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延安访问过的中共领导人中，最杰出的无疑是毛泽东——当时是这样，在历史上也是这样。

在延安，毛的个人作风是平易近人、十分简朴的。他常常会步行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不带警卫，同老百姓随意交谈。在集体照相时他总不站在正中的位置上，也没有人把他引导到这样的位置上（同我们中外记者团合影时就是如此）。他随便找个地方站着，有时在边上，有时在别人后边。在单独访问他时，他不设时间限制，有时会延续好几个小时，因为对他问完了所有问题之后，他喜欢“反客为主”，转过来对访问者提出一些问题，问问他们所了解的情况和所持的看法，以扩大或核对他自己的视野和知识。我们曾有几次和他共同进餐，同席的还有其他领导人，都没有什么礼仪或规模，大家散坐在两三张小方桌旁，谈话很方便，食物也极简单。我们即将离开延安时，他同一两位同事到我们所住的窑洞招待所来道别，并且送我们每人一张他签了名的相片。这是在延安石印的，神态很好，充满睿智。这张相片我一直珍藏着，1945—1951年在纽约时挂在我住所墙上，后来我回到北京仍挂在我住所墙上，直到现在。在上个世纪40年代，印度、英国和美国都曾举行过关于中国解放区的展览会并邀请我去作讲演，我总是把这张相片借给他们展出，使那里的人们可以“见到”毛主席。

在延安时，我们对于他那种“好整以暇”“举重若轻”的态度都有深刻的印象。他肩负重任，公务繁忙，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以他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十几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战斗不断，行政管理千头万绪。在同国民党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他是最主要的决策者——要抵挡国民党的进攻，又要避免发生内战，还要促使它更好地对日作战。在理论性著作中，在党内的争论中，他规划出未来的国内和国际政策。他同蒋介石在仪态上的反差真是再强烈不过了。在重庆，蒋介石总是在摆架子，显得不自然、神经质、紧张，说话哼哼哈哈。他坚持要“事必躬亲”——从训斥部下将领到接见每一个奉派出国的国民党官员（据说在接见时还让一个相士躲在幕后给这个官员相面，看他有无不妥或不忠的迹象）。毛则相反，他当时显然很善于把职责分散下去。抗日根据地分散在全国各地，地理上既相互隔绝，交通通讯又极端困难，由中央直接具体指导各种军事和政治措施是不可能的。中央的各项总方针是必须理解和遵守的，但每个根据地可以决定各自的行动，这样就使一致性和主动性达到了充满活力的结合。

下面是中外记者团1944年6月12日在延安会晤毛泽东时，他所发表的谈话（当时的英译文）：

我们有一个共同目的，就是打倒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及世界上所有的法西斯。为了这一共同目的，你们到这里来了。这里是中国的一个偏僻的角落，既荒凉，从历史上来讲又相对地落后。但在这里你们可以亲眼看到一种坚强的决心，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要肩并肩地共同打击日本。你们会亲眼看到我们在这里正在抵抗日本侵略。

欧洲第二战场刚刚开辟。这件大事预示着德国希特勒的灭亡，以及日本的最后失败。整个中国都欢迎这一发展，我们中国共产党也很欢迎。希特勒和日本垮台之后，世界将成乐土。在中国，随着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我们这里的工作会开展得更有成效。中国所有抗日力量应该团结得更紧，加强我们自身的力量，配合欧洲和太平洋战场的胜利，比以前更加努力工作以粉碎日本军国主义。

在这种形势下，你们新闻界应该关心中国内部的情况。在这里我要讲几句话，强调团结的必要，并说明我们的态度。

首先，我们支持蒋介石坚持国共合作，为了打败日本法西斯并创建一个独立、民主的中国这一共同的目标。这是我们坚持了许多年的方针，现在也仍然坚持。我们必须如此，因为这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中国的缺点，并且是很大的缺点，归根到底一句话，我们缺少民主。假如我们有了民主，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了，抗日就可以加强，在胜利以后，我们就可重建中国。假如我们现在实现了团结和民主，未来就有保障。中国需要保持全民族的团结，但是只有民主，团结才有保证。

