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说穿了就是妥协
让我们用一个故事开头，这会比我平铺直叙地去讨论本章的内容更有效。还是我之前保证过的关于简的故事的延续，该讲讲她脱离那放荡混乱的“社会学校”后，同年开始的婚姻生活。你已经知道这桩婚姻的结果到底怎样，因为她在人生第三阶段已经离异。不过在她还没有遇到自己的白马王子之前，她的“没有过上幸福的生活”恰好描述了婚姻变革是如何由一些有力的经济因素驱动的结果。
不具备大学学历或收入可观的工作使简很快发现自己没有婚姻市场——因为她的教育水平和收入潜力已经不足以靠自己的年轻力壮来弥补了；在19岁那年，她开始和一名年龄大她九岁的男人住在一起，这保证了她能有更加稳定的生活。这种稳定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为此她需要横跨大半个世界去投奔一位几乎完全陌生的男人——做此决定之前只和他见过两次面。
简为这段关系付出了青春，希望去开始一段新生活，但是不得不放弃在她热爱的家乡找到一位年纪相仿的丈夫的机会。她的丈夫，约翰，带来了教育背景和收入，却被迫放弃了找到一位与他有相似教育背景和收入的妻子的机会。简和约翰都没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不过在他们这段特殊的人生时期，都得到了自己所需要的。
现在的简已经环绕半个地球来和约翰住在一起，内心有着深深的失落。除了感到孤独和被孤立，简发现自己在这段关系中，因为不能给家庭带来收入，加上年龄处于弱势，因此毫无话语权。其他夫妻也许是一起做出各种决定，约翰却独断专行，完全不顾及简的意愿。他们住在哪里，是否要孩子（生几个），他们和谁交朋友，怎样分配家务活，以及何时做爱或者不做爱，都由约翰自行决定。
更糟的则是经济状况的窘迫，因为约翰的教育水平，他很难持续保住工作一年以上。在五年内，约翰和简搬迁九次，五次是去不同的城市（包括一次搬回简的家乡），都是因为约翰需要寻求新的工作机会。这种搬迁意味着简要不断地失业，持续地孤立。实际上，她在这个家里说话就像孩子一样被忽视，约翰反复地丢掉工作使这个家越发地陷入经济困境。
在约翰外出工作超过一年的时间里，简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失业，之后她振作起来。约翰声称他要回到大学去完成学位，希望借此提高他的就业能力。为了能够支付增加的教育费用，他要简找一份全时全薪的工作。其实在约翰失业的20个月里，他俩实际上是和简的父母一起住的，这改变了二人关系中的地位平衡，于是这次违背约翰的意愿，简决定表明立场。她申请并被接受，与约翰在同一所大学里主修一个学士学位。
几周之内，约翰、简和孩子一起挤在大学的公寓里，约翰把全部时间花费在他的学业上，而简需要在照顾年幼的孩子和努力学习以获得她的首个学位之间艰难地保持平衡。
两年之后，当约翰在另一个城市找到工作时，简拒绝再和他一起搬家。三个月之后约翰还是丢掉了那份工作，简接纳了约翰回家，不过两人的关系显然发生了质的改变。
多年来两人的关系建立在约翰掌握绝对的决策权上，现状却走向了新的平衡，教育背景和工作赋予简更多的话语权，于是这段关系变得不堪一击。
就像约翰在二人关系走到尽头时所说，“婚姻与妥协无关”。的确，在他的观念里，他俩在一起的绝大部分时间，这话的确是事实。
过去的30年间，女性总体而言在婚姻中逐步赢得了话语权，这是由于经济因素的驱动，男性与女性在正式的劳动力市场上的角色发生了转变，同时也推动了丈夫与妻子之间的收入差异逐渐缩小。不过，这也导致了收入在穷人和富人之间的两极分化愈发严重——这是某些经济学家提出的导致离婚率上升的一个原因。大形势发生了惊人的改变，近年来婚姻得到了两个不太可能的助力来源——经济不确定性和互联网社交增长。
