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并同时进攻香港之前，我在香港的英国报纸《南华早报》工作，同时义务为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从事宣传工作。

日本开始进攻香港——当地人的说法是“挂气球了”——是在当地时间1941年12月8日早晨（在珍珠港，由于国际日期变更线的关系还是12月7日）。当时我住在九龙一所破旧的然而取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字“贵族之家”的公寓里，在塌陷下去的弹簧床上，我被炸弹的爆炸声和高射炮的轰鸣声惊醒。自从1937年以来，我在许多战地已经听惯了这样的声音，没有想到这是又一次战争的开始。我模模糊糊地以为“一定是在演习”。四年前在北京也是这样的，日军在卢沟桥的隆隆炮声宣布了它对中国全面战争的开始，而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不受欢迎的真理往往不大容易为人一下子就接受。我虽然知道日本终究会打香港，但从来没有想到会来得这么快。我在前些日子里碰到过的人也没有一个人这样想。确实，这里正在建造不少防空掩蔽体，承包商、分包商、再分包商从中渔利，赚了大把大把的钱，其中一部分进了贪官污吏的口袋。在香港报界，像这样的诈骗和随之而来的性丑闻及自杀案件是比战火即将来临更为重要的头条新闻。

加拿大部队虽然已经开到，以增援原有的英、印驻军，但进度和规模都不足以显示危险已迫在眉睫。日军进攻开始时，加军的许多装备尚未运到，日本人赶在他们前头了。

刚开到的加军士兵对香港的殖民地气氛颇感气愤，特别是不许士兵进入军官吃喝玩乐的场所。在渡轮上，我听到有些加军士兵大喊：“让女王去保卫这个操他妈的帝国吧！”尽管如此，他们抗击日军是英勇的。他们投入战斗时，装备不齐、地形不熟，所以有许多人死于战场。

从历史上，我知道日军是善于进行战略突袭的，他们往往不宣而战。1894年对中国的第一次战争（甲午之战）、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以及20世纪30年代的对华侵略战争都是如此。但前车之鉴并没有使人们对新的现实有所警惕。

日本进攻之前，我每天都是乘轮渡从居住的九龙去香港本岛，到报社工作。日本开始进攻之后，九龙很快为日军占领，我就搬到香港报社去，晚上睡在桌子上。我同保卫中国同盟仍然保持着联系。宋庆龄在日军进攻的第二天离开了香港，“保盟”的办公室成了我的同事柳无垢一家（她的父亲柳亚子为国民党左派领袖之一）的避难所。他们及时地从九龙撤到了香港。我在报社工作完毕后就冒着隔海射来的日军炮火到“保盟”办公室去，帮助柳无垢销毁文件。

同时，我同其他中国进步人士保持着不定时的联系，他们为了防止被日方发现，经常迁移住处。同我保持联系的还有同情这些中国进步人士的外国友人，包括我未来的妻子邱茉莉。

随着战局的失利，我决定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以免被日本人抓走。我既不是美国人，也不是英国人，所以不属于“敌国国民”之列。但实际上我的处境更糟糕，因为就个人而言，我是众所周知的“日本之敌”，我无国籍，得不到任何政府或国际公约的保护。我多年来写了很多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东西，并且同中国爱国人士一起从事抗日工作。所以日本人特别恨我，要同我算账，而且他们对我可以无所顾忌地这样干。

杨刚是一位女共产党人、新闻工作者，在奉行中间道路的《大公报》工作。我同她商量，她作了安排，先使我“消失”，然后救我出去。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驻港代表廖承志为我打了个匿名电话给《南华早报》，说有人看见我在香港湾仔地区被一颗日本炮弹炸死了。日军当时对湾仔轰炸很猛烈，所以这个消息听起来是可信的，足以成为我开溜的极好烟幕。

不幸的是，在我个人方面，这个消息通过《纽约时报》刊登的一则“传闻”传到了我父母那里，他们为失去独子极度伤心。由于杨刚这个计划的救援部分后来未能实现，所以几个月之后我才又“复活”。