我以上所述概括了我们对国内、国际形势的观点。

接着，毛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问题。

关于正在重庆进行的国共两党谈判，他说：“我们希望谈判有所进展并能解决实质性问题，然而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结果。”

对于“中国共产党是否认为第二战场开创了世界新局面？对这一新局面，共产党是否将发表一项声明？”这一问题，他回答说：“真正的转折是随着1942年11月苏联斯大林格勒反攻胜利而出现的。第二战场的开辟标志着一个新的阶段、新的机遇，但不是真正的转折点。我们的报纸已经阐明了我们的观点。”

（《解放日报》在此之前曾发表一篇社论，指出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确实标志着一个新阶段，如同苏联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一样。这两件大事都是所有反法西斯国家大合作的体现。在1942年11月苏联红军发动反攻前，反法西斯的国家遭受失败和退却，法西斯势力呈上升趋势。之后，形势迅速转变，盟军在北非、接着在太平洋上停止了后退，转为反攻。）

毛说：“斯大林格勒战役后红军开始反攻标志着全世界形势的转折。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是向法西斯反攻的一大新步骤，没有这一步骤，我们不能摧毁轴心国。因此我们可以讲，此举打开了一个大反攻的局面，对欧洲、太平洋以及中国的形势，都是至关重要的。”

今天，在事隔几十年之后，人们仍然会注意到：对于欧洲第二战场，他没有采取西方的看法，也没有采取苏联的看法，认为第二战场本身决定全世界的命运。他当时就把重点放在未来，放在各个国家反法西斯力量的主动性上。

用同样的思路，上引那篇社论（可能就是毛本人写的，至少是他审定的）推断，第二战场将加速欧洲战场的胜利，以后盟国的武器和人力将可能转到远东来。这样，第二战场将为中国创造一种较好的形势，但是中国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来利用这一形势。如果中国只靠外在的因素，那么它本身的问题仍然不能解决。

有一位中国记者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和其他政治团体有何希望以及自己将有何作为”的问题。毛回答说：

“我们一定要以民主配合抗击法西斯，只有这种配合才能产生力量。中国的军队也需要民主，如官兵之间、军民之间、各级指挥部门之间、各个部队之间。假如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的部队就可团结得如同英国、美国及其他民主的军队一样。我们在各个领域都需要民主，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文化方面、思想方面、出版和艺术创作方面。只有当文化和人民结合起来，它才能被广大群众所热情接受。

“在各个党派内部，在不同党派之间的关系上也必须要有民主。国际方面，必须有国家内部和各国之间的民主。我希望外国和我们的外国朋友对中国采取一个民主的态度。只有当我们有了民主，我们才能巩固我们内部的团结和国际间的团结，打赢这场战争并建立牢固的国际关系。

“只有建立在人民基础上的团结才可称之为民主团结，或日民主集中制。这一民主制度是坚不可摧的。简言之，这就是我们寄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我们的同胞和全世界朋友们包括法西斯国家人民的。

“战后的国际联盟①1 需要在民主基础上建立。

“总之，在一切方面我们都赞成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团结。”

后来我同毛泽东又有过一次单独的谈话。这次谈话不作报道，我也没有作记录。我向他转达了宋庆龄的问候。那时宋是保卫中国同盟主席，我是“保盟”的干部，所以我就“保盟”如何能够最有效地帮助解放区的问题（国民党对解放区实行封锁，禁止运入药品和其他救济物资）征求他的意见。他给了我一张所需物资的清单让我带回去。

