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开了天津，但并没有远离战争，而是更深地卷入了战火。由于无法进入上海，我被合众社派到了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从那时起，我从前线和后方两个方面报道战事动态。

还在去南京的火车上，我就尝到了挨炸的滋味。其实，我在天津就已经不是空袭的旁观者，而是亲历了南开大学被轰炸的苦难。此后，我经历轰炸的场面达数百次之多。

到达南京的第一个晚上，我在合众社的办事处过夜。半夜，我突然被震耳欲聋的轰炸声和高射炮声惊醒。我忘记了危险，一骨碌爬起来到窗前观看，只见防空系统的探照灯和五颜六色的曳光弹交叉照射，搜索着敌机。后来我下楼到外面去，看见了横七竖八的尸体（有的被炸得血肉模糊、四肢不全，有的还完整），这时我才清醒过来，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学会了在宵禁的空袭声中睡觉，合众社在上海的总部还不时打来电话，我习惯了在忙乱中偷闲打盹。我再也不会由于担心害怕而终夜坐着，不敢入睡。不管怎么轰炸，我照睡不误。这个本事对应付以后的许多危难是很有用的。

日本对南京的轰炸起初只是偶尔为之。它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一方面进行恫吓，另一方面谋求休战，以求达到使中国投降的目的。在国际上，它请德国的外交官进行调停；在中国内部，它利用汉奸和失败主义者。在这些努力都失败后，它在9月份发出最后通牒并加紧空袭，有时日夜轮番轰炸。我清楚地记得，日本人有意识地对一家红十字会大医院进行轰炸，那里住满了当地的病人和来自前线的伤兵。他们的真实意图是想打击南京的士气，告诉所有有关的人：即使伤病员也不能幸免，也会在病床上被炸得血肉横飞。

我看到过一些伤兵，他们成为国际上禁用武器的牺牲品。芥子气把他们的皮肉腐蚀成许多像干酪似的小洞，并深深地进入躯体，疼痛难忍。日本人使用化学武器的罪证，我后来在别的地方看到过许多。后来查明，他们还在中国试用过传播病毒的生物武器，散布了像鼠疫、炭疽等致命的病毒。

但是，南京的人民没有被吓倒。每当敌人的轰炸机被中国的战斗机或高射炮击中，冒着火光和浓烟栽下来并爆炸成碎片时，欢呼的人群总是不顾危险，冲向现场。有一次我还看见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站在敌机的残骸上。作为航空委员会的头头，她似乎是在工作。她倒不缺乏勇气。

但作为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的南京，像上海那样的群众性战地服务团体却很少见。在军政机关密集的南京，到处是高楼大厦和林阴大道，处理紧急情况是由穿着漂亮制服的警察和宪兵负责的。每当响起空袭警报，他们立即静街，命令行人进入新建的公共防空洞里。这些所谓的“防空洞”，结构简陋，只不过是加了一个顶棚的堑壕而已，防备飞来的弹片和玻璃还可以，对直接扔下来的或者在附近爆炸的炸弹就不中用了，即使是轻型炸弹也不行。轿车和卡车都用绿色植物伪装起来，停在路边的树阴下。

在南京市中心，乍看起来，似乎瞅不见在中国到处都可以看到的衣衫褴褛、补丁摞补丁的穷苦百姓。但我很快就发现了这样的人，原来他们住在涵洞管道里，或在空地上临时搭建的窝棚里。

即使如此，炸弹似乎也不放过他们。侵略者试图保留那些最豪华、最适宜于居住的地方，以便他们占领以后居住。在那些既有漂亮宫殿似的建筑物，又有简陋木屋的地方，炸弹总是落在后者的身上。

不过，社会气氛慢慢地开始发生变化。原先，有两个南京。一个是趾高气扬的新首都，那里有宽阔的林阴道，有衣冠楚楚、戴着白手套的军官，自命不凡、懒洋洋地坐在名牌轿车里的高级官吏以及住在美式豪华套间里的大腹便便、忙忙碌碌的商人。另一个南京是老南京人居住的地方，那里变得越来越穷。现在，被击落的每一架敌机都是老南京和新南京的共同胜利，特别使穷人和难民感到欢欣鼓舞，因为穷人遭受战争灾害最大，由于家园被毁而不得不离乡背井的难民最恨侵略者。

