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乘一艘平底木船渡过黄河的奔腾激流。船上可容约50人，有16名船夫都伸腿坐着，几个人划一支桨，运用全身力气，齐声高唱号子，那种雄浑高亢的声音令人终身难忘。（这个号子是中国杰出的声乐作品《黄河大合唱》的基调，后来我们在延安听到一二百人高唱这首歌曲，内心感到无比巨大的震撼。）

只用几分钟我们就过了河——进入另一个世界。同我们前些天在陕南国民党地区所遇到的情况不同，这里没有事先准备好的旗帜和横幅标语，没有奉命行事的人群一面跳跃一面欢呼，好像我们这些来访者是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混合体。来迎接我们的只有两个农民模样的人，一个年轻，另一个有了胡子。他们同我们握手，说是乡政府派他们来的，然后引导我们爬上山头，进入一个村子。村里是在黄土高原上常见的一口口窑洞，我们住进了其中一个窑洞，窑洞里有一个很长的炕和一个炉灶。窑洞前是一个院子，养着一头奶牛、一头驴子和一群鸡。

第二天一早，一位军人骑马到来，他穿着一身沾满尘土的灰色制服和一双草鞋，大脚趾上缠着绷带。他自我介绍说，他是陕甘宁边区南部警卫部队司令员王震，已为我们备好马匹。他是一位将军，但身上没有任何显示军阶的标志，看上去同一个普通士兵一样——他在仪容和态度上同那些穿着量身定做的军服、戴着白手套的国民党军官们显得多么不同。

一小时之后，为我们准备的马匹来到，以便我们西行。同时，我们第一次见到了八路军的战士——脸被阳光晒成古铜色、笑嘻嘻的一群小伙子，有的着装比王震将军还好。他们中不少人背着日本的三八式步枪或佩着日本军官的指挥刀，这些武器在中国其他地方的军队高级司令部里是作为战利品陈列的。

王震带着这支队伍是从很远的地方急行军赶来迎接我们的，因为原定我们进入边区的地点并不在这里（记者团中的国民党分子后来吹牛说，他们是故意改变渡河地点的，以使共产党毫无准备，不得不带我们经过一些会泄露“红色秘密”的地方。他们后来造谣说，他们一路上看到种植的罂粟，用以制造鸦片）。王震这支队伍曾转战河北、山西等地，后来才调回边区担任警卫。他们说，他们的三八式步枪和指挥刀当然是在作战中从日军手中缴获的，然后用来对付敌人。你可以想象：这些小伙子虽然出入于枪林弹雨之中，不过使脸黑了一点、汗多了一点，却始终带着微笑、始终珍爱自己的武器、始终让子弹带上缠着红布条（这是老红军的传统）、始终保持着那种带有警惕性的高度好奇心——在最初的一小时之内，他们向我们记者团问了许许多多关于外部世界的问题。

我们当时还不知道王震的经历。他原来是一个铁路工人，后来成了一名革命战士。他所率领的“三五九旅”不但早在十年内战的红军时期就战功卓著，并且在边区以开垦南泥湾而著名。南泥湾位于延安之南，原是一片野兽出没的荒原，他们把它开垦出来，种植谷物、蔬菜和棉花，以供部队衣食之需。后来我们曾去那里参观，听说部队开拔后这片新垦区就交给了当地农民。因为部队可以自给自足，所以这里的农民本来并不需要交纳公粮来供应军需。

回过头来再说我们记者团的行程。我们一行骑上马，一会儿上山，一会儿下沟。一路上我们看到了发扬南泥湾精神的“大生产运动”已经使原来以贫瘠著称的边区大变样。每一座原来荒芜的山顶和坡地都已种上了小米、小麦、豆子、亚麻或棉花。这一带在国民党实施封锁以前，原来是不种棉花的，所以有两年边区人民几乎弄得衣不蔽体，去年的情况就不同了，边区的棉花半数可以自给。农民现在都愿意种棉，因为边区政府规定头两年所收获的棉花可以免税，还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告诉人民种棉是为了满足人民生活和坚持抗战的需要。农村供销合作社（边区总人口150万，其中25万为社员）负责以合理价格收购全部棉花，如果供销合作社有余棉则由边区政府收购。