毛主席在交谈中询问了国外的一些情况。他听说我为多家传媒撰稿，其中有一家通讯社是专向美国工会报纸发稿的，就问我美国的“劳工联合会”（简称“劳联”）和“产业工人联合会”（简称“产联”）哪一家的会员人数更多一些？那时这两个组织还是对立的，后来才合并。我比较倾向于发展很快的“产联”，因此就说“产联”多一些。他说不，还是“劳联”人数多。事实证明，他是对的。这件事说明，他虽然身居延安的窑洞，但对外部世界的情况还是相当了解的，而且他在同别人讨论任何问题之前一定是充分“备课”的。他还问到为什么美国共产党当时的领导人白劳德要解散美共，把它改组为一个“政治团体”，以便在美国两党制的架构中活动。我引用了报纸上发表过的白劳德自己的解释。毛问道：“那么，一个工人阶级的独立政党的原则性到哪里去了呢？！”虽然他没有说下去，但显然是不赞成。这是在法共等外国共产党批评白劳德的行动丧失原则的几个月之前。

① [译者注] 指未来的联合国组织。

※ ※ ※

现在我想简单地谈一下毛泽东是怎样展示和分析问题的。

有一个方面是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那就是他能够把十分复杂的战略思想用极简单又极深刻的话表达出来，即使没有文化的人也能理解他的话的意思和道理。这不是某种把事情简单化的手法而是一种才能——他的头脑非常清楚，又能简明形象地去说服别人。他一生的经历从当教员开始不是没有好处的。

举一个例子。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开进了许多中等城市。在以前的20年里，这些部队从来没有进过城，所以当1946年内战开始时要他们撤出这些城市，他们很难接受。但当时的形势又非撤出不可。毛泽东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就使他们很快信服了。他是这样说的：

你设想一下，你在等车到别处去。一个强盗来抢你的行李包裹。你是不是该拖住每件行李不放呢？最好别这样做。让他把能拿的都拿去，甚至于你还要他把所有的东西都背上，两只手也都拿着东西。等他摇摇晃晃想走，一拳打在他脑袋上，他和所有的东西就都让你拿下了。

这段话在实质上就是用来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取胜的战术。国民党军队要分兵把守新占领的城镇，兵力分散便难以运动。解放军灵活机动，没有包袱，可以到处破坏交通并在必要时集中兵力作战。最后解放军以最小的代价收复了失去的城镇，国民党守军则被俘或被歼。

毛用“抓跳蚤”打比方，说明在作战中灵活性和主动性的重要。他说，愚蠢的敌人用十个手指来按住十个跳蚤（比喻解放军的小股部队），然后我们的主力部队就可以一个一个地把敌人的“手指”砍掉。

至于军需供应，一支有效率的、机动的军队可以一点一点地从敌人那里得到。中国人民的军火库在美国和英国，蒋介石是运输大队长，替我们把军火运来。这是毛在过去红军时期说过的俏皮话。

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公式概括地说明了在农村人口占90％的旧中国所必须采取的方略。

在抗日战争初期，毛就预见到将有三个战略阶段。第一个阶段，有着优势装备的敌军前进，中国军队撤退或转向两翼。第二个阶段，双方主力相持不下，中国的游击队渗入敌后。第三个阶段，中国军队能转而进行反攻。

在政治上，同军事相配合，使敌人和投降派在国内和国际上越来越陷于孤立，不断地动员群众抗击侵略者，最后，在盟国数量日益增多的情况下，使中国的兵力增强到能反攻取胜的水平。

这些理念使战士们心中有了明确的方向，其力量抵得过许多师团——在撤退时防止产生悲观情绪，在相持时不会使思想停滞——并且指明了胜利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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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中旬我在延安访问了中共领导的部队的总司令朱德。下面是我当时的记录：

朱德将军本人是一位身材结实、步履稳健、年纪58岁的和蔼可亲的人。他有一头浓密的黑发，宽宽的脸庞，一双大大的安详的棕色眼睛，加上他富于理解的质朴，不同程度地使见到过他的美国人想起亚伯拉罕·林肯的主要特征。从外表看不出来他是一位勇猛无比的军事将领，一位世界知名的、经历过许多次最严峻最残酷的军事行动的战略指挥家。看上去他更像是任何人的父辈，在辛辛苦苦干了一整天的活儿以后，心满意足地回到家里，解开衣扣，放松地靠在一边坐着，笑眯眯地和你交谈。这种谈话充满了他丰富的朴素的智慧，这是他从自己长年对各种事物的深刻了解中所得出的。所有这些特点都很适当地集中在他的身上。

