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5年至1951年，我们在美国度过了五年。这段时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1947年为分界线。
在第一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在两国国内形势都非常复杂的背景下已经初见端倪，并且正在继续明朗化。
在中国，国共两党的关系日趋紧张。但双方都在为避免一场全面内战而进行谈判，美国通过乔治·马歇尔将军（后来出任国务卿）居间调停。他是受亨利·杜鲁门总统的派遣以特使身份来华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已于1945年4月太平洋战争结束前几个月去世。比起罗斯福来，杜鲁门的目光要短浅得多。在国际层面上，华盛顿和莫斯科正就一系列世界性问题进行最高级别的谈判，其中包括对华政策问题。在美国国内，公开反对政府支持蒋介石的言论还没有遭到压制。在这样的情况下，邱茉莉和我可以发表我们的观点，虽然对我们怀有敌意的大有人在，但他们没有无端地不让我们说话。
在第二阶段，马歇尔的“调停”失败。调停的唯一结果是，蒋介石赢得了时间为发动内战部署好兵力。美国通过海空运输，把国民党军队（其中一部分为美式装备）大量运至内战前线。内战终于在1946年年中诞生而奋斗爆发。与蒋介石和美国的愿望相反，这场战争以1949年蒋介石的军事、政治全面失败而告终。又是在美国的支援下，被打得焦头烂额的蒋介石率领一帮残兵败将逃到了台湾岛。
在长达1046页的官方文件《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1949年8月）里，收录了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一封公文信，在这封信里，他不得不无可奈何地承认：
中国内战不祥的结局超出美国政府控制的能力……这种结局之所以终于发生……是中国内部多种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我们曾经设法去左右这些力量，但是没有效果。①1
这个结局其实是可以清楚地预见到的。许多年来，美国官方和非官方的观察家们，曾一再报告国民党政府如何无能、虚弱、腐败、不得人心（《白皮书》本身也罗列了无数事实）。后来，连杜鲁门总统也不得不亲自出马，发表谈话说，他知道国民党的统治家族“都是贼”，他们“窃取了我们给蒋的35亿美元中的7.5亿……他们用这笔钱在（巴西）圣保罗和我们眼皮底下的纽约进行投资”②2。杜鲁门不仅公然利用美国的力量，而且还利用“已经投降的”日本人，来支撑被他自己称之为“贼”的那些人免于垮台的徒劳努力。
① [译者注] 转引自《毛泽东选集》一卷本，1490页，1966年3月第一版，人民出版社。
② 引自默尔·米勒的《实话实说：亨利·杜鲁门自述》（Plain Speaking, an Oral Biography of Harry Truman）。
用杜鲁门自己的话来说：
……在共产党占据铁路线以外的地区的情况下，（蒋）不可能占领东北和华南。我们完全清楚，如果我们叫日本人立即放下武器，开往沿海地区，整个国家将会被共产党占领。因此（我们）不
得不采取步骤，利用敌人来充当卫戍部队，直到我们把中国的国家（即国民党）武装部队空运到华北以及我们的海军陆战队接防各个海港。因此，日本人奉命就地留驻，并维持治安。待蒋介石统率的中国军队赶到后，日本人再向他们投降，然后我们把他们送回日本去。利用日本人去抵挡共产党的军事行动，是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共同决定，是经过我批准的。①1
来自权威方面的自白大概没有比这更直率的了。没有什么比“马嘴里吐出来的”东西更加真实。不过，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美国总统赤裸裸的自白还没有公开，有关的行动仍为官方所掩盖。还要经过好几个年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语言才被“冷战”语言所完全取代。
