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京到武汉的转移是地理上的撤退。但是，许多人认为，这标志着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进步。根据我的经验，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继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之后，南京也陷落了。中国遭遇到它漫长历史上最深刻的危机。但是，“危机”一词在中文里是由“危险”的“危”和“机会”的“机”两个字组成的。

武汉面临着“机会”：国家和人民有着团结起来、求得生存、最后夺取胜利的潜在能力。这种信心铸造了自尊心，它不仅表现在国家方面，而且也表现在个人的言行和相互之间的关系方面。

虽然昂扬向上的“武汉情绪”在国民党区域里只存在了几个月的时间，但它却被人们长期怀念着，不仅中国人怀念它，而且亲身经历过那段时期的外国人也怀念它，包括用英文写作的大部分驻中国的外国记者，从左派的史沫特莱到中间派和右派的外国大媒体记者都是如此。①1

① 有一张集体照片中的人物自称“最后的守望者”，其中大多数人在武汉坚持到最后一刻。他们是：史沫特莱；美国官员：海军武官埃文斯·卡尔森、助理武官弗兰克·多恩和使馆秘书约翰·戴维斯；记者：F. M. 费希尔、杰克·贝尔登和A. T. 斯蒂尔；英国作家弗雷达·厄特利，以及中国共产党官员章汉夫。

当时具有进步思想的人不仅怀念武汉，而且希望在别的地方找到民族希望的中心。他们更加认识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性，这些根据地主要是通过游击战在敌占区的后方从日本人手中夺取的。武汉的气氛比南京要自由得多。在南京，由于国民党的书报检查制度，人们不大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和他们所取得的胜利。而在武汉，情况大不一样。1938年是国共两大政党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第一年，也是形势最好的一年。武汉的书店公开出售中国人和外国人写的关于长征和红区的著作，如斯诺写的《西行漫记》。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的著作，特别是关于抗日战略的著作，可以公开购买和讨论，而过去有这样的书是可能掉脑袋的。年轻人尤其喜欢这类书。

云集武汉的不仅有来自南京的官员，而且还有来自北京和上海的教授、学生、进步作家和编辑。他们在武汉市建立了许多开明的和左翼的出版机构。他们出版的图书，质量优良，充满朝气，备受读者青睐，而国民党或保守派、唯美派的官方和半官方出版物由于毫不涉及当前的紧迫问题，因而不受欢迎。

共产党在十年内战期间被宣布为非法，受到围剿。国共合作后，它在南京亮相，但它在武汉的地位比在南京要显著得多。它在武汉的官方代表团由于党的副主席周恩来经常坐镇而得到加强。在名义上，它是八路军的办事处；实际上，它是在战时同国民党打交道的全权机构。有一次，我独家采访了脾气急躁的叶挺，他是通过两党谈判被任命为新四军军长的。新四军是中共领导的第二支军队，它是在华中、华南坚持斗争的中国红军部队的基础上成立的。红军的主力经过长征，到达西北后，成为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第八路军。

1938年初在武汉，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了自1927年以来它的第一份合法的报纸《新华日报》。这不是一份地方性报纸，而是面向全国的大报。它创办的时候，举行了一个首发式，许多非共产党人士参加了，我也到场，并且保存了一张珍贵的照片。右翼分子采取了种种手段来阻挠报纸的发行工作，包括恫吓销售《新华日报》的报童，甚至还故意制造了一起骚乱事件，但是，它的零售量和订阅量都蒸蒸日上。

在武汉的统一战线阵容中，虽然国民党把所有的部长席位都把持在自己的手里，但还是让周恩来担任了新改组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这表明了国民党承认中共部队作战方法、特别是在部队中进行政治动员工作的有效性。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左翼作家郭沫若担任了负责宣传政工工作的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在日本流亡十年，刚刚回国。他在1925—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大革命中，在部队做了大量政治工作。他在政治舞台上的再现，使人想起国共合作取得了胜利，而1927年的流血分裂则导致了民族灾难。这两件事，武汉都是见证者。

