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汉迁移到重庆，不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一次退却。重庆是长江上游一个群山环抱的河川港口、一个半封建的商业中心。几十年来，它一直被军阀所统治。它不像沿海城市那样受到中国现代史上许多变革的影响。它成为中国的战时陪都，也没有使之发生根本性的进步。在1925—1927年的大革命中，国民党政权在武汉时代曾有短暂的进步，后来又退步了。重庆本来就在地方军阀日益变本加厉的反动统治束缚之下，现在又加上了一个全国性政府的官僚统治和军事独裁的重压。
在开始的一段不长的时间内，这种变化还不那么明显。1939年是重庆作为陪都发挥新作用的第一年。它经受了两个考验，表现得相当不错。一个是汪精卫及其追随者叛国投敌，并没有造成政府的分裂，以蒋介石为中心的大多数人仍然坚持抗战。当时我在香港，统一战线的气氛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因而使得宋庆龄有可能同她的两个姐妹宋美龄（蒋介石夫人）和宋霭龄（孔祥熙夫人）一起访问重庆，这是她们三姐妹多年来的第一次共同活动。在同一时期，重庆经受了日本最厉害的轰炸，轰炸引起的火灾造成了惨重的损失，但这并没有像敌人所希望的那样动摇政府和民众抗日的决心。重庆很好地经受住了这个考验。
我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于1940年初离开香港赴重庆，开始为官方的国际广播电台工作。在当时的情况下，像我这样在香港为保卫中国同盟工作过的人还是能够立足的。
简单说一说我是怎么搞到这个工作的，我的感觉又如何呢？本来有三个年轻的美国人在这里工作，他们是：梅尔维尔·雅各比、西奥多·怀特和贝蒂·格雷厄姆。后来，他们跳槽到美国大媒体工作。当电台物色接替他们的人选时，我当时的妻子伊迪丝正在重庆，她替我应聘英文改稿工作（需要时也兼做英语播音），结果被选中了。
通常我们在国际宣传处院子里的一个小房间内进行广播，外国记者招待所也在这个院子里。当日军的空袭频繁或严重时，我们便坐卡车去市郊沙坪坝，在地下钢筋水泥的防空洞里的发射台工作。
1940年初我到那里工作的时候，绝大多数职工都是爱国的。他们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抗日的战斗岗位，中国必须在这场战争中取得最后胜利。
但是，情况已经在发生变化。在国民党的战场上，同敌人的交火越来越少，尽管官方的公报还装作好像在不断打仗。后方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
我到那里工作初期，深刻地感觉到了这一点。有一次我同几个年轻的同事在防空洞外的斜坡上看日本空袭（我们并不总是钻防空洞），惊讶地听到了这样的话：“他妈的，又没有炸中目标！”怎么会有人公然惋惜敌人没有炸中呢？在南京，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话，更不用说武汉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有一个人向我冷静地解释道：“他是说没有炸中孔祥熙的住所。”这些年轻人仇恨侵略者，那是毫无疑问的。但毫无疑问，他们也越来越憎恨国民党的某些大官（尽管他们中也有国民党员）。通货日益膨胀，他们越来越穷，生活水平大大低于战前，他们特别痛恨那些发国难财的奸商。主管国家财政、大腹便便的孔祥熙显然成为大家憎恶的一个象征。
稍后我碰到了一件使我吃惊的事。我住在外国记者招待所。孔祥熙向外国记者招待所捐赠了一套现代化的洗手间、浴缸、淋浴设备，他亲自来视察一番并接受对他表示的谢意。在招待所门口站岗的武装警察拍拍他身上的手枪对我说，如果不是孔祥熙带着一帮警卫，他真想给他一枪。他说这话时，孔本人就在近处。老百姓对蒋介石即使说一句不满的话，也会被关进监狱或者被枪毙。骂孔胖子，危险显然会少一些。这甚至可能被认为能起到一种“避雷针”的作用，借以让人们发泄一下积愤。而且孔祥熙越是不得人心，他对其主子蒋介石就会更加唯命是从，何况蒋介石还是他的内弟呢。
从1940年初到1941年春，我在重庆的这一年中，重庆和整个国民党地区的形势急剧恶化。对日本的抵抗有气无力。压迫和贪污之风加剧。内战的危险日增，从反动派的偶尔挑衅发展为全国性的威胁。甚至国民党政权的宣传官员也满腹牢骚。广播电台英语部的头头彭乐山，曾经当过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他以前毫无怨言地为国民党做宣传，现在却沮丧地对我说：“我厌倦了。1938年我们在电台广播新闻、进行宣传时，我们自己是相信的，并且受到鼓舞。那时我们工作起来轻松愉快。现在，我们老觉得我们是在胡说八道。”
更高一点，他的上司董显光也在发同样的牢骚。在关于武汉的那一章中我已经谈到，他非常怀念武汉时期那种全国团结、积极抗日的气氛。再者，他并不喜欢他在重庆担当的许多新任务。当他负责的部门奉命把散发给外国驻华记者的中国报刊英文摘要加以修改“加工”，以便更能为外国所接受时，他私下里告诫外国记者不要被愚弄，要用自己的翻译，并提醒他们凌晨就发出去，也就是说，要赶在他的顶头上司宣传部长睡醒起来、确定当日新闻检查重点之前。
在国际上，由于欧战正在进行，关于中国的消息很难见报，而且中国的消息也不多。这个时期的特点体现在合众社给它的驻华记者下达的一个指示中：只发震惊世界的消息，而且要压缩在50字以下。这样一来，西方又重新捏造出一些“稀奇古怪”的中国事物。美国的媒体有许多日子集中报道一件奇闻，说什么在中国的春节期间，这个国家里的鸡蛋会神秘地可以在小的一头上竖立起来。究竟是什么道理，只有请著名的科学家（包括爱因斯坦在内）去解决了。