随着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的内战跌跌撞撞地走向注定的结局，特别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推行这一破产政策最卖力的美国权势集团恼羞成怒，转过脸来拿国内所有反对他们路线的力量开刀。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臭名昭著的政治迫害运动——麦卡锡主义——开始横行。在中国问题上持不同政见的人士备受骚扰和追踪。对我和邱茉莉来说，传播我们的观点不仅困难重重，而且变得很危险。因此，我们的前景和计划都须随之而改变。我们曾一度打算留在美国，把我的书写完并出版；我还打算归化美国，结束我的无国籍状态，然后返回中国，继续我们的记者生涯。但历史决定了我们走另外一条道路。
① 引自《亨利·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考验与希望的岁月》第62页，纽约州加登市1956年出版（Memoirs by Harry Truman Vol.Ⅱ. Years of Trial and Hope. Garden City New York, 1956: P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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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来回顾一下我们横渡大西洋到达美国的经过，以及我们在那里度过的忙忙碌碌的五年。我们乘坐的英国客货轮“埃克塞特城市”号离开英国后，我们所属的这支护航船队便分道扬镳，各自按自己的速度、沿自己的航线前进，船上的灯光许多年来第一次在漆黑的夜海里闪亮。这是一个人们可以大大松一口气的时刻——大西洋海域的战事已经结束，大批兵力正集结起来以结束太平洋战争。我们在新泽西的霍博肯上岸，我父亲已经在那里迎候我们了。他老了许多，显得有些憔悴，但高兴得眉开眼笑——这是多年来我们第一次见面。
由于战时住房紧缺，我们在纽约时代广场附近一家老旧的克拉里奇旅馆度过了抵达美国后的第一夜。窗外正在举行集会，推销战时公债，以支持尚在进行中的对日作战，喧闹声弄得我好几个小时没能入睡。
可是，第二天早晨的报纸带来的却是一股新的“冷战”寒风。在粗体大标题下报道了《美亚》杂志（我在中国时，有时为这份杂志写稿子）的编辑和同事被捕的消息。一伙联邦调查局的人突然搜查了这家杂志的办公室，随后指控该杂志有意泄露“偷来的政府机密”，为间谍活动提供信息（虽然它刊登的内容和论述在今天都属于正当的“调查性新闻”）。被捕的人员中有我们的朋友约翰·谢伟思。他是一位在中国出生、会讲中国话、对中国事务有真知灼见的年轻的美国外交官，曾任约瑟夫·史迪威将军的政治参谋，并随同美军的“迪克西使团”在延安工作过几个月。跟史迪威一样，他曾敦促美国在打败日本的最后战斗中，与包括中共领导的军队在内的所有中国武装力量合作，并希望美国与未来的民主、统一的中国建立良好关系。谢伟思把他向美国政府提出的观点，在长期以来跟他持相同观点的杂志上发表了。对他的指控也就是这样一些材料。然而，随着史迪威将军在蒋介石的压力下被召回国，一个大规模围剿美国国务院内中国问题官员的运动已经拉开序幕，挑头的是新大使帕特里克·赫尔利。此人端着一副趾高气扬、自命不凡的架子，其实对中国事务一窍不通。后来的事实证明，谢伟思对中国形势所持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可是他却为此付出了代价——牺牲了自己的名誉和事业。（直到许多年以后才得到平反，再后来被公认为全美国目光最敏锐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
对邱茉莉和我来说，到达美国后的第一个早晨，并不仅仅是阴暗的，它后来也被证明对我们是有益的，因为它严肃地警示我们即将发生的事情——国会和主要媒体关于“谁丢失了中国”的叫嚷，以及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麦卡锡主义的其他前兆。
这也注定了我那本原来打算到美国来写的书，只会使我们同华盛顿正在形成中的政策处于全面、公开和严重对抗的地位。当时的背景是：虽然美国和蒋介石结成了事实上的反共联盟，并公然利用已经投降但尚未交出武器的日本军队，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及其越来越多的支持者们，拒绝向美蒋屈服。他们也没有像美国所期望的那样，被它拥有巨大杀伤力的原子弹所吓倒。他们谴责内战，主张建立一个公正、和平的新国家。同时，如果内战证明是不可避免的话，他们也决不会为了避免最终摊牌而向任何现实的和潜在的种种威胁屈膝投降。