在第三厅工作的，有许多知识分子，既有共产党人，也有进步的爱国人士。我作为记者，通过这个渠道，并通过他们从周恩来那里得到了许多帮助。

总之，武汉感受到了新的机会，因为面对日本的侵略，中国人不再打中国人，而是再度团结起来，为祖国的独立和前途而奋斗。早在20世纪初，1911年的“辛亥革命”就是在武汉爆发的，这次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统治。这个城市有许多地方，记录着为全国的统一和进步而奋斗的史迹。这是使武汉产生乐观气氛的因素之一。郭沫若本人是一个大诗人，他的诗集《武汉的希望》表达了这种气氛。

此外，同南京（它后来转化为军政官僚的巢穴）相比，武汉始终是一个工业重镇，工人阶级在这里经历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许多胜利和挫折。1926—1927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里的工会的影响和实力达到了顶峰。在群众接管武汉前英国租界的斗争中，工会是主力军。自从19世纪中叶外国在中国开辟租界以来，这是收复租界的第一个城市。这里的工人运动经受住了1923年的军阀镇压，但是，在1927年国民党右翼的大屠杀以后，它多年受压抑。现在，它又重新蓬勃兴起。

作为气氛发生变化的一个迹象，1938年5月1日，武汉11年来第一次庆祝了它的国际劳动节。在全市最大的公园里，广大工人群众十年来第一次听到共产党人王明的讲话。王明当时仍然居于中共的最高领导层。他一度是左倾教条主义者，如今在同国民党搞统一战线方面仍然是一个教条主义者，因为他不是把国民党看作伙伴，而是奉为领导者。关于他，我以后还要讲到。

※ ※ ※

最重要的是，1938年的武汉燃起了乐观主义的火焰。这种乐观情绪是由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而形成的。这些胜利虽然规模不大，但日积月累，便取得了很大进展。这证明，革命的激情不仅可以帮助克服长征途中的各种艰难险阻，而且也有助于在广大农村地区有效地反击敌人，削弱他们的力量，尽管许多城市沦陷于日本铁蹄之下。

在广袤的乡村地区，节节前进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虽然前进的速度比较慢，但是，从长远来看，却是大有希望的。

国民党军队除了领导无能之外，还习惯于防守和打阵地战。这样的打法，有利于日本人，因为他们武器精良，训练有素，还有强大的工业作后盾，因而占了上风。

共产党军队则不然，他们看准了日军战线拉得太长有鞭长莫及这个弱点，在防守力量薄弱的敌人据点之间有广大的空隙地区可以打游击战和运动战。敌后辽阔的农村地区就这样逐步成为解放区。正规军对正规军，当然日本侵略者占优势。侵略者的正规军对付保卫自己家乡的游击队和人民群众就不同了，后者专门寻找敌人的弱点打，往往以优势兵力和高度机智打败敌人，缴获敌人的部分武器和装备，武装自己。

一支武器装备很差却得到人民支持的军队可以打败武器精良却得不到人民支持的军队。这一点在十年内战期间已经被中国红军所证明，他们打败了蒋介石的几次围剿，夺取了大量武器装备。正如毛泽东所挖苦的那样：蒋介石成了红军的“运输大队长”，他把欧美供给他的武器装备运送给红军。后来的长征则证明，被迫的退却也可以转变成胜利。