自公开宣布“死亡”之后，我随同杨刚去一所中国式住宅，她的一位朋友吴大夫住在那里。我们一起商量好，我先用一个假名住进一家医院，再从那里转移到东江游击区去。为了住院，我必须先成为伤员。因此吴大夫撕破我的裤子在腿上划了一道伤口，好像是给一块弹片打伤的样子。这倒并不危险，也不怎么痛，因为不伤及筋骨并且吴大夫动刀时给我做了局部麻醉。带着这个锯齿形的还在流血的伤口，我一瘸一拐地走进了附近的玛丽医院。护士长玛格丽特·沃森是我在参加中国战时救济工作时就认识的，她接收了我。我告诉她不能用我的真名，所以登记时用了一个假名“亚历克·史蒂文森”——“身份”是一个美国传教士，在战事发生前刚从中国内地来到香港，原籍衣阿华州锡戈内镇。这个地方我从未到过，只是听一个朋友说起过，他是在那里出生和长大的（用一个小地名的好处是几乎没有人能够发现我说的这个地方的情况是否属实，日本人当然更不会知道）。

香港被日军占领时，我的病房里有受伤的军人，也有平民。在他们中间，我听到了对时局的许多不同的、很有启发的反应。

在香港陷落后的那个早上，我同一个英国正规军军官一起站在医院的一扇窗户前，他无疑是因为在一次战斗中英勇作战而使一条胳膊受了伤。我们看到在一片表示投降的白旗中，一个汽油库突然爆炸，火光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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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这表示有人决心不使战争物资落入敌手，我为此十分高兴。使我吃惊的是，这位英军军官却不赞成。“如果是日本人向我们投降，我们是不会愿意看到他们放火烧掉仓库的。这不合规则。”对他来说，战争不过是在上等专业人员之间的一种游戏——尽管是种血腥的游戏。平民的抵抗在他看来是不合法的，甚至是不道德的。日本人在中国、德国纳粹在欧洲所进行的大屠杀并没有使他的成见有所改变。

和这种“按规则打仗”的理念截然不同的是一位爱尔兰血统的美国商船海员雷·奥尼尔的看法。他是我们这个病室的病友，背上中了一块炸弹碎片。敌对行动开始后，他自愿登岸参加战时勤务。“你会开卡车吗？”他说会。于是他就签名担任卡车司机，但没有车。他从一个汽车展示厅的大玻璃窗里，看到里面有一辆崭新的卡车，就进去发动卡车，冲破大玻璃窗，开到街上，再开到他所在的营地，向英军军官报告：“我们有卡车了。”但他不仅没有因此受到表扬，反挨了一顿训。“这卡车不是我们的——如果不是政府出钱买来的，我们就不能接受。”雷不明白，在这样一场生死搏斗中，为什么缺了这点手续就不能用这部卡车？他开着这辆卡车为前线部队运送军火，因而负伤住院。后来，我和医院里的伤病员一起很快被送进日本人用铁丝网围起来的赤柱拘留营，雷以后也加入了我们从赤柱出逃的行列，这事下面就要谈到。

在住院期间，有一次日本人对伤员进行检查，我差一点出了大纰漏。在这次检查中，日本人要把那些他们认为伤口已痊愈的病人送走，军人进俘虏营，平民进拘留营。我的伤口好得实在太快了，尽管我老是用手指戳它，不让它愈合，使我可以在医院里多待些日子，以便设法逃走。

一个前来检查的日本军医走到我的病床旁边，问我包扎起来的大腿是怎么回事。我说：“是炸弹碎片炸伤的。”“能走吗？”他问。我说：“走不了。”（实际上我当然能走。）幸运的是，他没有像对别的伤员那样，要我解开绷带把伤口给他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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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小时之后，我下了床，在走廊里走动。我听到声响，一看原来是这个日本军医正在我背后十步远的地方走来，挂在腰间的指挥刀铿锵作响。我马上尽量瘸着腿一拐一拐地走。又是运气——这个日本军医急急忙忙走了过去，看也没看我一眼。过了一会儿，我听到有一个手臂受伤的人站在病室门口对我大笑。我问他有什么可乐的。他“咯咯”地笑着说：“你这笨蛋，装瘸腿都装错了！”原来我把那条包着纱布绷带的腿当作好腿，把好腿当作伤腿了。悲剧和喜剧有时真成了一回事。

我终于恢复了一直在盼望的同中国友人的接触，以便出逃。吴大夫想方设法调到了这所医院，杨刚也来了，当上了护士助手（尽管她从未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他们告诉我关于帮助外国朋友出逃的安排。在这些外国朋友中有我，也有邱茉莉。他们在邱茉莉的原住处没有找到她，正在打听她的下落。

