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返重庆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这时，中国已不再是单枪匹马地打日本，而是有了西方国家作为它的盟国。这本来应当可以提高中国战时首都的战斗士气，但蒋介石和他的亲信们借此却产生了依靠美国来打败日本的打算，保存自己的实力并囤积来自外国的武器，以便日后在内战中打共产党。
至少有一个美国政府机构很早就参与了国民党的内战准备工作。
同美国战略服务局（OSS）和美国海军情报部（ONI）有联系的“中美合作所”，培训蒋介石的特务使用拷问逼供的办法（包括刑讯）来对付共产党嫌疑犯和他们的同情者。竭诚拥护蒋介石的美国空军将领陈纳德赞成这些活动。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官的史迪威将军，则激烈反对这样做。史迪威非常能干、精力充沛，高度评价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潜在的战斗力量，不喜欢、不信任蒋介石的腐败官僚和害怕打仗的将军们。他主张美中两国军队（包括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共同对日作战。
史迪威在政治上斗不过蒋介石及其由中美两国人物组成的小集团，终于被召回美国。罗斯福总统作出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如果他能够预见到它所产生的致命后果的话，他也许就不会那么做了。因为这个决定使美国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在1945年罗斯福逝世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站在蒋介石的一边，卷入了中国的内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不是承认它，而是企图颠覆它；美国对朝鲜和越南进行了倒霉的军事干涉；同中国断绝关系长达二十多年，使两国的利益都受到损害。此外，还造成了一些迄今困扰着两国关系的问题，如台湾问题。
国民党在1939—1945年的政策不仅仅是尽量避免同日本作战，而且还听任57名将领带着他们的部队投靠日本一手制造的汪精卫傀儡政府。他们被日本人用来对付“赤色分子”，最后又回到国民党的怀抱，干同样的勾当。
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对蒋介石当年的角色，作了这样入木三分的讽刺——“坐山观虎斗”。这些“虎”就是日本侵略者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
1942—1943年，面对国民党的战线平静无事，侵华日军便集中力量，疯狂进攻共产党领导的农村抗日根据地，企图加以消灭。他们采取了残酷的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但是，他们的这种恐怖做法并没有使根据地屈服，反而激起了更多的农民群众投身于武装斗争，开展“大生产运动”，后者也是为挫败敌人的阴谋所必须进行的工作。战士、民兵和辅助人员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头和一些简单的工具，耕田种地；他们还坐在纺车织机前，纺纱织布，以生产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在极其艰险的条件下，根据地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为日后的扩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日本的发言人和媒体，越来越把共产党当作他们在中国的最难对付的主要敌人。抗日根据地军民克服了种种困难之后，意识到他们肩负着中华民族的希望。这一点也日益成为人们普遍的共识。在1937—1938年抗日抗战争初期，人们就曾感受到了这一点。在共产党成功地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以后，人们更加强烈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国民党和共产党领导的两个战场之间形成了日益鲜明的对比，中国的西方盟国也注意到了这个情况。它们出于自己的长远利益考虑，不喜欢共产党。但是，作为战胜日本的一个因素，它们却不能无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所作出的越来越大的贡献。
