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国家在其转型的过程中都会有些灵魂式的人物。南非何其幸运！1991年，白人作家纳丁•戈迪默女士因为反种族隔离作品《七月的人民》获诺贝尔文学奖。1993年，黑白双星曼德拉和他的政治对手德克勒克作为促进族群和解的典范，一起走上诺贝尔和平奖领奖台。而在此前近十年的1984年，图图因为反对种族隔离而成为南非首位诺奖获得者，并于次年成为南非开普敦首位黑人大主教。

几年前我在台湾旅行，在书店里偶然读到图图大主教的《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No Future Without Forgiveness），一时感慨万千。我一直以为，中国最缺的不是公民教育，而是人的教育——它包括生命意义、自我价值、爱与同情、信仰，当然也包括我们如何在宽恕他人的基础上保全自己。人的教育面对的不是几个简单的群己权界的概念，但它们是所有权利观念的起点。好社会同样不会从天而降，它需要有针对人与制度的双重建设。而我有幸在图图大主教的书里看到了这种双重努力。

《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着重探讨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的历史使命。这同时是一本悲欣交集的书，很多细节让我读后一直难以释怀。

书中讲到一个悲哀至极的故事，并由此质问——为什么那个开普敦年轻人被处死并就地焚烧后，杀害他的四个人竟然能够一边翻动火堆里的尸体，一边坐在旁边心安理得地吃烧烤？他们如何回到家里拥抱自己的妻子，参加孩子的生日聚会？

至于喜极而泣的故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图图大主教第一次去古古乐图参与投票时的感受：

期盼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我折好手中的选票，投进了票箱。啊！我忍不住叫了出来：“好啊！”我感到晕眩，如同坠入情网的一刹那，天空变得更蓝更美了。我看到人人都焕然一新，如同脱胎换骨一般。我自己也脱胎换骨了。简直像梦境一样。我们真担心会被从梦境中唤醒，睁开眼时又回到了种族隔离的严酷现实中。有人说出了这种梦境的特性，他告诉妻子：“亲爱的，不要叫醒我。我喜欢这梦。”

这是一种令人欢笑又禁不住流泪的感觉，它让我们欢欣雀跃，手舞足蹈，又让我们不敢相信这一切真的发生了，害怕这一切会烟消云散。这可能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彻底打败纳粹和日本人后胜利者在欧洲胜利日和抗日胜利日的感受，人们从村庄、乡镇、城市冲上街头，和互不相识的陌生人拥抱、亲吻。这就是我们的感受。

南非民主化与种族隔离政策的废除让被压迫的黑人实现了他们政治上的“南非梦”。然而，对于这个国家来说接下来最紧要的是文化和心理上的重建，是选择怎样的方式完成族群之间、受害者与加害者之间的宽恕与和解，是如何让南非从种族隔离的伤害中复原而不至于冤冤相报。图图大主教忧心忡忡是真实的，他担心新生的南非因为受害者对加害者的清算重新倒在废墟里。如果仇恨和清算注定只能将新南非变成新废墟，那么宽恕就不仅不是软弱，而且另有广阔前途。

图图的忧虑及其远见，与曼德拉不谋而合。曼德拉后来在他的自传《漫漫自由路》中，也特别回忆到自己走出监狱并当选南非首位黑人总统后的心路历程——南非绝不能撕裂，重演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战争。你若真心热爱自由，就必须在拯救受害者的同时，也拯救加害者。因为在一种罪恶的制度下，加害者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囚徒。

当我们感叹“人们只记得恨是爱的邻居，却忘记了爱也是恨的邻居”时，转型期的南非黑人精英厌倦了冤冤相报，选择了爱与和解。在这个已然千疮百孔的国家，他们试图以明辨是非取代你死我活的黑白分明。经过漫长的讨论，南非最终没有选择纽伦堡审判的模式，也没有选择全民遗忘，而是走了第三条道路。依据1995年《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案》，南非成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以真相换自由”让南非因此“避免了纽伦堡审判和一揽子大赦（或全民遗忘）的两个极端”。从1996年开始，在图图的主持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通过当事各方提供证言，就1960—1994年期间南非人权状况还原历史真相，既揭露了种族主义政权虐待黑人的罪恶，也不回避非国大等黑人解放组织的暴力活动曾经迫害反对派、侵犯人权的问题。每个参与迫害行动的人都必须单独提出申请，并接受一个独立小组的审查，由它决定申请人是否符合获得赦免的苛刻条件。这第三条道路就是赦免具体个人的罪责，以换取对与赦免相关的罪行的完全披露。用图图的话说，这也是一个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以可能获得自由之胡萝卜换取真相，而大棒则是已捉拿归案的将面临长期监禁，仍逍遥法外的则面临着被捕、起诉和牢狱。

种种质疑也随之而来。一个恶人仅仅因为坦白了自己的罪行就可以溜之大吉？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成立是否道德？大赦是否有违正义？这些也都是作者在本书中着重探讨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图图在书中特别对比了两种司法的区别：

