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五个人是1942年3月18日偷偷离开拘留营的。天黑之后，我们跑到了一个长满灌木和大树的高坡上。这个高坡位于环绕拘留营的一条道路的路边，下面就是用铁丝网隔离的海滩，再往外就是大海。在这条路上，大约有二十来个日本兵按规定路线定时巡逻。我们躲在灌木丛中，等到他们走过我们藏身之地约200步远，就悄悄地下到海滩上。我们趴在铁丝网边，用搞来的老虎钳剪断铁丝网，把范内斯冒险埋藏的物品从沙子下面挖出来，放在船上，然后把船推下水。

接着就发生了一些令人惊骇的事情。

首先，我们用桨一划就发现海面有很强的磷光，随着桨的划动会发出冷冷的、十分耀眼的闪亮。后来我们才知道，其他逃亡者——是从香港，不是从我们的拘留营——也遇到了同样令人惊怕的情境。有人写道：

我们只能痛苦地站着、看着。水里充满了发光的磷。我们的船头一碰到水，桨一划动水，在许多英里之外都能看到。①1

① Benjamin Proulx. Underground from Hong Kong.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1943: P210-211.

一点光、一点声音都可能使我们暴露。在下坡时，我们掉了一个金属容器，它滚下去时发出了很大的声音，幸亏没有人听到。

在快到海边时，我们看到远处岬角旁停泊着一艘日本巡逻艇，不时用探照灯转动搜索。

这些情况都让我们担心。但我们并没有愁死，因为突破长期禁闭我们的铁丝网所带来的那种狂喜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你觉得这世界又属于你了——这是一种奇妙的感觉。

几十年之后再来回顾这段往事，我觉得另一位香港逃亡者所说的下面这段话真是再确切不过了。他说：“人类所能经历的冒险行动再没有比这更伟大的了……不想逃走就如错过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①1

但随着重获自由而来的那种一切都不在乎的高兴劲儿增加了危险。如果在海滩上被抓住，我们会被野蛮地毒打、受刑，甚至被枪杀。或者，如果在海上被发现，他们就会立即用机枪扫射，我们就会流血、溺死。但当时我们所感觉到的只是：能逃出来有多美妙！我们之所以这样，原因之一大概是由于我们都还年轻，“希望”很容易地战胜了“恐惧”。

我们经过了那艘日军海岸巡逻艇。幸运的是，似乎没有人注意到我们划船时产生的那种磷光，可能因为那艘日本巡逻艇离我们较远，所以这种磷光不像近处那么耀眼。

① R. K. M. Simpson. These Defenceless Doors: P193，转引自Endacott ＆ Birch. Hong Kong Eclips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184。

我们也遇到了“内部”的困难——技术性的困难。我们的舵因为舵孔尺寸不准，装不进去。我们的帆是用两条毯子拼成的，挂不起来。我们的一支桨很快又折断了。舵不能用，我们就不能按预定的航线前进。于是我们决定到最近的一个名叫“南丫岛”的无人居住的小岛上暂作休整，对我们的船和船具作紧急修理，天亮之后就躲起来，第二天夜间再继续前进。但事情并不是那样如意。我们接近这个小岛时，发现岸边岩石嶙峋，船一撞上就会被粉碎，所以只好驶离。这时，船开始不断地进水。除了范内斯划船外，其他的人都发疯似的往外舀水。我们疲劳极了。我迷糊起来，不是把船里的水舀出去而是把海里的水舀进来，大家都骂我傻瓜。形势固然严峻，我们还是说着笑话，有人说，“我们是在把自己‘舀’出监狱。”引得大家哄笑起来。

使我们险些送命的倒不是敌人而是一艘舢板船。在漆黑的夜色中，在海面上，一个巨大的黑影在距我们仅几米远处“嗖”地驶了过去。这艘舢板船在日本人眼皮底下走私货物，自然不敢点灯。我们的小船，加上我们五个人，不到一吨重，而这艘舢板船载重至少有50吨，如果撞上我们的小船，肯定会把我们撞得稀里哗啦。但等我们感到害怕时，危险已经过去了。

