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个性，或许也出于早年的阅读背景，我喜欢苏、辛之词，不太能接受周邦彦、姜夔的作品。前者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十分爽朗，后者给人感觉，妙则妙矣，但是用东北话说，有点磨磨叽叽，每一个犄角旮旯都藏着东西，要花时间慢慢地琢磨，颇觉厌烦。当然也自知是修养不到的缘故。
不过，事情有例外。
去年在开封，看《东京梦华》大型景观演出，编导们为了重现一千年前汴梁的繁华景象，在清明上河园内好一番调度，亭台楼阁水榭回廊画栋楼船，外加现代科技的声光化电，一应俱全。然而，除了制造光怪陆离的虚幻感，很难让人重返千年之前光景。我清楚，身坐这21世纪才落成的园子，所有眼见的一切都是“假景”，本来嘛，一切都是表演，是现代科技在展示其偷天换日的乱真本领。但是，慢着，在这现代大型商业表演中有一样倒是真的，肯定是千年以前的“老古董”，即演出中吟诵的那些诗词。那些流传下来的诗句确是当年的词人骚客所为。编导将李煜、苏轼、柳永、周邦彦、辛弃疾的词作，贯穿在演出之中，既交代了历史背景，又加重了文化气氛。
坐在人头攒动的看台上，听曼妙的音乐声中，滑过李煜的《虞美人》、辛弃疾的《青玉案》、柳永的《雨霖铃》，都没有引起我特别的感受，待到空中传来“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突然周围闹哄哄的声音退去，夜色寂静之中，清亮的溪流淌过心头，是周美成的《少年游》，从来没有感觉到他的词如此令人心动。此情此景，又是在开封古城，也许他老人家显灵了？我思忖怎么此前从未正眼看过他的作品？《中国文学史》中多有提及，基本是一页翻过，读叶嘉莹的书，讲到清真词的就略过，看俞平伯的书，到此也是跳过。
回到家，从书架上恭敬请下俞平伯的《中国古诗词精讲》，我知道俞老先生最喜欢《清真词》，果然在全书共17讲中，《清真词》就占了3讲，可见分量之重。
对《少年游》，俞老的解说透辟，说“此词醒快”，又说“通观全章，其上写景，其下记言，极呆板而令人不觉者，盖言中有景，景中有情也”。让我想不到的是“吴盐”两字竟还有典故，出自李白的“吴盐如花皎如雪”，惭愧啊，吃吴盐长大的我。
然而，时过境迁，在北京闹市的斗室中，读周美成的词作若干，竟又没了意趣，回复到我此前的感觉，有点磨叽，即便有俞老耐心细致的解说，也没有带来在清明上河园中那“惊鸿一瞥”的感受，甚是教人诧异。
蓦然间想起了“隔与不隔”的话题。
这是王国维的说法，早年读《人间词话》，每到此处，有醍醐灌顶之警醒，原话是“白石写景之作，如‘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梅溪、梦窗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北宋风流，渡江遂绝，抑真有运会存乎其间耶？”真是大师妙语，一下子就将诗词创作的真谛点了出来，作品好不好，境界高不高，就在于隔与不隔。并且将时代的因素也考虑进去，北宋国运昌盛，则文运昌盛。文运昌盛，则歌诗的气象自然就博大。
后来——什么事情都有后来，理解上有点含糊了，虽然仍然感到心领神会，但是不知道如何来说服自己。雾里看花，隔则隔也，不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吗？
关于隔与不隔，过去有过许多争论，叶嘉莹先生曾有过概括，认为朱光潜等从“隐与显”的方面，饶宗颐从“意内言外”的角度，来理解王国维的隔与不隔，均有所偏颇，她认为静安先生所提出的隔与不隔，是以“境界说”为基准来欣赏衡量作品时所得的印象和结论。自然，她也认可这样一种说法，即“王氏所谓隔是指以艰深文其浅陋的作品而言”。叶嘉莹自己的理解是，如果在一篇作品中，作者果然有真切之感受，且能做真切之表达，使读者亦可获致同样真切之感受，如此便是“不隔”；反之，如果作者根本没有真切之感受，或者虽有真切之感受但不能予以真切之表达，而只是因袭陈言或雕饰造作，使读者不能获致真切之感受，如此便是“隔”。（参见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
以上，叶嘉莹先生话说得全面又缜密，作者、作品、读者三者都顾及到了，而且读者的地位分外重要，因为最终要以读者能感受到为要务。不过，她漏了讨论这样一种情形，即对同一首诗作，如果一部分读者有真切之感受，另一部分读者没有同样的感受，如何来判定其隔与不隔呢？
王国维在提出“隔与不隔”时，尚无新批评的或接受美学理论问世，在他那里，作者、文本和读者没有分野，隔与不隔似可以涵盖整个创作行为。“隔”，说得更具体一些，就是在诗人写景上，用典不能太过，写情上不能太抽象空洞。用王国维自己的话说：“问隔与不隔之别，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词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词论，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阕云：‘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千里万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王国维的意思，写春草不见春草，只说“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如此用典，实在算不得高明。接下来他又说“白石《翠楼吟》：‘此地，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叹芳草萋萋千里。’便是不隔。至‘酒袚清愁，花消英气’，则隔矣。然南宋词虽不隔处，比之前人，自有浅深厚薄之别。”
