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性行为有了新的标准
我最近曾经和一个朋友的孩子聊到他的爱情生活。这小伙子长得高大帅气，所以我猜测到，以他17岁的年纪很可能已经有女朋友了。他的回答是：“没，我21岁之前不打算交女朋友。”于是我反问：“难道在此之前只交男朋友？”
我说这话可不是为了搞笑。在一些未达到工业化的社会里，男孩子们在青春期是被鼓励发生同性性关系的，借此来避免婚前生育以及推迟结婚年龄。在我看来这种描述仅仅是我们所认为的性行为“准则”，尤其是对青春期来临的孩子们来说，这其实是文化和经济意义上的决策；在一个社会体系中，青少年之间的同性恋关系被认为是对团队有益的（比如，可以推迟女性生育），而另一方面，则是有害的（比如，挑战了传统的异性恋婚姻体制）。
经济环境与社会信仰对于可接受的青少年性行为存在一定关联。在这里我简单举几个例子来解释一下。
第一个例子是关于什么年龄的年轻人可以合法发生性行为与人们的预期寿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经济上的富足对人类的健康有积极影响，并且在社会层面上会延长人类平均寿命。当预期寿命较短时，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发生性行为的合法年龄也相应较低。例如，在16世纪的英国，合法年龄为10周岁。那个年代里，人们的平均预期寿命为37年。如果人们不能存活很久，那么作为一个社会，你会很严肃认真地希望人民能够尽早恢复再次生育。所以平均预期寿命（作为一个经济结果）影响社会准则对于何时可以合法发生性行为的年龄规定。
接下来的例子是鼓励人民结婚的年龄和人口压力之间的关系。诚然，刚刚提到的那个例子，英国的合法年龄实际上并不是很恰当。在那个年代，英国的领土十分有限。在一个大规模的农业社会中，土地的数量是固定的，人口规模的增长会威胁到每个人的收益。在避孕措施还不够可靠的年代，对婚前性行为的严格禁止是很好的方法，这样可以限制生育，预防人口增长导致稀释可获得的资源。资源的极为有限，比如土地，提高了社会可允许结婚的年龄界限。在1600年代，女性结婚的平均年龄为25周岁；社会规范不鼓励早婚意味着抑制人口增长以及可能导致的生活水平下降。
社会认知指向青春期女性怀孕生育关系到另一项经济支出：作为回报，增长的正规教育带来的未来收入。当接受教育对你的收入增加不起作用时，社会上对青少年女性生子是持赞成态度的，因为早早地为人父母对未来的收入没有影响。然而当国家工业化后，接受更好教育的人本质上会挣得比教育水平低的工人更多的工资，社会层面便转而不支持青少年生育——即使已经结婚——因为这会限制他们未来的生产力。
经济因素同样影响社会层面更愿意给孩子们教授多少性知识。过去的长辈们并不担心何时才是时机成熟去和孩子进行“那种谈话”。那时家都狭小局促，孩子们和父母挤在一个房间里生活，夫妻往往在孩子睡着时行房。我们能否竭尽全力地“保护”孩子们远离性知识取决于房子的大小。当我们变得更加富裕时，便可以延长孩子们忽视人类本能性欲的时间，以至于开诚布公地谈论关于性的话题变成了禁忌。
最后，科学技术的革新极大地影响了社会对同性恋情和性别认知的态度。比如，互联网技术的便利轻而易举地让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人发现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和他们一样的人存在。加之科学技术创新鼓励了那些性取向有别于主流的人，支持他们将自己特殊的性倾向对大众公开。这种公开导致了整个文明对此态度的转变，当然，经济因素再一次在这种转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向你讲述关于青少年性行为标准的演变中经济学上的证据之前，我想先讲讲另一个故事。