在刚到美国及随后的一些年头里，我们决定帮助“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开展工作。这是一个新的组织，其成员是反对美国支持蒋介石、干涉中国内政的美国进步人士和自由主义者。果然不出所料，我们因此遭到了美国当局的敌意监视。
甚至在此以前，就在我们到达纽约的第一个星期，我们就开始闻到了联邦调查局鹰犬的气息，虽然当时他们的主要目标是美国左派记者和作家艾格尼斯·史沫特莱。这位老朋友离开她所热爱的中国已经有很长时间，所以迫不及待地前来听我们介绍别后的情况。当时我们刚搬进滨河大道的一处单元房，这是一位外出度假的熟人转租给我们的。艾格尼斯进门不到半小时，门铃响了。一名彪形大汉说，他要检查一下屋内的冰箱。他一面往里走，一面眼珠子不住乱转，把每样东西都观察了一遍，根据他的举止，我们怀疑他显然是别有用心。
我们同史沫特莱谈得很晚，她就在我们家过夜。她是劳动妇女出身，第二天早晨离开前，把我们的厨房和垃圾桶彻底地擦洗了一遍——她显然认为，这活儿是我和邱茉莉这两个四体不勤的知识分子干不来的。
那位不速之客的真实目的，邱茉莉和我直到35年后才得以证实。一位史沫特莱研究者，在业已解密的联邦调查局档案中，发现了那个特务的一份报告。报告中提到史沫特莱在爱泼斯坦家里过夜，却只字不提邱茉莉也在家里。他和他的同类如何惯用捕风捉影的手法编造他们的“发现”，由此可见一斑。
那时，太平洋战区的反法西斯战争还没有胜利结束，因此，尽管出现了这类令人不安的迹象，我们发现总的社会气氛仍跟以前罗斯福的新政时代差不多。在那个年代，虽然存在着逆流，但美国的平民百姓经过斗争，取得了许多思想和物质生活方面的改善，开始把左派当作朋友和同盟者看待。
举一个例子。纽约市C大道是工人聚居的地区，我们曾在这里的一栋没有热水、没有电梯的楼房里住过很短一段时间。我们在搬走时，把从中国带来的旧行李袋堆在人行道边上，等待出租汽车。一位行人以为我们是穷得交不起房租被房主撵出来的，他向街上的其他行人喊道：“被撵出来的房客！咱们把东西给他搬回去！”在房客与房主之间，他们自动站在房客一边。这是一种条件反射，是战前美国人民在反对经济大萧条的灾难中培植起来的心理。
当联邦调查局把眼睛盯住我们的时候，这种精神再次表现出来。邻居们在没有受到我们请求的情况下，自愿为我们通风报信。这样做是危险的，因为“冷战”的乌云正越聚越紧。随着我们越来越多地参与“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的活动，对我们的监视也加强了。这种监视行动，有时似乎故意明目张胆地公开进行，也许是意在吓唬我们不要参加活动；有时则鬼鬼祟祟地暗中进行。我们在美国逗留的整个时期，这种监视从没间断过。
委员会取得了胜利，也遭受过挫折。它于1945年公开亮相，在一本小册子中，呼吁美国军队在打败日本人以后应立即撤回本国，并警告不要把美国的武器、人员错误地用作帮助蒋介石争夺全国政权的政治、军事和后勤支持。在中国的美国军人也担心会出现这种局面。“二战”结束后，许多士兵向他们的上级递交请愿书，要求立即复员回国。有的还在上海和其他中国城市上街游行，高呼：“我们要回家！”有时跟高呼“美国佬回家去！”的中国学生游行队伍擦肩而过，这成为双方共同的呼声。委员会请我们根据自己在中国的亲身经验，以口头和文字形式对这一类消息发表评论，我们自然乐意为之。
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赞助人和其他公众支持者激增，反映了美国公众反对干涉主义的情绪普遍高涨。当选主席的是我在武汉和台儿庄时期认识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退休）准将埃文斯·F. 卡尔森。30年代初，卡尔森第一次在中国服役。后来，他在佐治亚州温泉度假营担任警卫部队司令，深得罗斯福的喜爱。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他返回中国任职。