1937年9月18日——日本侵占东北三省六周年，战时的南京举行了首次全市规模的群众大游行。来自北京和其他不久前被占领城市的学生们被允许进行公开的宣传鼓动活动，呼吁更加坚决地武装全民进行抗战，而不仅仅是依靠职业军人作战。首都强有力的电台第一次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歌词铿锵有力、具有动员力量：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前进！前进！进！

几个月以前，我在天津第一次听到它，那时它在国民党统治区还是禁唱的（今天它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在那个情况复杂的9月份，我还观看了北京和天津学生会话剧团的一次演出。他们来自沦陷的城市，在前线巡回演出。他们那些富有鼓动性的独幕“活报剧”是根据他们自己的经历写成的。《保卫卢沟桥》描写了战争的爆发；《北京之夜》是沦陷后一家地下报纸创作的；《大鼓词》是在地道的农民音乐的鼓点下发出的爱国号召，它是早期用民间艺术反映时事的一种激动人心的尝试，它在后来中国的战时文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战争不时被舞台以外的真实战争所打断——日本飞机俯冲下来投掷炸弹。一位歌手满不在乎地说：“在卢沟桥，我们经常听到敌人的炮声。”一颗炸弹在很近的地方爆炸，震得建筑物摇摇晃晃。他的反应是高呼：“听听敌人的暴行吧！什么东西都不能阻止我们，直到我们把敌人赶下海！”

在听众中间，有一些地位很高的官员，其中包括宣传部长邵力子。他们的轿车停在外面，随时可以开往他们专用的钢筋混凝土防空洞。但他们也巍然不动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不过其中有一个人神色不安地把帽子一会儿戴上，一会儿又摘下。就连那些监视会场、防止“颠覆活动”的便衣警察也没有去躲空袭。

然而，在这种新气象的背后，过去人们非常熟悉的那种情况依然存在。

我想采访学生领袖，记下了他的地址。一两天以后，当我去找他时，话剧团的一位女团员对我说：“他在宪兵司令部。”宪兵把他召唤去，借口是这个学生会没有登记注册，至今还没有放他回来。

这就是当时南京的情况，有好，也有坏。一方面，面对日本的侵略，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出现了结成统一战线、全民抗战的迹象；另一方面，当局专横霸道，肆意镇压。不过，比以往略有收敛，这倒也是事实。以前，学生一旦被捕，可能无限期地被拘禁，严刑拷打，甚至被秘密杀害。如今，他们被捕后，常常过一个星期就放出来了。

不幸的是，这种缓和的局面仅仅在战争的第一年维持下来，后来就不行了。

※ ※ ※

由于同国民党达成了建立统一战线的协议，共产党向南京派了一个常驻代表团。我第一次见到了它的公开代表。虽然它的存在是合法的，但是，由于国民党的官僚们不愿意适应新的政治形势，他们尽可能不让好打听的新闻记者们知道中共代表团的具体驻地。

我在去采访这些真实的红军长征战士们之前，总以为他们是一些表情严峻的老军人，经过十年的残酷斗争而变得疲惫和坚强，很可能难以交谈。

出乎预料，接待我的是一位清瘦的、个儿高高的、戴着眼镜的知识分子，穿着像学生那样的蓝色制服，年纪并不比一般大学毕业生大很多，能讲英语和俄语。还有一位军官，他长得颇为英俊，满脸笑容。两位都比我想象的要年轻和洒脱。这使我轻松自在多了，便无拘无束地谈了起来。

他们是什么人呢？那位文职人员自我介绍说是秦邦宪（亦名博古），他曾任西北苏维埃政府主席。那位军官是叶剑英，他曾任红军参谋长。（后来我才知道，博古曾经同毛泽东发生过尖锐的矛盾，并由于在领导长征方面犯有错误而被贬职。我很惊讶于我们当时谈得那么投机。）