在我们转到这些话题之前，让我描述一个特殊的婚姻市场，通过它男男女女可以摆脱所在当地的经济环境，至少暂时可以，寻找到完美的浪漫——国际婚姻市场。
——自由贸易解除协议
记得在第四章我说过，为什么人们可以从结婚交易中获益。好吧，这里有一组男性就是采取这种方式的婚姻——让妻子签入自己所在国家，尝试颠覆国内经济驱动下女性在婚姻中获得的更多话语权。
在讲述更多关于这种婚姻的情况之前，我想先行解释一下在经济学家眼中，夫妻的决定会怎样影响家庭中每个人的幸福。
任何已婚人士都明白谈判是夫妻之间做决定的重要途径。家庭成员之间如何分配资源甚至包括对孩子方面的各种问题的决策，每个人如何分配工作时间和家务时间，非工作时间里如何平衡做家务和娱乐，所有这些都是通过夫妻间的谈判决定的。很多夫妻还会商讨决定生养几个孩子，双方父母如何分担时间去照料孩子们。哪怕是在卧室里商谈也不会中止；多数夫妻会讨论决定两人做爱的频率以及用怎样的方式做爱。
经济学家使用术语“议价能力”来表述一个人在与其伴侣谈判时的效力。如果两个人在关系中具有同等的议价能力，比如，在出现分歧时，两人都有50%的机会最终根据自己的喜好做决策，如果一方比另一方具有更好的议价能力，那么当出现分歧时，他/她就有超过50%的几率赢得决策权。在特殊情况下，若谁拥有绝对的议价能力，那么在出现分歧时就无须谈判，因为基本上都是这一方按照自己的喜好做决定。
当男人在工作市场上具有比较优势时，女性通常待在家里，做着经济学家称之为“家庭生产”的工作。近半个世纪以来，女性在劳动市场中所获得的薪酬逐步提高，从而削弱了男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比较优势。
与此同时，我们在家中所使用的工具，家庭生产中的科技力量，发挥了高效作用，使得家庭中不再需要一个人把全部时间花在料理家务上（杰里米•格林伍德、安南斯•塞舍德里和默罕默德•约克古在一份重要的论文中论述过）。同样的进步发生在服务职能上——过去女性在家庭中提供的多种服务如今都可以买到，这归功于非技术工人的低薪资，使得大多数家庭都能负担得起。
这些技术进步解放了女性，她们可以投资于自己的事业，获取更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技术和经验进而提高了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生产力，以及收入。
职业女性的高薪资和投资自身事业的能力意味着，那些厌倦了在家庭事务中持续缺乏地位的女性，有了第二种婚姻选择：她们可以抽身独立生活。
这样一来，那些不愿意共同做决定，或是习惯独断专行的丈夫们，就要面临比过去高得多的离婚风险；因为女性已经完全获得了离开丈夫而独立生活的能力，那么实践中和法律上，男性都面临压力，要与妻子均衡地分配家庭话语权。
当然，仍然有其他因素用以赢得主动，影响配偶之间话语权的分配。例如，更具魅力的女性要比缺乏魅力的女性更有话语权，因为如果她们不满于现在婚姻中的地位时，大可以选择换个老公。男同性恋中年轻的一方会比上年纪的一方更具有话语权，因为类似于有魅力的女性，如果目前的恋情破裂了，他们也可以很轻易地找到新欢。如果婚姻中的女性无法预料自己会不会被遣返回国，那么她们在丈夫所在国家的法律地位就决定了她们是否在婚姻中仍然拥有话语权。
这把我们带回到跨国婚姻这个主题。
并非所有的男性都能接受“要与妻子共同做决定”这个概念。这些男性致力于找一位“好妻子”，至少在网页上（www.goodwife.com)，意思是那种承认自己丈夫是一家之主并且绝不会质疑其权威的女性。
寻找配偶的男性想要绕开工业化国家中经济力量给予女性的更多话语权，一种途径就是换一个婚姻市场寻找目标——那些在劳动力市场处于劣势的女性所在的婚姻市场：发展中国家的婚姻市场。
