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访问延安和其他中共领导地区期间，最对我有启发的经历之一就是在敌后的一次旅程。下面是我在1944年10月9日从延安发给《纽约时报》的关于这次旅程的一篇通讯：

我和记者团另外两位外国记者刚刚完成了一次对中共领导的晋西北地区的访问，历时七周，行程千余英里，其中有17天是在八路军的敌后战场，有时骑马，有时步行，走了300英里。我们这次旅行是六年来第一次有外国记者去访问在敌人后方的中国“第二战场”。

在这次短暂但见闻丰富的旅程中，我们目睹了八路军两次对敌人的成功袭击，有一次距攻击目标——日军据点为三英里，另一次只有500码。还有两次在摧毁敌人碉堡的战斗进行时，我们都在近处。我们自己有两次被敌军追踪，一次相距一英里；另一次十英里。有两个晚上，我们宿营的村子都在敌人封锁线碉堡的步枪射程之内，但这些村子的居民对敌人实行反封锁，在敌人碉堡四周埋了数以百计的土制地雷，设了陷阱和狙击手的掩体，所以除非有外面来的强大增援部队把道路扫清，否则碉堡里的敌人不敢出来。我们看到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蒋介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画像竖立在距敌人仅一小时步行行程的地方，还有诸如“粉碎日本法西斯，拥护四强宣言！”这样的大幅标语，敌人从碉堡的瞭望孔里往外张望时一眼就能看到。我们通过这次战地访问，对于共产党的军队和当地居民在华北和华中各地对侵略者所进行的人民战争的性质、深度和各种形式，都获得了具体的了解。

一位国民党宣传部代表和美国陆军军医梅尔文·卡斯伯格少校全程陪同我们，他们也目睹了这一切。

要在报纸上有限的篇幅里把我们在敌后那些日日夜夜的丰富经历都报道出来，最好的办法也许是按时间顺序来加以叙述。

我们在9月8日穿越日军控制的离石至岚县汽车道。这条路沿线每隔三英里就有一座日军碉堡。奉命护送我们过路的八路军四个连决定，派敢死队去割断马坊镇碉堡外封锁沟上吊桥的拉索，使吊桥落下，然后向碉堡发起攻击。经过两小时战斗，碉堡里穿着日军制服的50名残存伪军缴械投降。俘虏中有一个上尉，他也指挥附近另一个碉堡开府（译音）的守备队。八路军就把他带上，让他告诉那边的伪军，马坊已经丢了，他们是守不住的，还是悄悄地出来为好——那些伪军照他的话办了。

我们前进路上的两座碉堡在24小时内先后被拔除，所以我们可以在大白天越过封锁线，并且到一个碉堡里去观察和照相。这座碉堡的建筑十分坚固，外面围绕着带刺铁丝网和一条30英尺宽、40英尺深的封锁沟，沟上设有吊桥，沟外又有一道带刺铁丝网、三道壕沟以及地下掩蔽部。

马坊镇上有很多共产党干部在秘密活动，他们穿着农民的服装，带着手枪，迅速地把这里的居民——他们已有三年多不属抗日政权管辖——组织起来。因这里的居民害怕日军报复，不敢把碉堡拆毁，甚至不敢拆几根椽子去当柴烧，所以农会动员其他村子的农民来做这件工作。当我们又骑马上路时，看见至少有1000名老老少少的农民迎面走来，他们扛着铁镐锄头，兴奋地又说又笑，仿佛去赶庙会。

当我们在17天之后（其间日军曾来过一次）重新经过马坊时，碉堡、围墙、带刺铁丝网、封锁沟、壕沟和地下掩蔽部都已完全消失，在镇子后面的小山上（碉堡原来在这里）只剩下一片黄土。这便利了八路军一个旅的活动。这个旅负责这一带的警卫，它是由在冀中平原战斗过多年的一部分老战士、山西“新军”的一些部队以及几支游击队编成的，总数有几千人，在日军占领的太原、汾阳等大城市郊区作战。

