我们把同居的人也考虑进来，与结婚的人合并统计的话，承认有过出轨行为的比例便增加到34%的男性对23%的女性。我们都知道男性对伴侣不忠的行为要比女性普遍得多；不忠的男性在过去一年里与两个或以上的人发生过婚外性行为的人数差不多是女性的两倍。男性出轨倾向于选择年轻女性（这一点也不令人意外），而女性更倾向于和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发生关系。少女（年龄小于26周岁）的出轨率高于其他年龄段的女性，男性也在年轻时出轨的更多，不过年龄与婚外情之间的关系在男性之中并不像在女性之中那么显著。
也许你会想知道怎样通过经济学分析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婚外情这种行为。毫无疑问生物学在促使已婚人士在婚姻之外寻找性快感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最终决定该行为的生理冲动来自于人们理性地搜索性快感最大化的途径。我们接下来会看到，这种决定不总是令人满意，尽管如此，在做出出轨决定的那一时刻，这仍然是最优解。
我来介绍一下即将使用的经济模型，以解释出轨问题。你也许会觉得似曾相识，我们在第一章用过类似的方法来解释性行为是如何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的。现在我们将用它来解释为什么有些男女会不忠而其一些不会。
——婚外情数学模型
婚姻中的男女出去偷情是因为他们认为利益大于期望成本。婚外情的期望成本看起来像是这样：
被抓到的可能性×被抓到的成本＝婚外情的期望成本
被抓到的可能性取决于实际情况。比如，假设有两位女士同时在考虑婚外情。第一位在外面工作，经济上是独立的，住在城区。第二位则没有工作，经济上不独立，住在乡下社区。在没有其他信息的情况下，有理由推测那位整日在家并住在偏僻地区的女士被抓到婚外情的概率要高于那位外出工作甚至有机会出差的女士。
“被抓到的成本”其实有一点复杂，但它是一种期望成本——没有哪位男士或女士确切知道出轨的代价，直到被逮个正着。假设无论是职业女性还是家庭主妇在离婚时都会因为通奸行为而得不到丈夫的赡养费，那么经济不独立的女性被抓到出轨就会损失更大。相反，如果即使出轨也可以得到赡养费，那么这位主妇则更可能成为赡养费的受益者，而经济独立的职业女性就损失更大。实际上，如果这位职业女性的丈夫收入更低的话，她很可能以成为赡养费的支付者而告终。
我们需要了解的最后一件事大概是，每位女士的丈夫都会在抓到妻子出轨后选择离婚。现实中我们并不清楚存在于男男女女中的真实可能性是怎样的。经济独立女士的丈夫也许会因为满足于夫妻双方在婚姻中稳定的经济状态而选择原谅，或者他宁可找一位虽然经济上不够可靠但忠诚于婚姻的妻子。家庭主妇的丈夫也许会离婚，因为他不想再养活不忠的妻子；但是也可能出于对年幼孩子们的保护而考虑容忍。
我们无法确定这些可能性，但是我猜想这两位女士已经想好了主意，万一丈夫发现自己不忠后决定要离婚，也可以应对。
我们就假设，家庭主妇被抓到出轨的概率是30%，行迹败露后她丈夫选择离开她的概率为50%，一旦离婚，她将失去家庭能提供给自己的价值100000美元的商品和服务。那么她出轨的期望成本为：
0.30×0.50×$100,000=$15,000
所以婚外性行为的既得利益应该更高才能诱使她就范；也就是说该行为的价值以货币形式计量要超过15000美元。
职业女性则面临着截然不同的风险和成本。假设她被抓到出轨的概率仅为5%，而她的丈夫发现她的劣迹后选择离婚的可能性为50%，一旦离婚，她将失去的来自于婚姻的价值为50000美元的产品和服务。那么她的出轨期望成本为：
0.05×0.50×$50,000=$1,250
所以对她来说，发生婚外性行为的成本要远低于另外那位女士。只要她能从婚外情中获得价值超过1250美元货币价值的利益就可以。
任何增加被抓住几率的因素（比如染上性传播疾病的可能性变大）或者增加配偶与其离婚几率的因素（比如对方去意坚决）都会增加出轨的期望成本。