下面是我问朱德将军的问题和他的答复。

一、你对当前中国的军事形势及其发展有何看法？

中国和日本的战事已持续了七年，我们仍然致力于挫败正在进攻的敌人。虽然目前是反攻的大好时机，但我们的力量还不够充分。谈到敌人和我方的形势，我们发现日方在政治上正陷于孤立并处于一种日益增加的、不利于他们的全局形势之中，而它还在极力巩固其占领的大片领土，期盼着某种新的国际形势的转变。这种巩固表现在军事方面，就是日本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切断中国同盟国的军事联系，并把威胁日本的盟国空军基地往后推。经济方面，它打算利用我方的资源支持它在中国的战争。在游击战争开展得不好的地区，它取得了成功。相反，在我们建立了游击根据地的地方，它遭到了失败，我们经常破坏它的交通和生产，对其贸易实行封锁，切断它的人力、物力供应。总体来看，日本人取得了一些胜利，譬如在长江流域，他们可以为其部队取得给养。他们也可以从山西阳泉的大兵工厂得到一部分武器供应，这个兵工厂原来在太原，后来他们把厂址搬到了距离钢铁和煤炭资源较近的阳泉。

敌人在打通北平至广州的铁路线，企图进一步渗透，因而他们就会离开大平原而转向山区进攻，那样，他们的军事力量就不得不分散，交通也会困难起来。假如我们能动员更多的人力和资源——这是必要的——我们就可以粉碎这种渗透。说到中国，它的国际环境比之日本强百倍，但由于当前国民党政府实行的政策是在试图打击日本的同时，也打击共产党和人民的民主要求，中国人民不能适当地动员起来，国家的潜在力量也就无从发挥。经济方面，我们人民的生产和金融资源也不能充分用于建立一种战时经济，而只能是为极少数人的利益服务。在交通方面，中国还没有抓住时机，利用我们伟大的人力资源对落后的技术予以补救。结果，我们不仅不能前进，在正规战场上，部队还继续遭到失败，这主要归咎于政治和经济原因。

但是我们在敌后有另一条战线。在这里，八路军和新四军十分充分地发挥了群众的力量，人民动员起来了，部队组织起来了，抗日民主根据地也建立起来了。经过七年的艰苦斗争，我们在敌后建立起一条新的战线，一支抗日的新军。正是因为敌人经常被迫分散兵力以对付我们，正规前线多年来才得以稳固。譬如洛阳，如果没有八路军在黄河北岸，就不会这么长时间仍留在中国人手里。因为在正规的前线没有采取相同的政策，也因为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游击部队在敌后没有得到有力支持（就他们的战绩和国家整体利益而言，他们是应该得到这样的支持的），因此，中国直到现在都没能阻止日本向前推进。

关于改善形势的可能性，可以讲，目前唯一可行的战略仍是利用机动和游击战术继续对敌人进行全面的消耗战。

今天敌人的薄弱环节就是在占领了大片领土之后，力量过于分散，这就给了我们机会机动地、逐个地打击其较小而孤立的据点，因此大大地将其削弱。在今天的条件下，这是中国唯一合适的战略。

我们希望中国的形势在未来能有所改善。只有当政治、经济和军事政策有所改变时，正规前线的形势才有可能改观。只有取消了半封建、半法西斯的独裁统治，建立起民主政治，才有可能把人民武装起来，大规模地开展游击战。在军队内部，应停止灌输反共思想，使所有部队都树立起一个目标，即共同打败敌人。部队里的特务制度也须取消。具备了以上条件，加上把盟国提供的武器装备分发给正规战线上的部队以及敌后战线上的我们的部队，我们就能巩固我们的地位，并且使两条战线上的部队能够同时发动反攻。

