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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的艺术与技术的艺术 完结

作者:蒋原伦 著

如今在网络交流和聊天中,图像/图符语言十分流行,不仅年轻人喜欢运用,中老年人,似乎也要学两手。图像/图符语言好像是网络交流的通行证、资格证,运用得好就证明自己在这方面有造诣。显然,图像/图符表达不是因为表达者苦于不认字,而是为了追求某些效果:生动活泼的效果、时尚的效果或其他⋯⋯本文将从修辞学角度来探索网络图像/图符。

曲艺中有一个段子,说的是一位女子传书给情郎,女子不识字,只能画画。她画了两只鸽子一只鸭子,又画了两只鸽子一只鸭子,接下来的画面是一头大象,大鼻子上卷着一把刀,砍死了一只鹅。此情书几经辗转,传递者多不解其意,据说正解是,哥哥呀哥哥呀,想煞我了(鸽鸽鸭,鸽鸽鸭,象杀鹅了)。图像表达就像是密码,只有那位情郎能解码。

当然,以上是曲艺家编的段子,其实生活中还真有这类表达。据说高玉宝的入党申请书也是一幅画,画面上有扑克上红桃的图案,有一只带睫毛的眼睛,还有一个人在敲钟,人们也许能想象钟声铛铛。党支部书记虽然看不懂这份申请书,但高玉宝自己能解释,这是“打心眼想加入共产党”。画一份入党申请书,当时是不识字的无奈之举,今天看来则充满机趣,别具一格。

在文字没有产生的漫漫岁月中,用图像来指事状物或表达思想观念是难免的,也许可以说是必然的途径,所以人类最初的文字是象形(或图形)文字。中国如此,西方或世界各地均如此,依美国学者沃尔特•翁的说法,有“公元前3500年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公元前3000年埃及的象形文字(或许受到楔形文字的影响)、公元前1200年弥诺斯或迈锡尼的线性文字⋯⋯公元前1500年中国人创造的甲骨文、公元50年玛雅人创造的象形文字和公元1400年阿兹特克人创造的象形文字。”① 而在之前,加拿大学者伊尼斯就认为,西方人今天所用的拼音文字是“闪米特人借用了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保留了自己的语言,又在和埃及人接触的过程中改进了文字。⋯⋯他们改进了的文字把辅音从元音里分离出来。希腊人把这个字母表接过来,使之成为灵活的工具,以适应他们构词灵活的口语传统。”② 即西方的拼音文字是由楔形文字和古埃及的象形文字结合,再到古希腊的字母表,由繁至简地演进的。不过自从有了文字之后,再也没有人费劲巴力来画图了。再说“画虎不成反类犬”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除非有特殊的约定,否则很有可能一边是传播者挖空心思费尽心机,而另一边的接受者则满怀疑惑,甚至茫然不知。

不必列举文字表达的优长之处,相对于图像,它规范、简明、容易掌握、少歧义。另外文字所表达的观念的抽象性决定了它涵盖的丰富性,否则“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要画多少张纸啊!


 ①[美]沃尔特·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第65页,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

 ②[加]伊尼斯:《传播的偏向》,第1章,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

不过似乎没有多少人研究过这类课题,因为文字是语言,图像不是语言,尽管在人类源头的史前史,图像可能是语言,或者说它曾经就是语言,但是它早就被放逐了,人们不用图像来表达观念和思想。当然我们也可以假设,如果几千年的文明史不是由文字来传承,而是图像表达的历史,人们习惯于用图像来表达思想观念,则会是另一副景象。

图像虽然不是语言,但是没有人能否认它在传递信息和情感方面有独到的作用,这是文字语言难以取代的,所以只要印制技术允许,人们还是愿意阅读图文并茂的书籍。但是为了理解准确到位,对于图像最好要作文字说明。然而文字说明和被说明图像居然不是一回事情,插图本的书籍,图像和文字属于两个系统,无论是编辑,还是制作、排版,均要分别处理。如果没有电子语言的出现,很难想象有朝一日,图像/图符可以和文字进入同一个输入系统,即如我此刻所使用的“搜狗拼音输入法”,它在输入汉字的同时,也可输入某些图像/图符,无须转换输入系统,就可以达到目的。