如果你还记得第二章中的莎拉，你大概会回想起她那段不幸的早孕经历，她原本是要完成大学学业的。莎拉在故事开头就不是处女了，但是你一定会惊讶地发现，总体来说在中学时她是远离性行为的。莎拉直到被申请的大学录取后才开始有性行为。那时她还可以拿到奖学金，并且已经注册了秋季课程，结果因为自己不合时宜地怀孕而泡汤。
甚至没有人真正询问过莎拉，她是否真的想去上大学。她的家庭、朋友圈，在她从高中过渡到大学时，和从初中过渡到高中时一样，认为这显然毫无争议。并不是出于对接受大学教育的预期促使莎拉在中学时期对待性行为如此慎重（毕竟她的很多朋友都开始有性行为了），而是因为她在十年级时曾遇到一个名叫特洛伊的帅小伙子。
特洛伊并不是莎拉的男朋友，但是她很享受和他在一起的时光，当特洛伊邀请莎拉去他家过夜时，莎拉非常乐意，这主要是因为她相信两人之间是纯洁的男女关系。莎拉的母亲表示反对，作为过来人，她比女儿更清楚十几岁的大男孩想要什么，不过也足够开明地允许莎拉可以在放学后去特洛伊家做客。
特洛伊住在莎拉从没去过的城里另一区，他家属于社会保障住宅项目，人们称之为“贫民区”。他和他的姑妈一起住（自从特洛伊九岁离开母亲后，姑妈一直是他的监护人），姑妈刚刚生了个小宝宝，此外还有个18岁的堂弟。除了这几位常住人员，当莎拉来做客时，这位堂弟17岁大的女朋友也正巧过来，放下他们十个月大的宝宝，以便和小姐妹们去商场血拼。
在这次拜访中有两件事给莎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影响了她之后关于性行为的决定。第一是特洛伊的居住条件。莎拉还从没有见过如此残破穷苦的家庭。这使他为她的朋友感到悲哀，不过更重要的是，在这样不合时宜的简陋环境中还要养活宝宝，简直令人咋舌。当她想象自己作为母亲的样子时，就觉得需要给孩子提供的条件要远比眼前这个家庭给孩子提供的好得多才行。
这次拜访中给莎拉留下深刻印象的第二件事，发生在问起特洛伊有没有准备在十一年级的课程里申请大学高数和英语时。莎拉知道特洛伊是一名好学生，可令她意外的是，他并没有直接回答问题，而是转头向姑妈征求意见。出乎意料地，他的姑妈马上摆摆手否决道：“你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去上那些想考大学的人才去学的课程呢？”
这是莎拉第一次体会到并不是每个朋友都能有一个乐观未来。不久后她意识到，朋友们对性行为所做的决定，比如冒着怀孕和辍学的风险，是对黯淡前途的自暴自弃，这种悲观是莎拉无法认同的。
莎拉就此为剩余的中学生活而暗自庆幸，可她把这件事想得过于简单了；学习总是要花时间的。结果是莎拉始终没有找到自己心中那个合适的角色，值得她去冒险品尝禁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开始相信恋爱这档子事应该加入大学里值得期待的事项中。
莎拉在十一年级时失去了特洛伊的消息，实际上他先前就已经离开了学校。但是她始终不能忘怀那晚自己去参加学校毕业舞会时特洛伊和他家人的情形。莎拉的妈妈把她和她的两个好朋友载到门口（其实完全没必要如此麻烦）。她们走向“红毯”，莎拉瞥了一眼两边，没有狗仔队甚至没有父母来拍照，只有十几岁却带着婴儿的女孩子们。很多以前的同学因为怀孕而没能留在学校（至少是没办法参加毕业舞会），当夜来看看她们那些身着盛装出席舞会的朋友们。
莎拉当然知道班上有不少女孩在最后一学年已经身为人母，更有甚者，有一个姑娘已经怀上第二个孩子。可是穿上光鲜礼服的舞会皇后和身着宽松居家服的孩子妈妈之间形成如此鲜明的对比，让莎拉清楚地认识到她们的人生轨迹有多大的差异。
也许你会因为莎拉在大学时选择流产而看低她，这完全是你的自由，不过也许你应该明白莎拉做这样的决定也并不轻松。她根本不敢想象自己如果不终止怀孕进而生下宝宝后人生会变成怎样：她早就知道那种情况会有多么可怕。
——其实不是每个人都如此
当代美国青少年的性行为少于80年代中期的其他青少年群组。根据疾病控制中心的统计，在2010年青少年有过性行为的人未超过半数（男性42%，女性43%），在20年前该比例是女性51%，男性60%。年轻人也不是单纯地通过其他方法代替普通性行为（比如口交或肛交）；年龄在15至17周岁的青少年，46%的男性和49%的女性没有和别人发生过性接触。