他们问我，能不能搞到一个有日本方面盖章的红十字袖章。住院的被俘伤病员戴了这个袖章可以短时间外出，购买一些经允许的物品。我如果能搞到这样一个袖章，就戴上它，通过日军岗哨，走到街角上，那里有一位中国同志，也带着同样的袖章。他会引我到一条船上，这条船将开到香港的一个外岛上，然后我再从那里去东江游击队地区。

海弥达·沙尔文-克拉克是保卫中国同盟的义务秘书长、香港医务总监司徒永觉的夫人，在这所医院里当“助理护士”。通过她，我居然搞到了一个红十字袖章。但我还必须取回我入院时换下来的衣服。我同约好的中国联系人在一个星期日早上碰头。到了那天，我告诉病房的护士要求换上自己的衣服。她起初不同意，说：“你还不出院呢。”我争辩说：“我好得差不多了，可以到医院的教堂去做礼拜了，但我觉得穿着病号服去教堂不体面呀！”她接受了我的这个解释，把我的衣服给了我。我准备走了。

在走廊里，我把袖章放进口袋，以免别人见了好奇发问。快到出口处，一位名叫肖特的美国传教士（当时医院由他管理）把我拦住，问我：“上哪儿去？”我说，去呼吸点新鲜空气，也许溜出去买包烟抽。他不让我去，可能日本人曾吩咐过，如有病人溜走，唯他是问。这样，我的中国联系人在外边等候而我却在里边出不去。

我设法通知杨刚这一情况。她传话给我，要我第二天同一时间再试一试。但到第二天这个时间，医院的进出通道上塞满了日本卡车，日本兵蜂拥而至，押送那些他们认为可以出院的伤病员到俘虏营去。同我约好的接头地点只要走几分钟就可到达，但我去不了。这样，整个出逃计划宣告失败。

又过了些日子，已到了1942年1月底，所有病人都从医院转移到了收容平民的赤柱拘留营。营里共约3000人，我仍旧用“传教士亚历克·史蒂文森”这个假名，暂时还可以混下去，但我仍在想办法逃走，万一日本人查出我的骗局，那就不得了。早晚总有一天在例行检查时，他们说不定因为我没有身份证件（我说是遗失了），要查个水落石出的。时间非常宝贵，出逃的事情不能耽误太久。

我的一个有利条件是：营里没有多少人认识我。因为在香港，我来往的主要是中国人，但仍然存在着被营内某些人认出的危险——即使我留了胡子（我只有一片刮胡子用的刀片，从进医院时起就秘密收藏起来，如果有一天我暴露了，必会受到严刑拷打，那么，我就用这刀片割腕自杀）。

如何战胜时间？外面的援助现在看来不大可能了。中国友人可能无法同关在拘留营里的我取得联系，他们甚至于可能不知道我在何处。

我幸运地在营里找到了几位难友，同我一样决心出逃，原因也同我相仿——参加过中国的抗日事业。

在拘留单身美国人的禁闭区内，十分偶然而又十分巧合的是，曾为“中国工合”工作过因而同我认识的帕克·范内斯（“荷兰佬”）和我同住一室。他本来是个海员，曾是国际码头和仓库工人工会的积极分子，这个工会在美国全国的领导人当时是哈里·布里奇斯，在夏威夷的领导人是同他有私交的杰克·川野（日裔）。战争爆发时，他在香港启德机场做技工。

我很快就告诉他，我想出逃。他也偷偷地告诉我，他也想出逃，并且越快越好，因为他曾对进攻香港的日本兵开过枪，如果被发现，那他就很可能作为一个参战的“平民非战斗员”而被马上枪决。

我们室内共关四人，除了我和帕克，还有雷·奥尼尔，在医院认识的一个感情冲动的人。我们要不要瞒着他？很难。我想，最好还是要他参加，范内斯很快也表示同意。雷所显示出的无所畏惧的精神和他当过水手的经验，对我们实现从海上出逃的计划大有好处。我们对他一提，他马上就同意了。我们惟一的担心是怕他的火爆脾气会破坏必需的谨慎。

关于邱茉莉的下落，以至于她是死是活，我一直不清楚。到了赤柱拘留营，我发现她也被拘留在营里的英国人禁闭区内。我告诉她，中国友人一直在找她。她说，她也曾参加过一个出逃的计划，但那个计划落空了。如果有机会从这里逃出去，即使有很大危险，她也愿意参加。从此，她积极参加我们的谋划并且在我和难友们的心里有了越来越高的评价。