二、你认为什么是最好的同盟国战略？同盟国对中国帮助的最佳形式是什么？

同盟国的战略有两个方面：从海上到陆地和大陆进军打击日军。这符合尼米兹计划①1，其理由是，大陆战争必须依靠由同盟国提供援助的中国的军事力量以及发展了的人民的力量。取得这一成果所需步骤之一是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给以快速和相当数量的援助，使其在盟军最后反攻中得以配合作战。没有这些基础，在中国打败日本几无可能。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负责正规战线的当局在军事、经济、政治方面的改革也是绝对需要的。

三、你是否承认在缅甸的中央政府军得到同美军一样的给养装备时，打仗也极为出色？

当然。但是这些部队之所以能吃得好、穿得好，是因为他们离开了不能给他们吃好穿好的那个军事和经济架构。同时也是因为他们离开了使他们保存力量同时打击日本、共产党人和人民民主愿望的那种政治架构，他们面对的只有一个敌人日本。假如他们再次回到旧架构下，我以为他们的战斗力就会降低。不可忽视一些表面事实的内在含义。

① [译者注] 尼米兹指彻斯特·威廉姆·尼米兹（1885—1966），美国海军上将。“尼米兹计划”指“珍珠港事件”后，他担任太平洋舰队指挥兼太平洋地区司令官期间，在太平洋诸岛对日战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系列计划。

四、八路军、新四军如何同盟军合作？

就目前来讲，合作只能是非直接的。当日军在东南亚和盟军作战时，我们可在华中和华北加强对他们袭扰。再就是在我们根据地

建飞机场，更好地营救盟军飞行员，提供有关敌人的情报，在我军控制下的河北、山东、江苏、广东沿海地区供应盟军潜艇的军需给养。然后可以从非直接合作发展为直接配合。假如盟军在中国沿海我们控制的地区登陆或从大陆南部向北进攻成为事实时，我们就可以直接以军事行动予以支持。

五、八路军和新四军需要盟军给予何种支援？

武器弹药、无线电设备、医药及技术人员。我们欢迎盟军的技术顾问。空军合作，目前可限于运送一些我们所需要的物资（从另外的交谈中，我得悉，最急切需要的武器中有轻型的、可携带的小炮，用来摧毁铁路沿线敌人的碉堡，为此，火箭筒很可能用得上）。战术上的合作可以在将来进行。①1

① [译者注] 本节译文曾参考作者所著《突破封锁访延安》一书的中文版，张扬、张水澄、沈苏儒译，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

周恩来的作风始终是实事求是、生动活泼的。他对我们记者详详细细、实实在在地作了一次关于国共关系的回顾，从抗日战争前夕直到目前，他都亲身参与过。我们采访他的日期是1944年10月13日——我们刚从敌后游击区（请参阅下一章《在敌后》）回到延安不久，即将返回重庆。在这次采访后不到一星期，突然发生了史迪威将军（时任蒋介石的参谋长、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被免职的不明智之举，这是蒋对罗斯福总统提出的要求，罗斯福不幸同意了。他的这一同意对中国未来的命运是决定性的，因为从此以后，中国国共两党战后合作的可能性就为重新爆发内战所取代。他的这一同意对美国未来的命运也是决定性的：在对华外交政策方面，支持中国实现战后和平的趋势发生了逆转，转而支持和供应蒋介石打内战；在总的国策方面，这是美国同未来的新中国断绝关系长达22年的前奏，美国为了围堵和扼杀新中国，在外部不惜发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在内部，从“谁丢掉了中国”的歇斯底里狂叫发展到麦卡锡主义的瘟疫。他的这一同意甚至对全世界的命运也起了决定性作用，因为这是长达数十年的“冷战”的源头之一。①1

周恩来从中日战争发生前夕1936年的“西安事变”谈起。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对于继续进行已历十年的反共内战感到不满，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迫他转向国内和平、团结抗日。当时周恩来是延安派出的代表，从中调停斡旋。蒋勉强同意后获得释放，恢复了作为国家和军队首脑的地位。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武装侵略，中国奋起抗战，由于人民的要求，国共两党保证合作。