当年在武汉目睹1927年革命岁月的外国人中，许多人持反对态度，但也有一些人持同情态度。在这些持同情态度的外国人中，1938年仍然在武汉的只有美国新教的洛根·鲁茨主教。周恩来十几年以前就认识这位同情革命的公正老人，现在又找到他了。这位主教的宽敞住所很快就成了统一战线的一个“哨所”。左翼外宾中有斯特朗和史沫特莱。斯特朗1926—1927年也在武汉，后来离开了这里。史沫特莱长期以来一直站在中国革命一边。当地的外国人给鲁茨的住所起了个外号：“莫斯科—天堂轴心”。虽然斯特朗当时定居莫斯科，但这个地点跟莫斯科毫无关系。不过，这里的确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同武汉的外国军政官员进行接触的社交桥梁。人们可以在他的院子的草坪上喝茶，同周恩来和他的随员，以及美国外交官谢伟思、美国武官史迪威上校、武官助理弗兰克·多恩和海军武官埃文斯·卡尔森等在一起。卡尔森刚去共产党领导的地区视察归来。后面这三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成了将军。关于卡尔森，我要多谈几句。

1937年12月，我刚到武汉不久，卡尔森来看我。他长得又高又瘦，脸上布满皱纹，有一双深邃的眼睛，嘴上叼着烟斗，穿一件羊皮夹克，挎着一个帆布背包。他带着斯诺的一封介绍信，信中说，他是一位亲华反日的军官，想亲自看看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的抗日活动。斯诺在信中问我，是否可以带卡尔森到八路军的武汉办事处去。他还带着另外一封斯诺给八路军的介绍信。

我带他见了叶剑英将军和董必武，他们是在周恩来之前到武汉的。他们同延安进行了联系，很快就安排他到敌后游击区根据地去访问。

他访问游击区归来后，满怀热情地讲述了他亲眼目睹的一切。他在正式报告中谈了他的所见所闻。他还直接写信给罗斯福总统，讲了这些情况——这一点是许多年以后才公开的。在他奉派来华时，罗斯福曾要求卡尔森直接写信给他，讲讲真实的情况。卡尔森同罗斯福的友谊是在佐治亚州温泉的“夏季白宫”建立起来的，罗斯福曾长时间在这里休养，卡尔森担任“夏季白宫”的警卫长。

卡尔森巡视游击区前线归来后，还在武汉公开地讲过他的印象。我听过他在外国记者、传教士等人参加的集会上的讲演。他说，八路军是中国最能打仗的部队，对抗日最积极，在部队内部和军民关系上最民主。他赞扬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把他同美国历史上的人物作了对比，说他“像林肯一样谦逊，像李一样足智多谋，像格兰特一样顽强”①1。当他谈到国民党将领蒋鼎文时，愤怒之情溢于言表。当时国民党军队不仅封锁对八路军的军事供应，而且阻挠供给在抗日战斗中伤员的医疗物资。这个反共的死硬派将军不否认这件事，他对卡尔森咆哮道：“你不了解。他们的死活，我们是不在乎的。我们要他们死。”

这些经历促使卡尔森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在来中国以前，他对一切左派的东西充满了偏见（他曾经参与美国对尼加拉瓜民族英雄桑迪诺的武装干涉）。现在，他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和效率倍加赞扬，同观点相同的美国人更靠近了。战前在北京时，他已经听到斯诺讲述所亲见的中共和军队，现在有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他认为：他们可能在抗日的斗争中发挥先锋作用，而日本将来也会成为美国的敌国，在反对这个共同敌人的斗争中，他们作为美国未来的军事帮手是很重要的。在八路军中，他见到了史沫特莱。史沫特莱使他从社会、政治的角度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共的认识。他回到武汉后，帮助史沫特莱给八路军收集医药用品，协助斯诺和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推动中国的“工合”运动。

① [译者注] 李（Robert E．Lee，1807—1870），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军著名统帅，后半生致力于教育工作。格兰特（Ulyleeo S．Grant，1822—1885），美国军事家，在南北战争中战功卓著，为美国第18任总统。

这位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的新观点再也没有改变过，而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闻名遐迩，成为有名的太平洋战区海军陆战队突击队司令官。他的训练和思想教育理念部分地吸收了他在八路军中所看到的东西。他的部队的战斗口号“Gung Ho”（工合，意思是“共同奋斗”）渊源于中国“工合”运动提倡的协同工作的箴言。在他1947年逝世以前生命的最后阶段，他直言不讳地反对华盛顿支持蒋介石对中共重新发动内战的倒霉决策。