显然，财务损失仅仅是这个分析中方便解释和计量的一个因素。其他难以计量的因素也是被抓到出轨的成本。比如，就算出轨的男女没有因此失去孩子们，也有可能失去孩子们的感情，更不用说离婚给孩子们带来的艰难时光。很多的出轨者，不论男女，因为出轨而面临被配偶付诸身体暴力行为的报复。他们可能就此失去配偶的爱情——这感情对于婚姻的价值其实是无法估量的。他们也许会被教会会友排斥，被家人和朋友们孤立。还有些人可能因此事业受损，尤其是婚外情中涉及到了同事或者客户时。更有甚者，为了婚外情而要以独自生活很久作为代价。
所有这些以及其他很多不可预料的因素，都是婚外情分析中的成本因素。
在发生婚外情之后的几年里，出轨者会意识到出轨这个决定并非之前想象的那样“随性而为”，尤其是某些期望成本变成真正的代价之后（比如，配偶发现了他们出轨的行为并且提出离婚），但是即便之后会为此后悔，实际上你在人生中做出的最坏决定，也是在做决定的时刻的一个随机抉择。
因为抉择都是基于产生不良后果的可能性而做出的，而不是基于确定的恶果。如果每个出轨者都明确知道自己一定会被抓到，自己的配偶和所在社区一定会追究自己的行为，而且自己一定会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那么你我都可以猜到，还执迷不悟要去偷腥的人肯定会少之又少。
——一夫一妻制的神话
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一样，不是天生的一夫一妻制；即使是极度浪漫主义的雌性树懒，传说中最遵从一夫一妻制的灵长类动物，也会在有机会的时候偷偷溜出去一晚，和附近的树懒性交。理解了成本利益分析中的利益方面，也就理解了出轨者在婚外发生性行为时生理需要的程度。
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讨论过的，在我们物种中的雄性展现出的生理需求是追求多个性伴侣。我认为对于这种男性特征最贴切的形容叫作“库里奇效应”。库里奇效应是用于描述各种哺乳动物的雄性，包括人类，需要一位性伙伴，但最终将会对对方完全失去交配兴趣，除非遇到新的性伴侣；雄性动物天生不会让已经受精过的雌性反复受精。
20世纪50年代，心理学家弗兰克•比奇和利斯贝斯•乔丹在实验室测试了这种效应。他们把雌雄老鼠放在同一容器里让其交配，直到雄老鼠完成射精。一旦雄老鼠结束射精，就会对雌老鼠失去交配的兴趣，不论雌老鼠如何努力鼓励它继续也无济于事（这个情节也许听起来很耳熟）。当研究人员将一只新的雌性老鼠放进容器后，这只雄性老鼠就会又有交配的兴趣，并继续和新的雌老鼠交配。
以防万一你是个在性爱上受挫的女性，考虑再找个女人加入你们的夫妻生活来刺激你的男性伴侣的性趣，又或者你是一名已经厌倦现有女伴的男性，想说服你的女伴来个三人性爱，有一点你必须要清楚地知道：新加入的雌性并不能重新唤起雄性对原配偶的性趣——它只唤起雄性对新加入者的性趣。
对于为什么雄性会是这种方式的行为，有个比较通俗的理论，自始至终贯穿了整个进化史：拥有最多性伴侣的雄性（如果愿意，我们可以称其为“澳大利亚式淫乱”）也是拥有最多后代的雄性。我们大部分人是最淫乱男性的子孙后代，也就是说，当代男性骨子里也是渴望众多性伴侣的。
女性则更多地受限于她们能生育的孩子数量，如果拥有多个性伴侣不能增加孩子的数量，她们会终生忍耐，尽管这样可以提高她们孩子的质量。更高更健康的孩子存活到成年并且生儿育女的可能性更高。所以结论是，我们都是少数女性的子孙，她们是找到最高最健康的性伴侣作为孩子父亲的那部分女性。
有证据表明，女性天生会寻找高质量的性伴侣来达到多生优生的目的；某些研究发现，女性会随着月经周期而改变性偏好。比如，进化心理学家马尔蒂耶•哈兹尔顿和杰弗里•米勒研究发现，当研究中的被调查者处于排卵期时，93%的人表示倾向于找一位贫穷但是富有才华的男人发生短期性关系，而不太会选择有经济基础但是平淡无奇的男人。当被调查者为处于非排卵期时重复此项调查，仅有58%的女性会选择富有才情的穷人作为短期性伴侣。
