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于1945年春天到达英国，那时欧洲战场的战事已经接近尾声，但纳粹仍在继续向伦敦发射V-2导弹（当时通称火箭）。
这是我第一次跟西方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打交道，过去我所见到和来往的西方人，都是以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里一个特权统治阶层的面貌出现的。
在我以前的想象中，不列颠王国的首都一定是壮丽辉煌，但到了伦敦，却似乎什么也没有看到。因为全副精力关注着战争和忙于介绍中国，我根本就不是一个“观光客”，没有时间和兴致去参观游览伦敦塔、伦敦桥、温莎宫、汉普顿广场、威斯敏斯特议会大厦、圣保罗大教堂、画廊、博物馆……
火车从海港向伦敦行进，我们向窗外望去，只见铁路两旁几乎都是像后院一样乱七八糟的灰色建筑。进城一看，我们发现这座大城市呈现出一片肮脏的土灰色，长期没有洗刷的建筑物上，布满着一道道烟痕，既不见大理石的洁白，也看不出它们本来的颜色，跟我想象中的大都会迥然不同。在严酷的战争条件下人民的坚毅勇敢，是伦敦的真正伟大之处，但这一点还有待我去慢慢感受。
邱茉莉的母亲专程到伦敦来接我们，她把我们带到帝国饭店，订了
一个房间。帝国饭店位于大英博物馆和伦敦大学附近的勒塞尔广场。由于战争，它跟别的建筑物一样，显得陈旧不堪。许多被炸弹炸掉玻璃的窗子上用木板挡着。在登记处，值班人员要我们出示邱茉莉和我的结婚证件，她那位戴着帽子和手套的母亲把脑袋高高一扬，大声说道：“这是我的女儿！”这一声吼把问题解决了。
我们的房间在高层。我们一直睡到远处一声很强烈的爆炸把我们从梦中震醒。一枚V-2火箭击中了史密斯菲尔德商场，就造成的伤亡而论，这是战争后期最严重的空袭之一。
我们在伦敦用第一顿早餐。一名邋里邋遢的年轻女招待胡乱做了两个硬得像皮革似的煎蛋卷，往桌上一扔，拉长声调说：“鸡蛋粉做的，真要不得！”我喜欢她的粗鲁率直。东西本来就是这样，人们将就着，不美化它们，该做什么照常做什么。这就是熬过并赢得一场长期战争的坚实基础。
不久以后，我听到了一个关于“脱水货”的战时笑话：在诺曼底，英国士兵正冒着敌人的炮火艰难地涉水登陆。附近停泊着一艘登陆舰，一群群干瘪得像用硬纸板剪出来的小个子正从船上下来。“我的天！那是什么？”一个士兵问。“脱了水的美国佬，”他的战友回答，“连尿都挤干了的美国佬！”不是英国人不需要美国盟友的帮助，是美国人的高工资、高供给、未经战争销蚀的充沛精力，以及他们向英国姑娘和女人献殷勤的真真假假的传说，使英国人产生了反感。英国人抱怨说：“（美国人）工资太高，性欲太旺，离我们又太近！”的确，英国人工资较低，又有被外国占领的感觉，他们在自己土地上流露出来的这种心态，跟他们殖民地的“土著人”对他们的情绪是类似的。
我对本土英国人的评价，很快就高于对他们在东方的同胞，因为在东方的英国人常常摆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架势。英国国内战时的平等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政府经营的“英国餐馆”，以最低廉的价格向所有人供应普通的但是有益于健康的食品。午餐每份仅需一先令六便士（相当于现在的7.5便士或10美分），当然那时的货币比现在值钱。“经济实用”的衣服和鞋子也很便宜，外观很一般，但非常结实耐穿，几乎穿不破，几十年后，我还能穿它。