那时的采访记录丢失了。但我发给合众社的通讯还保存着，上面这样写道：

中国共产党人驳斥了所谓中共“向国民党投降”的说法。他们坚持，他们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同国民党进行最充分的合作的，不仅在战时如此，在以后的经济复兴时期也将是如此，尽管国民党政府十年来一直想消灭他们，屠杀了许多共产党人。他们认为，抗日的民族战争，其性质是革命的。他们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把压迫者国家的民族主义同为民族解放而战斗的被压迫人民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前者是倒退的，而后者是进步的。此外，共产党人相信，全国范围的抗日斗争将使每一个中国人懂得必须把自己的命运同更广泛的民族问题联系起来，因而愿意参与在政治上塑造一个民主的新中国。他们主张在人民有了这种新的觉醒的基础上把群众组织起来。

这个观点使中国共产党人把抗日斗争作为他们的活动和宣传工作的基石。由于担心在这个紧要关头，社会斗争的加剧可能把有产阶级推向和平（妥协）营垒，甚至推向日本人的怀抱，所以中国共产党人现在主张，所有阶级携手合作，共同抗战。他们采取这个政策以后，便把反对这种合作的人斥责为叛徒。在他们看来，利用革命的口号和传统造成一种不团结的局面，只会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这是最卑劣的政治诡计。他们认为，谁用这种办法破坏他们所主张的所有阶级和所有党派组成民族统一战线，谁就是托派……

共产党领导人向我保证说，他们的党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像国民党所要求的那样自行解散。共产党人之所以竭尽全力抗日，并不是因为他们“经过了改造”，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共产党人应该做的。

※ ※ ※

在此期间，持续三个月的上海保卫战继续英勇地进行着，但是并未能拯救这个城市。武装最精良的国民党军队损失惨重，在防线上留下了很大的真空，使日军得以乘虚而入。

与此同时，以前的中国红军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改编为八路军。共产党领导的这支部队进行着运动战和游击战，在北方长城沿线的平型关，赢得了抗战以来中国的第一次胜利。他们的装备只不过是步枪，但就是靠着这些武器收复了原先被日军占领的许多农村地区。他们的人数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不断增加。对他们来说，真空地带就是敌人的后方。在那里，他们动员群众，组织新的武装力量，包括农民的民兵组织，他们的数目超过了正规军。

从战略角度来说，国民党的考虑是用中国的正规军对日本的正规军。在这一对抗中，在海陆空方面都有着精良装备的日本显然占有优势，上海之战就证明了这一点。共产党人则不同，他们的考虑是：中国军队加上武装起来的人民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同入侵的日军作战。在这一对抗中，日军在数量上处于劣势并为中国军民所包围，他们可以采取伏击、迂回和逐步消耗敌人的战术。平型关的胜利显示了这一点。

国民党从其阶级本性出发，害怕人民群众武装起来并不断壮大力量，所以尽量冲淡平型关的胜利，起初甚至避而不谈。蒋夫人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时，我向她问到改编后的中国红军取得的这场胜利，她拒绝作答。她有很深的政治偏见。

但是，继上海沦陷之后，首都也在12月中旬被日军占领。蒋介石向全国发表演说称：

中国长期抗战之基础不在南京，也不在大城市和城镇，而是在全国广大乡村和全国人民之决心。

嘴上说说是一码事，而怎么做则是另一码事。共产党长期以来为农民谋福利并得到农民的支持，他们能够把蕴藏在农民群众之中的巨大力量调动起来。而长期以来剥削农民的蒋介石政府既不敢也不知道如何去动员农民的力量。蒋介石政府虽然临时请叶剑英和其他共产党人担任游击战的教官，但只是给它的部队以技术上的培训。游击战的开展有赖于武装起来的人民和正规军协同作战，而要做到这一点却是有悖于统治阶级利益的。

上海沦陷后，日军越来越逼近，到11月中旬，南京的撤退开始了。

合众社转派我到武汉——位于长江中游的中国临时首都。我乘坐政府包租的一艘船前往武汉。按照设计，这艘船只能载客几百人，但却上了3000人。中级官员四五个人挤在双铺船舱里，更低级的官吏则挤在简陋的隔间里和甲板上。在统舱里，伤兵们乱七八糟地躺着，你压着我，我挤着你，由于高烧、疼痛或寒冷，呻吟之声不绝于耳。

