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占领广州后，我第一阶段的战地报道工作画上了一个句号，因为我一到香港，合众社就把我解雇了。在香港，我在宋庆龄领导下工作一年多，帮助她宣传并争取全世界支持中国的事业。
这个变动成为我一生中的分水岭。香港是英国100年前在鸦片战争中从中国夺得的一块“直辖殖民地”，它表面上显得很平静，不同于战火纷飞的中国内地。它的建筑物大多是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格，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冒出来的钢筋混凝土和大玻璃窗所形成的“丛林”。行政机关和金融机构的房子都是砖石结构，代表着不列颠帝国的威严和财力。但即使是这些建筑物也只有四五层楼高。
山坡上耸立着一座座供殖民地官员和中国富豪居住的孟加拉式平房①1，周围种着繁茂的亚热带植物，有高大的榕树，也有开红花的攀缘灌木丛。沿着港湾是主要的商业大街，使人恍如置身于伦敦。有许多狭窄的街道从这些商业大街辐射开来，那里挤满了小店铺，还有货郎和民间艺人沿街叫卖或做生意，像华南许多城市世世代代的景象一样。在这些繁华表象的后面是贫民窟和棚户区，那里是辛勤劳作的贫苦大众的栖息之地。
① [译者注] 原文为bungalow-type house，bungalow为当时印度孟加拉式平房，屋前或周围有平台。
香港辖区内的居民95％是中国人，然而他们却没有法律上的地位。确实，外国人，甚至普通的英国人——如果不属于文官或军队系统，也没有法律上的地位。这里没有民选的机构，一切权威来自英国任命的总督。不过，这里居民（绝大部分是中国人和许多战时难民）的政治倾向倒是反映了大陆的民意。总之，香港的殖民地体制同中国内地的生死搏斗相互依存着。当时更为重要的是，香港是中国唯一剩下来的同外界联系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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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合众社把我解雇，而不是派往别的地方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广州和武汉相继沦陷后，合众社似乎认为，中国的抵抗会逐渐消沉下来，所以它减少了派驻在中国战线的记者，而派驻在日本的记者则没有减少，它估计重要的新闻将出在那里。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日本的报纸是合众社在亚洲的主要订户。而且合众社在远东的最高主管——东京分社经理迈尔斯·沃恩据说购买了大量日本债券。要裁员的话，还有谁比我更适合成为被裁对象呢？我“太亲华”了，不适宜在日本占领区工作。同时，解雇我代价比较小，因为我是在当地雇用的，没有订立雇用合同，所以我无权提出关于解雇费、遣返旅费以及美国本国雇员所享受的其他许多优惠的要求。
对我来说，同合众社分手实际上不是工作的终结而是工作的开始。因为宋庆龄很快就请我参加了设在香港的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我的任务是编辑它的英文出版物。虽然这是无报酬的义务工作，却成为我留在香港的主要因素。此后不久，我在当地的一家日报谋得一份差事，借以糊口。
为什么宋庆龄不在别处，而是在香港创办保卫中国同盟？这是因为遭受战火蹂躏的中国内地受到了双重封锁。一重封锁是由于日本侵略者控制了海岸线。另一个正在发展的封锁是蒋介石政府禁止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和根据地供应物资，甚至医疗用品也不让供应，同时压制报道他们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取得的种种胜利和成就。保卫中国同盟的任务是打破这两种封锁，保证任何一方都不至于被不公正地剥夺通向外界并使外界听到它的声音的权利。而香港——当时仍能同世界大部分地区联系——则是发挥这一作用的最好“窗口”。宋庆龄跟周恩来商量后，决定赴港并协助把香港变成一条同外界联系的渠道，以便取得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和海外华侨的支持，其目的是加强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和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宋庆龄由于她的经历、她的坚定的原则性和磁石般的个人魅力，不可替代地成为这一事业的支柱和灵魂。