每年有成百上千的国际婚姻中介人从这桩买卖中获利数百万美元，那些想找“好妻子”的男性不在乎长途跋涉一番。于是相应的，成千上万的外籍女子（也包括一些男同志）愿意抓住这次改变命运的机会，背井离乡到另一个国家也许会博得更好的人生。
国际婚姻中介人出售的是跨文化婚姻的概念，他们说服男性客户的理由是，外籍女性更愿意接受妻子服从丈夫意愿的婚姻形式。
不要以为这是我说的，来看看婚姻中介网站www.goodwife.com里面的原话：
“作为男人，我们遇到的当代女性，让我们越来越望而却步。在女人们倡导‘从我做起’的女权运动时，她们渴望权利和控制，于是男人们被弃置身后，很多男人不能再忍受这种情况，希望寻找一位更加传统的女性作为伴侣。”
这个网站以及成百上千的类似网站，推销的理念就是来自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的女性，会非常感激这些西方国家的丈夫给她们带来的特权，因此不会去要求在家庭资源分配时更多地考虑她和孩子。而这些网站没有指出——但是仍然暗示道，因为这些女性在发现丈夫的安排让自己不快乐时，很难妥善地处理离婚问题，她们想要在家庭中有更多的决策权简直是举步维艰。
而另一方面，在国外出生的妻子们有自己的专业技能和教育背景，她们有理由希望当自己定居下来，并且攻克了语言障碍之后，能够和当地的女性拥有同样的机会外出工作。如果她们有机会独立的话，那些促使当地女性赢得更多话语权的经济因素，也同样会鼓励这些外来妻子去坚持在家庭中具有更多的决策权。
这大概就是本国丈夫和异国妻子预期的矛盾吧，导致了简•金姆和其他这种类型的夫妻关系之间，发生了太多的暴力和离婚。
然而有趣的是，经济学理论（在第四章探讨过）预测，若要家庭交易的收益最大化，伴侣双方应该给婚姻带来不同的技能优势。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那么本地丈夫和异国妻子的搭配比起同为本国人的夫妻，应该是更好的组合，因为异国妻子在家庭生产上更具有比较优势，使她们脱离劳动力雇佣市场。异国组合优于本国夫妻的另一个表现是，由于本国丈夫脱离了照顾家庭和孩子的家庭琐事，他们也可以在劳动力雇佣市场中的占有竞争优势。
幸运的是，这个理论所说的最优解，是那种在婚姻中配偶给这段关系带来不同技能的类型，使用的是来自八千对以上的澳大利亚家庭数据。马赛厄斯•西宁和谢恩•渥纳搜索了男女交叉文化婚姻的证据，那些有最好机会去拓展家庭交易收益，并感到婚姻幸福的组合。显然我们现在说的并不属于这种类型。
婚姻中的幸福（如果用1到10来衡量的话），在那些夫妻双方都是本国出生，以及双方都是外国出生的夫妻之间，指数是最高的。而那些幸福指数最低的，平均来说就是那些一方配偶是外国出生，而另一方是本国人的搭配。
有悖于经济学理论，最美满的婚姻是那些双方更加相似的夫妻，而不是相差很大的。这解释了为什么普遍意义上，我们不会去寻找与自身的技能水平差异很大的伴侣，而是选择那些与自己很接近的人。这种行为也许不能使家庭生产的收益最大化——但是的确让我们感到幸福。
——一个大学学位的价值是什么？
更加稳定的婚姻
在1970年，28%的丈夫受教育水平超过他们的妻子，只有4%的女性收入高于丈夫。在2007年，只有19%的丈夫受教育水平超过他们的妻子，不过现在有22%的妻子收入超过丈夫。
在过去的三十年间，这种巨大的转变并不仅仅是女性接受了比丈夫多得多的教育，她们的收入也提高了很多。
拥有更多的教育背景和更高的薪水，使得女性更容易摆脱不愉快的婚姻；但这是否意味着，拥有高学历的女性比例提高了，就造成离婚率攀升呢？