我凑合着住在船上一间邮政局的小办公室里，同屋还有来自马达加斯加的一位国民党侨领和他七岁的小女儿。这个小姑娘不停地起劲儿唱着《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现在已广泛传开了。

船上拥挤不堪，以至于甲板上的一位乘客站在船边小便时，不幸被挤得掉进了汹涌的江水里。幸而我们没有挨炸，因为天气一直雨雪纷纷，雾蒙蒙的。寒气袭来，冻得人发抖，所以人们宁愿冒空袭的危险，希望天气放晴，太阳出来。

如果我当时没有乘坐这艘船的话，也许会像合众社的年轻同事维尔登·詹姆斯那样，坐美国的“帕奈”号小炮艇离开。人们原以为它可能比较安全一些，其实不然，它也挨了日机的轰炸，造成了许多伤亡。日美两国当时还不是交战国，这次突然袭击，使东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然而这并没能制止美国为了获得丰厚的利润而向日本出售进行战争所需的废铁和石油。

日本同样也空袭了英国的“瓢虫”号军舰，造成的损失比较少，伦敦作出的反应甚至比华盛顿更加温和。日本是故意发出信号，试探它们的反应，意思是：不要挡我的路。这些低调的反应可能使日本得出这样的结论：可以把英美两国推一边去，它们最多不过抱怨几声罢了。

南京于1937年12月13日陷落于日军铁蹄之下，日本人有计划地对它进行烧杀奸淫。大约30万放下武器的俘虏和手无寸铁的平民惨遭杀戮：日军用绳子把他们捆在一起，用机枪对他们进行扫射；把他们扔进长江淹死；把他们砍头或活埋；把他们作为练习刺杀的靶子。总之，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杀害他们。在我认识的日本“南京大屠杀”美国见证人中间，包括：南京大学教授塞尔斯·贝茨和刘易斯·斯迈思、基督教青年会的乔治·菲奇和《纽约时报》记者蒂尔曼·德丁。当时在中国的纳粹分子中有一个著名的商人，名叫约翰·拉贝，他也大为震惊并采取了抗议行动。他当时担任由外国人组成的安全区委员会主席，给柏林写了一份暴露真相的报告。由于这份报告，他受到了德国当局的斥责，因为当时正在酝酿德日联盟。

常驻南京的外国人的记录，包括长期保密的拉贝日记，以及当时的新闻报道、信件和图片，都是“南京大屠杀”的铁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审判日本主要战犯时援引了大量中国人的第一手证据，对主要责任人判处了死刑。然而，时至今日，日本右翼的诡辩家们仍然力图缩小或否认所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日本的一些参与者挺身出来，为这些可怕的事实作证并表示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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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简单地谈谈那个时期在南京的外国媒体。当时来自美国的有美联社、合众社和《纽约时报》，来自英国的有路透社，来自苏联的有塔斯社，还有德国的通讯社。总的来说，所有的媒体人员，包括德国人（他们还没有被彻头彻尾的纳粹分子所取代），都支持中国抗日。他们彼此之间很友好。其中有些人是长期的单身汉，有些人是暂时的单身汉，包括我在内。大家在《纽约时报》记者德丁的公寓里的一个集体食堂吃饭。德丁的房间有一架钢琴。他会弹琴，我们跟着合唱。在轰炸还不很厉害的时候，我们有时凑份子到中国饭馆“打牙祭”。我们常去的一家饭馆位于夫子庙地区，它的汤很有名，据说，它的汤锅不断续汤，一直煨着，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这有点像伦敦的切希尔奶酪咖啡馆的牛肉腰子馅饼，报馆聚集的“舰队街”的新闻工作者非常喜欢吃它。由于我们都无法跑遍所有的地方，所以我们常常交流我们所看到的大部分情况。当然遇到有独家新闻时，我们就秘而不宣，等到抢发以后才会谈论。如果空袭警报响了，而我们还在外面吃饭，大家便会跳进各自的汽车，迅速返回办事处。