第二天我们到达晋绥边区一个军分区司令部的所在地，这里距四周日军据点不超过30英里。民兵同游击队不同，他们不脱离生产，农闲时练兵，有敌情时就在本地作战，他们的土地由变工队代耕代收。这个军分区的民兵有一万两千人（我们看到从四个村子就集合起600名民兵），正规军和游击队约8000人，共计有武装人员两万人，全分区人口是400万，这个比例同我们以前曾经过的两个军分区差不多。所有武装人员中2/3的武器是从敌人那里缴获的。共产党曾宣称在他们领导下的正规军有47万人、民兵250万人，从我们所得到的军分区的材料来看，这些数字是确实的。敌军在这一地区的兵力有：日军5500人、伪军3820人，此外在太原还有一支强大的守备部队，分布在110个据点里（这些据点类似于我们视察过的马坊）。我们在晋西北停留的一个月内，单是在这个军分区就摧毁了敌人的据点二十余处。

在军分区司令部，我们看到了六个日本战俘。他们是在8月28日八路军的一次出色的突然袭击中被俘的。当时他们正在碉堡墙外无所顾忌地享受田园风光的户外早餐，枪也不带，一下子就被突然出现的八路军猛扑上去抓住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日本兵除一个外都是当年6月才入伍的，有的是应征的小青年，有的年龄稍大是过去因身体条件不合格而没有被接受的。这些日俘以及自动投奔八路军的十个朝鲜人都告诉我们，日军士兵都知道八路军不杀俘虏，尽管日本军官对他们灌输相反的宣传。他们还看到过“日本人民解放同盟”的宣传品，不但在前线，在北平这样警卫森严的大地方也有。

在司令部，我们又看到了一百多名伪军俘虏，是在过去两周内被俘获的；还有一支四十多人的伪军小分队，是自动投奔过来的。他们被允许保留自己的武器，经过训练后将编入他们原来在日军指挥下驻扎地区的游击队。同时，随着日本驻军人数的减少，敌人正把这一地区越来越多的据点交给伪军防守，而伪军又在迅速瓦解——八路军对伪军的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我们亲眼看到，当马坊被俘伪军说他们不敢投降是怕日军对他们住在镇上的家属实行报复时，八路军马上动员村民赶上驴车，装载他们的妻子儿女连同家用什物，随着这批俘虏，运送到较为安全的地方去。

离开军分区司令部，我们快速地走过几个村子，这里有医疗单位，还有供医生和伤病员居住的山洞，另一个村子里有军工厂，每月能生产一万枚手榴弹和地雷。最后我们到达一处山脚下。这条山脉俯视三英里外的汾阳市——日军在山西所占领的战略要地之一。我们目睹八路军正规军和游击队连续三个晚上攻击这个城市的郊区，烧毁了火车站、机场、房屋、电站和一家火柴厂，拿下了城门外一英里半处的一座碉堡，击毙十名日伪军，俘获两名日军和几名伪军以及在这里藏身的伪镇公所全体人员，缴获两挺机枪、70支步枪以及许多日本樱花牌香烟、饼干、糕点、罐头等。在这次进攻中，我方以急行军从几个方向调集了一支优势兵力，包围了这座城市。作战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促使守备的敌军出城应战，但虽经三天三夜的不断攻击，守敌始终龟缩不出。

记者团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先后到几个村子里去进行观察，几乎每过几小时就换一个村子，但都能清楚地看到汾阳城。在每个村子里，我们都发现八路军建立的政府在开展工作，人民在欢庆胜利，当地干部向我们保证说，所有敌谍老早就被村民清除掉了，现在敌人特务只敢跟着日军的突击队行动。这样，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在这里享有无可争议的权威）已延伸到紧靠汾阳城墙的地方（我们有一次在距日本炮楼仅一英里的地方宿营）。即使在有日军炮楼的村子里也往往存在着双重政权——一个是公开的伪政权，另一个是爱国政权，老百姓都知道，只是瞒着日本人。（伪政权的村长常常是村民要求他担任的，他利用职务之便，为八路军办事。）在这样的地方，我们利用缴获的日本军的信封信纸，集体写了一封信给日本昭和天皇，写明由汾阳日军司令官转呈，用我们所目睹的事实说明日军在这一地区所处的困境。当地游击队答应把这封信投入镇上敌军邮箱。

经过这三天的远征后，我们和集中起来的八路军部队都迅速分散。当骑兵侦察兵和秘密的电话联络站（有的使用缴获的电线，有的甚至使用带刺铁丝网上的铁丝做电话线，隐藏在灌木丛中或埋入地下）发出消息说，敌人大部队出动时，我们就避开他们，不是在敌人面前逃走，而是转向其他已被我军包围的敌人据点。