1940年，国民党违反合作抗日的行动变本加厉，共产党政治家林祖涵（伯渠）携带了关于加强相互团结的二十点建议，从延安到达重庆。但国民党谈判代表不愿意把这一建议呈送给蒋介石，因此改为十二点书面建议，其余部分用口头表述。

① 请参阅美国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所著《史迪威以及美国在中国的经历1911—1945》（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1945. New York: MacMillan, 1971）。

1944年8月，周恩来发表了回顾“谈判过程”的谈话。

国共谈判的恢复是在新形势下促成的。1944年4月以后，中国中部的国民党战线沉寂已久，此时因日军重新发动进攻而迅速瓦解。但在北方，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却收复了越来越多曾被敌人占领的农村地区，从而显示出它的能力。只有在缅甸边境，在史迪威将军主持下在印度重新训练和补给的国民党部队表现得比较出色。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形势，加上国内和国际的压力，重庆的政局就有些松动的样子。表现之一是国民党勉强准许我们这个记者团去访问延安，稍后又有美军观察组（“迪克西使团”）因史迪威的力主和华盛顿急于战胜日本的要求而被派往延安。另外一个表现是在“国民参政会”中关于国内局势的讨论，以前所未有的深度重新展开。“国民参政会”是在国民党政府战时首都成立的机构，参政员中有少数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和若干中间派政治团体的人物。

但是，由于国民党设置了无数陷阱，讨论受到很多阻碍，最后事实上趋于停顿。

周恩来在会见我们记者时对国民党宣传部长梁寒操7月26日的声明逐条加以驳斥。梁的声明故意给人一种错误的印象，似乎国共谈判进行得很顺利，两党关系已有改善。

周恩来说，现在正在谈判以往没有讨论的问题，就这点来说是对的，但是他的意见和梁所说的“种种问题大体上都解决了”的那种意见截然相反：“我可以完全负责地说，没有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不管多么小的问题，关于重建我们在延安与重庆之间的无线电联系、自由使用邮递、释放被捕人员、停止对共产党造谣污蔑等问题，都没有解决，关于取消封锁和停止进攻八路军和新四军这些重大的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连说这件事简直都是多余的了。”

梁说“政府与共产党的观点没有严重的分歧”，这种讲法被周指责为“蓄意迷惑此地和国外的人民。事实上，两党在原则上表现出巨大的分歧”。周说，自西安事变以来，共产党一直认为，只有民主才能加强抗战，只有民主才能提供公正、正确解决国共和其他政治问题的基础。这不仅是共产党的看法，也是99％的中国人民的看法。“然而，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统治当局的看法则不同。从开始到最后，他们一直不愿意立即实行民主，坚持国民党的一党统治，再加上限制、削弱和消灭别人的政策（狂妄自大地而且蛊惑人心地坚持别人必须服从和支持团结，而不允许问一问所说的那种团结是否有利于抗战），这就是两党至今仍然谈不拢的真正原因。”梁说共产党保证要合作而行动却相反，周反驳了梁的这种说法，宣布共产党一直遵守1937年的诺言，而国民党一直没有实行民主动员的政策和真正实现三民主义，而这正是共产党作出保证的必要条件。

他接着详细地叙述了两党谈判的真实情况，这一谈判无论在军事、政治或财政方面，任何一个重要问题都没有达成协议。

最后，周恩来评论说，尽管梁说两党分歧正在解决过程之中，并且一再重申，中国确实应当避免内战，可是现实情况却与此不同，事实表明，上月对边区发生过多次袭击，即阎锡山的六十一军与日军和国民党军达成一致协议，进攻陕西的八路军，李品仙领导的军队攻击湖北的新四军部队，而这支部队营救过美国飞行员，当时还在进攻日军以牵制日军在正规前线的作战。罗茂宣（译音）率领的国民党军攻击了在广东东江地区作战的游击队。“这些事件表明，军事冲突仍在继续，内战危险尚未过去。”