根据菲利普•奥雷普卢斯和谢尔•萨尔万斯的论文，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他们发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们离婚的反而格外少。
例如，他们发现一个没有完成中学学业的人有16%的几率离婚。有中学文凭但没有继续深造的人，有10%的几率离婚。具有研究生学历的人，仅有3%的离婚几率。
如果你认为这些数字与我们之前听说的50%的离婚率相去甚远的话，你是对的。这不仅仅是因为这50%的离婚率测量不准确（事实的确如此），也是因为这个数字是涵盖了所有人——并非只针对已婚人士。但是因为教育水平高的人比教育水平低的人结婚的更多，这些结果显示出教育水平高的人离婚的比较少，也许更能说明高学历人群没有频繁的离婚现象。
为什么高学历的人群比较少离婚呢？也许他们在婚姻市场中原本就炙手可热，从而可以拥有高质量的婚姻。或者是因为他们结婚比较晚，在选择伴侣时也更加审慎。也许高学历人群更具备谈判技巧，使他们能轻松地渡过婚姻中的困难阶段。离婚对于高收入者来说成本也更高，因此高学历人群有理由尽量避免支付这种代价。或者，我们很快会讲到的，也许这是因为高学历者甚少经历工作的不稳定，避免了婚姻中的额外压力。
顺便一提，根据贝奇•史蒂文森和贾斯汀•沃尔弗斯的一项有趣的观察，不仅是低教育水平的人会更容易离婚——统计大学毕业人群和那些低于大学学历人群，在他们45岁时婚姻还很稳定的人数，他们发现在两类人中存在着十个百分点的差异；而且低学历人群在经历一次离婚后很少会选择再婚，如果他们再婚就更容易再次离婚。
虽然我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当女性在婚姻中有更多的决策权时，其婚姻状况会更好，不过高学历夫妻的低离婚率表明，女性从决策平等中获益并没有导致婚姻不和谐。
——富人更富有，穷人多离异
根据经济学家亚当•莱文、罗伯特•弗兰克和欧格•迪克的理论，富人会更加富有，婚姻是增加财富的途径。
我们已经知道，贫富的两极分化很大程度上影响性行为，这一点在第七章讨论青少年乱交时，我们可以看到更多证据。不过不仅如此，贫富差距也拉高了离婚率。
这里略举一例来说明这个差距变得有多大，请考虑一下：最底层20%的收入者在1979至2003年间，收入水平仅提高9%，而位居榜首的1%的人其收入水平增长了难以置信的201%！
与此同时，所有人都减少了储蓄。例如，美国的个人存款率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10%，到近年已趋近零；一项观察报告通过多方面分析显示，是过度消费造成了近代的严重经济萧条。
有几个原因造成存款下降，但主要原因是我们的消费远超以往。我们不仅仅花掉了现在的收入，而且预支了未来的收入来满足超过当前经济能力能够承担的消费。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随着富裕家庭的收入增加，每个人都试图不落后于他们的消费水平。
要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请想象一下你生活在一个看起来大家收入水平相似的社区，住着同样大小的房子，开着一样的车子，每个人看起来都光鲜体面（仅仅为了简化衡量）。
现在想象有一个家庭，姑且称呼他们为琼斯一家，他们的收入大幅提高，于是决定建一所更大的房子，再买一辆更好的车。这种增长的消费会刺激住在他们周围的人，邻居们会想：“好吧，如果琼斯家可以买大宅豪车，那么我也可以！”
其他家庭纷纷开始花掉更多的收入去买用来和琼斯家攀比的东西。琼斯家的邻居们只能花掉积蓄，支付这些增加的消费。如果这种效应延伸到更低收入水平的社区，猛增的消费就会导致经济困境——尤其是当人们开始抵押房产来支付账单时。