她作为孙中山夫人、作为中国共和革命创始领袖的遗孀，受到全世界的尊敬。同样的，她以对中国团结进步的爱国事业的一贯忠诚、纯洁的思想、不受腐蚀的廉洁正直的品德而闻名于世。她的热诚使她能广交中外朋友并团结不同观点的人为共同的事业而奋斗。她堪称世界著名的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同时，她又非常谦逊，即使是年轻人和地位不高的人，同她在一起时一点也不感到拘束。
我们在香港的保卫中国同盟委员会，人数不多，但却充满朝气。宋庆龄那时只有45岁，我们大家把她当做慈母一般看待。30岁的廖承志作为中共及其抗日武装力量驻香港的代表，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他成员都是二三十岁的人。我的年龄最小，刚过23岁。在宋庆龄和这个人数不多的核心周围，团结了一大批各式各样的志愿人员，在她的威信的感召下，他们随时听从她的召唤。
保卫中国同盟和它的支持者在政治上得到了国外的广泛赞助，特别是在它成立的头两年，更是如此。宋庆龄请她的弟弟宋子文担任“保盟”的第一任会长。宋子文是国民党的高级官员，也是蒋介石的内弟。在美国，“援助中国委员会”是通过“保盟”送交捐款的，这个委员会的名誉主席是罗斯福总统的母亲。①1
宋庆龄处理同“保盟”同事们的关系时非常民主。虽然她是全国和全世界的名人，但她平等待人。不论什么工作，包括在办公室用打字机打信和救济物资的打包托运，她都跟大伙儿一起干。在她主持的会议上，大家不论在她发言之前还是之后，都可以畅所欲言。这是由于大家的立场是一致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结果。中国籍的成员把自己为祖国的生存而战看成是世界人民反对压迫和侵略的斗争的一部分，而外国籍的成员则把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看成是全世界反法西斯事业的一部分。
作为反映宋庆龄风度的一个插曲，我在这里援引一件小事，事情虽小但它使我觉得颇有意义，永志不忘。
在香港，我同唐纳德·艾伦同住一个小公寓。艾伦是一名教师，也是二十来岁，他志愿帮助“保盟”“工合”和其他反法西斯事业做些事情。有一次，我们请宋庆龄来我们住处共进由我们亲自动手做的午餐，她欣然答应，我们高兴极了。但接着，我们慌张起来，因为我们发现没有桌布，于是只好临时用一条干净的床罩代替。席间，我们一边吃，一边谈论“保盟”和别的事情。饭后，她表示感谢，接着又逗趣地问道：“你们中间哪一位睡在这条床罩下面？告诉我，我才走。”我们在欢乐的笑声中送走了她。她这位世界名人、大无畏战士就是这样同年轻人有说有笑，和谐相处的。
① [译者注] 关于“保盟”的情况，请参阅《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中国福利会五十年》以及《宋庆龄：20世纪的伟大女性》等书。
在1939年至1940年，“保盟”的工作发展很快，它同国外的许多进步的援华组织建立了联系。这些援华组织是由同情中国的外国人和华侨组成的——对这些外国人和华侨来说，宋庆龄代表着原则和正义。捐款和救济物资从世界各地源源而来。海员们也在他们的同伴中募集捐款，送到我们的办公地点，并把我们的宣传品成捆地带去散发。每一笔捐赠的现款和物资，不管数额大小，宋庆龄都在收据上签名。
那时向中国大陆运输物资还是有可能的。货车队和救护车是通过当时法国控制的越南进入中国的。敌后游击区的战地医院是按照白求恩大夫所定下的模式建立的。经反法西斯的“国际和平运动”批准，这些医院被命名为“国际和平医院”。为了照顾孤儿和父母上前线的儿童，许多托儿所和幼儿园建立了。“保盟”有关这些儿童的宣传，不是用伤感和怜悯的语调，而是充满健康向上的气势——必须帮助这些孩子成长为他们父辈为之奋斗的新中国的建设者。