邱茉莉在她的禁闭区内遇到了一位原先在中国海关工作的英国人F. W. 赖特，他向她透露了想出逃的意思。他的妻子是中国人，他会说广东话——我们几个人都不会说——这在同本地人打交道时是个有利条件。作为海关工作人员，他又熟悉香港周围的所有水道。我们同意由邱茉莉去探询他的意见，因为我们几个人都不认识他。赖特表示愿意。我们觉得向他和盘托出我们的所有情况（如我们过去同中国左翼朋友们的交往以及我的真实姓名等等）不大妥当，但关于出逃的具体计划，所有讨论他都是参加的。

幸运的是，当时的赤柱拘留营没有日本重兵把守。关在营里的都是平民，大部分是妇孺和老人，他们的年轻男性亲属大部分参加了“香港志愿军团”，所以都被关在俘虏营中。因此就安全而言，我们倒不怎么担心。也许这是由于日本人的仗打得太好了。他们在亚洲的神速进军，使香港成了后方，而他们的军队和行政人员在靠近新战区的地方更为需要，因此对香港就无暇顾及了。

日本人对赤柱拘留营的警备只靠一支巡逻队，每天绕着营地四周，像接受检阅似的行进，肩扛步枪，靴声橐橐。人们可以摸出规律，巡逻队在几点几分会经过某个地点，然后过了20至25分钟才会回来。

在禁闭区内没有日本人，只有汉奸，日本人用他们来进行监督。他们对营区的控制办法，大多不过是立一些警告牌，有一张上写着：“禁止向海上瞭望，违者格杀勿论！”另一张上写着：“不许靠近铁丝网，违者枪毙！”

但到底怎么逃出去呢？最初我们想游出去，从一个小岛游到另一个小岛，一步步前进。这种想法勇气可嘉，但不现实。我们同其他难友一样，身体日渐衰弱。伙食极差，每人除主食大米定量供应外，副食只有一点点猪肉或鱼肉。难友中有医生，他们估计营里的伙食每天大约只能产生700卡热量，而一个正常生活的人不干体力劳动就需要1500卡，干体力劳动则需3000卡。

后来我们发现了一种新的、较好的办法。范内斯不顾禁令，偷偷向海岸边细看，有一天瞥见了一条船，靠在一间供游泳者冲澡用的小屋旁，一半掩蔽在灌木丛中。这里的海滩曾有圣斯蒂芬学校的学生来玩过，这个学校的校园现在成了拘留营的一部分。所有船只都被运走了，只有这条船可能因为无主而被抛弃。

当天晚上，范内斯勇敢地溜出去看个究竟。这条船确实是被扔在那里的，船体破旧，因为长久搁在岸上，船板之间已有很大裂缝。船的龙骨还在，但没有舵，没有桨，没有桅杆，也没有帆。范内斯认为，如果我们能想办法自造这些船具，这条船还是可以用的。船的大小正合适，能载我们五个人，挤一挤可载六个。船板之间虽有裂缝，只要在水里浸泡一定时间，就会缩紧。

此后，我们的努力就集中在自造船具和装淡水用的容器上。我们预想的目的地是大亚湾（英国人称它“米尔斯湾”，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核电站就设在这里）。我们听说，在那边活跃着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东江游击队，人数虽少，能量却不小。

拘留营伙房里有一块长长的木板，是用来在大锅里搅拌稀粥的，我们拿来做成桨。另外一支桨是用一所被炸坏的屋子的木门做成的。我们把这两件宝物藏在范内斯、奥尼尔和我所住的房间里。同室还有一位正派的美国海员克拉伦斯·休伯，他眼见我们每天晚上在干什么，所以我们得告诉他我们的出逃计划并邀他参加，但他拒绝了。他说，他是一个有家室的中年人，无权去冒这种险，但他决不会告发我们。他唯一的要求是我们决定出逃时间后先让他知道，到时候他就离开房间到别的地方去，这样别人就找不到借口来指控他知情不报。为了使他的“不在场”看不出破绽，我们晚上“干活”时，他常常出去同别人打牌。