（我们后来看到，“大生产运动”除在陕甘宁边区外，还推广到共产党领导的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同样减轻了当地物资缺乏的困难，并成为取得战斗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田间耕作是以“变工组”的形式来进行的。耕地属于个人，但农民们组成了许多“变工组”，在各户的土地上共同耕作，还共同开垦荒地，垦荒所得收获平均分配。这样，土地虽仍私有，但劳动已集体化了，并且随着荒地的开垦，这些新开垦的土地也逐渐成为集体的财产。“变工组”不但加快了播种和收获的工作，并且节省了往田间送饭的劳力，过去单干时每家每户都要有妇女往田间送饭，而今只要有一个人给全组的人送饭就行了。妇女也都按合作社的办法组成纺纱组。这一切节约劳力的举措可以在必要时腾出一部分人力和畜力来从事运输及其他工作。

我们一路上所遇见的农民看来都能丰衣足食——有的人衣服上还打着补丁，但没有衣衫褴褛的样子。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老百姓一见到大兵就躲开，如果躲不开就愁眉苦脸地瞪眼看着他们，但在边区，在我们这支队伍休息的地方，景象就完全不同。老百姓看到护送我们的八路军战士就上前去同他们交谈，打听我们这一批“奇奇怪怪”的人是来干什么的，送热水给战士们喝，并且不用吩咐就主动去照料马匹。我们总的印象是，老百姓对待这些战士们就像对待出门在外的自家人，要让他们好好休息，还要让他们开心。

我们一行人骑马走了好几天，每天都学到不少东西。

进入边区不久，发生了两件事情，很实在地显示出国民党仍旧在我们身边，其代表人物是谢保樵（我们这个中外记者团名义上的头头）和他的几个亲信。但在边区，他们虽然想按他们的意志行事，却未能如愿。谢一见到王震就对他说，记者团所有成员都由他管理，不允许单独行动。谢还说，这次来访的外国记者都是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蠢货，对中国一无所知，只想写一些有害中国统一的轰动性报道，以增长他们在银行中的美元存款。谢还向王震透露这样一个“秘密”——记者团的外国记者中有三个是犹太人，犹太人贪财是臭名昭著的，而且他们无祖国，所以别指望他们会理解民族斗争。谢的劝告是：共产党在所有事情上都应该依靠他，让他来引导他们走出迷津。

但是，同谢所预期的相反，当天晚上王震就把谢的这个拙劣的阴谋告诉了我们。他气愤地说，如果由着他的性子来，他会当场就把这个姓谢的一枪撂倒。他直截了当地对谢说，他打国内的法西斯、打日本法西斯，已经打了15年，他决不会听信像谢这样的人所宣扬的法西斯思想。

第二件事是我们团里的一个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忽然大声嚷嚷，说他在经过的路上看到了种在地里的罂粟。王震听到后立刻提出：这个记者可以由陈家康（周恩来的秘书，他精通英文，这时正陪同记者团）陪同，立刻骑马回到他看见罂粟的地方去，采集一些标本回来。他需要花多长时间都可以，记者团仍继续前行，他可随后赶来。这个记者知道后果不妙，表示拒绝，但从此也就不再提种鸦片的话了。

两次挑衅都以失败告终。后来，虽然谢还制造了一些麻烦，但到底也没搞出什么名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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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达的第一座县城名叫“古林”（译音），一位农民出身的县长来迎接我们。他几年前还是文盲，现在也只能写简单的报告，但他对县里的情况了如指掌，我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他都回答得很详细，谈到农民们开垦了多少荒地、生活改善了多少，脸上就露出笑容。