与琼斯家攀比消费导致了每个人的过度消费和储蓄减少。
所以当富人更加富有时，其他人也竞赛般地去攀比着消费。过度消费给家庭带来了极大压力：人们开始延长工作时间，去更远的地方上班以便住上更大的房子，破产变得越发普遍。于是毫无意外地，这种消费竞赛和经济危机给婚姻造成了极大负担。
罗伯特•弗兰克和其他合著者发现，在贫富分布极不均衡的国家里，离婚率也居高不下；国家的贫富不均程度每增加1%伴随着该国家的离婚率相应增长1.2%。在仅仅十年间（1990—2000），收入不均的加剧造成离婚率增加达5%。
对于这种离婚和收入不均关联性的可能合理解释是：除了过度消费造成过多压力外，不均衡水平过高促使男男女女都去寻找新的婚姻伴侣——那些有更高收入的伴侣——使自己买得起那些自认为需要的东西，以此在贫富差距极大的社会里找到存在感。如果事实真是这样，对他们来说有个好消息，就是现在有了廉价的寻找新婚姻的途径——网络。
——已婚人士的网络爱情
如果你在线搜索这句话“为什么人们要离婚”，你就会知道受欢迎的专家会归咎于网上约会和社交网站造成了出轨和离婚。这个结论是基于假设：因为网上搜索极为简便（而且隐蔽），男男女女们原本可以忠诚，现在却在网上浏览着新的伴侣。
在托德•肯德尔的一篇新论文中有一些引人注目的证据，尽管普遍声称互联网是导致婚姻破裂的罪魁祸首，不过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已婚人士现在可以轻易在线找到新的恋人是降低了离婚率而非提高。
还记得我之前用来解释为什么单身人士为了找到真爱而搬到市中心居住的那个寻爱模型吗？因特网的运营正如大都市那样降低了寻找新恋情的成本，额外的好处是允许已婚人士可以在配偶不察觉的情况下去找新恋情。
正如我们所知，当搜寻成本居高时，婚姻的质量通常较低，因为男女双方都不得不选择较差的配偶，以此避免长时间搜索的高昂成本（越早结婚越能把成本控制在较低水平）。当搜索成本低廉时，婚姻质量普遍较高，因为男女双方可以继续寻觅直到有人接近他们心中的完美要求，这个过程的代价并不高（他们自身价值得以保值）。
因为网上约会和社交网站的广泛应用降低了搜索伴侣的成本，充分运用互联网一般可以促成更高质量的婚姻。
网上约会和社交网站的广泛运用既降低了离婚的可能性（因为婚姻的质量提高了），同时也增加了离婚的可能性（因为已婚人士可以继续私下找新的伴侣）。为了说明两者之间哪一项对离婚影响更大，我们需要用数据说话。
托德•肯德尔的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43552对夫妻，发现使用互联网和离婚几率两者之间并不存在联系。他也发现这些夫妻里那些日常使用互联网的丈夫实际上较少离婚，而那些日常不频繁使用网络的丈夫情况正好相反。妻子使用网络的频率和离婚的可能性之间不存在联系。
我们仍然无从知晓这些男性和女性在网上做什么——他们可能在做人们熟知的购物或者下载色情片——但是仍然没有信息可以很好地直接证明线上约会和社交网站不是离婚的主因。这说明不了已婚人士是在网上找新的伴侣的，仅仅意味着这些人一直在寻找新的伴侣，哪怕他们手头没有可用的资源。
如果这还没有说服你，一项荷兰的研究同样也检验了婚姻质量和网络应用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个人越频繁地使用网络，他们在婚姻中越发快乐。
通过对已婚人士的数据分析，彼得•柯克霍夫、凯特林•芬肯和琳达•缪西斯发现使用互联网的频率关联更愉快的婚姻，这是发生在彼此不会保留太多秘密，并且更加互相依赖的夫妻之间，他们的婚姻更有激情。