在我们这些常驻外国记者中间，最有意思的是塔斯社记者罗果夫。他三十来岁，出身于哥萨克家庭，体格魁梧，老是乐呵呵的。他小时失学，直到12岁才上小学，革命以后上的大学，后来成为一个博学多才的人。他的第一个专业是经济地理学，接着又学了中文。顺便说一句，当时俄国记者的英语很差，西方的同仁往往瞧不起他们。但他们都会中文，因为必须学会中文，才可能派到中国来，而大多数西方记者则不懂中文。在外国人中间，这个喜欢交朋友、有说有笑的罗果夫却同一般的苏联人不一样。我开车是个新手，技术很差，一不小心，把合众社汽车的一个轮子陷到了沟渠里，体格强壮的他二话没说，跳下去，把肩膀放在底盘下面，一下子就把车子扛到了路上。

在临时派来采访的记者中，有一位吉拉宁勋爵，这个红头发的小伙子是爱尔兰贵族。他被派来主要不是因为他的记者业绩，而是沾了那个头衔的光，因为对某些读者来说，“勋爵”的头衔是颇有吸引力的。实际上，他为人是很谦逊的，尽管陪他一起来工作的东欧籍助手总是称呼他“勋爵老爷”。吉拉宁后来引人注目之处是，他当上了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

另一个也是贵族出身的来访记者是安东尼·詹金森爵士。他的世袭爵位可追溯到16世纪，当时他的一位同名祖先是英国早期派驻俄罗斯的使节之一，传说沙皇伊凡雷帝有意向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求婚，要他把这个信息带回英国，但是没有成功。他长得瘦而高，脸盘很小。他刚从大学毕业不久，像当时的许多学生一样，思想“左”倾。若干年后，他参与创办了《联合劳动新闻》并兼任主编，直言不讳地坚持反帝立场。后来我也曾为该报工作。当时我们都直呼其名“托尼”，省去了他的贵族头衔。他作为快艇运动员，成绩不凡，曾经同世界著名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弟弟莱斯特·海明威一起围绕加勒比海航行一圈，在报道中对当时这个地区盛行的右翼独裁统治进行了揭露。

在南京，除了政府各部门和外国使馆外，我们经常去打听新闻的外国人中还有端纳。他在中国待的时间很长，有些人干脆把他叫做“中国的端纳”。他是澳大利亚人，一个老新闻工作者，早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时期他就已经是战地记者了。1937年，他担任蒋介石和蒋夫人的顾问。一年以前，他由于协助解决“西安事变”而引起国际上的注意。在“西安事变”中，少帅张学良和另一位将军杨虎城扣留了蒋介石，经过中国共产党周恩来的调停，在蒋介石承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以后，他被释放。

到南京以后，我这个22岁的愣小子，竟然要求端纳安排我单独采访蒋介石。那里的老记者们从来没有提出过这样的要求。端纳把话岔开，引导我采访了他自己。我们一边吃茶点，一边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他向我讲述了他为中国做的许多事情。他特别谈到他是如何隐姓埋名，尽量不抛头露面的。他一一讲述了曾经准备颁给他的许多荣誉、奖章和勋章，但都被他谢绝了。我从来没有听人如此详细地谈论过自己的谦逊。

他讲的事实大概是准确的，端纳不是那种虚张声势、爱说假话的人。应该肯定，他是诚心诚意支持中国抗日的。1940年，当国民党内的失败主义者倾向于同日本屈膝媾和并企图恢复内战的时候，他辞去了已担任多年的顾问职务。

他后来的经历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在发生“珍珠港事件”的那一天，他同他的中国籍秘书李小姐一起，正乘坐自己的小游艇，泛舟于茫茫的太平洋上——这是他喜欢的休息方式。这时，一直在海上巡逻的日本海军舰艇抓到了他。日本人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如实地讲了。抓到这样一个人物，似乎应该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因为给中国大人物当顾问的这个著名的澳大利亚人肯定是日本最希望抓到的人之一。然而，日本人以为，端纳应该是在中国大陆或香港，或者在外国的某地访问。不论是日本军舰的舰长，还是日本的整个情报系统，都不会想到他竟然在大洋上驾船消遣。上岸以后，他被交给日本在菲律宾的一个平民集中营看管起来。登记注册时，他用的仍然是真名——日本人以为他同“中国的端纳”同名同姓，没有查出他就是真正的“中国的端纳”。日本投降后，他被释放。后来，他患了癌症，在夏威夷的病床上平静地去世。

（贾宗谊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