电子语言使得图像/图符进入了文字输入系统,图像/图符成为一种特殊的新型语言,它像文字一般可以书写,却不是文字;它像语言一样可以表达意义,却无法朗读;它像图画,却不劳读解破译,只传达约定俗成的含义,它所传达的内容建立在已有的语言基础之上,也就是说新型的电子语言以日常语言为解码,如表太阳而不表齿轮,表月亮而不表鱼钩或镰刀,它仿佛是异体字符(或者称异体词),不能脱离已有的语言系统独立,而是必须依附在日常语言之上。由此可见,电子语言不是一套独立的表意系统,它的表意功能是单个地、偶然地建立起来的,虽然建立它并不复杂,但是,却要等待一定人群的认同,然后推广、流行,才算完成。即便到了某一天,这种异体字符达到上千万个,它还是依附性的(除非从儿童开始就只教这类字符,这里就不设想这种情景的后果了),也许正是这一依附性,使得它成为年轻一代人很时尚的修辞手段,它的功能主要不是一般地完成表达,而是要更好、更新奇、更有感染力地表达。因此这里不是诧异日新月异的电脑技术如何改变或再造人们的表达方式或语言符号,而是探讨图像/图符作为一种新型的电子语言,它产生怎样的修辞功用。

1.拓展了表达空间

图像/图符进入输入系统,作为一种特殊的字符存在,似可以“字符修辞”来命名(姑且杜撰)。这是新的修辞途径,拓展了表达空间,因为以往修辞的种种方式和手段都是在语言和词汇的组合中完成的,正是在一次又一次新的组合中,新的句式和词汇系统在不断地扩展,但是基本字符没有什么增加,基本字符是那样的稳固和岿然不动,人们已经很难想象新的字母或新的汉字字符出现,像武则天那样生生地为自己造一个“曌”字的可能性绝无仅有。现在,图像/图符作为新字符,打开了新的表达空间,不必有武则天的天威和专权,亦可发布新的字符。如人们最熟知的:-)(笑)或 :-((不快),据说最初是由美国的法尔曼教授在1982年发布和使用的,现在已经成为最通用的网络语言而全球流布。当然,今天我们更加精简的表达是:),它在网络和手机上成为一个最常见的符号,全世界流行,据说2007年人们专门为它庆祝25岁生日,估计没有哪个英文单词或者汉字有这样的待遇。以至2008年11月的某一天傍晚,当人们看到一轮新月的左侧有两颗明亮的星星时,马上就联想到了微笑,来自天空的微笑,这仿佛是一个祥瑞,普天同辉,其实只是人们臆想电子文明书写在太空。

一般认为,通过词汇和语义组合的多样性、丰富性来增强表达效果是修辞的正途,不必说人们所熟习的各种修辞格,如比喻、象征、反讽、隐喻、夸饰、借代、转喻、寓托、举偶、拟仿、双关、排比、设问、镶嵌等等,就是体现整体立意的段落安排和标点的运用等,也无不可看作修辞手段。扩展开来说,一切有意为之的表达都是修辞,因为修辞所运用的技巧和所取得的效果都是建立在有意图的表述之上的。美国新修辞学的代表人物肯尼斯•伯克从“人是使用象征的动物”这一设定出发,顺理成章地建立起“语言是象征行动”的新修辞学理论① ,因此毋庸置疑,在肯尼斯•伯克看来,一切语言都是修辞。他甚至还认为,人类所使用的语言和非语言符号都具有修辞意义。

另外,站在解构主义的立场看也是如此,即无论是从整体上,还是在具体的陈述中,人们无法将语言分成截然的两个部分——修辞的和非修辞的,因为通常是为了运用某种修辞手段,整个表述都要为此调整,由此在具体的话语实践中,人们难以确定修辞和非修辞的明确界限,它们理所当然都可归在修辞的名下。当然,人们还可从语用学的角度,即在互动交往中,在具体的交流语境中,而不是在有关的教科书中,深入领会修辞的实践过程和意义,修辞其实渗透在全部的语言交流和人际交往中。

但是即便如此,以上这些均无法取代字符的创意表达,因为新字符的出现增加了表达空间的维度,这是电子文化以前人们不可想象的维度。特别是这类新字符是以图像/图符的方式面世,给各种创意表达提供了无限可能性,图像/图符的变化和差异也许远比我们预料的要丰富、细微、多样,而且它们一旦被创造出来,往往是成系列地涌现(当然是以原有的动画形象为基础):如“兔斯基”系列、“悠嘻猴”系列,或更年轻一代人所乐意使用的“小破孩”系列、“蜡笔小新”系列、“可爱包子”系列、“绿豆蛙”系列等等,我们能想见其中的喧闹和幼稚。也许在这方面,今人和原始人相差无几。相比几千年逐步成熟起来的人类语言和文字,这类创意表达只有不到十年的历史,要求自然不能太苛刻。

2.视觉生动性

图像/图符提高了视觉的生动性,即便某些图像/图符不一定赏心悦目,但是其新异、灵动和形象性却有着难以言说的感染力,并发挥着多重效能。当然这种生动性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要有简便的输入法,使得这一切在实行过程中不那么烦琐,便于操作。

