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题目起得有点极端，是有感于苏州大学出版的《新媒介与青年亚文化丛书》。丛书一套七种，每一种都介绍了一种新文化现象，而每一种新文化现象都源于一种新媒介或者说是一种新路径：如黑客、拍客、御宅、恶搞、网游、粉丝、cosplay等。说是新文化，但是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是老相识了，他们似乎生来就浸染在这一环境中，如鱼得水。

若干年前，提到互联网，人们还常用“虚拟”这一概念来描述。但是今天互联网已经成为真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两年前写的一篇文章就是《互联网现实》，换作年轻人，也许10年前就用上这样的标题了。问题不在于是否虚拟，而在于它在当前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实实在在的作用。其实又有哪一种文化不是虚拟的？我们在文字虚拟的世界中生活了几千年，慢慢地，书本就成了人类进步的阶梯，一说阶梯，它就成了实体。其实在这一阶梯上，踩空失足的人很多（或许用走火入魔更加确切）。

一切新文化是青年亚文化，是因为今天新文化中新媒介技术的含量所致。每一种文化都有新媒介作为平台，并且与我们以往所理解的文化不同。新媒介文化没有底蕴，没有传统，没有承传，没有内在的逻辑，自然也没有深度。它突如其来，生生地楔入到人们日常生活之中。它依托的是年轻人的欲望和活力，就像前两年网上流行的“偷菜”，风靡一时，一旦欲望转移，转瞬之间就会销声匿迹。

依往常的理解，新文化是由新观念和新立场孕育的，新旧文化交替或融合是观念的更新和思想的演进，如五四新文化运动、西方的宗教改革运动等，在这些文化运动的背后，其巨大的技术或经济动因是隐性的，慢慢发酵，积蓄力量，然后有所突破。但是今天，我们称之为青年亚文化的那些现象，其技术和媒介特征十分鲜明，电脑手机的每一次更新换代，互联网的每一次提速，每一款新的软件面世，都会有相应的新的文化品种产生，而文化观念的形成远没有技术的步伐那么雄健和迅速，因此至少在青年亚文化领域中，观念的文化已让位于技术的文化。技术的文化比观念的文化更青睐于年轻的一代，因为观念的文化以长期的积累为底蕴，技术的文化以方便快捷为旨归；观念的文化其丰富性和歧义性相辅相成，把握起来有相当的难度，而技术的文化以统一性和标准性便于大众接受；观念的文化因深邃而博大，技术的文化以精确而明了。然而，技术的文化在取代观念的文化过程中比较简单粗暴，新技术登场，立马踢走旧技术，犹如电脑的更新换代。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耳熟能详“发展是硬道理”，现在，新媒介新技术是硬道理。不过新媒介文化总是显得有技术而没品位，说到底还是由于它没有历史，没有传统，没有深度的缘故。但是，品位本身也在变化，品位说起来蛮深奥，仿佛是有其漫长的历史渊源，似乎那些有修养的人才配有品位，其实它是表层化的、感受性的和追随时尚的。

二

青年亚文化的提法，显然是相对于主流文化而言，如果在主流文化前面也加一个年龄修饰词，应该是中年或中老年主流文化，这里涉及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权力，另一个是传统。掌握社会资源和社会权力的是中年以上的人群，主流文化作为统治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必然反映这一人群或团体的思想和文化。另外，社会主流文化往往要借助传统文化资源，相对于年轻人，年长一辈的优势就是对于传统文化的熟习。

文化的边界从来是不确定的，主流文化也从来不是凝固不变的对象，它是在吸收、协调和融合各种社会文化的基础上达成的，葛兰西文化霸权或文化领导权的理论就是建立在这一立场上的。如果我们赞同这一立场，那么应该承认，所谓主流文化不仅是时代的产物，是意识形态运作的结果，它还与一定的社区人群、阶级、文化习惯和传统相应合，在葛兰西的理论中，一种主导文化的形成有不同社会阶层的意志、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博弈，它不是单边主义的产物。葛兰西对市民社会和市民文化既有分析，也有所警惕，倒还没有技术的阴影笼罩。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文化的格局有了基因突变，技术因素在文化中的作用，突然膨胀起来，横行天下，为此波兹曼写了《技术垄断》一书，描述了文化一步一步向技术投降的可怕历程。虽然文化进展从来就与物质技术密切相关，这从人们对文化的命名如石器时代文化、青铜器文化、铁器文化等等上就可以见出，但是那时人们没有波兹曼式的恐惧，通常新技术和新媒介的出现和运用是相对缓慢的，似乎在等待社会的消化和接受。但是到了20世纪后期，新媒介技术突然没有了往常的耐心，一下子就撑破了所罗门的瓶子，蔓延开来，有掌控一切的势头。

新媒介技术和互联网的产生不依赖于人们已有的文化习惯和传统，而是要改变人们的文化习惯，即新媒介技术的使用者必须适应新的规范，而不是在原有的规范中逐步改进，这里有某种逼迫就范和限制的意味。新媒介文化会给人们带来压力，但是，这既不是社会道德的压力，更不是法律的压力，对于某一年龄层以上的人来说是唯恐落伍的压力。这种压力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新时代和新媒介技术的产物。以往，每一种新的文化形态产生，都带来堕落的可能性，例如20世纪20年代，人们讨论的是电影对青少年的害处，60年代，关心的是电视会否教坏孩子，但是，最近我知道家长们最大的担忧是怕电视会看坏孩子的眼睛，而不再是道德担忧。这种情形只有最近一二十年才逐渐显现，在互联网出现以前，基本是青年人受到来自传统的压力。文化规训是年轻人进入社会的前提，然而，新媒介文化似乎将这一情形颠覆了，使得中年以上的人群担心被新媒介技术所淘汰。他们并不担心被流行歌曲所淘汰，不担心在服饰穿戴方面落伍，但是却担心被某种技术形态所淘汰，这或许就是技术垄断的真正含义。