战时的某些朴素和平等的做法，自然会在将来消失。英国毕竟是一个阶级社会，尽管战时有同舟共济的感情，但战前那种古板僵化的传统作风，已经被大大动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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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伦敦前往邱茉莉的家乡约克郡北部。她的弟弟理查德经营着全家最后的一片耕地（是从他的银行家哥哥弗朗西斯那里租来的）。我们是坐火车去的。因汽油管制，私人汽车几近绝迹，因此我没能观赏沿途英国乡村的美丽景色。不管怎么说，乡村不如战前和战后那样苍翠繁荣（为确保战时粮食供给，大片草原开发成了农田）。
弟弟理查德是大学农科毕业的，既从事体力劳动，又进行科学化种田。在国难当头的岁月里，他以极为严肃、认真的态度肩负起为国家增产粮食的任务。他总是天一亮就起床，穿上靴子下地，中午踏着因疲劳而显得沉重的脚步回来吃午饭，先喝一杯“雪利”酒为自己鼓鼓气，随后便狼吞虎咽地大吃起来，吃完饭拿起报纸坐进一张扶手椅里，不一会儿便打起盹来。常常是我对大事小事高谈阔论，却没有引起他的任何反应，原来他睡着了。个把小时后，他醒来，站起身，又踏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地里或牛栏里继续干活，直到夕阳西下。
在东方，我从没见过英国人干体力活儿。在英国，我发现他们都干活，而且比我干过的活更重。有一次，理查德太太雷切尔和邱茉莉正在准备开饭，我往椅子里一坐，理查德四岁的女儿达夫妮突然尖声叫道：“艾培姑父就会坐着、坐着、坐着、坐着。”这使我恍然大悟。在中国，我们在外国人堆里是穷人，但至少也雇一名佣人（富有一点的外国
人都有好几个佣人），为我们操持大量的家务，所以我才能老是“坐着”。银行家兄长弗朗西斯当时是防空部队的一名军官。他一身戎装，只到农场来过一天。他跟他们的母亲和理查德不同，不把我看在眼里。他最喜欢的妹妹嫁了个我这样的男人，一个犹太蹩脚文人，不配跟他平起平坐。他的另一个妹妹罗莎蒙德找了个爱尔兰天主教徒、飞机制造厂工人克里斯托弗做丈夫，这不是已经够呛了吗？因此，他对我虽然表面上彬彬有礼，实际上是保持距离的。
邱茉莉跟他年龄相差不大，他尊重她，她又知道该怎样维护自己的尊严，因此对邱茉莉，他不能太多地流露出一肚子的不高兴。可是对待比邱茉莉小12岁的小妹妹罗莎蒙德就大不一样了。他从没请她到他家去过，几乎不承认妹夫克里斯托弗，甚至于到了从不带他到外面去吃午饭的程度。对我，他倒的确作了一个正式的姿态，请我到他伦敦俱乐部的怀特餐厅吃过饭。但也出现了一些尴尬场面。记得侍者问我喜欢牛排怎么做，我说“Rare”（嫩一点）。“天晓得，这是什么意思？”弗朗西斯不屑地问。我作了解释，他说：“哼，美国佬的说法。我们说‘underdone’。”虽然偶尔也有比较客气的时候，但他始终对我若即若离——而对博览群书的克里斯托弗这个大好人，则简直是拒人于千里之外了。
弗朗西斯后来在巴克利银行升到了很高的位置，当上了巴黎分行的负责人和首席执行董事。他熟悉法国、法语和法国文学。他有幽默感。但遇到跟他看法不一致的事或人，他的态度则极其固执生硬。后来他的儿子在一次滑雪事故中身亡，在经受了这次悲剧的打击后，他的这种毛病才有所收敛。他的苏格兰太太米塔倒是一个没有架子的热心肠。就在1945年，在约克郡，我第一次见到了邱茉莉的妹妹罗莎蒙德·卡弗里。在以后的半个世纪中，她成了我们亲爱的亲戚和朋友。她是个大大咧咧、性格坚强的女子。她出现在我们面前时，两手抱着她的女儿吉尔——她当时唯一的孩子。后来她又陆续生了七个子女。在我写作本书时，她已经当了祖母了。
战争结束时，罗莎蒙德刚满28岁，成为一名大学毕业的医院膳食营养师。这是她父亲的意志。他认为，即使是“乡绅人家”的姑娘，也得有个专业挣钱自立，这在他那个年代和他那个阶级是不多见的。在跟克里斯托弗结婚这件事情上，她也表现出巨大的勇气，不仅因为遭到包括她母亲在内的全家的反对，而且还因为克里斯托弗身体不好，患有骨髓病。但这并没有影响他的工作。他生长在曼彻斯特的索尔福德郊区，那里的居民大多是爱尔兰工人阶级，这样的环境造就了他拥有高超的技术、成为工党党员和信奉天主教三大特点。因为飞机工业分散在全国各地，他有时在这里工作，有时到那里工作，因此他和罗莎蒙德居无定所，以活动汽车住房为家，到处流动，直到他们的第四个孩子出世。随着家庭的不断扩大，他们克服了巨大的困难，始终坚持走自己选择的道路，他们成为并始终是邱茉莉和我的亲密朋友。