他指出：总而言之，为了赢得抗日的最后胜利，国民党和共产党必须团结起来，两党之间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为此，需要统治当局和国民党立即放弃一党独裁政策和那种削弱和消灭持不同政见者的政策，必须立即将民主付诸实施，两党关系必须通过民主程序达到公平合理的解决。“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成功，而这是共产党所衷心希望的”。①

① [译者注] 本段译文曾参考前引《突破封锁访延安》一书。

我是在周恩来的窑洞里采访他的。这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和几个堆满了书报的书架。一个小小的发报机正开始发送第一批新华社新闻电讯。他不但关心报道的内容，当我问他所需的无线电器材如何取得时，他告诉我是他装在自己的手提箱里从重庆带来的。当时国民党当局对八路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连医药都不准供应，所以他总是利用经常来往于重庆与延安之间的便利，把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我长期为它工作）所募集到的药品和医疗设备带到延安，因为他的座车和行李是不准检查的。有时他甚至于把许多体积虽小但十分宝贵的物件——如牙科的钻头和外科手术用线——放在自己衣服口袋里带回去。

※ ※ ※

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是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开始之后，1938年在临时首都武汉。我作为一个外国记者（当时是为美国合众社工作），经常到他领导的八路军办事处去访问，有时直接去拜访他。尽管我当时年轻、不成熟——我还没有满23岁——但他总是耐心而又热情地向我介绍情况。他说话有力、清晰、非常严肃而态度却又非常活泼——没有书生气、从不敷衍了事或使人感到枯燥乏味，这给我很深的印象。他多次派助手来告诉我各种事件和动向，使我对形势不断有新的了解。有一次，他介绍我去采访叶挺将军（即将出任正在组建的新四军军长）。关于这次访问的报道后来在国外被广泛采用，成为研究新四军军史的一个重要资料。

后来在重庆，我作为一个外国记者，所获得的最可靠的消息都来自周恩来的办公室，有的是直接取得的，有的是通过龚澎或他的办公室的其他工作人员，他们同外国记者保持着经常接触。

关于周恩来在重庆时的情况，我有一些个人的记忆，写下来与读者分享。

一是他的忘我工作。有一次他同外国记者交谈时，我发现他看上去非常疲惫，就建议他休息。他的回应是对我狠狠地瞪了一眼，他对我的态度向来是十分亲切友好的，这是唯一的一次例外。

二是他作为领导的超凡魅力。在青年和老年知识分子的聚会中，他有时事先没有通报来到了会场，就会不动声色地站在门口，不惊动大家。但大家一旦发现了他，他马上就会成为一场生动活泼、富有意义的交谈的主角。

三是他的统一战线意识，即使是在最边缘的场合也不忽视。有一次，我们外国记者同董显光（时任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又为新闻检查问题吵得不可开交。在一个公开的招待会上，他趁同我握手的机会，低声对我说，不要对董过分为难。他这样说是为了对董和他的更反动的上级区别对待，还是只想提醒我不要表现得过左，我不知道——不论是为什么，他的话含义是很深刻的。

此外，看到周恩来同中共代表团中其他同志相处时那“亲如一家”的气氛，也是很有教育意义和令人难忘的。不论是高级干部还是一般工作人员（厨师、警卫、通讯员等），他都平等相待。像他这样从不吝惜自己的人，不管多忙，总是挤出时间来关心下属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从婴幼保育到文娱晚会。我和另外一些外国友人参加过一次这样的文娱晚会，他担任指挥，还同大家合唱一些延安的歌曲——他有很好的乐感，还是个不错的男高音。

但是，在工作中，他对自己、对别人都是严格要求的，直到每一个具体细节。

他的整个人格就是一首诗。一个有修养、有原则、有责任心、有内在力量的人。后来，他成为了新中国的“敬爱的总理”。其实，早在他成为总理之前，他就为人们所敬爱了。

（沈苏儒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