下面谈谈我的工作。我逃出香港的日本拘留营，到了桂林以后，董显光从重庆打电报给我，请我重新回到国民党的宣传部门工作。这使我感到进退两难。断然拒绝吧，将使我无路可走；接受吧，又可能使我无法再按照自己的观点写作。所以我给已去纽约的伊迪丝打电报，请她尽快设法给我弄一个在中国当外国记者的差事。很幸运，她果然做到了。联合劳动新闻社聘请我担任驻华记者。这是一家新成立的通讯社，专门向工会和左派报纸提供世界新闻。有了该社的聘请电报，我便可以对董显光婉言谢绝，说我很感谢他，但我已接受了一个外国新闻单位的聘请。
联合劳动新闻社给我的报酬寥寥无几，但我可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另找些兼差来维持生活。很快，我就在美国战时新闻局（USOWI）的重庆办事处找到了一份工作，它后来演变为美国新闻处。办事处的负责人是费希尔，我同他曾在合众社共过事。我每天把华盛顿用无线电发来的消息编成新闻稿，供中国报纸采用，这项工作只需三四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但付给我的生活费足够维持我一向十分俭朴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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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个人生活来说，重返重庆时期的巨大变化是我1943年同邱茉莉结了婚。她同我共同生活了四十多年，直到她逝世为止。我们是在我同伊迪丝离婚以后结的婚。伊迪丝是我中学时代的情人，我19岁那年，她就成了我的妻子。
虽然伊迪丝和我关系一直不错，我们互相帮助，但我们已经分居多年，我们的生活目的也不同，她要建立一个家庭，过平静的生活，而我是要作为一个记者，报道中国战场的情况。我们分道扬镳，已经不可避免。我是通过从香港一起出逃这段患难经历同邱茉莉相知相爱的，我们也有共同的人生追求，终至结成终身伴侣；伊迪丝在美国也重新结了婚。她是在从事对中国的战时救济工作时认识她的新丈夫的，她婚后忙于教学工作和支持进步事业。她同她的新丈夫生儿育女，还有了第三代。虽然我们两家经过这许多变迁，但始终是好朋友。
我们离婚的特殊情况反映了美中两国法律制度的不同。这是历史上第一个案例，涉及以前有治外法权的外国人要按照中国法律办理离婚。伊迪丝是美国公民，她现在成为了被告。经过咨询后，我控告她遗弃我，因为自1940年以来，她就离开了我，一直在美国。在1943年以前，根据列强从中国取得的治外法权，这样的案件本应由在中国的美国领事法庭来审理。不过，在那一年，由于中国已同美国和英国结盟，英美公民不受中国法律约束的规定被正式取消。
有趣的是，甚至在国民党统治下，中国现代民法法典中的离婚法也比美国的开明。中国把双方同意作为离婚的主要动机，但纽约（伊迪丝所在地）的法院则认为这有双方串通之嫌，是不能接受的，还不如找到或伪造一些通奸行为的惊人证据作为离婚的借口。所以我们选择遗弃作为离婚的理由，因为这是两国都可以接受的。
这个诉讼反映了过去的情况，但同将来也有关系。我的律师是沈钧儒和沙千里，他们是著名的法学专家。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前，他们就积极主张武装抗日，而国民党对此持消极态度，因而他们和其他五位著名人士锒铛入狱。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救国会七君子”案件。在战时的重庆，他们两人仍然受到当局的冷遇，没有任何官职也没有受到任何优待。他们只能靠微薄的律师费勉强度日，因为有钱的客户不找他们，找上门来的客户都是贫苦的人，即使付得起钱，也是很有限的。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这些爱国人士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却都受到了很大的尊敬。沈钧儒担任了第一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沙千里则入阁成为部长。我同邱茉莉结婚比同伊迪丝离婚要方便得多，根据中国的法律办理结婚手续也更加容易一些。我们在文具商店买了一张结婚证书。结婚证书上印着一对鸳鸯，象征白头偕老。我们在结婚证书上签了字，两个朋友作为证婚人。由于没有举行公开的仪式，所以我们按照规定在报上登了结婚启事。