另一个威胁是我们的小船可能被洋流冲出沿海水域，进入浩渺无际的太平洋，那就无从知道最后会漂流到什么地方——如果能有这么个地方的话。

但我们继续向前、向前——仍然由范内斯划船。天亮时，我们想靠近哑铃状的长洲岛，我们以为在那里也许可以找到未引起我们注意的第一块陆地。但我们很快就看到，在海岸也有日本人新修的水泥碉堡，于是我们赶快划走。要是敌人抓住我们，我们怎么说？过去几小时的艰苦行程已经把我们弄得头晕目眩了，所以我们就想，不妨冒充德国人外出钓鱼，因为德国人是日本人的朋友，他们也许就不管了。但这纯粹是想入非非。我们几个人没有人会讲德语，看起来也不像是钓鱼的样子。男人们都已经几天没有刮胡子了，我的胡子是在集中营里留起来的，以便伪装，几个星期没修剪了。因为船仍漏水，我们下半身都已湿透——即使作为难民，我们的模样也是惨不忍睹的。

我们改道驶向大屿山岛，这是香港外岛中最大的一个，但在那时是最不发达的一个。我们必须在这里登陆，因为我们看到一艘日军巡逻艇正在破浪前进，显然是在追逐一艘满帆的、他们认为可疑的舢板船。如果这艘巡逻艇把注意力转移到我们身上，事情就糟了。因此我们径直驶向岸边，把船拖上沙滩，再尽我们力之所及，把它藏进灌木丛中。

我们已经筋疲力尽了。我们倒在沙滩上，睡着了。

我醒来时第一眼看到的是岛上的渔民老乡，围成一圈，站在我们这几个人四周。他们看着我们几个躺在那里，用广东话（我们中间只有一个人听得懂）说，我们一定是从拘留营里逃出来的。我们都哼哼哈哈，不知道是该否认还是该承认，但听他们的口气是友善的。他们说，我们不能待在这里，就带着我们往上走进灌木丛中，然后用他们的手和一双赤足把沙弄平，这样就没有人能看得出我们曾在这里躺过、我们的船曾在这里拖上岸。他们的身后有一个溪谷，他们叫我们在谷中躲好。“这儿附近有日本人吗？”我们不由自主地问。他们回答说，偶尔有少数几个驻扎在岛上主要市镇里的日本兵。我们不想到他们的村子里去，因为有时日本兵会突然进村，村里也可能有坏人会通风报信。“你们就在这里等我们回来。”他们嘱咐完就走了。

他们还提到：“如果让坏人知道了，对你们和我们都不好。”这一点我们明白，但究竟“不好”到什么地步，我们不知道。后来我们听说，有几个从赤柱拘留营逃出来的人被抓住后受到酷刑，腿被打断，还有人被杀害。

我们也明白，如果这些渔民老乡帮助了我们，给他们带来的后果将同样严重，甚至更坏。但我们越来越相信，他们不想把我们交出去，尽管这样做会得到奖赏而不是招致危险。我们很高兴地知道，他们都是穷人，战争更使他们受苦。他们究竟苦到什么地步，从他们给我们送来的食物就可以知道——清水煮红薯，这就是他们的食物。他们说，已经有很长时间没见到大米了，好几个星期前就吃光了。

我们很快就了解到，有一位年龄较大的渔民曾在英国和其他外国船上当过海员，包括航行于中美洲和美国之间的、属于“联合果品公司”的“香蕉船队”。凑巧的是，雷·奥尼尔也在这家公司工作过。他们相对微笑并拍拍肩膀，这些动作是显示劳工团结的纽带，有了它，事情变得容易多了。

负责带领我们的是村里的一位裁缝，他说要带我们去日本人还没有占领的地方，我们说“好”——其实我们也别无选择。

我们谈到下一步去哪里，怎么走。他们没有问我们要钱，我们带的钱也很少，总共不过200港币，大家分用。当时带一个人逃出香港，通常要收500到1000港币，如果这个人在日本人的黑名单上，那就需要格外的小心，风险也更大，因此收费更高。现在我们这五个人都是日本人要抓的，但我们平均每人只能付给他们二三十元，为这点钱是没有人甘冒掉脑袋的危险的。这些朴实的、贫困的中国渔民老乡出手相救不是为钱，而是因为他们是一个伟大的古老民族的爱国子孙，这是令人难忘的。