在约克郡，我还结识了邱茉莉的一些朋友、她父亲以前的佃户。虽然他们管她叫“邱茉莉小姐”，但都是一起长大的，相互之间不拘礼节。我们曾跟着他们去参加牲口交易会和别的乡村集会。邱茉莉曾在雷丁受过饲养奶牛的训练，在鉴别公牛和母牛的优劣方面是一个公认的行家里手。
总而言之，在有着各种等级差别的邱茉莉家族中度过的这段生活，使我获得了许多有关英国社会当时和未来变化的感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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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首次访问英国期间，比家庭生活更加重要的是社会活动。在1945年初的几个星期里，我大量谈论并撰文介绍中国情况，特别是记忆犹新的在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抗日运动。
这些活动大多是在“中国运动委员会”的支持下进行的。这个委员会是一个旨在声援和宣传中国抗日而最早成立的英国组织。我与它的联系始于1938—1939年我为宋庆龄和香港的保卫中国同盟工作期间。委员会的名誉秘书和实际领导人是“英国民主监督联盟”的多萝西·伍德曼（左翼自由主义周刊《新政治家及民族》主编金斯里·马丁的夫人）。它的全国性组织者是共产党员教师和诗人、后来成为我的朋友的亚瑟·克莱格①1 。
为了让英国左派舆论了解我所掌握的消息，我在1945年的一期《劳动月刊》上写道：
这是日本人在1939年以后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战略进攻。他们迅速和成功地占领了所有美国在中国的空军前沿基地。这充分证明国民党的军事机器已经腐朽到不堪一击的地步。国民党军队并非总是那么无能。我们记得上海的英勇抗战、台儿庄大捷、缓慢有序的向汉口（武汉）退却以及1937—1938年最伟大的民族团结期间所取得的其他成绩。这期间，像汤恩伯将军等将领手下的军队曾多次打得很出色。然而就是这些部队，六年以后，即1944年，当敌人在河南发动第一次进攻时却全线崩溃，望风披靡，放弃了保卫国土的职责，仓皇逃离河南，残兵败将们一路跟无法无天的土匪一样，老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缴了散兵们的武器，用打麦的连枷打死伤兵。为什么？……
① 许多年后，克莱格写了一本关于该委员会工作的内容极为翔实的书：《援华：回忆一次被遗忘的运动》。该书由北京新世界出版社用英文出版。
应亚瑟·克莱格的邀请，我还向几位英共高级领导人发表了一次讲话，他们之中有帕姆·杜德（《劳动月刊》编辑）、特德·布拉姆利等人。虽然他们对中共领导的解放区怀着强烈的同情感，但他们对解放区
的具体生活和奋斗情况知之甚少，所以他们对我的介绍听得津津有味。我还曾多次在英国合作党报纸《雷诺兹新闻》上发表文章，介绍中国总的形势以及合作社对解放区的重要作用。
我们应邀出席了在斯卡伯勒举行的合作党1945年全国代表大会。邱茉莉曾为中国第一批战时工业合作社工作过很长时间，我也曾积极参与其事，因此我们跟合作党有共同的语言。我听说斯卡伯勒是一个著名的海滨胜地，但它跟我自小喜爱的华北的北戴河相比，简直无法相提并论。北戴河有着广阔的金色沙滩、温暖的海水、阳光灿烂的天空，而在斯卡伯勒，我发现的是冰冷的海水、铁灰色的天空、索然无味的旅馆墙壁。邱茉莉的家族跟约克郡这个海滨胜地有着一段历史渊源。她的一位先祖在17世纪中叶英国内战期间曾是斯卡伯勒城堡的司令，起初站在议会方面反对国王，后来临阵倒戈，将城堡交给了保王党人，这是一段不光彩的往事。