办结婚手续是很简单的，但我们作出结婚的决定却要复杂得多。同她结婚，我是非常坚决的。而她则长期犹豫不决，她比我大九岁，觉得自己太老了。我们结婚以后，相亲相爱，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经受了各种严峻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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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邱茉莉结婚以后，头几年住在重庆外国新闻记者招待所。这个地方值得一记。它原先是一所贵族中学的所在地，原有的砖瓦楼房成为董显光的国际宣传处的办公室。在它的操场上，临时搭建了一批类似棚屋那样的房子，有的一层，有的两层，这就是新闻记者招待所。墙壁是用竹板横七竖八搭成的，再抹上些白灰，很不结实。日本飞机在附近扔炸弹时，白灰往往脱落，于是我们的房间变成了竹条“笼子”，从外面一眼可以看透。我们便用国际宣传处充分供应的、印在绿色纸上的每日新闻稿临时修补一下。但不论是新闻稿纸还是白灰，都不能隔音，隔壁的一举一动都听得一清二楚：打字机的嗒嗒声、对政治的高谈阔论、“荤”笑话、男士的或男女混杂的闹哄哄的晚会、谈情说爱，以及其他种种声音。
我在平房区有一间房子。每间这样的房子都有一扇窗户和一扇门，通向庭院。庭院内栽种了许多香蕉树，枝叶繁茂，但从来不结香蕉。外国记者如果喝醉了，往往去把香蕉树连根拔起，以显示他的力气。合众社记者罗伯特·马丁，外号叫“辣椒”，身体强壮结实，有一次，他一口气拔起了一排香蕉树，创下了最高纪录。
当邱茉莉从桂林来到重庆时，由于她是中国“工合”运动的宣传员，我在隔壁给她找了一间房子。我们在闲暇或工作的时候，在我的或她的房间里共同度过了许多时光。我们结婚以后，把两间房子打通，安装了一个木炭火盆，为两个房间供暖。
这些房子的天花板是用竹条搭成方格子，再糊上白纸。重庆的老鼠硕大无比，听说它们能吃掉小猫。它们在天花板上嬉戏，撒出又黄又臭的尿洇湿了天花板上糊的纸，还不时用它们的爪子踩破。夜间，它们偶尔会从天而降。有一次，当邱茉莉熟睡的时候，一只老鼠咬掉了她一边的头发。她的头发呈麦秆的黄色，质地柔软，所以一定是被老鼠认为可作为垫窝的理想材料。老鼠的动作很轻，也很仔细，所以直到第二天醒来时，邱茉莉才发现她的头发被啃掉了。
为了照明，我们装了个小灯泡，有时是25瓦的，弄不到25瓦时，就只用15瓦的。然后配了一个自制的灯伞。
新闻记者招待所的房间有好几十个，但只有一个带有冲水设备的便所和一个浴室。它们都是用灰色水泥抹成的，里面铺着抛光的鹅卵石，有点像水磨石。前面我已经说过，这些设备是财政部长孔祥熙所赠。我们大家轮流使用这些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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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邱茉莉除了有报酬的工作外，又开始自愿地继续为保卫中国同盟做些工作。1941年12月日本进攻珍珠港和香港后，宋庆龄直到最后才乘飞机离开香港到重庆。她费了几个月的时间才从她那两位当上高官夫人的姐妹的“款待”中解脱出来，并找到了一处远离她们官邸的私宅（她们的官邸都是警卫森严，隔断了她和友人们的联系）。1942年8月，她重新主持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
在重庆开展“保盟”的工作要比在香港困难得多。我们没有办公的场所，所以只好在她住所的起居室里工作。我们无法搞到印刷设备，所以只好托友人在旅行时把宣传品带到国外，由国外支持我们的团体印刷出版。香港同外界原有海上交通，现在也没有这个条件了。但是，重庆也存在比较有利的条件。作为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有来自盟国的许多高级外交官、军事人员和救济机构的代表，以及各大媒体的记者。他们必然都想会见宋庆龄这位世界闻名的人物，从而了解她的一些坚定不移的主张：全国团结抗日、反对内战，对所有抗日力量一视同仁、平等对待，至少在医疗用品供应方面必须做到。国民党尽管背离了孙中山的典范和原则，但对这位缔造者的崇敬几乎到了神化的地步。所以它虽然竭力想孤立孙的遗孀或者使她不谈政治，但是却做不到。再者，在重庆有中共的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也无法阻止宋庆龄会见他。在这种情况下，从国外为共产党领导的地区争取到了一部分救济款，并且确实送到了后者手中。
宋庆龄领导的“保盟”为所有的抗日力量一视同仁地争取救济援助，这在国内外大大提高了它的威信。在那些自愿地伸出援助之手的人中，不仅有外国外交机构的年轻官员，而且还有一位盟国大使的夫人。有些年轻的外交官参加了各种义演活动，包括国际性的音乐会和足球赛、为遭受严重饥荒的河南省灾民募捐等等。国民党对嗷嗷待哺的灾民几乎是视而不见，置若罔闻。但是，共产党领导的陕北根据地则帮助灾民迁移到那里去安家。
在外国军事使团中，宋庆龄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史迪威将军。他不仅会讲中文，而且对中国的平民百姓的赞赏甚于上层社会。史迪威曾经主张派一个美国军事观察组常驻八路军总部以了解它在抗日中的作用，这一建议得到了实施。他还主张向八路军提供武器援助，但未成功。他还命令飞往延安同军事观察组联络的飞机携带送给八路军的医疗用品。有一次，他下令把运输机的舱门用喷枪拓宽，以便安放一台送给八路军的X光医疗设备。