在国民党地区的援助计划，包括建立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在国民党地区和共产党地区，都开展“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活动。“工合”运动把工人（特别是来自敌占区的工人）组织起来，成立自主、自管、自养的生产单位，为许多地区生产日用必需品，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有的也生产军需品，如军毯。在游击区还生产一些武器。这些合作社是由一个国际团体组织的，其成员有中国的爱国人士和外国的友人。在外国友人中，包括斯诺夫妇和新西兰人路易·艾黎。斯诺夫妇为“工合”运动做了大量国际宣传工作。路易·艾黎则在基层进行了不疲倦的工作。宋庆龄赞扬合作社这种经济形式，认为它体现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因而同意担任在香港设立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国际委员会名誉主席，主持了它的许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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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盟”在香港多次组织募捐和义卖活动。捐助的人既有生意兴隆的企业，也有普通的劳动人民；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他们都是慕宋庆龄之名而来（人们更多的称她“孙夫人”）。她是既不可或缺，也无可替代的人物。她虽然从不隐讳自己的左翼观点，但由于她的威望是如此之高，香港总督罗富国（杰弗里·诺思科特勋爵）也不得不来参加她所主持的活动。
在汪精卫叛国时，宋庆龄和她的两个姊妹孔祥熙夫人和蒋介石夫人多年来第一次聚集在一起，从1940年3月31日开始联袂访问重庆，以显示团结抗战，反对汪精卫的投降。这件事在中国政坛引起了广泛注意。
在同一时期，由于“保盟”在钱款方面绝对廉洁自律，声誉远扬，所以蒋介石夫人领导的全国性组织“伤兵之友社”委托“保盟”对它在香港开展的捐款活动进行审计。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发挥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从以上所述可见一斑。
然而，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武汉时期似乎大有希望的统一战线，却正在危险地崩塌。1939年6月，在湖南省平江，共产党新四军通讯处的两个干部被国民党当局枪杀，四人被活埋。延安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大会，要求杜绝这类事件的重演。但是，破坏统一战线的事件在全国许多地方却变本加厉，包括武装进犯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这类事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计划的，国民党对其军政官员颁发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就说明了这一点。反共的挑衅活动还有：国民党特务和流氓团伙乔装打扮成八路军、造谣说八路军从事贩卖鸦片等等勾当，用这种手段煽动群众对八路军的不满。国民党官员还说什么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在敌占区“游而不击”。
毛泽东、朱德和共产党其他领导人用事实驳斥了这些谬论，他们强调，必须巩固两党的团结，而不能破坏这种团结。然而国民党仍继续明里暗里指责共产党，后来发展为无端的、无休止的谩骂。又过了些年，重庆当局终于被迫允许外国记者（包括我在内）访问共产党领导的地区。但在我们出行以前，他们仍然絮絮叨叨地给我们灌输对共产党的这些指责。我们对共产党地区采访了几个月，发现这些指责是毫无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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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9年至1940年，香港本身也受到了压力。英国驻华大使拜访宋庆龄，劝她不要发表政治性言论，尤其不要批评国民党当局（这不是大使本人的意思，他是执行英国政府的指示）。实际上，在此以前和以后，香港政府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激怒东京。在香港的中文报纸上，不允许公然提及日本的侵略和战争暴行。