超过92%青少年男生和86%青少年女生表示他们在最近一次性行为时使用了某种避孕手段。尽管这看起来很谨慎，同年仍有年龄在15至19岁的女生产下367752名新生儿；这意味着该年龄段差不多有3.5%的女孩子生育了。尽管这个比例从1991年到2010年已经下降了超过三分之一，美国的青少年怀孕生子比例仍然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超过其邻国加拿大两倍。
这不是因为加拿大的青少年性行为更少，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统计，年龄在15到19岁的加拿大年轻人有43%有过性行为。
青少年的怀孕生子比例下降并不是因为流产率的增长。美国青少年流产率在2006年比1991年下降了一半（从千分之三十七的女性比率下降到千分之十六）。
公共卫生研究人员约翰•圣泰利和安德里亚•梅尔尼克斯肯定地表示，青少年生子率在1991年到2005年之间的下降与青少年性行为的减少或者流产的增加都没有关系，而是完全归功于他们在采取避孕措施时更加地谨慎小心。这大概是因为那些减少性行为的青少年会在发生性关系时采取避孕措施。所以当这部分青少年选择不发生性行为时，对于怀孕率是不会产生影响的。
青少年性行为及其后果在美国也是具有种族色彩的话题。青少年白人女性在发生性行为时更多地采用服药的方式，黑人和西班牙裔青少年相对较少：39%的青少年白人女性服药，黑人的比例为14%，西班牙裔为17%。
黑人和西班牙裔青少年女性的生育率超过了青少年白人女性两倍：在2010年，年龄在15到19岁的白人女性中有2.4%生育，黑人生育率为5.2%，西班牙裔为5.6%。
黑人和西班牙裔的青少年女性不仅仅是怀孕的更多，而且在20岁之前很可能已经生育过不止一个孩子。举例来说，在2009年有58%的青少年女性生育了第一个孩子，其中黑人女孩和西班牙女孩的产子率共占青少年女性的34%。所以我们已经了解到她们的怀孕率大大超过其他青少年，不仅如此，她们占生育过二孩青少年女性的66%，生育过三孩的73%，生育过四个及以上孩子的80%。
令人惊讶的是，在2009年，美国年龄在15到19岁的女性有1316人生育了四个或更多孩子。
不同人种之间生育率的差异，部分原因是对于青少年怀孕生子的观念差异。比如，当要回答这个问题时：“如果你现在怀孕了，会有什么感受？”只有8%的白人女性回答她们会有点或者非常高兴；却有的19%西班牙裔女性和20%的黑人女性做出相同的回答。
最后，年轻女性更有可能成为性传播疾病人群；据疾病控制中心估计，年龄在15到24岁的年轻人仅有25%表示有性经验，而近半数的新型性传播疾病是通过这组人传播的。她们患有衣原体病或淋病的比例比平均水平高四倍，患有梅毒的比例是普通人的两倍。
再一次，在感染性传播疾病的同龄组中黑人青少年女性人数也是压倒性的。2009年，患有衣原体病的人数比白人青少年女性高出16倍，患有淋病的人数高出7倍，患有梅毒的人数高出28倍。
这些数字证据显示当青少年的性行为和怀孕率下降时，性传播疾病的感染率却没有变化。这看起来似乎不合情理，不过对此可以用经济学理论加以解释。
青少年性行为正在向社会经济学的积极方向转变，而年轻人为性行为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当我们意识到青少年在对我们所处的经济环境做出反馈时，青少年性行为就比较易于理解了。
——不平等造就了一种绝望文化
也许你已经注意到，莎拉所在学校的年轻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事实上，这所学校的生源主要来自于两个差异很大的社区：其中一个小区居住的都是富裕并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而另一个社区都是社会保障型住房，很多人靠社会救助生活——“贫民区”。
也许你也注意到另外一件事，这学校里的青少年怀孕率相当的高。在莎拉所在的毕业年级大概有两百名学生，本来已经生育的女生大概不超过八人，不过参考那些来看自己朋友参加毕业舞会的女孩子数量，学校里的怀孕率远不止于这个比例。