他还很得意地向我们介绍了一位“劳动英雄”，他不但带头开荒，还帮助安置从邻近的河南省逃荒来的难民（边区需要劳动力，所以凡从外地来的移民都分给土地，以长期贷款的方式供应他们种子和农具，头三年免交公粮；当地农民帮助移民安置有功者受到政府的表扬）。这位年已六十而身体健壮的“劳动英雄”对我们讲述了他自己的生活如何得到了改善，还有他去年到延安参加“英模大会”的情形。在这个会上，他学到了关于安排活茬和组织劳力的一些新方法，看了一场电影，同毛泽东握了手，领到了奖品——一套新衣服和一双新皮鞋。他过去没有地，但后来分到了地（边区的某些地方在1935年前红军曾实行分田，但以后就停止实行这一政策）。他虽然到现在仍几乎一个大字不识，但并非不明世事。他问了我们许多问题，关于法西斯主义和欧洲、关于苏联境内的战争、关于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等等，他还询问国民党为何不通情理不让棉花、药品等进入边区。

那位农民出身的县长向这位农民劳动英雄逗趣说，你现在的地位高升了（劳动英雄有权出席县政府的会议，代表自己或村民提出建议，所以事实上成了县政府的成员）。老英雄也半开玩笑地回敬说，你这位县长干得也不赖，在上次大生产运动中，为了把所有的人都动员起来，带头给地里送了不少肥。他在这里已经住了那么长时间，对过去祖祖辈辈的事也都了解，谁听说过县长会干这样的活？

我们一路上看到农民们用的新农具感到惊讶——锄头和深耕用的犁铧都是用优质的铁做的，有的用钢。边区有几个小工厂专门生产这些农具，兵工厂也把生产农具作为副业。为了破坏日军的交通，八路军在华北拆毁铁道，把钢轨千里迢迢地运到边区。边区政府为了发展生产，不惜把这样来之不易的钢材用于制造农具。在边区，农民的生产工具和部队的武器一样都来自对敌人的武装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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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站我们到了延长，看到了油井和炼油厂。有三口井还在出油，另外正在挖掘一口新井，因为挖掘的深度不够，产量不高——工人们运气不好，把一套钻井设备丢失在一口废井里了。

我同工人们在井口、在他们的俱乐部里聊天，这座俱乐部是这一带最好的建筑物，屋顶装饰着一颗红星。工会主席是从新加坡回国的老海员，管理着矿上所有的柴油机。他在这里已工作多年。油矿原来归美国人所有的美孚石油公司，后来到了国民党手中，最后则为红军（八路军）所有。他说：“红军游击队到来之前，矿上有从南京来的工程师、从上海来的工人。他们知道我想学会使用柴油机，生怕我学会了把他们挤掉，所以他们拆卸时把我轰了出去。现在我已经学会了。我们工人之间现在完全不用担心本事被别人学了去，自己就会失业，你要是有本事，又肯干，你当全矿的经理都可以。”

他还告诉我们：“工人的工资用现金发放，但工资的数额是按小米多少斤来计算的。例如，工资如果是1担（100斤）小米，那么这个月就发给你‘边币’（边区的货币）2万元。如果下个月小米的市价涨了，你的工资就会多一些。这里说的市价是指自由市场的价格（这里的市场不受政府控制），所以工人的实际收入不会因市场价格的波动而受影响。”

这里的小炼油厂原来已残破不堪，边区政府把它恢复了起来。我们看到一些很巧妙的临时应急的措施。例如：他们需要有一根两英寸的管子，用于冷凝器，但没有这样大小的管子。于是，他们把一段十英寸的管子套在另一段12英寸的管子里，两者的空隙正好是两英寸。炼油厂的经理曾在一条英国海轮上当过钳工，工程师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上学，我们记者团里的毛里斯·武道曾在那所大学教过书，在这里遇到他的学生，感到十分惊喜。