也因此文化的分层出现了新的现象，以往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区分转换成传统文化和新媒介文化的区分（当然这里的传统文化和新文化是相对意义上的区分，不是某些教科书中的概念区分）。

这真是所谓几千年未有之变局，掌握政治权力和文化话语权的是中年以上的人群，而开拓新文化形态的主导权却落在青年人手中，这种文化和政治的二元人群对立，使得今天的文化格局呈现复杂的权力关系。即传统的权力、意志的权力与新技术的权力（如果新技术也可以看成权力的话），有点分道扬镳的意思。在往昔，它们之间的配合也并非严丝合缝，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观点，其实正是看到了权力与技术之间的缝隙，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会迫使生产关系作出相应的改变。生产力的发展依仗于新兴技术，而生产关系是基于传统和某种权力之上的，它们之间的矛盾是社会演进的助推器。但是这一回，形势更加严峻，即新媒介文化形态不是从以往的文化中脱胎出来，不是从旧文化的内部生长出来的，它既不和以往的文化呈正相关关系，也不是呈反相关关系，既不是类似于康德和新康德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关系，也不类似于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或现代主义和后现代的关系。新媒介文化提示人们，在历史长河中，文化除了有传承的一面，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一面，还有更多断裂的、并置的、突变的现象，这一切，在新媒介介入的情形下都凸显出来了。

三

青年亚文化往往表现为反规训的娱乐文化，由此带来的文化娱乐化潮流，许多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有分析，然而，它们在当今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揭示，即新媒介技术对日常生活的改造，在日常生活中注入了互动性文化。这里，日常生活的互动性，不是仅仅指以往的人际交往人际应酬，而是说原本个人生活空间的阅读、思考、游戏都渗透着人际互动，这在新电子媒介出现以前是难以想象的。可以说，今天流行的电子青年亚文化基本上都是互动文化，无论是手机、微博还是粉丝文化、拍客文化等等。

在社会学领域，人际互动作为一个课题，早就得到学者们的关注，例如米德和布鲁默的符号互动论、戈夫曼的社会角色扮演理论等等都讨论了人际互动主题，按符号互动论的看法，人们所赋予事物的意义，是社会互动的结果。然而，当互联网将纯粹的私人生活拉进了互动空间，私人生活就成为了社会生活。私人生活内容的社会化，打穿了私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之间的坚固屏障，它在延展了私人生活范围的同时，也扩大了社会生活领域。互动改变生活，互动再生意义。一方面他人生活的神秘性逐渐消退，另一方面生活神秘性的消散所带来的焦虑，使年轻人更加依赖于新技术和新媒介。

20世纪70年代末，梅洛维茨在《消失的地域》（No sense of Place）一书中已经了窥见了此种情形，对于这种私生活和社会生活互动所带来的几种后果作了描述，大致是：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融合；成年和童年界限的模糊；政治精英在普通百姓面前神秘面纱的剥落；等等。但梅洛维茨还是从社会层面来看待这些问题的，他没有也无法预料互联网开启之后，琐碎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互动过程，以及与互联网一起成长的年轻人的欲求，他们在赛博空间中寻找新的彼岸世界，难怪当今“穿越”盛行。

苏州大学出版的这套青年亚文化丛书，虽然是以媒介方式和路径来分类，但是揭示了日常生活中的互动类型和方式。例如：情绪的宣泄和互动（参见《迷族：被神召唤的尘粒》《恶搞：反叛与颠覆》）；时尚的参与和互动（参见《cosplay：戏剧化的青春》）；信息和资源的分享和互动（参见《黑客：比特世界的幽灵》），所谓黑客，不仅是指计算机技术高手，黑客群体之间有“以分享、沟通、奉献、无保留等”反商业利益为旨归的互动。互动和分享所带来的娱乐，既是个体的，又是特定小群体的。

当然，这是通过人机互动来实现的人际互动，不同于纯粹的人际互动，不仅是因为其间插入了机器，还因为人际交往的场合发生了变化，或者说面对机器时，原本应有的人际交往场合统统被屏蔽了，由此赛博空间成为一种新社会空间。在这新社会空间中，一些社会常识必须改写，社会学的分类标准应该重新划定。有媒介文化研究者将年轻人中的特殊人群称为“御宅”一族，这是指迷恋于ACG（Animation、Comic、Game）的人群（参见《御宅：二次元世界的迷狂》），如果放大来看，新一代人群都有御宅倾向，因为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荧屏上的动漫世界似乎就是现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机互动就是人际互动。

在这人机互动的方式中，重要的一面是由机器决定的，即由媒介技术决定的。然而这新媒介技术的方向是由什么力量所决定？投资人，技术精英还是处于终端的消费者？为什么在文化和技术的较量中，最后总是新的技术力量占上风？技术是总体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为何这一部分在今天分外耀眼，成为社会文化的推动力量？

说到新技术文化的推动者，最容易想到的是商业利益。商业利益总是将寻求新的市场空间作为自己的目标，历史上一种新技术的出现，往往遭到拒斥，然后是一个漫长的拉锯过程，直到某个契机的出现才得到大面积的运用，这某个契机可能就是商业利益（如出版业之于印刷机）。问题的关键是除了商业利益，还有没有其他社会条件？例如，新的社会环境和年轻一代人的心理和欲求？

或许我们还应该关注互动过程中的互为媒介现象。新技术往往与青年人互为媒介，青年人通过学习和掌握新技术，逐渐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而新技术又通常是借助年轻人得到传播和推广的。即便是商业利益，它也不会被某一个固定阶层独享，特定的时代总有特定的幸运儿。

（载《读书》201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