因为船上还有空位，我们就考虑还有什么人我们能帮忙出逃。我们同邱茉莉商量，决定邀请马坤老人。他曾是孙中山的加拿大籍（事实上他在伦敦出生）保镖兼副官，在孙中山那支精干的军队里有少将军衔，绰号“双枪将军”（因为他用手枪的枪法高超）。他年事已高，又是大个子，所以只能做乘客，干不了什么活。我们邀请他是出于以下几点考虑：第一，尽管他同国民党的关系密切，他个人对宋庆龄在香港的工作（包括“保盟”和“工合”）多有帮助。第二，日本宪兵曾经拷打过他并威胁要处死他，如再受这样的酷刑他可能挺不过去了。第三，不论他是否参加，他决不会暴露我们的计划，他不是那种人。但他婉拒了我们的邀请。他说，他年纪太大了，在行动中会拖我们的后腿，而且船要是翻了，他恐怕就会送命，因为他患脉管炎，腿部又常抽筋。从后来的情况看，他的决定是明智的。过了几个月，经国际红十字会斡旋，交战各方交换被拘留的侨民，他获准返回了加拿大。

我们尽力筹集途中所需的物品。我们做成了第二支桨和一个舵。在拘留营的图书馆里有一本书，书里有一张地图，虽然不够好，但对我们也够用了。我们把它撕下来保存。又找到了一个容量为五加仑的空汽油桶，装满淡水后封严。还搞到了一个小小的指南针。

范内斯经常在夜里勇敢地偷跑到海滩上去，把这些东西一件一件藏在英军防守时所挖的壕沟里。这些壕沟都在沙滩上，所以把东西放进去，再推些沙子盖住就行，不会像挖地那样露出痕迹。

在全部谋划中，范内斯是真正的英雄。每次他去海滩都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他不但去埋藏好我们的用品，还带回急需的数据——他用手指粗略地量了一下船上舵孔的周长，使我们自制的舵能够放得进去。他还查出来这条船原来的主人给它起的名字“范达”（Vanda）。我们打趣说，从船名可以知道，“范”发现这条船是命中注定的。

出逃的主要办法和准备行动都出自范内斯。他思想进步，有胆有识，镇静自若。他意识到并且正视所有的困难和危险。一旦确定了奋斗目标，他就不知疲倦、毫不退缩地去完成。他是一位最优秀的美国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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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后的许多年里，我不知道范的踪迹。直到1978年，我们共同的朋友、在北京工作的寒春（琼·欣顿）在美国碰到了他。当时他在原籍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维尔代表“美中友协”发表演讲。他是友协积极分子，在演讲中提到了我和邱茉莉。

寒春回北京后给了我范的地址，我们开始通信。几年后，我和邱茉莉到纽约去看望我的父亲，我打电话给他，他飞到纽约来看我们。那时他已有两个高高大大的儿子，一个叫卡尔，一个叫马克。

1992年，我又一次见到了范和他的妻子雷尼，他已年过八旬，但还像过去那样瘦、那样敏锐，而且对社会主义的信念由于新的生活经历而更加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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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再插叙一段在香港和赤柱拘留营的轶事。日本进攻香港之前，我是在一种勉强通融的情况下居留的，每隔一两个月就得去警署申请延长居留期限。通常都由特别事务部（主管政治安全）一个名叫“尤”的警长来处理我的申请，他总是板着脸，一副很不愿意的样子。在香港本地，支持我多次申请的是“保盟”（通过海弥达·沙尔文-克拉克夫人）以及我先后为之工作的香港《孖剌报》和《南华早报》，理由是他们需要我为他们服务。在个人方面，我提出的理由是我正在向香港的美国总领事馆申请入境签证，我当时的妻子伊迪丝和我的父亲都是美国公民，住在纽约，他们为我提供了必需的文件。为了保证我逗留香港只是等待而不是瞎混，我得把横渡太平洋所需的旅费存放在警署。

即使如此，我每次申请延长居留期限都是一件千钧一发的事情。我最后一次见到尤警长时，香港已在日机轰炸之下。他把代存的旅费还给我，对我说：“现在，你在香港爱住多久就住多久吧！”

战争的狂潮使我们都变成了日本人的俘虏，关进了赤柱拘留营。在营里，知道我真名的人不多，尤警长是其中之一。虽然我想他不至于主动向日本人告密，但我确实怀疑，如果日本人盘问起来，他能否守口如瓶。特别是因为英国人有关外国人登记的档案都已完整地落入日本宪兵手中，如果他们追问我的下落，尤警长恐怕难以推托。

我有一次问尤警长，这些档案材料有没有烧毁。他摇摇头，似乎我向他提了一个不恰当的问题。我怀疑，即使警署会毁掉一些材料不让敌人得到，那也不一定包括那些有“赤色分子”嫌疑的外国人的档案，因为不论是英国官方还是日本官方，对这些人的看法是一致的。