人类早期文字是有视觉生动性的,无论是象形、楔形还是线形,但是后来的发展,却朝着相反的方向演进,缩减其形态的生动性,走上实用、规范的路子。特别是拼音文字,几十个字母便解决一切问题。然而即便是拼音文字,当初也有其视觉生动的历史,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据说就是兼具表意和表拼音的两种功能,生动而有意趣(当然也给后人的破解出了大大的难题,设置了大大的障碍)。例如古埃及鸭子图形的象形符,既表鸭子,另有“⋯⋯之子”语义,又可表“sa”这个音。① 但是如此形象活泼的文字,后来却慢慢步入了拼音字母的规范,我们可以设想是为了文字传播的速度和效率,为了更加实用的目的,而牺牲了其形象的生动性。

当历史翻到新的一页,当简便有效的输入系统替我们解决了速度和效率等问题时,人们似乎在召回象形字符,也许就是为了其视觉的生动性。

或许这里应该回答视觉的生动性和语义的关系问题,即视觉的生动性对语义的理解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当然,这不是一个可以轻松回答的问题,或者说这不是单凭语言学或修辞学可以回答的问题。不过修辞学的旨归既然是运用表达技巧以获得某种特定的效果,那么从这一立场出发,人们就能发现,视觉的生动性其实就承担着修辞功能。它不是由语义的转换、移置、繁衍等来达成,而是通过形象来影响表达或接受心理,以传递感染力。自然,生动性永远是相对的,任何修辞手段的重复使用,都会产生“审美疲劳”,但是表达的新途径一旦打开,新的图像/图符即可随时插入,使得符号能指又有了难以预料的多样性。

在各种词典中,语义是给定的,这是语言规范性所要求的,也是语言制度得以确立的基础。但是在人们交往的实践中,语义是变化的和移动的,会增加或衍生新的含义,而图像/图符语言由于其形象的生动性,更容易衍生新的含义,即如最简单的图标 :),可以表微笑,高兴,亦可表满意、得意、赞许、支持等等,总之一张笑脸能表达的诸种含义尽在其中。再如囧,(或 o(╯□╰)o:)可表困窘、汗颜,亦可表无奈和惊恐等等。orz既表跪下,也表臣服、

 ①刘亚猛:《西方修辞学史》,第9章、第10章,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12月

 ①[英]莱斯利·罗伊·亚京斯:《破解古埃及》,第174页,黄中宪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9月


拜托、五体投地等等(据说这一图符最初起源于日本,表示一个人受挫,跪倒在地,低着头:“天啊,为什么是这样?”形象生动之极,有“悔恨”和“无力回天”之意。但是传到中国的台湾和大陆时,语义就发生了上述多种变化。该图符还有了“失意体前屈”这一拗口的名谓)。许多在语言文字中已经细分的概念,在图像中又获得了综合的表现,图像/图符以能指创意的方式扩充语义,在图像/图符中,原有的能指和所指一一对应的局面被打破了,出现了更加复杂有趣的情形。人们会发现图像能指往往是开放性的,所指是待定的,且在使用过程中还将不断演变。当然在日常生活中,在人们平时的语言实践中,能指和所指也并不均衡,正是这不均衡和内在的差异,促进了语言的演进和发展,有时,在书面语表达中往往是能指丰赡,所指贫瘠,即一串能指链所表述的对象往往是同义反复,按拉康的意思,所指往往就是新能指,所以才有所谓的能指链之说。然而,在图像/图符的表达中,情况可能会相反,一个能指可以吸纳一系列所指,所指似乎比能指更加活跃。这是图像/图符语言的特质,也许更是人们的生理特质和心理习惯,即视觉比听觉更加主动,更加活泼。

3.情感传递

网络图像/图符,主要是用于情感表达,前文所提及的各种图像/图符系列如作为修辞看,可归为情感性修辞。

成熟的语言有多种功能,叙事状物、传递情感、表达思想或理念,但是网络图像/图符目前基本囿于情感范畴,既然它无法表述复杂的观念,深邃的思想,或展示思辨过程,那么只能在情感表达方面大展身手。这有点类似于人际交流中的体态语言,起辅助性作用,这类辅助性语言适于表达情感,以加强情感的强度和表现力。一方面情感是复杂的、流动的,难以名状,不会满足于固有的表达模式。新鲜的能指就像新鲜的面孔,会带来新鲜的刺激,新鲜的刺激能滋生新的意义,使得情感表达在各个向度上更加深化,无论从细微处,还是从深度广度上均如此。另一方面,情感表达不惧重复,好比诗歌前的起兴和结尾处的回环,重重叠叠,更能增加韵味。就如常见的在感叹文字的收煞处,连续几个“!!!”,也能强化效果。若是在一段叙事或论说文章中,同样的文字重复两次,却是难以想象的。亦即只有在情感表达方面可以有如此特许。这一现象给情感性修辞提供了无限的空间,也使图像/图符在这里大有用武之地,即它可以任意挥洒,不拘泥于重复。再则,同一种情感由不同的符号能指反复传递时,在意蕴上已经有了变化。