这个厂生产煤油、合格的汽油（供应这一地区约二十多辆卡车使用）和优质的蜡烛（同战前英国壳牌石油公司的产品不相上下）。汽油和蜡烛，还有盐巴，是边区几项用来同外界贸易的主要产品，以换取边区所需的物资。国民党对延安地区是实行封锁的，如果有人把禁运的物资偷运进去，抓到了可能会送命，但由于利润很大，所以商人们还是不惜冒很大的风险（包括行贿的费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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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些时候，我在重庆曾听说过关于这个小油田的一些事情，讲中共怎样按照统一战线的方针用它的设备帮助国民党，但这些事情因为国民党的新闻检查而未能传播到国外。在延安，他们也没有对我们谈起这些事情。

我是在1942年听当时《时代》杂志记者西奥多·H. 怀特（白修德）说的，根据我当时所作的记录，事情是这样的：

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是国民党战时政府的经济部长。他曾告诉白修德，当1938年准备开采甘肃玉门油矿（当时国内最大的石油供应来源）时，西北唯一的一部钻探设备在延长，而延长在十年内战中为中国红军所占据。国共合作抗日开始后，翁便跑去找周恩来要这套钻探设备。周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我们当然愿意交给你们。我们一直把它保存着，以应国家的需要。”设备很快就移交了。

但当白修德把这条消息发给《时代》杂志时，却使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霍林顿·K. 董）——他也是对外国记者进行新闻检查的主要负责人——勃然大怒。他把白修德叫去，对他宣布：“这条消息不能发。你不知道共产党会利用它在海外做宣传吗？”

“这是（经济）部长告诉我的。”白向董说明。

“可能部长说了，但他无权向一个新闻记者泄露国家机密。如果他愿意为散布这一消息在蒋委员长面前表示承担全部责任，那也可以。”

说到这里，董抓起电话同翁通话。翁承认是他把这一消息告诉自修德的，接着突然问道：“我要知道他是怎样写的——他写了石油生产的数字吗？”

“是的，”董说，“当然有一些数字。”

“那么，”翁说，“你最好把这消息扣了。我们不能公开这些数字。”这样，他既保住了自己的面子，也化解了一个尴尬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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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区位于陕北经济落后的地区，工业还处于萌芽状态，但在有些方面正在力求发展。我记得记者团在参观一家合作社时，有人老向我们询问，在我们本国肥皂是怎样制造的，当我们抱歉地说不知道时，他们就向我们投来又轻视又似乎觉得我们可怜的眼光。像这种连怎么做肥皂都帮不了我们忙的人，算什么知识渊博的国际记者呢！在参观广播电台时，我们碰到的则是高深一些的技术问题了。他们向我们要使用过的香烟盒里的锡纸，说是可以用于制作电容器。

事实上，在边区，凡是力所能及的事都在做。边区政府有一个工业局，其中有一些水平相当高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他们来自国内其他地区，正在研究本地区的资源并着手加以开发，以满足当前和今后的需要。边区目前虽然没有飞机，但有一所飞行学校，有时可以看到这所学校的学生们在街上推动或旋转手上的木制小飞机模型。

因此，在此后不久给邱茉莉的一封信中，我兴奋地这样写道：这个边区不是一个英勇的人民被封锁的悲惨的地方，而是一个小规模的伟大的国家。它又是许许多多比它大很多的地区的后方基地，所以还不能说它的规模很小。这里进行着的活动恐怕比中国其他任何地区都更为丰富多彩，而且可以肯定，这里的人民也比其他地区真正积极得多。他们充分相信，他们代表中国，代表中国的未来。他们并不这样说，但从他们充满自信的语言和行动中，从他们的每一次微笑和表情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我已经实实在在地深信，延安是中国未来的缩影，在下一个十年里将证明这一点。

“自给自足”“自力更生”是这里的口号。毛泽东的烟瘾很大，他自种烟叶。总司令朱德爱吃蔬菜，他自己开了一块地，种植质优味美的番茄。我们记者团回重庆时，他把自种的番茄送了我们好几筐，不但使我们这些记者享受到这些好吃的鲜果，还使我们产生了关于边区的新的认识。

（沈苏儒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