在非官方的外国学生中，大家对共产党的战绩和政策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同情。当时旅行还比较自由，鲁茨主教的女儿弗朗西斯·鲁茨率领一个代表团（成员主要是美国传教士和青年），去晋东南朱德将军八路军总部参观访问，此行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的一些人后来参加了美国国内的进步运动。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成员，名叫拉尔夫·休斯，他是波兰人，以前曾经在“国际联盟”工作过。他写了一本书，题为《鱼翅和小米》，在美国出版后，颇为畅销。书名中的鱼翅是中国宴席上最昂贵的一道佳肴，小米则是老百姓的粗粮、八路军的主食。他以此来象征性地对比国民党和共产党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

在那些岁月里，还有一个“国际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团经过武汉去延安访问，同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晤谈。其中的美国代表是莫利·亚德，她出生于中国一个传教士家庭。几十年以后，她领导了美国的“全国妇女组织”，成为美国女权运动领袖之一。

1938年，在武汉的中国人中间，人们可以感受到，他们同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紧密地融合到了一起。

使人感到特别强烈的是他们对西班牙共和国保卫战的坚定支持，这是当时另一个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武装斗争。佛朗哥发动的军事叛乱得到了希特勒德国和墨索里尼意大利的军队和武器的支持。

《义勇军进行曲》这首爱国歌曲在被禁止多年以后，1938年重新回荡在南京的上空。这酷似《马赛曲》的命运。据历史学家记载，《马赛曲》被卷土重来的君主和拿破仑第三帝国长期禁唱以后，于1870年“普法战争”期间重新出现在巴黎。1938年在武汉，除了这首爱国歌曲外，还增添了一种国际气氛，到处可以听到一首新的中国歌曲《保卫马德里！》。这首歌曲的诞生基于这样一种感情：中国和西班牙是在同一条战线上的。

很多人都知道“热情之花”①1 是谁。在援助西班牙的国际纵队中，大约有一百多名居住在西方的中国人自愿参加。在武汉，我碰见了来自西班牙前线的加拿大外科医生白求恩，他准备去敌后八路军根据地建立一个战地医疗队，为伤病员服务。这位技术精湛、忠诚的国际主义战士牺牲在他的岗位上，他的英名在中国永垂不朽。毛泽东所作的一篇纪念他的文章，在全国家喻户晓。从同一条道路上，还来了一位出色的荷兰纪录片先驱者佐里士·伊文思。陪同他一道从西班牙来华的，是著名的匈牙利战地摄影家罗伯特·凯帕（他后来加入美国籍）。当西班牙共和国惨遭失败后，被关押在法国拘留营的二三十位国际纵队医生，又来到中国为反法西斯战线服务。

① [译者注] 承《今日中国》老同事、西文部主任徐钟麟同志告知，“热情之花”（La Pasionaria）是西班牙的群众对共产党主席伊巴露丽（Dolores Ibarruri）的赞誉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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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4月，我从充满乐观气氛的武汉去前线采访，目睹了自抗日战争开始以来中国正规军取得的第一次胜利。这一胜利使全国振奋，把高昂的情绪推向顶点。台儿庄位于江苏和山东两省交界处。国民党军队在正面作战，而远在北方的共产党游击队则切断日军的交通线，拦阻敌人的增援，这是在统一战线中互相配合的成效。