白石的“酒袚清愁，花消英气”为何就隔，是否如叶嘉莹先生所认为太过造作修饰？可另说。这里最后一句，让人困惑，那意思是南宋词人即便做到了不隔的地步，也不如前人，这样看来，隔与不隔，又不是那么重要。显然，在王国维那里，南宋词的境界整体上比北宋要低那么一等。
周美成可是北宋词人呀。
若果在以前，我会琢磨，以一人一词论，周美成的词到底是可以归在“隔”的一面，还是“不隔”的一面（显然在王国维那里，已经是归在隔的一面了）？有了这番体验，应该换一种角度，我和周词之间，怎么就一会儿隔，一会儿不隔？看来隔与不隔，不是那么简单，确定不易的事情。
说到底，“隔与不隔”或许就是一个极其个人化的话题，是具体的作品与读者个体在某一个特定时刻相遇时的情形，推演开来，包含着多种情形，实在是一言难尽。
读《世说新语》，有谢安与小辈论诗，“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谢玄）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谟定名，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谟定名，远猷辰告”来自《诗经·大雅·抑》，高亨在《诗经今注》有注释，“谟”和“远猷”都是指远大的计谋。因此，前一句诗的大意是“用大的谋划来确定政令”，后一句的意思是“以远大计谋来确定诏诰”。也有的认为“辰告”就是及时告知，后一句应该解释为，有长远的打算要及时告诉民众。
也就是谢安，换了别人，可能会被怀疑脑袋是在哪里被夹过。这两句诗读着就那么佶屈聱牙，若没有注解，尽管是“雅人深致”，也殊难解会，套用今天的网络用语，最多是“不明觉厉”罢了！何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来得明丽动人，意蕴绵绵？远行也好，归来也罢，老友相逢，后海品茶，赏知春亭柳，观西山晴雪，无不能与此关联。且古往今来的诗经选本多多，每每有《小雅·采薇》，好像难觅《大雅·抑》。
我的疑惑也表明自己与谢安，与《大雅·抑》有隔。谢安自有谢安的道理，《薑斋诗话》认为包括“谟定名，远猷辰告”在内的这前前后后八句诗，是“将大臣经营国事之心曲，写出次第”。
谢玄则更有谢玄的道理，就情景交融而言，“昔我往矣”四句，可谓千古名句。我相信谢玄的感受能与更多的读者相通。因为若要与谢安相通，那应该具备怎样的地位、才智和过硬的心理素质啊？连前方淝水之战，捷报传来，还照样下他的围棋，“意色举止，不异于常”。
多少年以后，王夫子出来打这个圆场，认为“谟定名，远猷辰告”与“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有“同一达情之妙”。真有“同一”达情之妙吗？问题是当初谢安并不这样认为，据说，在侄女谢道韫的推荐下，他算是认可了“吉甫作颂，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大雅·蒸民》），也可算作“雅人深致”之佳句，就是没见他认同《小雅·采薇》。当然，谢玄也没有因为老爷子发话而倒戈，如果搞民意调查，谢玄是有这个自信的，赞同他的人一定比赞同谢安的要多。
不过问题就在这里，以雅俗而论，“雅”永远是站在少数人这边的。赞同谢玄的人越多，则表明谢安的判断越有道理。既然是“雅人深致”，一般人哪能三下五除二就领会了？
其实“隔与不隔”作为个人的感受而言，有时与趣味之雅俗相关，有时又与此无关。想想谢玄，能打仗，会诗文，喜垂钓，既是国之干城，又是极有品位之人，连带府上的“堂前燕”“谢家池”也多有风雅，可以穿越到唐人诗宋人词中，他本人想不风雅都不行。但是在品评佳句上，他和谢安侄叔两人就是各有所好了。
这么说，似乎要回到“趣味无争辩”的老话题上。其实不然，“隔与不隔”不仅取决于个人的品位、修养，还要视读者与作品相遇时刻具体的情景、心境而定。个人的品位和修养还好说，这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所谓山有多高，水有多高，有轨迹可觅。至于情景和心境，殊难把握，这是一个永远开放的说不尽的话题。
其实一部文学作品的突然爆红，经常是特定的情景和社会心理在起作用，这是各种因素的合力，不是作品单独所具有的特质导致。20世纪以来，由形式主义批评而发展起来的语言本质主义，关注文本本身，倾向于发掘语言的独立品格。依语言本质主义者的思路，作品语言的张力、穿透力或某些迷人的魅力是独立永存的、自足的，无须依傍。而中国古代批评家虽然没有形式主义和新批评的理论，却有丰富的文本细读的实践（有偌多的诗话、词话可以证明），这一实践也往往引导他们由文本而推及诗人，因为在他们看来，“隔与不隔”是由诗人创作和其作品所规定，放大一些，是诗人的修养、性情及身处的传统和环境所决定。在他们那里，语言传播过程只是一个单向的施受关系，还不是一个各方分享的过程。作品只是诗人的自然延伸，就连“文本”这样一个相对独立的概念其时还未从作品中分离出来，故所有的批评均是针对作者和作品的。
当然，话又要说回来，王国维其时并无接受美学视野，既然是从创作角度谈“隔与不隔”，自然无关复杂的接受情景。老友春青兄，深谙古文论，认为隔与不隔，其积极意义在于强调写诗要有真切之感受，真实之情感，才能引起心灵的震颤和共鸣，没有这些，故作高深，为文造情，读者再怎么有情趣有心境，积极配合，与其分享，也是白搭。所言极是，权作敝文结尾。
（载《读书》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