宋庆龄在盟国军事使团中广交朋友。她不仅邀请军官，还邀请低级士官和普通士兵到她家去或参加慈善性的社交舞会。因此，她在这些使团的下层赢得了普遍的赞誉。她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的广度是无人可及的。
“保盟”在香港期间就得到了外国的大力支持。现在，通过她的努力，许多国际救济组织、红十字会和其他一些团体也都为“保盟”的项目捐款。
此外，她始终力求使国际舆论注意到国民党对运送到共产党地区的医疗等救济物资实行封锁。她写了一封措辞强烈的信《致美国工人们》。我感到自豪的是，我通过联合劳动新闻社把这封信发到了国外。她在这封信中敦促美国的劳工运动坚持这一原则：“要求把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产品和礼物平等分配给一切积极抗日的中国军队，不论它在什么地区；凡是不这样做的军队就不予分配。”她还揭示中国发生内战的威胁。她说：“中国反动派正在准备这种战争，企图消灭我们斗争中的民主部分，这些部分就是在陕北和敌后的根据地。在那些地方，工人运动得到了扶持和鼓励，许多矿工和铁路工人武装起来与游击战士通力合作，以割断日本与它在华北、华中的主要大陆基地的联系。”①1
除了这一声明之外，她还愤怒地指出，中国的一部分伤病员受到歧视，有人故意不让他们得到医治。她的这些言论激怒了国民党。从下面提到的记者招待会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友好的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在他的官方文件中记录了这样的情况：宋庆龄告诉她的一个友人说，国民党陆军部长何应钦和秘书长吴铁城等人对她进行了“训斥”。“他们拒绝承认事实，只是一股脑儿指责我不该呼吁取消对共产党的封锁。”她对谢伟思说，她的姐夫孔祥熙不安地问道：“如果你继续发表这样的言论，他们把你关起来，你怎么办？”
她对孔祥熙说，她欢迎他们这么做。她平静而又温和，毫无惧容。
① [译者注] 以上引文载《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82页，人民出版社，1992。
※ ※ ※
1943年底，国民党的战场略有好转。在美国空军的支持下，中国的地面部队从日军手中收复了湖南省西部的常德市。我目睹了这场战斗，随后详细报道了日军对这个城市的破坏：
当撰写这场战争的历史时，人们需要好好研究这样的问题：法西斯轴心国家的军队为什么会干出那样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常德市遭到破坏的情况将可以提供一些引起他们注意的案例。日本农民看重大米，把它看作是辛勤劳动的果实，维持生命的粮食。为什么日本兵却把从中国农民手中窃取的大米，不仅用来喂马，而且把运不走的大米堆作为厕坑？（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而是日军普遍采取的行动。其他战线的记者都提到同样的事，可以说明这一点。）
历史学家还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进入天主教孤儿院的日本士兵会干出这样的事：他们不仅偷了孩子们的床上用品，而且还费劲地从院子里搬来大石头，砸烂了职业培训用的纺织机器？他们还闯入教室，把墨水瓶往墙上扔，这又有什么乐趣？为什么他们把难民用来炒菜的油瓶统统打得粉碎，而没有拿走它们？为什么他们把老百姓抓去当苦力时故意让年老体弱的人干重活，而让年轻人干轻活，然后把那些不堪重负而倒下去的人用刺刀刺死？
所有这些事情不是我亲眼目睹的，就是从数以百计的亲身经历过这种磨难的人的口中听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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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二次在重庆居留的那段时期，国民党政府举行过两种类型的记者招待会，一类是军事性的，另一类是非军事性的。
军方发言人徐培根将军，他腰板儿挺得笔直。然而，他的日子是不好过的。前线没有什么好消息可谈，但又不能报道坏消息或僵持局面。记者们开玩笑说，这位发言人什么真相都不知道，所以才会板着面孔去念那些编造出来的新闻稿，有时还在地图上指指点点。
对于那些令人鼓舞的战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在敌后根据地打击日寇的进展情况，徐将军只字不提。他的任务是对这些战绩不闻不问或者隐瞒、否认。
外国记者往往不参加军方的记者招待会，但他们要求参加政府的记者招待会，而且常常成群结队地去，问一些有关战争的政治问题。