为了英国帝国的利益，中文出版物上不能把香港人叫做中国人，而只能称为华人。香港的审查官们禁止公映真实报道抗日战争的电影，例如，保卫中国同盟未能获准放映伊文思在采访台儿庄时拍摄的第一手纪录片《四万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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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保盟”的工作重心是中国的政治形势和战局，我在当地一家报纸的工作虽然也是为中国的利益服务，但却处于香港长期保存下来的那种殖民地氛围之中。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宋庆龄知道我需要一份有报酬的工作，便请她丈夫以前的贴身保镖莫里斯·科恩想想办法，替我找一份差事，最好是在新闻界。莫里斯·科恩的中文名字叫马坤，外号“双枪将军”，他对香港的情况相当熟悉。他果然为我找到一个工作，给《每日新闻》①1 当编辑。这是香港历史最为悠久的报纸，始创于19世纪50年代，几十年来颇有影响，后来由于财政拮据，把部分所有权卖给国民党，转而为中国的抗日事业效劳。在内部纷争不已的情况下，它在业务上急需一个新的编辑。在宋庆龄的推荐下，我去应聘了。
① [译者注] 香港人把这家报纸叫做《孖剌报》，因为创办人为默罗，广东话发音与“孖剌”相近。
接着，报社的国民党负责人俞鸿钧找我面谈。俞鸿钧曾经当过上海市市长。在香港，他是为报社提供经费的国民党“中央信托局”的负责人。他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态度谦和。他自己也当过记者，后来在宋庆龄的姐姐（孔祥熙夫人）和妹妹（蒋介石夫人）的关照下进入官场。他似乎对我的新闻工作经历感到满意，也不在乎我比较年轻。尽管他并不喜欢抗日统一战线，但还不至于拒绝宋庆龄这样一个左派的推荐。最重要的是，我是站在中国一边的。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我愿意接受比其他与之竞争的英语报纸编辑要低得多的薪水。
我发现，《每日新闻》混乱不堪，并且令人摸不着头脑。它的印刷字模长期不变，印刷质量比竞争对手要差。谁也搞不清楚，它究竟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它的部分股权为默罗上校所掌握。他是创办这份报纸的默罗家族的后裔，一位脸色红润、头发雪白的贵族子弟。他对新闻是门外汉，在印度的英国军队中服役了一辈子，退役后回来领导这份家族报纸。另一部分股权被中国国民党政府所购买。第三方面的股权所有者可能是控制这份产业的关键，它可以同英国股东结盟，也可以同中国股东结盟，但这所有者在哪儿呢？他也许是默罗的一个已故的或者年迈的亲戚，再不然就是被国民党的一个竞争派别所秘密掌握，直到把对手击败才出面？
不顾这种风险，俞鸿钧支持的那个派别正在一步步地排挤着对方。不久，我就成了编辑部的负责人。我手下的人不多。有一个年轻的助理编辑，苏格兰人，名叫迈克奈德。还有两个资深记者，一个是亚历克·格里夫斯，他是欧亚混血儿，身材高高的、机敏的僧伽罗人，从他的姓（Jansz）可以追溯到17—18世纪荷兰人对斯里兰卡的占领；另一个是埋头苦干的白俄青年，很遗憾他的名字被忘记了。此外，还有一个瘦削的美国女性，负责航运新闻和名人来往专栏。她的签名是Hyer（海尔），但我从不知道她的名字的全称。我的年龄比她小，职务却比她高，她时常不客气地称呼我，我不在乎，因为她工作干得不错，又不耍心眼。在我的印象中，编辑部好像没有中国人，只有在印刷车间和经理部门才有中国人，这在当时的香港是一个普遍现象。
我们最头痛的是发行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大大不如英国人办的《南华早报》《香港电讯报》和《中国邮报》。有一天，我到街上去看我们的报纸究竟卖得怎么样。卖报的都是中年妇女。我看见只有我们竞争对手的报纸挎在她们的前臂上。于是，我问一个卖报妇女：
“你有《每日新闻》吗？”
“当然有啦！”她从挎着的一摞报纸的底部抽出一份。
“为什么放在那里？”
“为了不让我手臂上的汗水弄湿《南华早报》。”她的回答几乎把我气晕了。
尽管有种种不利条件，我们毕竟对《每日新闻》下了功夫，也并非完全没有效果。