也就是在英国逗留期间，我开始在中国以外发表公开演说（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我在各地演说达数百次之多）。第一次演说是由中国运动委员会组织的，地点在伦敦的卡克斯顿会议厅，同时还展出了我从延安带来的实物。我介绍了我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共产党解放区的所见所闻和切身经历。
在其他几次公开演说时，国民党代表当场出来讲话，试图诋毁我和我的报道。后来成为台湾“外交部长”的乔治·叶（叶公超）当时负责蒋介石政权在英国的宣传活动。他站起来否认国统区有政治集中营。他质问我，能不能举出哪怕其中的一个呢？我一口气说出了四个集中营的名字，并把它们描述了一番，气得他横眉立目，但却哑口无言。
另有一次，我在伦敦的妇女合作会演讲。我注意到听众中有一位比其他人更年轻、衣着更讲究的女士低着脑袋，忙不迭地在她膝盖上的速记本上作记录，仿佛要把我说的每一个字都记下来。中间休息时，我把这一情况告诉了会长，她问那位女士替谁做记录。她愣了一会儿，随后说是替中国大使馆。能不能请她把笔记交出来呢？不行，她恳求道，她得先把记录稿用打字机打出来，向她的上司交差，但她答应将提供一份复印件。使馆如何歪曲我的讲话内容我无从知道，但不管怎样，她的逐字记录（我把它长期保存在我的文件堆里）有助于我驳斥对我的歪曲毁谤。
我讲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通过优待政策和阶级兄弟般的态度，成功地使许多日本战俘认识到日本侵华战争的非正义性。这些战俘加入了在延安成立的“日本人民解放同盟”，同中国游击队一起到前线喊话，表现出与他们替天皇打仗同样的勇气，努力说服他们以前的战友得出跟他们相同的结论。别的抗日武装很少抓获日本战俘，把他们转化为自己战友的事例（如果有的话）则更是凤毛麟角。我的叙述，引起了当时在英国新闻部从事战时工作的日本问题作家维尔·雷德曼的极大兴趣。这种做法，虽然美国和英国军方感兴趣，但他们做不到。
通过在英国广播公司（BBC）做的一次广播，我向更大范围的公众发表了讲话。下面是我那次讲话的片断：
我们把日本人还没有侵占的一些地方叫做“自由中国”。但有多少人知道，在日本战线的后方还有一个从日本人手里夺回的“解放了的中国”？它包括被割裂的15块抗日根据地，拥有9000万人口，即中国人口的五分之一，比未被日本占领的国民党统治地区的总人口只差一点点，是不列颠群岛人口的两倍。在抗日根据地待了五个半月后，我相信这些根据地在今后对日本发动反攻时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我们以前不知道有这些武装力量？因为在过去五年中，从“自由中国”向解放区运送物资和人员遭到了国民党的禁止和严格封杀。
直到最近，国民党在巨大的压力下，允许包括我在内的一批外国记者到那里去亲眼看一看。我们在马背上花了两个月，跋涉了1000英里，进入了敌人后方。我们跟爱国武装和百姓一起行军和生活，看他们打仗并取得胜利。日军多年来千方百计想消灭这些武装力量，但是我们亲眼目睹他们消灭日本占领军，炸毁他们的机场，焚烧他们的工厂，拔除他们的据点。日本人到处抢掠百姓。我们看到中国士兵使用缴获的日本武器和装备；他们的工厂使用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机器，又用从敌占区扒来的铁轨做原料制造迫击炮和步枪，用大量废弃的日本电话线铜芯制造子弹。从敌人手里缴获的电台和电话机，用来作为各游击队之间互相联络的通讯工具。在旅途中，我们和护送我们的部队吃的是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食品，味道鲜美可口；他们抽的是从日本人手里缴获的卷烟——那味道实在可怕。