这一整天我们都躲在这个峡谷里，他们给我们送了几次饭。第二天我们仍睡在那里，准备起程。到了傍晚，他们把我们安顿在一艘渔船上，船上有个棚子，我们躲在下面。因为洋流方向不对，他们不能送我们去大亚湾——我们希望到那里去是因为可以找到东江抗日游击队——只能送我们到澳门。澳门是葡萄牙殖民地，从理论上讲是保持中立的。

我们登船的码头上有一座小庙，供奉着华南渔民的保护女神妈祖，渔民们出海之前都要向她焚香礼拜，祈祷平安。我们这条小舢板的船长和他的12岁的儿子（船上唯一的水手）虔诚地祈了福，然后我们全体（包括那位负责带领我们的裁缝）挤进了船舱，船就出发了。为了尽量不引人注意，我们没有挂帆，只靠船尾一支大橹作为动力。

这时天已黑了。我们实际上是紧贴着岸边航行的，这样比在开阔的海面上航行更不易引起巡逻船艇的注意。“要是真让日本人看见了我们，怎么办？”我们问那个年幼的孩子。“我们有这个。”他一边说一边扒开船底的稻草，露出了一支步枪。他的这一答复是令我们永远难忘的。一方面是日本帝国，它在征伐的过程中一举粉碎了香港，继而拿下了新加坡和菲律宾。但是，在它进军的途中却站着这个手持钢枪、毫不畏惧的少年。这个岛上的居民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来搭救我们，不是因为他们喜欢英国人对香港的统治，而是因为他们痛恨现在正在侵略他们祖国的日本人，而我们都已成为盟友。

我们在船上吃了一顿饭。刚从海里捕来的乌贼，很硬，难嚼，但有一股香味，使我们这些“三月不知肉味”的人大快朵颐。他们是在船上的一只炭炉上用平底锅把它烤熟的，炉子四周遮挡严实，不让透光。

大约在清晨四时，第一缕曙光尚未出现，我们偷偷地驶进了澳门的渔港——是位于后面的港口，不是正常航运用的前面的港口。港内挤满了小船，有几百条，都是为了躲避日本人不愿出海的。有的已在这里停泊了很久，成了临时住家。当我们的船挤进这群小船时，因为船的大小模样差不多，所以很难分辨哪一条是新来的，哪一条是已在这里停泊了很久的。

当我们的船沿着通向埠头的步阶慢慢前进时，我们看到岸上有一个孤零零的警察的影子，还听到了教堂的钟声。澳门居民中有很多是天主教徒，他们正用齐鸣的钟声迎接星期日早晨的来临。

我们又都趴下，直到那个警察的影子从我们视线中消失。接着我们上了岸，腋下夹着装在麻袋里的替换衣服，开始沿着岸边往前走去。突然，一个矮小、黝黑、胖胖的男人向我们快步走来。他看了我们一眼，说：“喂，你们这些老乡是从香港来的吗？”他一口美国口音，自我介绍说他是保罗斯神父，属天主教玛丽诺尔教会，这个教会的总部在美国纽约州的奥斯宁。

凭我们这副脏兮兮、湿漉漉的样子，除了是逃亡者还能是什么别的人呢？因此，我们也不同他多啰唆，只问他到英国领事馆怎么走。我们估计，现在从苏联的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直到澳大利亚的整个亚洲太平洋沿岸，大概只有这样一个盟国的官方代表机构了，其他的都已被日本人占领。

“跟我来，”这位胖胖的神父说，“但我先得去嘉梅修道院做弥撒。”

我们对他说：“我们不想叫人看见。”

“别担心，”他向我们保证，“那些修女是起过誓，要严守秘密的。”确实如此，我们发现她们站在栅栏后面，一声不响。保罗斯神父主持弥撒。我们五人中的雷·奥尼尔是爱尔兰人，从小在教堂中长大，他也跪了下去，虽然在此之前他从未有过信神的迹象。