我们的社论（有许多是我写的）往往直言不讳，一针见血，有时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我们谴责日本继续侵略中国，批评西方（尤其是英国）在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以前，特别是在欧战爆发以后，对日本采取绥靖主义。
当反德战线好几个月没有动静变成了所谓“有名无实的战争”时，我们批评了西方转向“另一条战线”的倾向。所谓“另一条战线”，是指对苏联进行干涉，当时苏联正在靠近列宁格勒的边界同芬兰打仗。
当汪精卫叛徒集团在南京建立亲日的傀儡政府时，我们不仅严厉抨击了他公然卖国的行为，而且揭露了企图把中国的民族战争变成看上去像是内战以掩盖外国侵略的本质的阴谋，使得其他国家可以表面上保持中立，实际上给予汪精卫政权以交战一方的地位，就像当年对待西班牙的佛朗哥那样。同样，我们也痛斥了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突然诱降的阴谋。日本的这一举措同汪精卫在日本授意下要同蒋介石和解的表示相配合。针对这些阴谋活动，我们呼吁支持蒋介石反对投降主义的立场。
尽管《每日新闻》是国民党拥有的，我还是设法在社论里偶尔提及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还列举了已建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这在香港英文报纸的评论中是罕见的，虽然它们的新闻报道中偶尔也会提及。
关于从日军占领区传出的一些歪曲中国局势的报道，我们同路透社上海分社展开了笔战，指斥他们把一些谣言当作事实来报道。
我们始终呼吁外国支持中国的抗日斗争，认为这是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便在欧洲变成战场以后，也仍然没有变成“次要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我几乎经常在晚上跟香港《星岛日报》的编辑、进步人士金仲华通电话，所以我们两家报纸的社论调门往往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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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香港的处境是不正常的，因为我没有国籍，我在香港的合法居留，全靠每两个月申请续签一次特许居留证。这件事得到了“保盟”的名誉秘书海弥达·沙尔文-克拉克夫人的大力支持，她的丈夫是香港的高级官员——医务总监，因而有一定的影响。而且我作为一家历史悠久的报纸的负责人，也是应受到尊重的。所以香港总督罗富国为英文报刊的高级人士举行的吹风会，我也应邀参加。吹风会上，我们可以听到官方的观点，还可以享受到雪利酒和大麦茶。（世界上是否还有人用大麦茶待客，或者它已同不列颠帝国一同消失了？）
我在《每日新闻》工作的一年内发生了两次小小的内部危机——或者说是两则轶事。
默罗上校很少来报社。但是，每天深夜，当迈克奈德和我在印刷车车间忙于出报的工作时，他便醉醺醺地从俱乐部打来电话，喋喋不休地问这问那，开头的一句话总是：“你们那儿情况怎么样？”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便顶了他一句：“请让我们干活吧！”这位老上校显然认为他夜里打电话查问是他的职责，我顶撞了他，他不禁大怒，便告到俞鸿钧那里。俞鸿钧把我们叫到他那宫殿般的中央信托局办公室里，想把事情摆平。默罗咆哮道：“从来还没有人这样对我说话。”我说，我说话粗鲁，很抱歉，不过当时我们确实很忙。他感到挽回了面子，表示满意。默罗不再生气，每晚照常打电话，不过，不再那么啰唆了。他关心报纸的主要表示是每月必问：“给大家发饷了没有？”
另一次出现的危机更有意义一些，那是作为我们竞争对手的香港报纸员工罢工的时候。这本来是一个扩大我们报纸销售的天赐良机，但我自幼受到的教育是：别人罢工就该支持，所以我建议我们的员工也停工声援。在香港，一个主编是不会干这种事情的（在国民党中国，那会被认为是犯罪）。我应当承认，我们的员工是驯服的，我的建议并没有得到多大响应。虽然这场风波很快烟消云散，罢工停止了，我在香港的名声却受到了损害。