他访问过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这次访问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根据总统本人的命令，他直接向总统报告访问情况……“珍珠港事件”以后，他指挥一个训练有素的海军陆战队近战营，参与太平洋岛屿的作战，并因领导有方而荣获“战斗英雄”的称号。在指挥中，他采用了从八路军那里观察到的用政治鼓动促进军事训练的方法。他为近战营选择的作战口号是“Gung Ho”（“工合”的音译），这是从战时“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借来的，含义是：为了同一目标而“共同奋斗”。罗斯福的长子詹姆斯就在他手下服役，这表明总统对卡尔森是多么器重。
不少推崇美国早期民主和革命价值的美国人，为中国的革命所吸引，卡尔森就是其中之一。美国官方公开全面支持蒋介石使他大为反感，他直言不讳，于1946年11月发表声明：
经过深思熟虑，我认为，子孙后代将把杜鲁门当政时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民的背叛，看作美国外交史上所犯过的最大错误之一。
卡尔森将军的声明以及斯梅德利·巴特勒将军战前就发表过的尖锐的反帝声明，加上战时史迪威将军的态度，这些都显示，在美国高级将领中，可能（而且确实）有一些与夜郎自大、虚张声势的麦克阿瑟、巴顿将军之流大相径庭的另一种类型的人。他们能把原则置于个人雄心和事业之上。
※ ※ ※
委员会信笺的抬头，除印有卡尔森的名字外，还有当时一些新闻界人士，如埃德加·斯诺和海伦·斯诺、小理查德·瓦茨、利兰·斯托以及当时美国主要自由派周刊《民族》和《新共和》的主编弗雷达－柯奇韦和迈克尔·斯特拉特。在资深的中国问题权威学者中，有哥伦比亚大学的卡林顿·古德里奇教授，两次荣获诺贝尔奖的自然科学家莱纳斯·波林；著名政界人士有前副总统亨利·华莱士，罗斯福新政的行政官员雷克斯福德·特格威尔，以及六位参、众议员。还有世界闻名的非洲裔美国黑人领袖杜波依斯博士和保尔·罗伯逊。还有几个大工会组织的全国一级领导人，电影编剧和影星代表，其中有后来当上美国总统的罗纳德·里根，当时他是电影演员公会的领导人。（我的姓名与后来的美国总统同时出现在一张信笺的抬头，这是唯一的一次。必须指出，里根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进步事业的支持者，正如后来公开的那样，他当时是联邦调查局的告密者。）
我的身份是委员会的顾问。担任顾问的还有在中国工作过的其他新闻界人士，如埃德加·斯诺、休·迪恩、小理查德·瓦茨，以及1944年跟我一起突破封锁访问延安的哈里逊·福尔曼和根塞·史坦因。
不久，委员会的积极分子队伍中增加了许多年轻的“二战”退役战士，他们纷纷越过太平洋，从中国、日本、菲律宾、印度和朝鲜等地返回美国。其中有些人在他们所熟悉的部门或地区建立了分支机构。从他们的个人经历出发，他们主张继续坚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目标，并很有见识地提出支持这些国家的人民为反对战后出现的反动倾向而进行的斗争。
邱茉莉是委员会的雇员和坚定的积极分子，在委员会的新闻刊物《远东聚焦》当了好几年编辑。
除了出版许多刊物和新闻简报外，委员会及由退伍军人组成的分会还派人到一些地方乃至全国发表讲演，就一些关键性问题组织全国性和地区性的大会。我经常发表讲演，并为委员会的各种刊物、美国和加拿大的报纸以及《联合劳动新闻》（供应数十家工会周刊）写稿，就中国、亚洲和其他国际问题发表意见。在此期间，我完成了那本已酝酿了多年的著作《中国未完成的革命》，1947年由波士顿的小布朗出版社出版。
委员会的执行董事是精力充沛、勇气过人的莫德·拉塞尔。她曾在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工作过很长时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她来到中国，直到20世纪40年代初才离开。她亲眼目睹了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1925—1927年的大革命运动及蒋介石的背叛、1930年中国工农红军一度攻占湖南省省会长沙，以及1937年开始的中国抗日战争。在此期间，她为上海的贫困劳动妇女工作了好几年。