当研究者仅仅观察上网成瘾的用户时，他们发现那些沉迷网络的人都经历了婚姻中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出现的性行为减少和激情消逝；这些人很少花时间陪伴配偶，并且隐瞒对方很多秘密。所有这些人的婚姻质量更低并且越发糟糕。这种恶化并非因为他们花了太多的时间沉迷网络，而是因为他们的成瘾行为伤害了婚姻。
——婚姻是困难时期的保险
在本章开头我已经向您讲述了，简的故事里的很多问题，尤其是约翰不愿意与简商量做家庭决策，但最重要的一点是，约翰的失业将他们本就飘摇不稳的婚姻基础推向了分崩离析。
在情侣面临如何艰难渡过经济困境时期时，失业无疑是导致婚姻破裂的首要原因——当事情变得糟糕时这无疑是雪上加霜。如果婚姻从某种意义上是困难时期的保险的话，当婚姻中的一个人丢了工作时，作为保险，另一人的收入本质上来说也将随之消失。
失业削减了夫妻相守的动力。这对于实力雄厚的夫妻也许不算什么——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想索赔，承保人却食言是毫无意义的——但不是所有的夫妇实力都那么雄厚，对于绝大多数夫妻来说，一方丢了工作这件事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朱迪斯•海勒斯坦和梅林达•莫里尔对失业和离婚之间的关系做了新的研究，他们发现了令人吃惊的现象：当经济大环境良好时，更多的人会选择离婚，而当经济萧条时离婚的人却少很多。实际上每当失业率增长一个百分点，离婚率就会下降一个百分点。
有两个可能的原因导致了这种违反常理的结果。
第一个原因是，虽然在经济衰退时一些夫妻很可能会离婚（比如那些实际上已经失业的），但是其他一些夫妻也有可能会更加坚守婚姻（比如那些尚未失业但是时刻担心着会面临这种事的）。
不管怎么说，你不会在发生事故风险最高的时候去撤销汽车保险；就算你已经不再想要这份保险了，也会至少等到风险过去。当失业率下降后离婚率会升高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当经济环境好转，失业的不确定性就会下降，对于婚姻作为保险的功能需求也会相应降低。
第二个原因是，在经济萧条时期房价下跌导致人们很难割舍那已经跌破他们期望值的房产，更有甚者，有时房价已经跌破他们的抵押贷款。
想象一下你已经结婚但是后悔了。如果房价下跌，那么作为一对夫妻你们需要买一所新房子——或者两所，现在要比过去轻松得多；于是房价的下跌可能会助长你结束当前婚姻的意愿，毕竟找一个新住处变得便宜了。
如果事实的确如此，那么当房价下跌，离婚率应该会增加，或者换个角度，当房价增长，离婚率应该下降。
根据马丁•法纳姆、卢切•施密特和普尔威•赛瓦克最近的研究，尽管在市场低迷时期购置房产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夫妻们却宁可选择固守百般不满意的婚姻，也不愿意打破平衡失去现有的家园。这些研究者主张，变卖财产会造成经济损失的情绪性障碍促使人们固守家庭，留在婚姻中，以期减少未来的财务损失。
他们发现在房价下跌10%时，大学教育水平的夫妻（更可能拥有自己房产的夫妇）离婚率下降了难以置信的29个百分点。你可以想到：房价在2006年4月到2010年8月之间下降了三分之一（约30%），相应导致了离婚率大幅降低。
对于那些不太可能有自己房产的家庭来说，房价的下跌对于离婚率就具有积极作用；房价下跌10%，那些没能完成中学学业人群的离婚率增加了令人吃惊的20%左右。
这说明经济萧条对婚姻具有破坏性的作用，不过这种作用大部分发生在较贫穷的家庭。毫无悬念的，低技术工种在经济萧条时期受到最严重的打击；在2010年，没有中学学历的人失业的几率是拥有大学学历人的三倍。