我在“保盟”的朋友柳无垢不厌其烦地把《每日新闻》的社论都剪下来贴在剪报簿里。这些剪报簿经过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仍然奇迹般地保存在我的手上。现在翻阅起来，不胜怀旧之感，它们反映出我年轻时的精力是何等充沛。当年在报社的工作很紧张，每天从黄昏一直忙到深夜，但丝毫不觉疲倦，还有时间做许多其他工作。除了为“保盟”做宣传工作外，我还为“工合”香港促进委员会编辑了一两本宣传小册子。我的第一本书《人民之战》也终于完成，它讲述了我所看到的中国头两年抗日战争的情况，由伦敦的维克多·高兰茨出版社出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也是由该社出版的。《人民之战》问世后，引起了广泛的评论，总的来说，评价是好的。
宋庆龄称赞它“不同于其他外国人写的关于中国抗战的著作，因为它是第一手的分析性报道，并把目前的斗争同过去的历史和对未来的展望联系了起来”。
斯诺说它“是一本极好的战争新闻，对中国所希望达到的目标充满同情和理解”。现在我自己回过头来看看，这些赞美之词是不敢当的。但对于一个年轻记者来说，这也算是一次鼓励，写作的速度也非常快，最后40页是开了一个夜车，在打字机上敲出来的。
我没有对出版社谈稿酬问题，只想到能出版就行了。一本近400页的书，英国高兰茨出版社只付给我35英镑（税后）。随后，它经历了一次战火的考验。在伦敦存放此书的仓库遭到了德国飞机的轰炸，幸而有一小部分书已经卖出去了。多年以后，我还看到一些书和参考资料援引《人民之战》的材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也可以说，幸运的是），此书的盗版很快就在上海的公共租界出现了。上海的租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未为日军占领，但由于同外界隔绝，这里的居民特别想了解周围的战况。因此，许多人渴望得到《人民之战》这本书，连远在香港的我也是如此，因为不少朋友向我要书而出版社只给了我十来本赠书，我必须自己掏腰包买书，正版书买不起，廉价的盗版书正适合我干瘪的钱包。
我也许是世界上唯一喜欢自己的著作被盗版的作者。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盗版”这个字眼恐怕不合适。首先，中国那时还没有参加国际版权公约，中国的书在外国销售的很少，中国需要进口的外国书很多，但价钱高得惊人，读者、学生甚至学者都不敢问津。其次，日军占领区的人民急需关于中国坚持抗战的书籍，作为激励士气的主要来源。我的《人民之战》除了廉价的英文版外，还有中文版，是由几位翻译各译一部分，同时动手，很快就译成出版的。中文版合法地在租界内销售，同时也通过地下渠道运往敌占区。在那种条件下，“盗版”既是有益的，也是爱国的。
此外，我还在廖承志的主持下，从事中共文件英文译本的编辑改稿工作。廖承志的父亲是在美国旧金山出生的、国民党早期的革命烈士廖仲恺，母亲是很有才能而又勇敢坚定的何香凝。廖承志在他的父亲1926年被国民党右派暗杀后，参加了共产党。1938年至1941年，他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负责人，并且是“保盟”的一个主要成员。廖承志非常活跃，讨人喜欢。他多才多艺，懂多种外语。他的中文和日文都很好（他生于日本，在那里上过学），英文也不错（他早年居住在香港），还略懂其他一些外语。生活的磨炼使他成为了一个坚强的革命者。1925年，当他还是一个十来岁的中学生的时候，他同他的姐姐廖梦醒一起参加了广州的反帝大游行。这次游行遭到英法租界内两国军队的机枪扫射，这就是历史上的“沙面大惨案”。在父亲遭到反动派暗杀后，他参加了共产党，先后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和德国汉堡国际海员俱乐部的中国海员中间从事革命活动。后来，他回到上海，被蒋介石的特务逮捕，生命危在旦夕，幸而由他的母亲（她是国民党元老）出面营救了出来。他偷偷溜出上海，参加了红军的长征，在共产党内部的派别斗争中又差一点儿丢了性命。张国焘把他扣留作为人质，企图从毛泽东手中夺取党的领导权（张后来叛变，投向国民党）。
那时，朋友们给廖承志起了个外号，叫他“肥仔”。他擅长绘画，他的漫画富有想象力。他性情随和，又很健谈，总是那么悠然自得。在这种随和的外表下，包藏着一颗钢铁般的心，这是经过前前后后许多烈火的锤炼铸造成的。有一次，我同他一起乘坐一辆出租汽车，我关车门的时候，不小心挤破了他的拇指，皮开肉绽，流血不止。他一声不吭，用手帕包扎起来。我连声道歉，他挥挥手，依然笑容满面。其实他伤得不轻，因为几星期后，他的指甲周围仍然青一块紫一块的，他却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我一直在想，他的确是一个长征干部，什么打击和苦难都经历过了，这点小事真算不了什么。