在惩罚性司法（Punitive Justice）中，毫无人情味的国家在施行惩罚时几乎不为受害者，更不要说为罪犯着想，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司法形式。在非洲的传统法学中还有一种恢复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后者关注的重点不在报复或惩罚，而是本着乌班图精神（Ubuntu），疗治创伤、恢复平衡、复原破裂的关系。这种司法力图救助的不仅有受害者，也有罪犯，他们应该得到机会重新融入因其行为而被伤害的社会中。

乌班图精神是非洲传统文化的精髓。一个有乌班图精神的人，必定慷慨、好客、友善、关怀他人且常有怜悯之心。在乌班图精神的感召下，人们相信即使种族隔离的支持者，也是其实施并狂热支持的制度的受害者。无论加害者愿意与否，他在实施加害时也必然失去了人性。

促成南非族群和解的另一位关键性人物是大法官萨克斯。作为犹太裔南非白人，有关他的“温柔的复仇”的故事已经广为流传。他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也因此付出巨大的代价。1988年4月7日，早在他流亡的时候，就被南非政府派出的恐怖人员设置的汽车炸弹夺去了一条胳臂和一只眼睛。尽管如此，在就任南非大法官后，他仍是宽恕与和解工作的重要推动者。萨克斯看重真相的价值，相信没有真相就不会有真正的和解。

当年意图谋害他的特务亨利在取消种族隔离政策后，曾经失魂落魄地找到萨克斯。两人虽谈了许多，但萨克斯对亨利说：“除非你到真相委员会说出一切，否则我不会与你握手。”事隔多日，两人在一次宴会上偶遇。当亨利表示自己已经前往真相委员会坦白一切，并希望能有机会与萨克斯握手时，萨克斯便立即答应了他。这是一个非常有隐喻的姿势——萨克斯幸存的胳膊没有为失去的胳膊复仇，而是用来握住敌人的手。据说，亨利离开宴会回家后痛哭了两个星期。这个细节不得不让我们重新回到图图对人性与道德的理解——这个世界是有道德存在的，尽管所有证据显示出的，可能是个相反的世界，但邪恶、不公、压迫和谎言，绝不会是世界最后的归宿。

萨克斯在《断臂上的花朵》一书中记录了阿萨尼人民组织案，回答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是否违宪的问题。南非宪法法院否决了阿萨尼人民组织的质疑，相关结语明确指出应对那些作恶者提供全面性特赦，以换取他们提供有关过去的真相。另一方面，制宪者的选择是为了让国会能够促进“社会的重建”，其过程中有个重要的概念叫做“修复”。为了达到修复的目的，国家在思考各个冲突的利益的同时，也会考虑那些在过去非常时期中，基本人权受到侵害的受害者与家属的“被忽视的痛”。

事实上，宽恕加害者也并不意味着对受害者的完全忽视。图图认为宽恕在要求受害者放弃向罪犯讨还血债的同时，也有可能解放受害者。所以，“真正的宽恕要了结过去，了结全部的过去，使未来成为可能。我们不能以无法再代表自己说话的人们的名义，冤冤相报”。如果一个人死抱着仇恨不放，他的一生就成了仇恨的奴隶。这种精神上的持久的加害有时并不亚于他曾经受到的伤害。就像我在解读影片《天堂五分钟》时所揭示的，复仇者未必能获得大仇得报时的“五分钟天堂”的快感，却严严实实地将自己的一生推进了装满仇恨的地狱。在此意义上，没有宽恕何止是没有未来，连现在也没有。

需要看到的是，南非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着力推进的是全社会政治和解，是对一个错误和悲伤的时代的纠错，而不是对日常刑事案件的是非不分。它要求申请大赦者的行为必须发生在特定期间（在1960年沙佩维尔大屠杀和1994年曼德拉当选为南非第一任民主选举的国家首脑之间），必须具有政治动机。大赦条款是为特定目的进行的临时性安排。南非的司法不会永远照此办理。它只适用于有限时期的特定目的。那些出于个人贪婪而杀人的罪犯没有资格申请大赦。如果行为是执行或代表一个政治组织的命令，则罪犯有资格提出申请。条件是必须如实披露所有与寻求大赦行为相关的事实，并遵守适配原则。这不是说要宽恕一切罪恶，而是对坏制度下人的一种宽恕与救济。

南非的这场“真相与和解”运动，有时候难免会让人觉得它过于浪漫和天真，仿佛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所有旧的罪恶也自动清零、一笔勾销了。受害者因为感情因素对此不能理解，情有可原。另一方面，从理性的角度来看，这种“由清算转为清零”的模式也让那些处于转型期国家的人们心怀忧惧——不是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吗，这个可被宽恕的前景会不会鼓励那些带有政治目的的人，借着这种“政治宽恕”进一步胡作非为？对此忧虑，当然人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加以反驳：假如加害者与被害者没有和解的可能，假如德克勒克放下权力的那一刻即意味着将自己送进地狱，他们将如何计算自己的利害，这个国家的历史又将在冤冤相报中倒退与徘徊多少年？

我必须承认，有时候我也会从上述角度来理解“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如果承认制度与文化相关，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观念，就应该看到没有宽容的观念，绝不会产生可以安放人心的宽容的社会制度。即使这个国家完成政治上的转型，如果没有宽恕与和解来医治社会长年累月的创伤，即使自由已经得到，也将消失在新的漫长的冤冤相报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