日本人到处散布恶毒的法西斯谬论和所谓归顺“优等民族”的胡言乱语。但是我们到处看到断垣残壁上画着反法西斯同盟国领导人的肖像和这样一些标语口号：“欢迎盟军在欧洲登陆！（指诺曼底登陆开辟反德第二战场）它意味着法西斯主义在西方的灭亡及亚洲反法西斯反攻的加速到来！”“狠狠打击敌人，扩大解放区根据地，为参加盟军反攻做好准备！”“努力生产，多打粮食，支援军队，为解放区人民生产粮食和棉布！不许敌人抢割庄稼！”这些口号不仅我们能看到，日本人也能看到，因为它们离日军哨所只有三四百码之遥。有时人们甚至趁着黑夜，把口号写到了日本兵营的墙壁上去。口号可以动员人民起来战斗，但光靠口号不能使他们坚持战斗达七年之久。日本人报复行动之残酷，不亚于发生在欧洲的法西斯暴行，是什么东西使这些人们坚持战斗呢？……说出来也许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发现，在这些备遭战祸的地区，人们穿的、吃的都比富庶、平静得多的地方好。这可能是因为农民交的地租大大减少的缘故。军粮的摊派比例是按照下面的方式计算的：最贫困的农民缴纳其收入的5％或更少，而地主则缴纳其地租收入的30％左右。政权掌握在普通农民手里——他们世世代代有着同样的命运，那就是贫穷和悲惨。
因此农民努力生产也就不足为奇了。执行法律的不是由上面指派的、容易腐败的官员，而是当场选举产生的、便于撤换和监督的代表。
我还在英国议会大厦的一个会议室里向一批工党议员发表过讲话，会议由伊曼纽尔·欣韦尔主持，他的选民都是煤矿工人。在英国上层社会，经中国运动委员会积极分子利斯托韦尔勋爵介绍，我去看望了空军元帅菲利普·切特伍德爵士，这位退休老战士留着两撇浓密的八字须，当时担任着英国红十字会会长。他的组织只向国民党统治区提供医药援助；我此去的目的，是想探索一下他们同时向两个中国政党控制下的地区、而不是只向国统区提供医药援助的可能性。他开始时表示赞同。但当我提到这种援助除了其人道主义性质外，还将显示英国公众对中国国内团结的关注时，这位年高德劭的菲利普爵士又马上把门关上了。他告诫道：“哎呀，中国有五亿人口，如果他们都团结起来，在我看来，那太太可怕了。”他所说的向对立双方提供援助的目的，根本不是促使他们团结，亚洲和其他地区的人民对这一点早就领教过了。
在希腊，1945年初反法西斯战争还没有结束，英国的斯科比将军已经在支持希腊的极右分子掉转枪口，屠杀该国最积极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战士了。这一点中国知道，毛泽东于4月发表讲话警告说，在中国，同样的事情正在酝酿中——国民党“早已准备，尤其现在正在准备这样的行动：等候某个同盟国的军队在中国大陆上驱逐日本侵略者到了某一程度时，他们就要发动内战。他们还希望某些同盟国的将领们在中国境内执行英国斯科比将军在希腊所执行的任务。他们对于斯科比和希腊反动政府的屠杀事业表示欢呼。他们企图把中国抛回到1927年至1937年的国内战争的大海里去”①1 。
与此同时，我对在这种环境下一些西方大报的所谓自由的本质和局限有所领教。历史悠久、声望颇高的伦敦《泰晤士报》鉴于我刚从中国来，约我写一篇关于中国当前形势的文章。在文章中，我把战时发生的某些事件与国民党在1927年所干的事情联系起来，我写道：当年国民党“大规模地屠杀它的左派盟友”并“支持地主镇压反封建运动”。这是叙述过去的中国政治史实，说法其实还不够全面，因为没有充分提到外国帝国主义这个因素。但即便如此也不行。《泰晤士报》把它改写为：
抵达长江流域后，“国民党重申中国革命的基本性质是反对俄国的煽动并与中国社会较稳健的力量达成妥协”，“爆发了对共产党人的大屠杀……”
上面引号里的内容是编辑加的，这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恰恰是中国的革命力量深受与外国统治势力妥协之害。不过文章只署名“一记者”，我觉得这样改动无损于整篇文章对中国现状的叙述，所以没有抗争。
