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日军封锁了香港同中国内地的边界，所以从香港通过陆路前往重庆是不可能的了。坐飞机吧，又太贵，而且无法看到沿途的情况，而这又正是我所希望的。后来找到了一个临时的旅伴——一位年轻的中国画家，只记得他姓陈，名字想不起来了。我们决定先从海路登上大陆，再走陆路进入内地。距离最近又没有日军的登陆地点是沙峪冲，一个用木料建成的小码头立在一段沙滩之上。它位于大亚湾内，一度是海盗经常出没的地方。保卫中国同盟现在有时利用这个地点偷运救济物资。大亚湾名义上为国民党所控制，但是，使国民党头疼的是，共产党开始在那里组织游击队，名叫东江抗日纵队，海外华侨中有许多爱国学生前来参加。

与我们同行的有一些来自东南亚的华侨家庭，他们是回来探亲的，他们的老家就在附近。还有一个外国人，名叫皮伦加神父，是一位中年的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长得高大魁梧，他在这一带传教。我们登岸后不久，就到了他的教堂所在地。他邀请我们品尝他的家酿葡萄酒和奶酪。招待我们的是一些女教徒。许多少年儿童蜂拥而至，来看热闹，其中有几个长得非常像他。

我们走向内地的道路是很狭窄的土路。我们的行李由雇用的脚夫用扁担挑着。我们一行有三四十人，由一些称为“保安队”的警察担任警卫，他们懒洋洋的，扛着老式的步枪或毛瑟手枪。我们后来才知道，这支队伍主要是防备东江纵队，而不是对付日本特务的。

第一天晚上，我们住进了一个木板搭建的小旅店，里面有许多小房间，每个房间除了一张双人床外，就差不多没有什么空间了。旅途的劳累使我们每个人很快就进入了梦乡。但是，午夜时分，近处突然传来了枪声。转眼之间，就拥进来二十来个强盗，都穿着广东流行的香云纱短衫，其中一个不速之客走进我和小陈的房间，向我们要钱，特别是要我交出金戒指，我说没有，他硬说我有，还用手枪柄敲打我的膝盖。最后，他终于拿着我们的钱离开了，但很快又返回来，这次他把枪放进枪套，手里拿着一把大菜刀。这使我更加不安。如果他的各种威胁都不奏效的话，他就可能用这家伙来砍我切我，想到这里，我感到不寒而栗。果然，他又索要我那个根本不存在的金戒指。幸而这时隔壁房间忽然有人高声大喊，似乎因为发现了一笔更大的财富而欢呼起来，他赶忙跑过去分享自己的一份。

当他快要出门的时候，那位一直逆来顺受的小陈勇敢地抓住强盗的袖子，大声说：“把这个外国人的身份证件还给他，没有这些证件，他怎么走？”这个匪徒显然觉得此话有理，便把皮夹子还给我。我从皮夹子里不仅取出了证件，还取出了中国银行的旅行信用证，这个强盗显然是文盲，对此并不反对。小陈得寸进尺，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我们把钱全都给了你，明天早上吃什么？”这个匪徒于是给我们每个人一张十元面值的中国纸币，他拿走了几百块。当他离开后，小陈突然满怀民族自豪感地说道：“瞧，在中国，甚至连强盗也是有良心和理智的！”

次日清晨，强盗走了，遭受抢劫的人纷纷向“治安队”诉苦。意大利神父听到我们的不幸遭遇后，提出了一个建议，要我到惠州县城后，去见当地的香翰屏将军，他会补偿我在经济上受到的损失，因为一个外国人在他的辖区内被劫，是丢他“面子”的。我见到香将军后，他哼哼哈哈了一阵，果然赔了我的钱。当我把宋庆龄给我的介绍信给他看了之后，他更客气了。小陈本来还有一个新发现，他说那些土匪中有几个人虽然换了服装，但是很像护送我们的“保安队”士兵，怪不得香将军这样谦恭。但我没有说。如果说出来，这位将军岂不更丢面子了！既然人家已经慷慨赔偿，何必弄得他下不了台？

我们旅程的下一段没有出什么事，平平安安到达广东的临时省会韶关。途中有一段是水路，在船上我们又碰见了一位天主教神父，他是法国人，留着很长的胡子。他不幸感染了细菌性痢疾。他向我们诉苦说，尽管他在中国极其注意饮食卫生，决不吃不干净的或者没有煮熟的食品，但还是害上了这种病。

