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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在高处(增订版) 完结

作者:熊培云
2009年4月18日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在谈到文化与自由时,著名影星、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成龙对媒体说:“有自由好还是没有自由好,真的我现在已经混乱了。太自由了,就变成像香港现在这个样子很乱,而且变成台湾这个样子也很乱。我慢慢觉得,我们中国人是需要管的。”
明星就是明星,说错话也有影响力。此言一出,惹得两岸三地反对之声如潮。大陆网友不高兴,有的甚至发公开信联署抗议;香港居民不高兴,若不是香港这“很乱”的自由社会,成龙何来今日之演艺成就;最怒不可遏的是同样“很乱”的台湾,连一向龃龉不断的蓝绿阵营也难得炮口一致,国民党“立委”邱毅讽刺成龙是“戏不卖座,制造话题”,民进党则认为成龙“没有民主信仰,思想中的奴性也很重”。
如此都有意见,一方面可以看得出大家很关注公众人物的言行,尽管他们隔行发言时经常会贡献一些“不想当厨子的裁缝不是好司机”式的笑话;另一方面,想来时代真是有了大进步。在经历了风风雨雨的二十世纪之后,两岸中国人对自由之价值有着广泛认同。如艾米莉•狄金森诗云:“我本可以容忍黑暗,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即使是那些假装赞美极权国家的人,也并不真想去那样的国家或者时代里生活。
“我们中国人是需要管的。”这不是自我贬抑与自我歧视么?难道“我们中国人”不配享有他国民众一样多的自由?成龙“自由太多”的感慨难免给人一种时空倒错之感。上世纪初,尤其是在辛亥革命后,中国迎来前所未有的自由与开放。两年后,孙中山讨袁失败。有意思的是,当时孙中山也将“二次革命”失败归咎于“我们中国人”自由太多,认为只有采取集权的办法才能革命成功,并由此以帝俄为师,渐开中国“以党治国”、“一党专政”之先河。或者说,国民党后来之独裁政治,便是始于当年“中国人自由太多”之判断。今天回头看这段历史,“二次革命”失败决非中国人自由太多,有历史学家甚至认为孙中山在“法槌讨袁”与“刀剑讨袁”之间做错了抉择,暴露了他对暴力革命的迷信。
随后的二三十年代,“自由太多”似乎成了世界共识。不唯德国、日本开始信奉法西斯主义,经济危机来临时,在自由传统素来深厚的美国甚至有人公开宣称“美国就缺一个墨索里尼”。在中国,许多人开始将斯大林、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当作“当代三大怪杰”推崇备至。告别“自由太多”的年代,结果人所共知。失去了自由的世界不但没有获得想象中的秩序与繁荣,反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大混乱、大动荡与大灾祸。
台湾真的“混乱”了么?对于台湾正在实践的民主,我们时常会听到一些冷嘲热讽的声音。当说,台湾有台湾的问题,但台湾在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方面的成长却是有目共睹的。几十年间,台湾由独裁政治向民主政治的和平转型,而台湾民众为此支付的代价,不可不谓最小。遗憾的是,把台湾民主当“天大的笑话”来看的成龙们“只看得见交媾,却看不见孕育”,只看得到表面上的一点乱象,却看不到台湾已经进入了一种全新的秩序——在那里,不仅有市场经济,更有市场政治。
2009年5月,应朋友之邀,我在台湾有一段短暂的旅行,沿途所见所闻,感慨良多。台湾东海岸的海阔天空,随处可见的出售土地的招牌,因政治宽松而呈现的“诙谐社会”,各地候选人为竞选打出的信心满满的政治广告,民间社会的蓬勃发展,以及未被狂热革命人为割裂的文化传统等等都给了我十分深刻的印象。转年,刚从台湾旅行归来的杨利川先生来信和我这样谈到他对两岸的观感:“大陆是有国家而无社会,台湾是有社会而无国家。”
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本身便有一种约束机制,所谓“你挥舞的拳头到我的鼻子为界”。进一步说,秩序与自由从来都是一对孪生兄弟,自由带来的不是混乱,而是秩序。一方面,作为一种权利,自由本身便暗含秩序。上世纪四十年代,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同样是为了建立一种秩序,而保护自由也就是建立秩序。另一方面,秩序即自由。国家作为一种手段,一种人造之物,必须以保护国民的自由为目的。有秩序,才会有自由。法治国家之所以受人赞美,即在于它以国民自由为第一目的,构建秩序即为保障自由。
阿马蒂亚•森说:“发展是为了自由。”安德鲁•汉密尔顿说:“自由是反对滥用权力的唯一堡垒。”今日世界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民不是在努力扩大社会的自由,并以公民自由界定公共权力。必须承认,今日中国内地并不是没有混乱。贪污腐败流行,三聚氢胺热销,民宅被“拆迁党”摧毁,有公共精神的人因为网上发帖被逮捕⋯⋯谁能对此视而不见?然而,一个人若不是因为翻多了跟头而思维“很乱”,就知道这一切不是因为社会自由太多,而是因为权力“太自由”。而这些自由都是前现代为所欲为的自由,打家劫舍的自由,而决非今人为之奋斗的为秩序与人权而设的自由。
只有保障而不是缩减宪法赋予国民的自由,才能真正消除混乱。有言论自由,就不会有文字狱的混乱;有迁徙自由,就不会有搞暂住证的混乱;有上访自由,就不会有截访的混乱;有私域自由,就不会有警察夜闯民宅的混乱。如孟德斯鸠所言,“有商业的地方就有美德。”笔者同样相信有经济自由就有经济繁荣,有政治自由就有政治安宁,相信哪里有混乱,哪里就一定有不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