我同尤警长的那次谈话之后约一个星期，我们就出逃了，不得不留在香港直到战争结束的不是我而是这位尤警长，这并非出于他本人的意愿而是出于敌人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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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尤警长，还有另一件事，我怀疑也可能是由于他的某种暗示才会发生。

1942年3月的一天，有一个也关在营里名叫汤普森的香港警官（督察）同我搭讪，我同这个人并无一面之缘。“你是新闻记者？”他虽然没有叫我的名字，但那口气不是询问而是肯定的。我否认是记者，当然只是装装样子的否认。他不管我是承认还是否认，向我提出了一个建议。他同另一个朋友将在第二天夜间出逃，他知道有一条通过新界的路径，一路上有英军在战前密藏的食品和其他必需品，都是出逃中用得着的。如果我保证尊他为头领并听从他的吩咐，可以同他和他的同伴一起走。

我很犹豫。他这条路径也许是最理想的。我极有必要早早逃出这个地方，以免被日本人在清查身份时发现我改用了假名，如果日本人再进一步查问我为什么要隐姓埋名，那么其后果——说得温和一点——也将是不愉快的。

但我们这个五人出逃小组怎么办？营里的警戒措施现在是很松的，但如果汤普森先生走了，日本人发现后必然要加强警戒，那么我们的整个计划就泡汤了。

我把全组的人叫到一起，告诉他们，另外有人约我明晚一起走（具体细节我没有说），如果大家同意也在明晚走，而不是像过去所想的那样等潮汛和风向改变，那么我就拒绝另外那个人的邀约。大家同意立即行动。

于是，我以健康原因和情况不明为借口拒绝了汤普森的邀约。他对我们的计划毫不知情，可能认为我是个傻瓜或者胆小鬼，不敢和他同行。

这样，那个晚上有两拨人逃出了拘留营，出发的时间是不同的，路线也不一样，但两拨人都获得了成功。此后再也没有人能够逃出赤柱拘留营了。

汤普森怎么会找到我，这是一直存在我心里的疑问。是不是尤警官提示他，我面临险境，急于离开？是不是他需要一个记者把他的冒险经历写出来，公诸于世？（和他一起出逃的伙伴格温·普里斯特伍德夫人后来写过这样的东西。）

20年之后英国出版了一本书，书中讲到汤普森出逃后的一些事，这才使我想到他当时约我一起走的另一个可能存在的动机。他知道我同左派有一些关系，因此他要带我同行也许是为了便于接触在香港周边活动（在香港本岛也有地下活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队。

书中写到汤普森出逃之后的事：

出于自己的意愿……（他）从惠州回到在大亚湾周边、由共产党控制的区域，试图私下实施一个计划，从赤柱拘留营营救出更多的平民。国民党政府对他的行动强烈反对，甚至于要求英国驻华大使馆命令汤普森离华并不再入境。这个插曲使稍后在华建立的英国陆军支援团（英文简称BAAG）在同中共联系的问题上，与国民党方面的紧张关系更趋严重。①1

这样的揣测可能还有一点道理，但后来我读到的另一本书却充分显示出作者具有何等丰富的想象力。

① Edwin. British Army Aid Group BAAG. Hong Kong Resistance 1942-194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温策尔·布朗是一位年轻的美国教师，当时也被关在赤柱拘留营，以后交换战俘时回国，他在1943年出版了一本书。他在书中说，他看到我们八（？！）个人出逃，其实可能是他在想象中把汤普森和普里斯特伍德夫人包括在我们这群人之内，实际上这两人是另外一批。

他绘声绘色地描写了我们如何从不同方向聚集到一处——实际上我们五人是一起行动的。但五个加两个仍然只有七个，他说有八个，还差一个，于是他想象出另外一个人物，一个名叫“迈克·谢克蒂”的俄国人，并且进一步扩充想象力，说：“出逃计划是他定的，我觉得计划的顺利完成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的机智。”

他还描写了另一个场景，一支渔船队在海上等待接应我们这些逃难者：

从一条船上忽然灯光一闪……从他们八人藏身的海滩上传出一束灯光回应……迈克和他的队伍消失了……①1

莎士比亚曾经写道：“啊！光芒万丈的缪斯女神呀，你登上了无比辉煌的幻想的天堂……”②2 布朗先生对此作了一次小小的尝试。

① Wenzell Brown. Hong Kong Aftermath. New York: Brown ＆ Durrel, 1943.

② [译者注] 见《亨利五世》，《莎士比亚全集》（五），朱生豪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241页。

（沈苏儒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