排卵期对伴侣选择的作用并未反映到女性选择长期伴侣方面。你大概会猜测比起短期性关系，女性在长期伴侣方面会更注重财力，因为女性需要稳固的经济保障胜过优良的基因。不过，当被调查者在选择长期伴侣时，在“有才”男与“有财”男之间，大约有84%的处于排卵期或者非排卵期女性都表示倾向于“有才”的穷小子。
由进化心理学家伊丽莎白•皮尔斯沃斯和马尔蒂耶•哈兹尔顿进行的另一项研究，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更多的支持。研究显示，嫁给外貌欠佳男士的女性，在排卵期会更想寻找婚外情，嫁给外貌优秀男士的女性相对不会如此迫切。还是这些更倾向于寻找婚外性伴侣的女性，当她们受孕后，也同样表示自己的丈夫变得更具有吸引力和有爱；缺乏吸引力的男士似乎需要通过一定程度的示爱来报答其妻子的忠诚，以使妻子远离婚外情。
这种属于人类生物学方面的证据告诉我们，不忠于伴侣的行为所获得的利益，于女性或男性是截然不同的。
这意味着，当男性出轨时，是因为他足够优秀，可以说服自己妻子以外的女性就范，和自己发生婚外性行为。他能够达到目的是因为作为另一名短期性伴侣来说，他能够提供优良基因——可以提高女性孩子的质量，这对女性具有足够的吸引力。
这样同时意味着，当一个女人出轨了，并不是因为她很抢手，而是因为她的丈夫没有那个想偷他老婆的男人抢手。女人之所以会就范是因为通过衡量，认为这可能给下一代遗传更好的品质，于是会和具有优良基因的男性发生短期性关系。
——这不是你的错，错在我
男人渴望出轨是出于延续自身的遗传基因；女人渴望出轨是出于对丈夫基因的优选——这是布鲁斯•伊尔姆斯里和格拉菲特•泰巴尔迪所论述的定证检验假说，这两位科学家我们在本章开头提到过。
该论点所述的不忠与生育相关，已在研究中被证实。男性在一生中具有生育能力的时期较长；他们背叛妻子的可能性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上升，直到年龄达到55岁，在此之后的出轨可能性就会下降。女性出轨几率和年龄也存在着类似的关联性（增长和下降趋势），不过出轨率的峰值出现在较早的时期——大概是45周岁——即当女性的生育能力开始下降时。这主要是由于对于女性来说，当不再需要生育后代时，寻找婚外性行为的动机也就不复存在。
使用教育成就作为基因质量指标时，研究人员发现没有证据表明教育背景良好的男性比教育水平低的男性更容易发生婚外性行为——事实上，他们发现那些仅有中学学历上下的男性出轨几率比拥有大学或硕士学位的男性高出大约3%。这一现象似乎有悖于假设：高质量基因男性比低质量男性更有能力出轨。笔者将其归结于实际生活中，部分男性会去招妓，而基因质量并不能决定性工作者和已婚男性发生性关系的意愿。
如果女性是因为基因质量寻求短期性伴侣，这是千百年来本能的进化原动力促使她们去筛选孩子的生父，以便给下一代提供最大的生存机会，从这个角度来看，一纸大学文凭真的是她们所需要的么？
作为一名女性，我得说我的理想型短期性伴侣看起来更有可能是那种为了我翻山越岭智擒猛虎的勇士，而不是能够解决系统方程式的男人。我怀疑研究者测定吸引力的标准（例如教育）才是导致调查结果难以支持其假说（拥有优良基因的男性更容易出轨）的根本原因。
不得不承认，丈夫拥有大学或硕士文凭的女性，比那些丈夫仅有中学或者更低学历的女性出轨几率低3%。而男性出轨几率的高低则与妻子的学历水平无关。这种情况大致可以支持假设：女性丈夫的特质能够决定女性是否出轨，但是男性选择出轨与否时却不考虑这些。
这种结论没能解释清楚所有问题，比如：它假设男性的低教育水平增加了女性出轨的可能性，因为这增加了女性通过与更优秀的男人发生婚外性关系带来的优选基因效应。而这一结论忽略的事实是，女性决定出轨是同时取决于出轨的期望成本和既得利益的，而我们都清楚，女性出轨的成本有一部分可以用遭遇离婚将失去的收入来度量。
——如果我嫁给有钱人