在中国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统治者的革命运动中，莫德渐渐坚定地站到了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大众一边。应该说明，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的美国工作人员，大多数采取了这样的立场。基督教女青年会与基督教男青年会不同，后者的部分工作对象是外国侨民社区，其成员中有不少是以寻求有利的机会和结交权势人物为目的的中国青年。与基督教男青年会不同，派遣来华的女青年会志愿者则置身于中国的组织机构之中，而不是凌驾于其上，也不是与之平起平坐。分配给她们的社会和教育工作主要在女工之中进行，而且多半是在拥有一些真诚无私的中国领导人的工业部门里。她们的工作，使她们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同情心。回到美国后，那一代美国女青年会的秘书中，有许多成了委员会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支持者。她们之中有：罗斯·特林、耿丽淑、莉莉·哈斯等。“美国促进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委员会”的领导人艾达·普律德虽然不是女青年会工作人员出身，但也是一位性质非常相似的社会工作者。
莫德是一位真正的杰出领导人，有能力应付任何紧急情况。她身体健壮，行动敏捷，有一头浅棕带灰色的浓发和一对真诚坦荡的眼睛。她驾着自己的车——或者更确切地说，开旧了一辆又一辆车——车上塞满文件和书籍，在全国东奔西跑，长途跋涉，到处发表演讲，散发材料。为了腾出时间来讲演和跟当地的支持者们联络，她常常一口气连开好几个小时车，中途不停。她的先辈是19世纪40年代驾着大篷车横跨北美大陆的首批西部拓荒者，跟她的先辈相比，她的胆量和毅力毫不逊色。
在联邦调查局面前，莫德能够横眉冷对，以正压邪。有一次，一名联邦调查局人员想从莫德嘴里套出委员会的活动情况。他点了一些支持者的名字后，开始追问。莫德厉声答道：“你不能自己读吗？所有的名字都印在信笺抬头上！”来人赶紧缓和了一下紧张气氛，说道：“我也姓拉塞尔，我们可能还有些亲族关系呢。”莫德回敬道：“是吗？可能你是那些在去加州的艰难旅程中开小差的拉塞尔们的后代。”在她看来，在困难面前退却的懦夫是最没有出息的。
同样令人难忘的是，在委员会最后的动荡岁月里，面对华盛顿国会里的反共委员会的传讯，她设计了一套应对策略。受到这种“邀请”的外地人在首都期间，每天可以领取25美元的食宿补助。莫德住在一些朋友和支持者们家里，不用花钱，但补助照拿。为了领得更多的补助，她还常常寻找借口，比如身体感到不适等等，千方百计地拖延时间。等到口袋里装满了最大限额的补助后，她返回纽约，得意洋洋地在办公室里炫耀道：“瞧！这些钱足够出版下一期《聚焦》哩！”
莫德本人不拿报酬，因为她在自己家乡的州里继承了一笔家族遗产。即便这样，与国民党为了扩大在美国的影响而收买的“中国院外游说集团”相比，委员会的经费简直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但我们用勤奋和热情来弥补资金的不足。委员会历经坦途和坎坷，一直坚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还竭力主张美国应该立即承认新中国，并跟她建立贸易和友好关系。
朝鲜战争期间（1951—1953年），委员会承受麦卡锡主义的压力达到了顶峰，最后，在美国政府的直接干扰下被迫解散。但莫德继续昂首前进。她创办了一张自己的报纸《远东报道》，一直坚持到1989年。每年，她总要开车横跨美国大陆，进行讲学和散发书刊。我们曾参加过一次这样的旅行，令我们终生难忘。我们在沿途的许多地方发表演说，其中有：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和约克，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和哥伦布，明尼苏达州的德卢斯和坐落在梅萨比-艾恩山区的希宾，犹他州的盐湖城和一个露天铜矿，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和洛杉矶。在加州期间，我们还向正在蒙特雷半岛阿西罗马尔举行的一次特别会议发表了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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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热烈地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委员会在当月出版的一期《东亚聚焦》封面上刊登了五星红旗，我相信这是在美国刊出的第一面全彩的五星红旗图片。