我们去台儿庄采访的一行人可谓是意气相投、配合默契的最佳搭档。伊文思的电影班子刚刚来自战火纷飞的西班牙，在那里，他们拍摄了一部闻名世界的纪录片《西班牙大地》。在中国，他们正在创作另一部纪录片《四万万人》，它将产生同样的效果，解说者是美国电影明星弗雷德里克·马奇。该片将包括：他们亲眼目睹的台儿庄战役情况，以及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区的情况。国民党不让他们去那里，他们设法把摄影机交给当地的一位摄影师，让他拍摄后把胶卷交给他们。我们这一行人中还有那位有头脑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卡尔森，他刚从敌后共产党游击区访问归来。再一位就是政治部第三厅郭沫若手下的曹亮。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上海的《中国之声》社。他在教会学校教书，是一位地下共产党员。这个人非常出众，我以后还要讲到他多年来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我们之中还有来自国民党宣传部的人，他们是另一种类型的人物。一个是官方的摄影师，他指手画脚，说哪些能拍摄，哪些不能拍摄。他把别人拍摄的东西用自己的摄影机复制一份，供新闻检查用。滑稽的是，我们的“总管”是大腹便便的西奥多·杜先生，他曾经是基督教青年会唱诗班的指挥，后来被授予战时准将。然而他一点也没有军人的味道，还有两站地就到达台儿庄的铁路交叉点了，他突然奔过来，惊恐地说：“我们不能再走了，我发现昨天这里落了一颗日本炮弹！”让我们转身回去也许正合他（和他的上司）的心意。但是，既然已经到了今天和明天都会落下炮弹和炸弹的地方，我们就毫不在乎地耸耸肩，不理会这位“勇士”。上述这些情况反映出战争过渡时期中国官方和民间的复杂性。

总的来说，局面还是乐观的，越接近前线，越是如此。战区司令部设在战略要地徐州（两条铁路干线的交汇处），在这里，我们可以听到大炮的轰鸣声。在火车站的月台上，躺着大批奄奄一息的士兵，如果不赶快把他们撤到后方去，他们是很难活下去的。然而，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在城市的街道上却依然生气勃勃。墙壁上贴满了新的爱国标语。部队和当地应征入伍的新兵源源不断地行进着。平民生活仍然活跃如常。报童叫卖着报纸。身背广告牌的人照样宣传着正上演的戏剧和电影。学生宣传队自发地在户外表演着时事短剧。在公园里，妇女带领着儿童玩耍。尽管轰炸声不绝于耳，但这里的人们似乎比遥远的武汉更有信心。在武汉，人们担心徐州被突破后可能产生的影响；而在徐州，人们在期待着把日本鬼子赶走。

在战区司令部的门口，挤满了赶着猪来慰劳将士们的农民。我们在这里采访了统帅30万大军的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他不属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而是属于桂系。他的部队是从靠近越南的多民族省份广西带来的。李宗仁将军是南方人，面目清瘦，但精神矍铄。他把台儿庄的胜利归功于人民的支持，这种支持不仅来自爱国主义精神，也由于战区禁止一切无偿的摊派。

我们坐了半个小时的火车，离台儿庄更近了。我们吃力地步行到孙连仲将军的前线指挥部。孙将军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满脸胡须，由于前两周指挥战斗，缺少睡眠，过度疲劳，声音有点嘶哑。战斗的枪炮声依稀可闻，农民已照常在春意盎然的田间劳动。

次日，我们越过架设在古运河上的一个浮桥到了台儿庄。到处是瓦砾，尸横遍野，许多是阵亡的士兵，有一个是农民，在他那只伸出去的手臂旁边是一只死鹅（大概他是想把它抱到安全的地方去吧）。附近还有一些躺在铁制弹簧床上的日本士兵的尸体，这是日军溃逃以前准备把他们拖到空地上去焚烧的，他们只来得及烧掉一半。

中国第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指挥部队进行惨烈的肉搏巷战，终于把侵略者赶走了。同他的军阶相比，他还很年轻，只有三十来岁，细长的个子，显得很精明能干。他的军服在战斗中已经破损得不成样子，所以换上了皮夹克和便裤。他说，他的部队有70％的官兵在过去几个月的战斗中为国捐躯，最后终于取得了胜利。城墙已有一半被炮弹炸毁。在城外，有四辆被日军丢弃的坦克残骸。