每当我打开网络浏览器似乎都能看见这个命题，总是有新闻报道称某位高级政要或者企业高管或者运动明星的不忠行为被其妻子逮个正着。媒体从来不会报道低收入已婚男性的私事，当然，真要报道这些也就无暇再报道其他任何新闻了。
有关富人和穷人之间的这种信息不对等问题，给人们留下很深的印象是：无论不忠这种事离我们有多近，也没有人比有钱人更不老实了。
如果你回想一下，当我们在第五章谈论淫乱的奥秘时，推测富人出轨是基于经济因素的。因为富有的男性能够养活多位妻子，他们当然也能够养活那些见不得光的性伴侣。即便富豪们不是直截了当地支付报酬给婚外性伴侣，或者赠送礼物（比如汽车、公寓或者衣服首饰），富人也需要在一开始就表现出很吸引女性的样子，好让女人甘愿铤而走险，梦想着有一天能够“小三（甚至‘小四’）转正”，成为一名体面的阔太太。
问题是，虽然观察结果中富有的男性更愿意选择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似乎很难以理解，但是其实富人很少是单配偶者（这是指忠诚于他们的唯一发妻）的猜测确实严重失实。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富人在婚姻中的出轨几率会比穷人高。实际上在排除大量差异效应干扰后，唐纳德•考克斯发现男性收入水平与出轨的欲望之间基本没有关联。
在婚外情上的收入效应实际上是发生在女性方面的。贫困家庭中的女性比富裕家庭中的女性发生更多婚外情。这一点在考克斯的论文中得以验证，也体现在罗宾•贝克的知名著作《精子战争》中，所谓“性感科学”。贝克称平均而言全部男性中有10%养育的孩子实际并非亲生而毫不自知（大卫•布斯的书中也出现了相同的数字）。当我们观察收入水平在最底层的男性时，这种错养别人孩子的概率猛增到30%。而收入水平靠前的男性中，自己的孩子并非亲生的概率只有2%。如果数字属实，这就是一项极为有力的证据：当女性丈夫很贫困时更容易发生婚外情，而当丈夫很富有时就不会。
也许我们需要用成本收益分析来解释为什么女性的收入和婚外情存在上述关系。生活贫困的女性如果婚外情败露，丈夫与其离婚对女性经济上的影响很小——这与那些生活在富有丈夫提供的舒适环境中的妻子们截然不同。此外，部分贫困家庭的女性也不仅仅是希望通过婚外情得到更好的基因，而且希望能借此改善经济困境。
尽管更高的收入并不会增加男性婚外情的可能性，却真正地降低了女性婚外情的概率——避免婚外情的真正重点并非收入而是控制力。要不是这个鲜明的启示，你也许会惊讶于强势的女性实际上和强势的男人一样频繁出轨。
一组荷兰研究人员（约里斯•拉莫斯、詹卡•斯托克、珍妮弗•乔丹、莫妮可•波尔曼和迪耶德里克•史塔波）进行的研究，收集来自于经理、团队带头人和首席执行官的数据，通过他们回答的出轨频率来测量他们再次出轨的意愿，推测出这些经理人出轨的机会和他们对于诱惑新情人能力的自信心。
在众多受访者中，26%的人有过不止一次对伴侣的不忠行为。那些工作上位高权重的人中不乏更多的偷腥者和晋升更快的人——调查显示他们有更多的婚外性行为，而且更多地表达出在未来出轨的意愿。
要如何解释职场上的权力和忠贞之间的关联呢？出差和长时间的工作给婚外情创造了机会（同时降低了被抓到把柄的可能性），但是这只是冰山一角。最为令人信服的统计学解释来自于信心；职场上具有更大权力的人群往往表现得成竹在胸——只要他们想，随时都能找到性伴侣。
此项研究中的女性行为在出轨史调查中和男性类似，权力越大的女性婚外情越多，并对自己勾引到新的性伴侣的能力表达出更大的信心。
在这些结果中使我感到有意思的是，之所以会看到女性更倾向于忠诚婚姻，主因正是她们历来就难于得到有权力的职位。如果这是事实，那么下一代女性大概会和男性一样淫乱。
——不忠者从来不能如愿
在文学著作里反复出现的一个桥段就是，那些背叛自己婚姻的人总是没有那些忠于婚姻的人幸福快乐。
伊尔姆斯里和泰巴尔迪的研究发现，那些表示“不是很快乐”的已婚女性中曾背叛自己现任丈夫的人数要比那些表示一直“很快乐”的女性高出10个百分点。不快乐的已婚男性不忠于目前婚姻的人数也比表示“很快乐”的已婚男性高出12个百分点。