经济学家梅丽莎•斯凯蒂尼•卡尼和菲利普•莱文发表的论文中提供了一些有趣的证据，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莎拉所在的学校青少年怀孕率如此之高；他们的理论是学校内学生之间差异巨大的经济背景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美国我们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青少年怀孕率在不同的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些研究就是利用了州与州之间的差别对比，发现收入水平的不平均促进了青少年怀孕率上升。在那些收入两极分化严重的州里，被称之为“绝望文化”的东西盛行于毫无优势的居民中。这种文化降低了青少年对于在中学时期就生儿育女的感知成本；因为假设那些女孩要生孩子（而且多数会的），她们就不可能超越现在所处的生活圈子，无疑会是社会最底层的年轻母亲。
考虑到文化层面，我们通常认为这是我们作为独立个体的外部表达，其实这也是我们周遭世界的某种外部表现；这有点类似于我们继承的棕色眼睛或者难看的脚型。经济学家们认为文化是源自内在——是社会经济环境作用下该社会内部的决策形式。是的，我们继承了文化，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因为我们继承了这种经济环境。如果经济环境改变了，那么社会文化也会随之改变。
所以贫富悬殊在贫困家庭中创造出一种文化，他们认为经济困境是无从选择并不可改变的。
试验中的证据显示，来自贫困家庭的青少年女性，多居住在低收入的社会底层比例大的州，比起居住在高收入家庭居多的州的女孩子，穷女孩在20周岁时生育过孩子的比例高出五个百分点左右。
此外，这些女孩终止怀孕的比例，比起富裕家庭的女孩也高出将近四个百分点。
所以在低收入和高收入州之间，不仅青少年怀孕率存在着很大差异，当她们怀孕时也更倾向于做流产。
当特洛伊询问姑妈是否申请大学所需的课程时，她的反应生动地展示了这种绝望文化在青少年性行为方面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特洛伊的家庭几代人都徘徊在贫困线上，同时期，他们所在社区的富裕家庭却掌握着绝大多数的财富。特洛伊的家庭从过去就无力改变前途，这个家庭已经绝望了。
他的家人认为他不可能超越当前的生活水平，导致对他或者他的表兄弟能够读完中学不抱任何期待。基本上这种经济困境阻挠了特洛伊完成中学学业，实际上不会有人告诉他，此时这个关于他受教育水平的决定会对他的未来意味着什么。另一方面，特洛伊的表兄弟完成了中学学业，却也止步于此。他找了份工作来养活女朋友和孩子。这样的选择也许不能使他们的低生活标准成为必然，但确实使提高生活水平变得难上加难——如果他们没在中学就生养小孩，也许还有点机会。
——高等教育是一项特权
对于多数学生来说，绝望文化对他们的消极影响，致使他们放弃进入大学的念头也无关紧要。如果大学是人人都能上得起的话，那么即便是贫困家庭的青少年也可以梦想有朝一日依靠一纸大学文凭找到份高薪工作了。接受教育本身就价格不菲，这种情况使很多学生无法承担大学学习的费用。如果事实的确如此，那么在中学时期就生育子女并不会阻挠他们接受更高的教育——因为本来也没机会。
这表示青少年怀孕率和大学教育的价格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
本杰明•考恩最新的论文中使用了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美国数据进行判断：在社区公立大学学杂费低廉的州里，青少年是否会因为有更乐观的继续深造前景而做出更好的性行为决策。他发现社区公立大学的学杂费用每下降1000美元，17周岁的中学学生中发生性行为的人数就会下降惊人的26个百分点。
他同时还发现当能够负担大学学费后，学生们也会相应减少参与其他有风险的行为，比如吸烟（下降14%），吸大麻（下降23%）。