我们到英国领事馆按响门铃时，太阳刚刚升起。办事的公务员名叫里夫斯，穿着睡袍，睡眼惺忪，开开门让我们进去。

“请进，请进，”他刚说完，马上接下去问，“有人看到你们吗？”我们告诉他，没有人，除了修女，但她们是发过保密誓的，还碰到过很少几个人，天刚蒙蒙亮，没人会注意我们的。但他说：“如果在澳门有人见了你们，那么全城就都知道了。别存幻想。”说完，他走进旁边的一个房间里。过了一会儿，我们听到他在打电话：“喂，喂！你知道我们这里来了什么人——五个人，直接从香港来的！他们可能有关于你家属的消息。”

当然我们知道得很清楚，谁进了拘留营，谁没有进。日军攻占香港以前，在澳门有许多同盟国籍的侨民，其中有些人只是到澳门来赌博，玩几天，有些人是香港英国人的妻子，当局下令疏散家属时她们打定主意不回国而是到这个近在咫尺的中立小埠来暂避。现在，这些人不得不在整个战争期间在这里滞留下去了，而他们的亲人则已成了日本人的阶下囚。

我们告诉里夫斯，“我们还要从澳门到别处去，所以最好隐蔽起来。”他对此一口回绝：“没有人能从这里再往别处去，你们就待在这儿，直到战争结束，别想离开。”照他的说法，我们正被暴露在全世界面前，不该再想走动了。要把我们长期圈在澳门，这实在令我们丧气。

里夫斯向我们介绍了当地的政局，情况是不妙的。葡萄牙当局分成两派，总督是亲盟国的，警察局局长则是亲日本的。战争爆发以来，澳门的人口因难民涌入而增加了四倍，食物供应必须通过日本的封锁线，所以日本人只要发出切断供应的威胁，澳门对日本的任何要求都只有答应。我们在城里亲眼看到的情景是可怕的。配给的食物少得可怜，排成长队的人们跪在地上等候。任何人带着食物，即使是生鱼，也有被饿得发疯的人们——多数是孩子——抢去的危险，他们不管抓住什么东西就往嘴里塞。里夫斯说，甚至有吃人肉的。

为了防止情况进一步恶化，葡萄牙人把仓库里的棉花几乎全部送给了日本人。葡萄牙空军有一架飞机驻在澳门，连这架飞机需用的航空汽油也奉送掉了。在这种形势下，如果日本人指名要我们几个人，葡萄牙人一定会乖乖地把我们交出去的。

为了安抚我们，里夫斯说，“我想去同总督商量商量，把你们的户口登记改一改，改成不是从香港来的。”为此，他同我们中的一员——赖特——去办这件事。

我记得当时把邱茉莉说成是奥地利人，取名“埃尔莎·莫勒”，让她住在一家名叫“美景”的高级旅馆里。令她尴尬的是，在这家旅馆不多的几个客人中有一位是德国纳粹在澳门的头子。她作为一位有名望的奥地利人出现但却不会说德语，因而不得不竭力回避那个德国人。其他的人当时如何造假，我现在已记不起来了。

因为赖特是英国人而范内斯又有病，因此里夫斯把他们安排在他住宅的一间空房里。奥尼尔和我住在一间按床位收费的小客栈里，这间小客栈取了一个口气不小的名字：“葡国曙光”。

至于钱的问题，里夫斯说，他当尽力帮忙。但他解释说，所有在这里的盟国难民都想向他借钱，而他所能做的只是签一些借条，这些借条别人认不认账很难说。他想了许多办法同伦敦联系、要钱，但通讯或汇款却很困难。有一次，来了一封无线电报，他赶快拿进译电室去译。关于这个电报，他激动地说：“我在这里真是困难重重，而我收到的却是这样一个通报，说是鉴于当前世界的混乱局势，建议英王陛下外交部人员在旅行时宜尽量少带行李，不要用船运送家具。”这就是他等了很久以后收到的第一个信息。