邱茉莉和我还私下举行了一次庆祝活动。在时代广场的一个录音棚里，我引吭高唱激昂慷慨的《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曲许多年前我在天津听到过，它曾鼓舞中国的战士们在抗击日本侵略中英勇杀敌，现在已被确定为新中国的国歌。
为了配合形势的发展，委员会发起了一次新的签名运动，呼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承认、贸易”。
第一个访问新中国的美国代表团是由保尔·罗伯逊夫人埃斯兰达率领的妇女代表团。一位代表团成员给我带回一件礼品——珐琅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纪念章——新中国的诞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宣告的。作为一名中国公民，30年后我成了这个组织的一员，这是我当时从没有想到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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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纽约逗留期间，适逢身材魁梧、精力旺盛的著名“基督将军”冯玉祥来到美国。他也是我们委员会的讲演者之一。在历史上，他曾站在1925—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一边，接受邓小平等共产党人到他的军队里工作。蒋介石血腥叛变后，他开始向右转，但没有参与蒋的大屠杀。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而冯玉祥则主张抵抗，并一度率领他的武装力量在北方地区抗击日本侵略者。在八年全面抗战期间（1937—1945年），蒋介石不给他军事指挥权，只给他一个没有实权的顾问闲职，以示安抚。但冯仍主张国民党与共产党实行有效合作。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公开发表讲话，反对蒋介石重启内战及美国支持国民党。他不仅在中国发表演说，而且在访美期间也这样。华盛顿起初试图诱使他采取“温和”（即亲蒋）立场，遭到冯坚决抵制，于是随后又对他实行缩短居留期限等报复性威胁。
冯玉祥与艾格尼斯·史沫特莱联袂在纽约制衣区发表街头演说的场面，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时正是午休时分，他们站在一辆卡车上，在拥挤的人群中慢慢前进。史沫特莱以她一贯的雄辩口才和尖锐泼辣的语言发表演说，工人们聆听着。令人惊讶的是，冯玉祥以他在阅兵场上那种深沉洪亮的声音，用华语发表演说，竟然也吸引了许多听众。更令人惊讶不已的是，尽管没有翻译，这位魁梧的老兵严正抗议外国支持中国打内战的强烈呼声，似乎当即赢得了理解和同情。
美国政府原想通过恭维拉拢，把他变成中国的“第三种势力”，以阻碍中共即将取得的胜利。但面对冯玉祥的直率，美国政府转而通过移民局对他进行骚扰。他来找我们商量怎么办，我们给他找了一位很好的辩护律师——“美国保护外国出生者委员会”的艾拉·戈洛宾。
最后，冯接受了中国解放区的邀请，离美返华。在辗转回国途经黑海时，他乘坐的苏联轮船放映电影时着火，他和他的一个女儿不幸遇难。他的夫人李德全——一位前基督教女青年会的秘书和进步人士——则幸免于难，回到了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出任卫生部部长，前后达数十年之久，直到她去世。她以拼命工作和反对吸烟著称，甚至在政府会议上，她也会敦促抽了一辈子烟的毛泽东戒烟。她还兼任我们《中国建设》杂志的编委，那时我烟斗不离口，她在编委会开会见到我时，也总要力劝我戒烟。