男性与女性不快乐之间的差异是，不忠是否与招妓有关。大卫•布兰奇福劳和安德鲁•奥斯瓦德进行的另一项关于幸福感的研究发现，不仅那些表示今年来有过偷腥行为的人感到不幸福，而且那些承认有招妓行为的人也表示感到更加不愉快。
婚外情和不幸福之间为什么存在这一联系原因尚不明确。也许是出轨本身就会让人不愉快。又或者是不快乐的人更有可能去找一段婚外情，预期借此来摆脱不愉快的婚姻。也有可能是婚姻关系以外的其他原因导致的不快乐，需要通过婚外性行为作为排解心情的途径。
心理学家丹尼斯•普雷维蒂和保罗•阿马托通过收集超过17年的数据来弄清：是婚外情直接导致了离婚，还是不美满的婚姻已经走向离婚边缘才导致了婚外情。他们发现夫妻双方已经在考虑离婚的会更多地发生婚外性行为；所以说对于不愉快的婚姻关系，婚外情是结果而不是成因。研究者同时还发现，毫无悬念的、后续的婚外情会导致婚姻质量越发恶化，而每况愈下的婚姻也就增加了离婚的几率。
婚外情，当它出现时，对于不美满的婚姻，既是结果也是成因。
——本章结语
也许你会感到好奇，伦纳德第二任妻子是否也察觉到自己的丈夫在婚姻之外不停地猎艳。说真的我也不清楚，不过我怀疑她在嫁给他的时候就明白，只要有机会，这位丈夫就会管不住自己。为什么她要选择嫁给这样一个难以保持对婚姻忠诚的男人呢？也许是因为她能够准确地预测到他很难找到机会。伦纳德新的工作晋升也许是她应该担心的因素，不过她实在不必真的担心什么——他所掌握的小小权力根本不足以说服年轻大胆的姑娘，他的基因还没优秀到值得惹麻烦的程度。
婚外情是一个经济学课题，不过并非你所预期的那样——富有的男性更容易不忠于妻子——而是因为做决定出轨或者不出轨是一个成本收益问题。这个课题中涉及的成本包含了几个经济因素，比如由于离婚而损失的收入，而收益方面更多的则是出于生理需要。
比如，法律上允许婚姻诉讼裁决，是在经济上对于通奸者进行相应惩罚的话，就会增加偷情的成本，从而降低其发生的概率。在缺乏相应立法时，婚前协议在条款中明确了对于违背婚约相应的经济处罚标准，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当女性在职场中走上更具有权力的位置后，也出现了更多的出轨者，这不仅是因为有权力的人更可能出轨，而且是由于她们有了更好的出轨机会而不会被抓到。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并没有在平均意义上增加婚外情，正如我们在第六章说述，但是它的确降低了出轨的期望成本，为那些想通过婚外情满足欲望的人提供了便利。
这个论题的有趣之处在于，经济大环境的改变左右了婚外情发生或者不发生的倾向，这表示个人可以通过以某种方式构建两性关系来降低离婚率。
从一方面来讲，可以通过签署协议来明确地禁止婚外情。在过去，协议本质上就是在圣坛宣誓，但是明确的经济处罚条款所能达到的力度远比在亲朋好友面前的宣誓强得多。背叛婚姻誓言是要付出代价的，我已经讲述过很多方面的代价，但是对某些人来说，增加的经济惩罚的确增加了出轨的代价，足以预防婚外情的发生。
从另一方面来讲，这也许意味着在经济大环境的变革中，我们应该对传统婚姻形式进行反思。当今主流思维在逐渐发展之中，曾经的男性之于婚姻是确保他们的父权和子嗣，女性之于婚姻是得到生活必需品的保障；随着避孕药的效用提高以及女性越发的经济独立，上述两种关系在很多夫妻间变得越来越模糊甚至消亡。当出轨的可能性居高不下时，对于触碰婚外性行为的议价能力可能是夫妻之间用来确认婚姻尚处于完好状态的一种方式。这些观点并非适用于每个人，但是也并非每个人都想追求婚外情。对于那些有想法，有机会的人来说，通过多种新的方法来保持忠贞也许更为理性可行。
正如你将在下一章看到的，晚年生活中的爱情可以很类似于大学时光；男性的缺乏确保了他们的市场主导地位。而我们则试图发现，为何女性与大学时代大为不同——很多年长的女性宁可选择滥交情人而不去寻找一位白头偕老的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