① [译者注] 参阅《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一卷本，1966年，人民出版社，1051—1052页。
实际上，这篇文章从来没有发表，因为文章是以抗日战争为主要背景的，而战争很快就结束了。但《泰晤士报》还是给我寄来了最后的校样，让我看看若不是局势变化，他们准备发表的内容。校样里除了原来的“更正”外，还有另一处编辑部的曲解，他们事先没有给我看过，尽管我们之间有明确的协议。关于1927年国共分裂的原因那一段，他们改写道：
很不幸，混乱局面达到登峰造极，要成立一个有秩序的政府已经没有可能。于是国民党与中国社会较稳健的力量达成妥协，共同反对由鲍罗廷组织的、俄国人煽动的运动，这场运动的过激行动在爱好和平的人民中激起了极大的反响。于是中国的许多黑社会组织参加了对左派人士的大屠杀，那些死里逃生的共产党人进入了……一个临时性的飞地，在那里，共产党的信念实质上已经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原则，采取了中国的形式……
我的文章胎死腹中，倒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虽然这并不能阻止这类歪曲事件真相的说法到处流传。值得人们注意的是那些欺骗性的用语。“俄国人煽动”是那场革命的一个因素——那是一个因素，但并不像《泰晤士报》所解释的那样，是“鲍罗廷组织的、俄国人煽动的运动”，好像这场革命在中国根本就没有任何历史性的根源。国民党跟“较稳健的力量达成妥协”，并不是出于国内外统治者的需要，而是出于“不再能容忍混乱”的“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压力。其意思是说：人民起来反对左派（并屠杀人民）！屠杀上海工人和工会积极分子的地痞流氓是从哪里找来的呢？他们的银行家后台老板以及上海“公共租界”（当时美国人担任主席）和法租界的外国当局又在哪里呢？两者都允许武装镇压者们通过它们的领地从背后袭击工人。按照《泰晤士报》的说法，这些历史事实都不存在。按照他们的说法，绝大多数中国人，数以亿计在城市和乡村劳作和承受剥削的工人农民，也统统并不存在。最后，为了解释文章后面部分赞扬中国共产党人当前的抗战努力，修改后的文稿谨慎地写道：如同在古老的中医疗法中有时要出点血一样，他们的红色渐渐消退，也变成“民族主义”了。在蒋介石跟帝国主义妥协后，中国的工农大众在干什么？他们继续反对帝国主义。谁在“煽动”他们？按照最后审定文稿的《泰晤士报》编辑老爷的说法：俄国人。我记述这段历史，并不是对英国新闻界或伦敦《泰晤士报》怀有
任何特别的恶意。《泰晤士报》与某些别的大报相比，特别是在战争后期，显得更公正、更实事求是一些（死硬的保守党人甚至辱骂英共机关报《工人日报》为分文不值的报纸）。
但所有这些都显示，在阶级问题上，有权势的报纸，自由派的也罢，保守派的也罢，最后都采取同样的立场，不过有的行动温和些，还有点儿羞羞答答，另一些则赤裸裸地，不加任何掩饰。
后来发生的事实表明，随着第二次反法西斯世界大战的结束，新闻阵线站到了支持第三次反共世界大战一边，或者如后来所发生的那样，站到了支持“冷战”一边。英国斯科比将军把枪口转向“二战”盟友共产党领导的希腊游击队的例子，后来在中国和其他地方反复重演。宣传机器则为这些行动摇旗呐喊，出谋划策。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臭名昭著的“冷战”已经结束，中国成了新的“遏制”对象，一场新的战争的战鼓已经擂响，谩骂和嘲讽不绝于耳。这些不都是人们司空见惯的故技重演吗？
（钱雨润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