台儿庄战役的一个特点是，这个仗主要是杂牌军打的。所谓杂牌军，就是蒋介石嫡系精锐部队以外的部队。他们的装备很差，均来自边远省份，被蒋介石的最高统帅部所轻视。然而，事实证明，他们是勇敢、不怕死的。

从地理上说，这表现了无远弗届的民族精神，因为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参与了这一战役。蒋介石的精锐部队是保存起来作为他的政权的支柱的，所以只是从远处打打炮，而且数量不多。

日本的高级发言人对他们在台儿庄的失利感到震惊，何况又是败在杂牌军的手里。他们采取了惯用的掩盖败绩的手法：在许多天里，他们不仅矢口否认台儿庄被中国人收复，而且还说什么徐州（台儿庄是它的前哨基地）从来不是日本进攻的目标。其实，徐州过去是、将来仍然是它必争之地。

1938年4月29日，即“台儿庄大捷”三周以后，武汉的士气由于武汉上空的一次空战胜利而进一步提高。我亲眼目睹了这次空战。

“台儿庄大捷”是值得纪念的，这有许多原因。它是华北、上海和南京沦陷以后，中国在正面战场上从敌人手中收复的第一个城镇。它大大鼓舞了全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使他们相信中国和中国人民有决心战斗下去，并且有能力取得胜利。

在国内，台儿庄的胜利受到普遍的欢呼：在国民党统治的后方、在延安和解放区、在敌占区，人民莫不欢欣鼓舞。甚至连海外的华侨和世界各地的中国朋友，也为之雀跃。外国的许多人，包括官方人士，对中国能不能坚持打下去，曾经产生过怀疑，现在，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疑虑消除了。对日本侵略者来说，他们在台儿庄的失败使他们为之震惊，他们军队的士气受到了打击。

在日军一个士兵的尸体上发现的一首诗很能说明问题：

四小时占领天津，

六小时拿下济南，

为何区区台儿庄，

久攻不克如此难！

日军虽然在台儿庄受挫，但他们的武士道精神不死。在我们去台儿庄的路上，经过一处看来空旷的田地，一个孤独的日本伤兵在一个用毯子盖着的弹坑里不断向我们开枪，直到护送我们的中国士兵把他打死。他本来可以躲过我们的视线，但却故意寻求“光荣的自杀”。他显然深受日本军部的思想毒害，在他看来，落入中国人手里，必然被折磨致死；如果能够作为俘虏生存下来，那也是对天皇、对自己和全家人的一个耻辱。我们的一个中国同伴说，太遗憾了，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日语，否则的话，我们可以开导开导他。

卡尔森回忆说，在中共领导的战区经常组织这样的工作。他见过一些被俘的日本兵，其中有些人起初也想自杀或故意让中国卫兵杀掉他们，但现在他们不仅还活着，而且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当他们被告知，可以重新回原来的日本部队，也可以留下来时，他们选择了后者。其中有些人还认识到，中国的战争是正义的，日本的战争对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都是有害的。他们冒着危险，用高音喇叭对战线那边的日军喊话，过去他们忠诚于天皇的神话，现在他们忠诚于新的思想。

台儿庄取得了大有希望的、鼓舞人心的胜利，但是，在当时的国内形势下，整个战略决策没有跟上去。机动战和游击战在正面战场上并没有增加，而只是在敌后解放区进行着。在随后的一年中，国共两党的合作不仅没有加强，反而削弱了。国民党没有、也不可能有毛泽东那样的远见卓识。毛泽东在他的《论持久战》这部纲领性著作中，阐述了抗日的三个阶段以及如何从防御最后转入反攻。这需要把全民的力量动员和团结起来，而蒋介石所表现出来的倾向是一心要保存实力，不用于抗日，以便将来打内战，巩固自己的权力。