廖承志交给我们翻译的文件是延安精选出来要在国际上发布的，其中包括毛泽东的经典长篇论著《论持久战》（原来是一次演讲）。这篇论文概述了抗日战争可能经历的几个阶段和应当采取的战略，后来的事态发展果然不出其所料。这是一部条理清晰、有说服力的杰作，既说明了同时也促进了事态的发展。另一些文件论述了国共两党摩擦的发展和危险。还有一些文件谈到党内政策，同王明展开论战。王明是莫斯科培养和提拔起来的，他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一心只想讨好他的主子（由于没有指名道姓，我对某些实际问题不大了解，文件中所谈及的路线斗争是从革命的原则和策略立论，而没有涉及个人或国家）。
来自延安的这些文件和其他一些文件在香港翻译出版后，有时从本港、有时从马尼拉发往世界各地。当地参加翻译的人中，有年轻的作家叶君健，他后来成了著名的小说家。和我一起参加英文改稿的，还有跟我同住的唐纳德·艾伦。艾伦参与创建“保盟”广州分会，广州陷落后，他也来到了香港。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美国共产党党员。这在当时并不奇怪，因为那时美共正处于鼎盛时期，约有十万党员，影响极大。
艾伦、叶君健和我在香港罗便臣道租了一套房子，稿件译完后打在蜡纸上，油印出来，分发出去或送到国外复印。后来，增添了一名生力军，他的名字叫莫利·贝克曼·塔伦泰尔，他同艾伦曾在纽约的国际工人共济会共事。
尽管工作繁忙，我们仍然挤出时间编辑了延安推荐的《中国革命运动史》的英文译稿，并对几期《中国作家》的英文版作了文字加工。《中国作家》刊载当代中国作家的各种作品，由富有才华的叶君健翻译成英文。他的译稿在英文文字上有时会有一些问题需要改正，但对原作精神和含义的理解完全没有问题，可说是“心领神会”。我们三人都对文学很感兴趣，不时同在香港的中国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见面叙谈，如左派的茅盾，还有戴望舒、叶灵凤以及其他各种流派的人物，他们都支持统一战线。那时来往的还有爱国画家叶浅予和丁聪。我们同《中国作家》的中文编辑和同仁经常会晤，如冯亦代和他的夫人郑安娜以及著名的作家、评论家、诗人杨刚。杨刚当时担任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全国性日报《大公报》的文学主编。
正是在香港的这段时间，我开始给《纽约时报》投稿，论述中国的新文学艺术。这些文章发表在该报的“图书评论版”。又过了一些年，我开始给《纽约时报》写关于中国解放区的第一手报道系列，这在该报是第一次。
廖承志组织我们翻译政治文件的工作是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从1939年起，在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曲折斗争时期，周恩来领导着在国民党陪都重庆的中共军政代表团，同时兼任中共华南局书记。
当时的重庆是中国的政治中心，所有的外国大使馆都集中在这里。周恩来作为中共在这个地区的最高代表，实际上起着党的外交部长的作用。十年以后，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担任了总理兼外交部长。
同样的，我们为之工作的那些出版物可以被认为有助于促使新中国第一批外语对外宣传书刊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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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春末，我第一次在香港的居留结束了。我的一位老朋友、新西兰作家和记者贝特兰接管了《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的编务。艾伦等人仍然在那里帮助做翻译工作。
至于《每日新闻》的那份差事，原来不过是权宜之计，我根本不想在英国的这块殖民地上长期担任主编工作。
所以我决定去重庆同我的妻子伊迪丝团圆，她为我在那里的国际电台找好了一份工作。我们两人长期分离，感情越来越淡薄，不过，我们是同学，后来成为恋人，现在还不想就此分手。
最重要的是，我同中国内地隔绝的时间太长了，我渴望回去。
（贾宗谊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