邱茉莉用速记记录了1944年2月22日由国民党宣传部长梁寒操主持的一次记者招待会的情况（美国财政部代表爱德乐在给该机构的报告中曾经加以引用），从中可以感受到当时的现场气氛。
西奥多·怀特（《时代》杂志）：部长先生，能否告诉我们，对共产党地区的封锁是否仍在进行？
部长：你所说的“封锁”是什么意思？你的消息是从哪里来的？
怀特：自1939年以来，我去过西安四五次。人们对我说，从西安去延安是不可能的，也无法把医疗用品送到那里，无法运送军事物品。这就是我所说的封锁。
部长：……周恩来和他的人去延安没有任何限制。第十八集团军的运输畅行无阻。所以“封锁”一词不符合事实。
斯图尔特·格尔德（《伦敦新闻纪事报》）：自1940年以来，有多少批医疗用品被允许运输过去？
部长：我无法提供这样的材料，因为这个问题必须去问军事委员会。
冈瑟·斯坦因（《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有些来自国外的医疗用品是指定运给共产党地区的，却被扣留没收。部长先生是否知道这个情况？
部长：你要了解这方面的详细情况，我建议你去采访陆军部长何应钦。
布鲁克斯·阿特金森（《纽约时报》）：如果部长先生反对使用“封锁”一词，是否有别的什么词汇可以使用？人们不能自由地去延安，这是尽人皆知的事。
部长：中国对待国共两党的分歧，可以比作家庭内部之争，没有必要公之于众。这是西方人和东方人在心理上的不同之处。中国人认为，当权的人最好少说多做。西方人则认为，政府作出什么规定，必须大事宣传。这是心理上的差异。
怀特：这是家庭内部之争吗？但是，我听到一位部长说，共产党是一群匪徒、军阀等。这不像是家庭内部之争。一年多来，没有一个外国记者被允许充分报道一下局势。
阿特金森：（共产党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的地位如何？它像其他军队一样，也是国家军队的一个组成部分吗？
部长：它原先是的。但是，后来由于它不服从政令，发生了新情况，对他们的供应中断了。
怀特：日本电台不断广播说，他们在打（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可是在重庆，人们对我们说，新四军已经不存在了。哪一种说法对？
吴国桢（重庆市市长）：如果你对日本的新闻感兴趣，你就听它的好了。
部长：在中国，有些人在利用局势，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服务。最近，英国《雷诺新闻》刊登了一条消息，说孙中山夫人对英美劳工界发出呼吁，指责重庆的反动分子加强了对共产党地区的封锁，中国处于内部冲突的边缘。这显然是一条歪曲事实的报道。我给孙夫人打电话，问了此事。她予以否认，并出示了她原来的电报，那上面是这样说的：
值此“中华民国”建立32周年之际，我们应当记住，走向民主的进程类似学习游泳，光说不行，必须跳进水中。……全力以赴，抵抗侵略的人，对此最有作用。美国朋友通过积极支持实际打击日寇的一切人，就可以对民主有所帮助。
——孙中山夫人
在她的电报中根本没有“反动分子”的字眼，也没有什么取消封锁这样的要求。我再说一遍，将来有机会我会让你了解事实真相。如果你能对发言人谅解，那么就谈到这里吧。
爱泼斯坦：你谈到，第十八集团军曾经被认为是国民政府的军队。后来因形势变化而停止供应，那么，停止供应有多长时间了？关于孙中山夫人的电报，她说，“美国朋友通过积极支持实际打击日寇的一切人，就可以对民主有所帮助”。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这是含蓄地批评了这种做法：两个军队没有得到平等的支持？
部长：关于什么时候停止对共产党军队的供应，容我以后回答这个问题。……共产党自行决定征税，政府一获悉这个情况，就停止对它的拨款。在最近两周内，没有特别的理由强调共产党问题，一个集团军已从那个地区撤走。
怀特：但是，几个月来，我们一直遭到封锁，不允许我们谈论时局。
部长：没有任何人会对此感兴趣。为什么要小题大做呢？
怀特：是你在大题小做。
格尔德：……如果中国政府用大批军队对别的中国军队进行封锁，它怎么能够全力以赴地抗日？
部长：在任何战争中，都必须既在前线打仗，又在后方维持治安。
格尔德：请问，是否能允许我们去共产党地区？
斯坦因：能否允许我给延安发个电报，要求它发表一项声明。如果我得到答复，能否允许我发表？
吴国桢：我们的制度不允许地方政府发表单独的声明。
部长：我不想说共产党企图颠覆政府。如果那样说的话，如何解决问题呢？
斯坦因：是否值得花钱给延安发这样的电报？
部长：你必须到军队的电台发。
斯坦因：这就是说还是有封锁了。
吴国桢：不。但是，请不要引用我的话。我只是随便说说。
一位外国记者：记者是否被允许去延安和陕北？
部长：就我的意见而言，我希望你们都可以去。但是，这必须得到军方的批准。
阿特金森：这里有一封由一些记者签名的给蒋委员长的信，要求允许他们去延安。
有许多次这样的记者招待会，大家的情绪越来越激烈，直到最后国民党批准去延安的访问。