我不无骄傲地对他说，我在中国住了几十年，在街头不卫生的小饮食摊上吃东西不下千百次，也没有得什么病。报复之神大概听到了我的豪言壮语，第二天早晨，我就拉肚子了，小陈也拉。到了韶关后，我在广州认识的一位在基督教青年会工作的美国人埃德·洛克伍德建议我们到那里的伦敦教会医院去就诊。在医院的病床上，我们度过了两周痛苦的日子。当时人们还不大知道抗生素，大夫不管我们已有脱水现象，勇敢地用大剂量泻盐给我们清洗肠胃，果然奏效。但是，我们的体重却很快减了一半。更糟糕的是，我还得了疟疾。大夫给我注射奎宁时，笨手笨脚地伤了腿部神经，使我的腿麻木了好几年。

当我患病时，我给重庆的妻子发去了一份电报。她大为惊慌，马上请求正在华南采访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华记者休·迪恩到韶关来看我。迪恩长得又高又瘦，刚从哈佛大学毕业。60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

又瘦又弱的我同迪恩一起，重新徒步踏上前往重庆的征途。我虽然起初瘦得皮包骨头，无精打采，但很快就恢复了食欲，体重增加了。看来，再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比走路更有助于恢复我的体力了。当时我们黎明即起，天黑才休息，一天徒步走90华里，中午时分在路边的小摊上花一小时吃饭，另外还停下来一次，歇歇腿。这次徒步旅行，充满了有趣的见闻。从韶关北上进入江西省，我们经过了红军1934年长征前所建立的几处根据地。尽管国民党竭力清除红军的痕迹，但是墙上的许多军事、政治标语口号仍然依稀可见。我们常常听到老百姓小声地给我们讲红军的故事。路边一家小饭馆的厨师告诉我们，红军总司令朱德曾经在他这里吃过饭：“他平易近人，一点也没有总司令的架子。”

在江西南部的赣州专区，迪恩和我采访了时任专员的蒋经国。他是蒋介石的儿子，曾在苏联留学多年。在20世纪20年代末，他曾公开谴责他的父亲是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反动分子。现在，他同父亲和解了，但仍然谈论并实施某些城市改革，包括在他这个地区支持“工合”运动。不过，没有多久，他就像大多数其他国民党官僚一样，大肆逮捕“工合”运动人士并迫害共产党人。后来我才知道，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期间，蒋经国和邓小平曾经是同学。由于他们是班上两个身材最小的人，所以点名的时候，他们俩总是并排站在最后。几十年以后，蒋经国在去世前当了台湾政权的“总统”，继承他曾宣布不承认的父亲蒋介石。

穿越湖南省的时候，迪恩和我体验了中国农村没有见过世面的那种场面。农民们看到迪恩和我一高一矮，迪恩身高六英尺以上，我站在他身旁，只到他的肩膀。一个农民问另一个人：“他们是什么人？”那人回答道：“大概是洋人吧。”“为什么一个人那么高，另一个人那么矮？”那人满有把握地回答说，“他是个幼仔。”

在剩下的路程中，我们有时乘公共汽车，有时坐一段仍然控制在中国人手里的铁路。铁路在金城江这个小镇终止，那里成了交通运输的瓶颈，许多急不可耐等汽车的旅客挤在一些破烂不堪的小旅店里。我们把这些小旅店称作“世界臭虫之都”，晚上臭虫成群结队地向酣睡的旅客进军，或者从天花板上大批“空降”到他们身上。

离开金城江后，如果能在卡车所装的货物上找到一个座位，那就算幸运了。装的货物如果是打包的棉花，那就相当舒服，如果是金属或者机器，那就难免碰撞得鼻青脸肿了。后来就进入了山岭重重、雾气弥漫的贵州，那是一个多民族的穷省，正如当地俗话所说：“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

到了重庆，还有“七十二弯”的山路，山路两旁净是在悬崖陡壁翻下去的卡车残骸。一路上还可以看到蒋介石征兵制度的可怕景象：成群抓来的面黄肌瘦的壮丁，脖子上套着绳索拴在一起，以免逃跑；有的实在走不动了，就遗尸荒野。路上有一具尸体已被以前的车辆压进路面里去，我们的卡车同样从这个尸体上又压过去。这些不幸的人死去很长时间以后，所属部队的军官仍然冒领他们的军饷和口粮，中饱私囊。

到了重庆，我跟伊迪丝团聚，她早已为我从一个传教士手中租了一间平房，它位于多雾的长江南岸。我在那里休息一周后，就去她早已为我安排好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XGOY）工作。

（贾宗谊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