当然，这个论断的假设前提是年轻人都很理性，都具有一定远见，他们深知当下发生有风险的性行为将会威胁到他们的前途。这种青少年在面对需要抉择是否发生性行为时能够保持理性的假设听起来很难让人信服，不过论文中表示对于很多在中学的最后一学年的学生来说，大学学费每提高1000美元，希望继续在学校深造的人数就会下降5.7%，这恰恰说明年青一代在抉择未来何去何从时，继续接受教育的成本正是他们考虑的因素。
研究人员同时发现比起有意愿继续留校学习的人数，实际付诸行动的人数要少得多：临近中学毕业的学生，83%的人认为他们会在一年内申请大学，而仅有56%的人真的进入大学或者社区学院。那些看似虚假的志愿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得以观测到青少年性行为的重大改变；尽管证据表明不是每个学生都能继续在校学习——他们根本不需要继续，他们只是需要相信这是可能的就够了。
早先我说过，美国青少年的怀孕率在发达国家中是最高的，超过其邻国两倍（美国青少年女性生育率是千分之三十九，加拿大为千分之十四）。如果将美国的青少年怀孕率与那些对公众提供低廉收费的高等教育的欧洲国家对比的话，差距更大。美国青少年怀孕率超出德国和法国三倍；超过荷兰四倍之多。显然，经济因素解释了为什么美国青少年怀孕率和其他发达国家差异悬殊：比起其他国家中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美国贫困家庭的孩子们对于得到继续深造机会更不抱希望。
——更少的性行为却带来了更多的性传播疾病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存在于美国中学的乱交行为在近20年间有所下降，青少年生育率从1991年至2009年也下降了三分之一。青少年之间的性行为频率下降，也更加有意识地采取保护措施，但是仅仅在去年，24周岁以下的年轻人中性疾病的感染者就增加了50%，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要理解这个问题，可以假设一所学校有100名学生，其中有50名有性行为。他们的性别和是否是异性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是否是一对一的情侣关系：毕竟他们是青少年，一学年内每个人都可能有过几个性伴侣。
年初，有一名学生是STD感染者。假设学生之间没有固定情侣关系，那名感染者会传染他/她的性伴侣，他/她又会传染给其下一名性伴侣，以此类推。年末时，这50%的学生中有将近半数的人，据推测已经通过性行为感染了STD。
接着假设在接下来的学年里，又有100名学生入学，不过这中间只有40人有性行为。于是在新的一年里，又有一名学生是STD感染者，这个过程就会再轮回一次。假设有性行为的学生减少，我们可以推测在年底感染者也会更少。不过这种推测很可能是错误的。
当学生们发生性行为时并不会仅仅选择有性经历的“同道之人”，他们有可能转而选择那些没有发生过性行为的学生，这些“新人”也加入有性行为的人群。这些“新人”理应是最该采取稳妥保护措施的人，也是高度“风险厌恶”型。
例如，想象一下如下三个人的行为。第一个人是高度风险厌恶型并且坚持使用避孕套。第二个人风险中立型，对避孕套的使用不坚持也不拒绝。第三个人是风险偏好型并坚持无保护性爱。
过去，当很多青少年都有性行为时，风险厌恶型会和风险中立型形成稳定的性行为关系。如果事实如此，双方都能免于感染性传播疾病（风险厌恶型会坚持使用避孕套，而风险中立型会遵守）。
当性行为的成本增加时，比如大学教育对于未来收入变得更加重要，风险厌恶型的青少年就会终止发生性行为。中学性行为市场上的绝大多数就仅剩第二类（风险中立）和第三类（风险偏好）人群。
风险中立的人曾经因为风险厌恶型伴侣的坚持而免于感染疾病，现在的性伴侣却是风险偏好型。后者坚持不使用避孕套，风险中立型也会欣然接受，于是双方感染疾病的风险都增加了。