三天以后，我们在汾阳以北几英里、位于汾河上的娄烦镇活动。这里有两个日军据点被我方包围，经过“日本人民解放同盟”成员在夜间用扬声器喊话，据点里的300名日军和约百名伪军开始动摇，但不愿投诚。八路军决定挖地道通到这些据点的炮楼下面，进行爆炸。我们在部队掩护下到达距敌人炮楼仅300码的地方。敌人发现我方在挖地道，就用步枪、机枪、迫击炮和65毫米野战炮开火射击，我们都趴在地上。敌人的夜间射击盲目性很大，我方几无伤亡，但因此使我方挖地道的工作未能在天明之前完成。我们在离去时没能看到作战的最后结果，但第二天晚上我们在另一个村子里宿营时听到了猛烈的爆炸声，说明作战已获胜利。其后不久传来消息，敌人的娄烦据点已被摧毁，守敌除个别被俘外全部被歼。

在所有这些攻击中（歼灭日伪军百余人，缴获很多），我方牺牲12人，伤约30人，其中有群众团体成员，他们是往火线上送担架、云梯和弹药的。双方伤员都被人冒着炮火抢救下来，并在作战结束后同部队一起迅速撤退，逐村轮流由担架队护送到后方去。日俘受到人道待遇，并有一位美国医生给他们打止痛针，这使他们感到很惊异。看到他们这样的表情实在很有趣。

八路军为什么能够用这种方式作战？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同人民保持密切联系。民兵、游击队和正规军在所有战斗中都密切配合，有时以民兵为主，有时以游击队或正规军为主。村政府、群众团体和民兵经常不断地提供消息，使我们确切地了解所处境况。

游击队和民兵指挥员们一再向我们显示，他们对每个据点里的敌军情况了如指掌，不但知道他们的人数、动向和行动规律，并且说得出他们的姓名、家庭情况和内部关系。这些都是为敌人服役的仆人、挑水夫和小贩们所提供的。（我们曾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游击队听说一个伪军的妻子获准去同丈夫团聚，就让她说服丈夫在夜间放下吊桥，然后游击队偷偷地进入炮楼子，用刀捅死哨兵，从窗户里扔进手榴弹把其他在睡梦中的敌兵全部消灭。）

在另一方面，敌人的信息则非常不灵。我们外国记者团是多年来第一次到这些地方来的外国人，但我们能公开行动，同老百姓谈话，甚至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几英里外的日本人却一点也不知道。军队和人民之间建立起充分的互信。司令员们到村子里，有时会向群众交代当前的主要任务，而在每次战斗之后则一定要向全体居民详细报告战绩，向那些协助作战的人致谢，并把缴获的一些武器发给民兵，其他一些物资发给群众团体。

除此之外，还有这样的事实，即：八路军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而且每一个八路军的单位都有责任训练人民自卫技能并在敌军入侵时掩护妇女儿童撤往山里或秘密地道。这就不难明白，为什么这些地区的人民深信：抵抗（而不是投降）不但是一项广泛的爱国义务，并且也是为他们自己的社会集体所作的最好选择。

八路军目前作战的性质，我们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也能体会到。尽管他们在武器装备上不能对付敌军大部队的集中攻击，八路军和它的辅助军事组织却总是采取攻势，使敌人中计，打击敌人的弱点。这样不仅使敌人蒙受损失，煞敌人的威风，并缩小敌人的军事—政治—经济控制区，扩大八路军管辖的地区和人口，而且有利于防止敌人对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军队和人民进行报复。因为各地的日本人都不得不经常处于防御地位，不可能就地集中优势兵力，而必须要等待北京、太原和石家庄等地的高级司令部从他处调集兵力，这样一来不但会削弱其他也有八路军活动的地区的防守兵力或减少总后备队，并且需要调用大量铁路车辆、卡车和汽油，因此报复就必须是一个由更高层次作出的战略决策。

由于目前地雷战和“麻雀战”的发展（我们看到在煎锅旁边、在旧橱柜里所设的手榴弹和地雷引线），小股日军根本不敢离开据点。这是目前阶段华北和华中人民战争的战术。八路军告诉我们，他们也在为下一阶段——大反攻——作准备，那时有更多的日军将被盟军所牵制，八路军有了更多的供应（一门好的野战炮只要一两个小时就可以轰毁一个敌军据点，现在却要花费几周、甚至几月的精心策划、缜密行动和抓住机会才能做到），就可以从北面和西面出动，迎接来自东面和南面的盟军。①1

① [译者注] 本章译文据前引之《突破封锁访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