邱茉莉和我们住旅馆的钱，是由里夫斯签了借条付的。他希望将来英、美或其他有关的盟国政府会偿还他（我名下这一份可能他得不到补偿了，因为我装成美国人，实际上并不是）。其实，里夫斯应该是认识我的，虽然他一点不露声色。1938年我在武汉当记者时，他在武汉英国领事馆任职。武汉当时的外国人寥寥可数，我见过他，他也一定见过我，只是没有说过话。在澳门，我觉得他有一两次看着我，表情怪怪的。但他对我名叫“史蒂文森”而不是“爱泼斯坦”从未表示过怀疑。

他对我们的劝告是自相矛盾的。有时他说：“别一起到外面去，你们太扎眼了。”有时却又说：“别一个人出去，因为一个人走，日本人很容易绑架你，把你一下子拉过边境线。还是在一起安全些。”

里夫斯也有让我们开心的时候。他曾带我们去喝啤酒，这是逃出拘留营后第一次。我永远不会忘记每一个啤酒泡沫在我舌头上破碎时那种快感。人只有经历过长期困苦之后才会有这种快乐。自从几个月前香港陷落时起，几乎就没有任何好吃的东西进过我们的嘴巴。

我们有一个中国朋友萨空了，是一位进步的新闻工作者。在香港战事的末期，他给了邱茉莉一个澳门的地址。他说：“万一要经这个葡萄牙殖民地逃出去，这个地址会有用处。”在拘留营时，我们一直在打算的是从另外的路线出逃，所以几乎把这茬儿忘了，现在这成了我们的救命稻草。

这是一位姓陈的医生的地址。这个地址只有我和邱茉莉知道，我们就一起去找。但叫这个名字的这条街道实在难找，也可能她记得不是很准确。最后我们总算找到了一个医生的诊所，看起来有点像，就去敲门。接诊处的一位女护士问我们看什么病。邱茉莉说她的胃部不舒服，护士让她进了诊室，我在外面无聊地等候。她照萨空了的嘱咐，对医生说，请他帮助我们从澳门出去。医生说：“那你得跟我弟弟谈。”那位弟弟看起来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可能是位教师。他说：“好的，我们能想办法。我们认识一些人，是搞走私的，但也带人出去。他们不要钱，他们是爱国者。”

接着他提到，马上要把一位威灵克先生和他的夫人送出去，他原任荷兰驻中国广州的“商务领事”（由本国政府指定担负领事任务的商人）。由于英国领事里夫斯的要求，他们将把这对滞留澳门的夫妇送到中国大后方去。

我们听了不禁生了一肚子的气。同一个里夫斯，对我们斩钉截铁地说想从澳门出去没门儿，却偷偷地给别人安排出去的路子。但我们回来见到里夫斯时什么也没有说，就如他对我们守口如瓶一样。我们怕他知道了会拆我们的台，因为他可能以为我们在拆他的台。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在走之前要他帮什么忙，如借一点钱备用等等。保罗斯神父和他的教会同事们我们是经常去拜访的，因此我们就告诉他们，我们可能有机会到内地去，想问他们借一点钱，到了内地我们会把钱如数还给他们指定的任何人。我们没有透露其他细节。他们之中有一个人说可以，在内地也有他们这个教会的人，他们一直在想给他们送点钱去。这样搞到了2000港币，这个数目不大，所以他们觉得不妨冒一下风险。

另一个困难是现在在澳门没有人外出旅行，所以没有人在街上扛着行李走路，如果有人这样做，一定会引人注目。我们向所谓的“走私团伙”提出这个问题，他们说这好办，他们会装作收旧货的商人，到我们住的小客栈来，收购我们的衣服等等物品。在澳门，许多难民没钱花了，就卖他们的东西。他们来了之后，我们和他们要装作讨价还价的样子，大声嚷嚷，招引人来围观。然后我们的“买主”就会大件小件地把东西拿走，送到船上去，不用担心。于是在“葡国曙光”这个小客栈的院子里就上演了一出砍价争吵的闹剧。来看热闹的人不少，七嘴八舌地出主意，有人说，“太便宜了，别卖！”又有人说，“这破烂还要那么多钱！”最后，我们把带来的所有东西——包括那两块曾打算作船帆用的毯子——都“卖”掉了，只剩下身上穿的衣服，还向别人诉苦说，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这么低的价钱就把东西处理掉了。这种场景在当时的澳门是常见的。