当绝大部分风险厌恶型的学生离开性行为市场后，疾病感染率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大幅上升。这是因为发生性行为的青少年中谨慎小心的性伴侣离开了他们过去的伴侣——风险中立型——甚至是风险厌恶型，而这些人也不会再发生安全的性行为。
经济学家们称这种转变为粗放边际——换句话说，安全性行为伴侣离开市场，余下坚持发生性行为的青少年疾病感染风险会升高。这类变化导致对于STD感染率增加，还有一个“集约边际”上的改变——那些仍然身在青少年性行为市场的人改变行为方式也会加大风险。
经济学家彼得•阿西迪亚科诺、安德鲁•比彻姆和马乔里•麦克尔罗伊最近发表的论文中表示，当校园中的女性学生人数远远多于男生时，性别不均会助长女生想要发生性行为的意愿。（这类似于之前提到过的大学故事，当大学男生掌握“市场主导权”时，女大学生会发生超过自己意愿的性行为。）
比如他们发现，当十二年级的男生比同级女生多时（译者注：此处当是著者笔误，“多”应为“少”），十二年级的女生有伴侣并发生性行为的程度要远远超过她们自身想要发生性行为的意愿。而且十二年级的男生谈恋爱和发生性关系的程度与他们的主观偏好趋同；他们乐于通过谈恋爱解决性需求。
这就是说，在十二年级，男生在性行为方面拥有绝对的议价主导权，因此他们想做多少爱就能做多少爱，女生在这方面的议价权就偏低，因为她们并不想发生这么多性关系却不得不就范。
这种关系的存在就像在大学市场，由于十二年级女生需要为男生的稀缺而展开竞争，不仅因为男生完成中学学业更困难，也因为十二年级的女生还需要和那些乐于与学长谈恋爱的学妹们竞争。市场赋予高年级男生的优势不仅给女生造成压力，使她们同意在恋爱中发生性关系（哪怕这并非自己所愿），也将另一项议价主导权交到了男生手里，他们可以自由决定是否采取保护措施预防性传播疾病（比如使用避孕套）。
在无保护性爱中女性面对的感染风险比男性要高，如果男性拥有主导权决定是否使用避孕套，那么避孕套的使用率必然较低，这是因为他们做出决定时面对低成本的无保护性爱，更受争议的是，他们甚至可以从不使用避孕套中获得更大的利益。
基于这一事实，高年级男生不仅仅只传染同年级的女生，也同样会交叉感染一群低年级女生。你可以把这理解为疾病在学生中的“传代”。
这就把我们引向本章之前我提到的人种问题，参与调查的女孩中，黑人女生STD的感染率高于白人和西班牙裔女生。该论文的著者注意到在中学学生中存在着高度相似的比例特征；特别是他们发现调查样本中有86%的情侣双方是同一人种。黑人女性更加愿意和黑人男性在一起，而不是其他任何肤色的男性。99%的黑人女性和黑人男性发生过性关系。同时，他们发现调查对象中的黑人青少年男性则更偏向于与其他肤色的女性谈恋爱；11%的黑人男性其伴侣是其他肤色的女性。
当我们考虑到观察结果——近期高校中黑人男性的毕业率介于7%到11%之间，该比例低于黑人女性（数据来自于詹姆斯•郝克曼和保罗•拉方丹的研究），所有证据都显示出黑人女性不仅需要内部竞争，还需要和其他肤色的女生竞争，毕竟高校市场上的黑人男性太少了。
阿西迪西科诺论文中的证据——我之前也指出过——这种性别失衡会导致黑人女性发生性行为的频率远远超过她们自己的意愿。并且，掌握在黑人男性手中的议价权赋予了他们市场主导权，结果就是发生更高比例的无保护性行为。
高校中的性别失衡导致了黑人青少年女性的高风险性行为比例居高不下，也导致了更多的怀孕和更多的性传播疾病。
这个话题可以讨论得更深远一点。也许你还记得在第四章中，我们提到过黑人男性高企的监禁率，以及它导致的黑人女性结婚率下降。在史蒂芬•梅赫兰发表的一份相似的论文中显示，当成年黑人男性监禁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黑人青少年女性平均生育预测年龄就增加七个月之多。
面对年轻黑人男性的高监禁率，年轻女性也相应地延迟发生性行为；她们在自我保护避免再次怀孕方面做得更好，这大概是考虑到孩子的父亲在未来并没有能力给她们一个安稳的家。
——禁欲会使内心更加渴望，这会不会使情况升级呢？
美国的联邦政策对禁欲型性教育强加给学生们这样的禁欲课程的评价：“婚外性行为很可能造成心理上和生理上的双重伤害。”所以即使没有预见到怀孕或者疾病的后果，在中学时期发生性行为会从感情上伤害到青少年，并且影响他们顺利毕业。不是吗？