情感传递往往凸显的是倾向性。而倾向性有利于运用图像/图符表达,或者说图像/图符在表达情感倾向方面更游刃有余。无论从视觉直觉还是视觉隐喻的角度讲,图像总是比文字更有感染力,例如面对( ^_^ )或 (⊙_⊙?),人们总是能首先感受其表达的情绪倾向和冲击力。网络图像/图符中大量地运用脸部表情或体态行为,拟人的或拟动物的(拟动物说到底还是以人为原型),就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倾向性的情感表达。有时在具体的语境中,倾向只有对立的两种,如支持或反对,赞许或厌恶⋯⋯鲜明单一又生动活泼,这就是年轻人更愿意使用图像/图符来表情的缘故。

或许可以说,任何大段的客观陈述或多或少都带有感情色彩,任何话语都带有倾向性,然而作为网络用语的图像/图符,似注定只能在一块狭小的情感领域中发挥作用,仅仅是聊胜于无而已。另外,其幼稚而鲜明、活泼而喧闹的形态,似乎也阻碍了它向纵深的发展,至少目前人们还难以预见新电子文明在这方面的前景。不过如果我们认识到图像/图符不是取代已有的成熟的语言,它只是打开了直观而感悟的新领域,就应该为之感到欣慰,因为它毕竟在图像/图符和观念之间建立起另一通道,大大拓展了情感表达的空间。

今天的电子语言是全球性的,是在民族语言之上的。

当然,由今天电子语言的全球性,人们会联想到世界语。世界语由波兰医生柴门霍夫于1887年创立,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是由于没有固定的地域社区和使用人群,它只是一种辅助性语言。与今天的电子语言相比,世界语有它的优点,它是预先设定的,系统严密,并且以某种古老的语言为基础(如借助拉丁语字母和印欧语系的某些规则),因而是相对规范的。而电子语言不是某个先知在书房里精心研制并由权威机构发布的。它是大众即兴交流的产物,它没有系统,更谈不上什么规范,所使用的“字符”与各民族成熟的语言无关,它是在当下的网络语境中逐步发明、发布而建立起来的,并在现实的交流中得到承认和接受,逐渐流布的,这倒也符合肯尼斯•伯克的新修辞学“认同”理论,而不是那古老的修辞“说服”传统。肯尼斯•伯克认为,“只有当我们认同这个人的言谈方式时,我们才能说得动他。通过奉承进行说服虽说只不过是一般意义上的说服的一个特例,但是我们却可以完全放心地将它当作一个范式。通过有系统地扩展它的意义,我们可以窥探到它背后隐藏着的使我们得以实现认同或达致‘一体’(consubstantiality)的各个条件。通过遵从受众的‘意见’,我们就能显露出和他们一体的‘征象’(signs)。例如,演说者为了赢取受众的善意就必须显露出‘为受众所认同的’性格征象。”① 

网络上流行的图像/图符语言不仅是广泛认同的结晶,而且还是新一代使用者积极参与的产物。自然,这种新电子语言不是依照所谓的历史规律,向着越来越简约的方向演进。某种意义上,倒是返回到最古老的象形表达,尝试着以直观和感悟的方式,沟通人际,交流情感。这似在表明文化的演进永远不可能是直线的。

由图像/图符所转换而来的新字符超越了民族语言的界限,作为一种新生的语言(或只能称之为辅助语言或语言因素),它有更加广泛的使用范围和交流对象。然而,目前这只是一种浅表的语言,只能表达某些情绪、倾向和基本的欲求,无法承担更加复杂丰富,更加深刻细微的表达。这不是出于逻辑和理性的必然,而是出于历史机遇,就如古埃及的象形文字走向拼音字母,而华夏大地上的象形文字演进为表意的方块文字,各有其文明的演化路径。之所以这类语言无法达成更加深入的交流,是因为图像/图符和人们由语言文字发展起来的观念尚未建立起稳固的联系。丰富的思想也罢,深邃的观念也罢,严密的逻辑也罢,它们都是具体的文字语言运用的某种结果,亦即人类思想的深刻性、复杂性、丰富性、抽象性是在语言表达的互动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是和具体的语言的历史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以符号的积淀为前提的。而图像/图符原始表达的历史早已中断,被文字社会和印刷文明所取代,人们已经无法再续前缘,只能在全新的语境中,借助于新电子媒介,开辟新的功用途径,并促成人类语言朝着更具开放性的方向前行。


(载《文艺研究》2009年第10期)


 ①刘亚猛:《西方修辞学史》第9章、第10章,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