※ ※ ※

虽然台儿庄取得了胜利，但周围地区的中国战线在1938年5月底开始明显地呈现崩溃状态。日军对徐州大举增兵，徐州在几周内就陷落了。

接着，日本侵略者开始向武汉推进。蒋介石下令炸开黄河，企图用洪水阻挡日军前进，但并没有能阻挡多久，倒是中国的无数村庄被淹没，老百姓淹死了几十万。这同共产党领导的地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那里，毁坏乡村和田野的是日本人，而人民则是努力保护家园和田地。如果城镇被日军占领，他们奋力收复失地，重建家园。在台儿庄战役以后，两个战场的差异表现得更为明显，不仅在战术上是如此，在基本方针上也是如此。

在政治上，曾经一度沉寂的国民党右派和投降派这时又嚣张起来。国民党副主席汪精卫及其党羽从欧洲等地流亡归来后，投降派的势力进一步膨胀。外表温文尔雅的汪精卫是个政治上的变色龙，他像演员一样，不断变换着角色。在1926—1927年，他曾领导武汉的革命统一战线政府反对蒋介石。后来，他像蒋介石一样屠杀左派，在反动营垒里同蒋介石争权，但没有成功。于是，他到国外，同墨索里尼和德国纳粹分子勾勾搭搭。当1938年他重新出现在武汉的时候，又打扮成了一个渴望参加抗战的爱国者。他的左右手陈公博和周佛海更为善变。他们两人曾经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2个代表中的两个。后来，他们在国民党内从左翼变成右翼。他们两人被安插在武汉的战时政府中，先后担任过宣传部长的职务。两人同汪精卫一起在1940年变节，投入日本营垒，成为被人唾骂的汉奸。日本投降后，周佛海死于狱中，陈公博则被处决。

我个人对这三人都有着不愉快的记忆。汪精卫在公共场合同别人握手时，总是毫无生气、软绵绵的。衣冠楚楚、有点女人腔的陈公博曾经留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似乎老是在演戏。他和戴眼镜的周佛海在同记者打交道时，明显也喜欢那些讲德语或日语的人。

在这个复杂的时期，共产党也有重要的人物叛逃，他就是张国焘。张国焘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是中央委员，还一度担任过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他只身一人溜入国民党阵营，甚至连他的贴身警卫都没有跟着他走。他是一个追逐名利的野心家，长期以来在许多问题上忽左忽右。他的个人野心逐渐成为他的主要动机。在长征路上，他从政治上和军事上分裂党，最终把他统帅的第四方面军引向绝路，在中国西部差一点儿被回族军阀消灭掉。他原想在靠近苏联边界的地方寻找一个安全地带。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毛泽东领导的军队则走向未来的抗日战场。张国焘叛逃后，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了许多职务，有些职务名义上很高，但无实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逃到香港，后来移居加拿大，最后死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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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我顺便从武汉去了一趟长沙。长沙是湖南省的省会、毛泽东的故乡。在那里，我目睹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革命精神的象征，这种象征虽然简单，但却很值得注意。尽管经过残酷的镇压，这种精神仍然不死。在中国的其他城市，人力车夫为了讨好乘客，总是拉着车小跑。在长沙则不然，他们最多是快步走。如果乘客要求他们拉着车跑，他们会放下车把说：“请下车，你自己跑吧！”这是多年以前强大而且好斗的人力车夫工会举行胜利罢工的结果，虽然这个工会早已遭到镇压，但它的遗风犹存。

1938年10月底，武汉沦陷，它作为中国战时临时首都的作用便寿终正寝。国民党上层向右转的趋势进一步增加。在汪精卫叛国以后，蒋介石再次声明抗日到底的决心。但是，内部的投降派并没有被清除出去。不过，中下层的积极抗日情绪仍然很高。

在武汉的外国记者中间，我并没有成为一个“最后的守望者”，因为我在1938年7月被调到中国的另一个大城市广州。那里也是一个主要的前线，经常遭到日本的狂轰滥炸。它同武汉一样，也是在10月份被日军占领的。

在广州，我亲眼目睹了这个城市的陷落，不折不扣是最后一个从战壕里爬出来的人。

（贾宗谊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