真相是青少年性行为是否真的会造成心理伤害，研究人员并不能找到任何证据来支持这个论点。
约瑟夫•撒比亚和丹尼尔•里斯的论文中，针对这个话题使用了大量全国性的典型样本，将美国学生划分为三个阶段：1995、1996和2001年。他们发现推迟一年发生性行为可以使青少年女性中学毕业的可能性提高4.4%。延迟失去处子之身在学业上是有帮助的，不过这仅限于白人女孩中。他们发现不论是黑人女孩还是西班牙裔女生，其失贞与中学毕业率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关联。
如果没能从中学顺利毕业是一项心理上的伤害，那么早期性行为被证实仅仅会伤害白人女生。这个结论的问题，是尽管研究人员剥离了很多可能影响性行为和中学毕业率的因素，他们忽略却了一项：青少年怀孕。考虑到女孩很可能会因为性行为而怀孕，那么早一年发生性行为就会增加她在中学期间怀孕的几率。
我们不能用这项证据就断然下结论说，过早地发生性行为对女生造成心理上的伤害，因为我们早已知道在青春期就肩负起养育孩子的责任，会给完成中学学业造成多大的困难。
同一篇论文中还提出，推迟一年发生性行为并不能显著地提高青少年男性的中学毕业率，这个结果不随人种改变。也许你会根据这一现象得出结论说，性行为对男性基本不会造成心理上的伤害，不过实情是当男生导致自己女朋友怀孕生产时，他自己早已经毕业了。
抛开生育孩子这个因素，如果女生能够采取有效的避孕手段，我们也不能确定这些女生的中学毕业率和何时开始有性行为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性行为会给女性造成比男性更多的心理伤害这件事也仅仅是个猜测。
这篇论文的作者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建议，禁欲型教育应该摒弃“婚前性行为会造成心理伤害”的说法，而改用更“巧妙的说法”。我肯定你和我一样好奇这种实验结果应用在教室里会是什么样子。
例如，也许老师们应该给他们的学生一个严厉的警告，警告他们性行为会造成心理伤害，然后再说明男生可以发生性行为，不用担心这会影响他们的在校表现，但是只能选择黑人女生或者西班牙裔女生——她们同样也不会受此影响。
至少这个说法能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青少年性行为会造成心理上的伤害，那么眼见过自己的好朋友因为发生性行为而遭受不良后果的孩子们，为什么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并且避免重蹈覆辙呢？
大卫•卡德和劳拉•朱利亚诺最近发表的论文提到了关于青春期健康纵向调查的不寻常特征，该调查让研究者们辨识高中的同龄人群，并且通过观察结果回答下列问题：如果一名学生最好的朋友有过危险行为（性行为、抽烟、使用大麻或者逃学），该学生参与其好朋友的危险行为几率有多大？
要好的朋友大多来自于相似的家庭环境，比如同样的种族和年龄，有着相似的教育目标，对风险有着相似的好恶。著者即使剥离了这些因素，仍然发现如果一个学生最好的朋友已经有了性行为，那么她或他会有高出学生平均水平4.5个百分点的概率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发生性行为。如果他们的朋友有“私密关系”（尤其是已经上了“三垒”的），他们也开始有私密关系的可能性会比学生平均水平高出4个百分点。
好朋友效应在单亲或双亲都没有完成中学学业的家庭中同样显著——都会增加青少年发生性行为的可能性。
对于这种性行为上的好友效应有一个合理解释：年轻人总会凑到一起吸食大麻，而吸食大麻之后发生性行为的比例极高。或者他们会聚众饮酒，而醉酒也会导致极高概率发生性行为。总而言之，虽然吸大麻并不直接增加青少年发生性行为的人数，但有个吸大麻的好朋友却（在很小程度上）增加了学生也去吸大麻的可能性，不过这并不能直接解释性行为的增加。而且，尽管饮酒会（显著地）增加性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但是有一个酗酒的好朋友并不会导致该名学生的饮酒量高于学生平均水平。