在此期间，梁寒操部长还发表了一番令人难忘的高论。记者们多次表示希望了解真实情况。为此，他给大家上了一堂哲学课。他说，哲学是他的专业，但显然非记者们所长。否则，他们就会知道，没有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不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东方的还是西方的，能够为真理下个定义。
这成为在外国记者招待所里经常谈论的一个笑柄。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的一席话也是如此。他说，他之所以反对记者们去延安，是出于好意。不去，他们会失望。但是，如果他们去了，而写的报道被政府的新闻检察官砍掉了，那他们岂不是就会更不愉快了么？！（董显光其实就是新闻检察官的头头之一。）
※ ※ ※
我们这些新闻界人士之所以终于去了延安和它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不仅仅是由于我们所施加的压力（这种压力是很不够的），而且还由于盟国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施加的压力。它们之所以施加压力，是因为国民党本来已经消极被动的军事态势进一步迅速恶化。
如果是在亚太战事陷于僵局的条件下，这本来是不会发生的。但是，到了1944年，由于美国海军的节节胜利，连接日本新帝国各个部分的海路被切断了，这些海上运输线对日本占领军的调动和补给品的供应，以及把日本掠夺来的原料运回国内，是至关重要的。为了弥补海上的失利，日本在中国发动进攻，企图从陆路（主要是铁路）把亚洲大陆上被日本占领领土的最北端到最南端（即从中国的东北到东南亚沿海）连接起来。它还企图迫使蒋介石政权投降或者加以摧毁。那年春天，日军向重庆方向挺进。重庆以南的贵阳市是日军必经之地，但从未被攻占。在那里，我亲眼看到在战斗尚未打响的情况下，国民党军心涣散、惊慌失措的情景。这使我相信，只要有一个穿着日本军装的人出现，国民党军队就会弃城而逃。在出现这种局面以前，国民党曾经迷恋于美国空军将军（国民党前顾问）陈纳德所描绘的前景。他十分相信空军的决定性作用，声称他只要有500架飞机，就可以把侵略者赶出中国。这个梦想对蒋介石自然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他不想在同日本人的地面战中牺牲自己的兵力，而是要保存这些兵力打内战。日本人的新攻势进展迅速，使美国空军慌忙放弃了它在桂林的最前沿的基地，销毁了地面的一切设备，也使陈纳德和蒋介石的梦想破灭。事实证明，美国驻中国—缅甸—印度战区总司令史迪威将军的另一种观点是正确的：只要有良好的训练、供给和领导，中国军队不仅能够进行地面反攻，而且能够保卫空军基地。这一点在中缅边境已经得到证明，按照上述要求训练出来的军队进行了非常有效的战斗。除此之外，哪里还有能够同日军战斗、决不退缩的中国军队呢？盟国现在清楚地看到，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
如果重庆当局垮台，那么，共产党领导的力量就成为中国境内抗日的唯一希望。共产党声称他们有能力收复敌后广大的农村地区，如何核实他们这样的说法呢？如何同他们进行接触，以便在战胜日本的最后斗争中联合行动呢？对此，美国越来越感到关切，因为它的海军在太平洋取得的胜利，似乎使它在华北海岸登陆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在史迪威将军的心目中，这一点也是很明显的。
正是盟国的压力——主要是来自史迪威以及与他看法相同的人的压力——终于迫使国民党同意了外国记者的延安之行。史迪威将军不但支持外国记者的要求，并且争取到允许美国陆军医疗队的梅尔文·卡斯伯格上校陪同我们一起去。后来，在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下，他派了一个军事观察组（即所谓的“迪克西代表团”）去延安和游击区考察。陪同这个观察组的还有国务院的政治顾问约翰·戴维斯和谢伟思。他们两人都出生于中国，会讲中国话，赞成同共产党的力量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共同抗日。
下面就要叙述我们的延安之行。
前面一章已经谈到，在重庆举行的争论激烈的记者招待会上，外国记者们多次试图打破国民党当局对共产党地区的封锁，要求准许他们去那里采访。起初，官方对他们的多次要求都加以拒绝或置之不理。后来，蒋介石和他的政府表示同意，但提出了许多限制性条件：外国记者只能作为官方组织和监督的采访团的成员（团员中重庆当局主办的或者许可的中国媒体的记者人数比外国记者多几倍），所有来自共产党方面的言论的报道必须接受新闻检查，除非连同国民党的评论或驳斥一起发表。
（贾宗谊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