又出现了另一个障碍。大个子雷·奥尼尔在我们整个出逃过程中都是勇敢和沉着的典范。他的肾脏上方还有一块弹片，香港的医院没有取出，他咬紧牙关支撑着。但到了澳门，他开始酗酒。他会到酒吧去讨酒喝，口无遮拦地大声胡说。有一次他甚至跑到日本领事馆——靠近英国领事馆——前面，使劲敲打铁栏杆，口中大喊：“你们这些杂种！我们要到中国去参加游击队，打你们这些狗娘养的！”他的病和大呼小叫的行为在我们以后的行程中会给大伙带来危险，因为我们还要经过一段日本占领区才能获得完全的自由。护送我们的人现在不想带他一起走，因此把他留在澳门养伤，另外找机会把他送走——这是几个月以后的事了。

一天傍晚，一串模糊的人影在朦胧暮色中行进。我们被带到岸边，上了一艘小船，划到一艘停泊着的舢板船上。在漆黑的夜里，我们在底层船舱里等了足足两个小时。我们是在等这位荷兰商务领事威灵克和他的夫人，他们没有按时到达，因为他们坚持要带许多行李，包括那种专供放在船舱铺位下的扁而宽的衣箱。不像我们都是轻装，他们搬运这些东西而不被人注意必然是想了种种不可思议的办法的。

护送我们的中国人对他们造成的麻烦直犯嘀咕。他们所造成的延误可能会使大伙送命，因为护送我们的人同澳门境外一处地岬上的伪军哨所秘密约定了通过的时间。我们的舢板船同其他的舢板船没有什么两样，特别是在夜间，很难辨别，惟一的识别办法就是在约定的时间通过。如果我们不是按约定的时间通过，伪军哨所就会开枪。所以我们越等越感到紧张，直到这对拖拖拉拉的夫妇到达。他们带的东西真不少，其中有一个纸筒，里边装着他的“商务领事”证件，是一刻也不离手的。

威灵克白净、魁梧、壮实，外表上不动声色，只有他那双微微闪烁的眼睛露出一点不安的神情。他的妻子是一位黑黑的、活泼的奥地利犹太人。她显然在希特勒统治下受过刺激，可以看得出神经有点不大正常。我们很快就明白，她已经到了丧失理智的边缘。

连同这对夫妇和他们的东西，我们还得再转一次手。我们从底层舱出来，在漆黑一团中从绳梯下到另一条船上去。这种称为“蛇舟”的船船身很长，像一只挖空树干制造的独木舟，船上有几个划桨的人，我们就坐在他们旁边。船尾有一个人站着，操纵着一支长桨，起舵的作用，还喊着号子，使划桨的人动作一致——他既是舵手，又如赛艇的艇长。我们已经迟了，过了约定的时间，因此穿过地岬时，哨兵就向我们开枪，子弹“嗖嗖”地飞过水面。可怜的威灵克夫人这时才决定，她必须戴上帽子，于是从手袋里取出一顶白色的帽子戴上，在月光下分外耀眼。我们要她拿下来，她不干。态度坚决而又身体结实的她，腰板笔挺地坐在那里，头仰得很高，以至于划船的人每次把桨向前划时都不可避免地要碰一下她的脑袋，但她依旧岿然不动。

当岸上向我们开枪时，子弹射向四周水里，我们望着船尾的舵手，以为他会蹲下去躲避，但他却站得更直，不住地喊：“快划！快划！”到了距离岸上哨兵不远处，可以彼此听到声音时，他喊了一句通行的口令，还带上几句骂人的脏话。射击停止了。我们过了关。