这就留给我们一个不容易接受的解释：青少年会意识到性爱是令人愉悦的事情，至少部分年轻人在看到自己朋友做爱后没有发生任何预期的消极后果，这就鼓励了他们也如法炮制。
另有一份论文可以解释好朋友效应。杰里•费尔南德斯-比利亚韦德、杰里米•格林伍德和盖•古纳在文中提到，随着避孕药变得更加有效，婚前性行为的风险随之降低，父母们减少了在预防青少年发生性行为上的投资。
父母保护孩子们避免发生性行为的方法之一，是告诉孩子们婚前性行为是一种可耻的行为。沿用我们刚刚讨论的来自青春期健康纵向调查的数据，论文的著者发现当青少年的朋友们如果已经有了性行为的话，那么他们也很可能已经有过性经验，如果他们真的相信性爱是一件令人羞耻的事情是不会这么做的（通过回答问题来测试羞愧感，比如“如果你母亲得知你有过性行为，你会作何感想？”）。
这说明青少年会追随朋友的脚步行动——如果朋友们有过性爱经验那么他们也会去尝试——就是说朋友们有过性行为会减少他们的羞愧感，或者耻辱感，这就是青少年对性爱的认知模式。
——本章结语
还记得我在本章开头提到过的年轻人吗？那个告诉我会等到自己21周岁的时候才找女朋友的男生？这个故事有趣的地方就是他母亲对于这个不出门去“享乐”的儿子感到恼怒不已：这孩子一点也没有自己当年那种年少轻狂的样子（实际上当年她的年纪还要小得多）。
并非每个人都像我这位天真的朋友那样，记得自己年少时是怎样发生的性行为，不过有趣的是现在这一代年轻人的父母很可能是在中学时发生性行为的第一代。
就我个人而言，我还记得那是在我刚满20岁不久，我的圈子处于性解放运动尾声，后来者并没有我们这一代年轻时如此性自由。在当时，我的理念是性解放来自于围绕HIV/AIDS的认识。事后想来，对于疾病的恐惧可能在减少青少年乱交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20年间平稳而坚定下降的青少年乱交比例，用经济学解释更为稳妥。
最近媒体在报道青少年乱交现象减少时提到，恐惧在改变该行为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我想他们是对的。如果不是因为害怕生活会因为有孩子而变得艰辛，青少年根本就不需要电视来告诉他们逛商场时是否带着哭闹不止的孩子完全是两个景象。出于在经济上落后于人的担心使部分职员在过去30年间切实地提高了生活水平，他们在中学毕业后选择了继续深造。基于害怕变成收入垫底人群使每个人都力争在这场竞赛中保持不落后，这也造成了大量的浪费式消费。过早的生儿育女会造成整个人生挣钱能力不可逆地降低，这一认知促使少男少女们在性行为方面慎之又慎。
当然，这些经济上的刺激带来了美国青少年怀孕率的持续下降，这在其他国家也是行得通的。比如，所有的青少年都应该相信，刚成年时就怀孕会减少他们一生的收入，这会刺激他们放弃冒险行为。不过事实是低技术工人的挣钱能力并不会受年轻时就生育孩子影响。而从非技术员工转变为技术职工所需要花费的投资远远超过了低收入家庭能为孩子们支付的能力，于是对他们的性行为可能造成的影响就无从说起。
本章起始于描述经济学是如果形成了青少年性行为的社会规范。另外我还有一个想法：在社会经济群体中的社会标准，在当代经济作用下日渐式微，对于青少年性行为也逐渐变得容忍了。经济学预期至关重要，因为没有它我们理解的因果关系就会本末倒置——人们因为其性行为而被经济边缘化。这种曲解轻易地忽略了现实中高收入家庭的青少年并没有因为有更高的道德标准而减少乱交，而是因为他们面对完全不同的经济刺激体系，这种体系形成了他们交流的标准方式。
如果你有兴趣阅读文摘小报，也许你会认为拥有最多性伴侣的人来自于截然不同的社会经济群体——那些特别富有的男性。尽管我不会马上跳到这一结论。实际上，我们即将看到，收入水平决定一个人的忠贞程度这方面，女性要比男性严重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