如果做出离婚的决定关系到失业和房价，那么结婚的决定应该也与经济环境相关。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的数据统计，年龄在25岁至34岁之间的人群，结婚率自2006年至2010年下降了四个百分点（从49%至44%）。因为结婚率的确在近十年有所下降，这种区别于经济萧条情况的下行趋势是由于：有良好教育背景人群的结婚率基本是稳定的，不过中学学历或以下人群的结婚率比上一个十年期间陡然下降了十个百分点。
经济不景气是否关系到教育水平偏低的工人的结婚率下降，这尚未得到证实，但是近年来有证据表明，婚姻作为保险的地位已经被同居取代。
根据罗斯•科瑞德的报告，异性恋情侣婚外同居的人数在2009至2010年间增长了13个百分点。在此期间，同居情侣中至少一人失业的情况猛增；此前，仅39%的情侣选择同居，并且双方都有工作，而在2009年选择同居的情侣为50%。
此外，这些新的情侣中男性失业率要高于之前已经存在的情侣；24%的新情侣中男性处于失业状态，在2009年之前开始同居的情侣中男性失业率仅为14%。
看起来同居行为可以给男男女女带来一种保障形式——向其爱人提供暂时性的保障（比如住房）。当时局艰难而人们没有准备好提供婚姻这种完全的保险形式时会选择同居。
当时局好转之后，他们是否会选择结婚尚未可知。不过有一件事却非常清楚，经济的萧条和繁荣能够显著地作用于情侣之间的关系存续形式。
——本章结语
有趣的是，在经济形势动荡时，婚姻作为保险的作用促使简最终选择靠自己想办法找工作来对抗经济萧条——补上学士学位。当她做如此决定时，如果约翰仍处于不断失业中，那么她就需要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来维持家庭生计。而当她有能力找到一份收入较高的工作时，在他们所处的经济大环境下，她的决定便是这对夫妻的最优选择。简的谨慎是对的。
简的故事和其他的众多故事在本章用来分析数据和经济理论，告诉我们婚姻其实是一种经济性的安排。认识到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近半个世纪以来婚姻本质发生的巨大变化，更重要的是，这也帮助我们看清未来婚姻的走向。
在第一章我提到过皮尤研究中心调查发现，年轻一代尤其不再关注婚姻的本质，44%的人表示婚姻已经是过时的制度。婚姻被淘汰的这种认知，几乎完全起源于女性财政上的独立性能力增强所导致的婚姻性质改变。然而，独立女性并没有抛弃婚姻制度。恰恰相反，这增加了在时局艰难时婚姻作为保险的价值，毕竟家庭前景不再完全取决于男性的挣钱能力了。
经济学家认为，婚姻变革中最令人吃惊的是人们选择婚姻伴侣的方式。当经济学家们首次开始讨论婚姻时，最好的方式就是提出理论并关注其相反方面。像女性变得更加独立，可是却更容易离婚，男性和女性都在选择婚姻伴侣时倾向于选和自己相似的人。这种现象的一种可能解释是（除了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那些以外），更多的决策需要达成共识，促使当代男女去选择三观和自己相一致的配偶。
至少对我来说，这种排序的特性显著地提高了婚姻质量，同时很好地显示出，结婚的人更少但是这些人却比过去的夫妻要幸福得多。这种观察到的婚姻状况为情侣们提供了更良好的经济稳定性，显示婚姻作为一种制度是不太可能在未来被淘汰的。尽管体制会改变，但是考虑到经济环境对婚姻组织形式发生影响时，经济环境也会随之改变，那么这种变革显然在情理之中。
现在我们将婚姻话题暂且放下，回到在本书开篇的讨论中：乱交。在本章提到的乱交的人群并不是我们在第一章说的那些成年男女，也不是我们在第二章中谈论的大学生；他们是新生代的性活跃青少年，你也许会吃惊地发现，他们才是第一代在一段较长时间内性行为少于其父母一辈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