再往前行，我们消失在浓浓夜色中，进入西江三角洲。这一带河渠纵横，密如蛛网，我们左弯右转，最后到了一个村庄。在这支水上远征队中，除了我们两条“蛇船”外，还有一条像“舰载艇”那样的小船，有一面小帆，还有一位船老大——保护我们的走私团伙头头赵其休的兄弟。村子里有武装警卫队，据护送我们的人解释，他们表面上是为日本人做事的伪军——日本人很少到这里来——实际上只是伪装的，他们并不亲日。当时，我们只能相信他们的解释。

我们在村里住了一宿，觉得村民们非常友好。我们走近一个所谓“伪军”的士兵，看他的枪，是一件锈迹斑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老古董。那个士兵承认这是个破玩意儿，接着就带我们到一座古庙里去，让我们看藏起来的一些很像样的步枪。他微微一笑说，那些老家伙是给来巡察的日本人看的，这些新的是为秘密的爱国行动准备的。

第二天一早，我们这批人分乘三条吃水很浅的用于内河航行的船，组成一个我们称之为“小舰队”的船队。最前面一条小巧灵活，是带队的人乘坐的，用于侦察情况，如果有人阻拦，带队的人就出面去交涉放行。第二条稍大一些，装着一些货物和我们几个人。船上有篷，白天我们就躲在篷下，我们的安全和隐蔽是必须保证的。最后一条船的大小同我们这一条差不多，船上是村里的警卫队，穿着伪军的制服，有步枪和一挺机关枪，这是装样子的，如果必要，当然也可以真打。

我们在船上开玩笑说，这就像当今的世界。最前方是外交和情报工作，靠这两者达到目的是最理想的。支持这两者的是武力——作为一种最后的手段。如果没有别的办法，我们这支“小舰队”也有足够的力量来威慑或压倒对方，因为在我们选定的路线上可能遇到的敌方巡逻兵都是小股部队，并且是分散的。但我们的护卫队显然要尽量避免发生冲突，有时最前面的指挥船发出有情况的讯号时，我们后面两条船就会改道，开进较为僻静的水面去躲避。

※ ※ ※

我是在差不多半个世纪之后——确切地说，是到1991年——才真正弄清楚当时护送我们出险的“走私团伙”的真实背景的。在遗忘已久之后，我忽然收到了一位名叫钟华的人的来信，我是在出险途中的最后阶段碰到他的，当时他是一位年轻的学校教师和地方报纸《前锋报》的记者。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成为全国驰名的《羊城晚报》的领导之一、资深编辑，到了规定的年纪就离休了。

在后来我们的通信中，他叙述了我一直没有弄清楚的一些情况。

当年带我们出险的领头人原来是个商人，确实干过不少走私买卖。但他又是个爱国者，战争爆发后组织起一支地方武装，抵抗日本占领军。中国共产党决定把他吸收进抗日统一战线，派人到他的部队中去了解和工作。赵其休确实一贯抗日，倾向进步并愿意合作。

钟华当时已是中共地下党员，他的职业是教师兼当地一张小报的编辑。他对赵做工作，争取他，最后成了赵的秘书，帮助他建立一支党领导下的部队。赵过去干过走私，所以有一个水上交通网，可以通过日伪占领的地区。他在澳门开设了一家新的贸易公司，澳门的那位陈医生——我们是通过他接上这个关系的——是他的老乡和朋友。陈医生在澳门是颇受人尊敬的，现在仍旧住在那里，已经退休。但赵在几年前已病故了。战后，他因在对日作战时在香港及境外援助盟国，英国政府向他颁发了奖章。这可能是由于他同英国驻澳门领事里夫斯的关系。

我在1991年所了解到的情况也使我对1942年所遇到的事情有了新的认识。我们第一次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企图逃出香港的计划失败后，曾经以为我们后来的出逃是全靠自己。但通过萨空了向邱茉莉提示在澳门的联系线索以及后来通过陈医生同赵的“走私团伙”接上关系，我们是再一次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只是当时我们不知道罢了。实际上，在日本占领下的香港及其周围地区，外国人的脱险和盟国的一些作为，大多是依靠了中共领导下的抵抗力量。

中国神话小说《西游记》中有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掌心的故事。人们“跳不出”历史的掌心，这里说的历史，以中国的情况而言，就是当时的抗日战争和抗战中最为活跃的力量。

（沈苏儒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