在重庆，外国人对国民党的信任不断下降。虽然他们之中只有极少数人有左派思想，他们觉得共产党关于全国形势的说法一再被证明为比国民党政府的说法更真实。当国民党1941年1月突然对新四军暗下毒手的时候，更是如此。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内战挑衅，它只有利于日本。几乎所有的记者都怀疑国民党的说法，而比较相信共产党的报道。英国大使克拉克—寇尔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也引人注意。他在讲话中表示，希望中国保持团结，并请代表共产党《新华日报》的龚澎坐在他身旁。他当然不是共产主义者，但他是坦诚的。这是一个明确的表示，表明西方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关键时刻，担心中国爆发内战，所以要用各种方式表明自己的态度。
共产党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预防性措施，以确保外界了解真相。早在“皖南事变”发生以前，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进行短暂访问后即将离开重庆以前，曾经对我说，周恩来预料到这样的进攻可能发生，给了她一份秘密的背景材料，以便一旦发生这样的事，即可在美国发表。那时国民党不准斯诺进入中国，但共产党也向他传递了事先准备好的材料，以便必要时发表。在香港，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也得到了同样的材料。这样一来，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便被打破了。
在重庆的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不久前采访过新四军，对它的抗日斗争深为敬佩。他听到国民党进攻新四军的消息后，便在外国记者招待所的院子里，单独一人示威抗议。他含着愤怒的眼泪高呼口号，痛斥国民党将领是杀人犯、国民党新闻机构掩盖谋杀真相。他把自己所知道的新四军的情况告诉其他记者，大家知道他是忠于事实的，所以也都信任他。
贝尔登确实充满着维护真理的激情。早在武汉时，我就记得他曾经劝告我，要多动脑筋，别轻信别人的说教。他对我说：“少说多听，才能学到点东西。”从那时以来，我一直尽量这样做。
在重庆，周恩来对新四军遭到袭击一事，作出了最强烈、最引人注目的反应。国民党政府的新闻检察官把共产党《新华日报》上报道这件事的新闻全都删掉，当时周恩来在现场，他指示把在头版留下的“天窗”保存下来，填上他用毛笔书写的、激烈谴责这一事件的几句话①1。他说，如果要逮捕什么人的话，第一个被捕的应当就是他。由于他是共产党的全权代表，国民党不敢轻易动他，否则，国民党就得承担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全部责任。
延安的共产党高层领导，拒绝了政府要求解散新四军的命令。它把新四军置于经过改组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之下，并任命了新的领导干部，因为在国民党的袭击中，军长叶挺负伤被俘，副军长项英阵亡。
在国际上，1941年3月，在纳粹德国政府的档案中记录了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和日本外相松冈的谈话。松冈说，他同蒋介石“亲自进行了接触”，“了解他，并信任他”。②2
发生新四军事件以后，重庆的氛围变得比抗日战争开始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反动，令人感到窒息。许多进步分子和民主人士前往香港，以便能够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言论。我自己也想重新回到在香港的保卫中国同盟工作。
① [译者注] 指周恩来亲笔书写的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一首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分别刊登在1941年1月18日《新华日报》第二版和第三版。
② 德国外交部1941年3月21日文件Aufz．RAM，这份文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美国政府所查获，并予以公布。这份文件的日期表明，在1941年1月，当蒋介石蓄意对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发动歼灭性进攻时，这种接触已在进行。可以这样推断，蒋介石和日本人之间的互相谅解，影响了以后的事态发展。1941年晚些时候，纳粹德国进攻苏联，初期似乎所向无敌，那时普遍传说，一旦德国人拿下莫斯科，蒋介石有意参加轴心国家集团，配合他们的“反共国际公约”，对中国共产党发动内战。但是，德国人未能拿下莫斯科，被击退了。后来，德国在斯大林格勒遭到惨败，从而结束了蒋介石估计轴心国家集团可能获得胜利的猜测。
以前我在香港还能够同时为国民党所有的和左派的媒体工作，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在发生新四军事件以后，由于国民党已在积极准备重新发动内战，这样的情况已经不再可能了。
（贾宗谊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