如果冯玉祥活着，他将在新中国扮演什么角色？作为一位杰出的统战人物，他无疑会担任地位很高的职务。冯是一位行伍出身的将军，体格魁梧，嗓门很大；他的夫人则身材小巧玲珑，说话低声细气，但二人却同样的坚强。冯是旧军阀出身，但热爱祖国，也不像别的军阀那样具有帝国主义背景；李受过部分西方教育，但忠诚于祖国。从这对夫妇身上反映出这样一种历史趋势，即各种政治潮流最终殊途同归，汇合到一处，共同支持共产党领导下胜利在望的中国革命。
将近半个世纪以后，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我常常在开会时见到这对夫妇的女儿——政协委员冯理达，她体格结实，穿着军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少将衔医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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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邱茉莉和我到达美国，1951年我们返回中国，在这段时间内，美国的政治气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可以从一连串的往事中得到印证。
开始，在美国的上层，仍有一种主张中国统一、避免内战的倾向，尽管力量不大。在这样的气氛下，我们为襁褓之中的新中国与美国之间的音乐交流尽了一点绵薄之力。“援华委员会”成功地安排了激动人心的《黄河大合唱》首次在美国演出。著名中国作曲家冼星海的这一作品，有力地表达了中国普通百姓深受日寇侵略的苦难和不屈不挠的反抗意志。1944年，我们外国记者团在延安第一次听《黄河大合唱》时，它就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它表达了我们在延安到处感受到的活力。我们强烈感到这一作品应该拿到国外去演出。我得到了一份手写的歌谱。在途经英国时，我和我在香港时期的老同事叶君健一起将歌词译成了适于歌唱的英语。到了纽约后，“援华委员会”取得了查尔斯·爱迪生州长以及报业大亨、《时代》和《生活》杂志老板亨利·卢斯的夫人克莱尔·布思·卢斯的赞助，成功地说服了新泽西特伦顿的威斯敏斯特合唱团举办了一次《黄河大合唱》演唱会。虽然爱迪生，特别是卢斯夫妇，在政治上均属于美国右翼①1 ，但当时对日作战还在进行，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节节溃退，而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正在加紧出击，规模越来越大，两党合作是把战争进行下去的唯一办法，有利于整个反轴心国的战争。因此，这次演出活动，标志着对上述事实的广泛认同。我们随同被摩托车簇拥着的州长车队前往特伦顿，这样的场面，对邱茉莉和我来说，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① 库尔贝克编《美亚文汇》（Amerasia Papers by Kubek）。书中还有许多涉及指控谢伟思及其他美国官员帮助所谓“丢失中国”的材料。
在此之前，有一次，我们跟邱茉莉以前的雇主、“太平洋关系研究所”的爱德华和爱丽丝·卡特夫妇一起，在马萨诸塞州乡村度周末，我们把那份从延安带出来的乐谱拿给他们的一位俄裔美国朋友、著名的“唐格坞音乐节”的作曲兼指挥谢尔盖·科斯维茨基看，希望能在他那里演出。也许是出于对共产党地区的东西的反感吧，这位流亡者不屑地
瞥了一眼，说配器法太简单。后来“援华委员会”请来一位持同情态度的美国作曲家沃林福德·莱格尔帮忙，他增加了比延安演出时更多的伴奏乐器，在特伦顿演出时取得了成功。这是美国人第一次演出《黄河大合唱》，但不是最后一次。半个世纪后，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时，美国的一个合唱团在北京演出了这组大合唱。
50年代初回到中国后，我把在延安时拿到的乐谱，连同美国印刷的莱格尔版乐谱、在英国时翻译的歌词，以及特伦顿演出的节目单，一并捐赠给了中国音乐家协会。
在战后的头几年里，我们在美国过得还算“体面”。我们的其他活动包括跟右翼反对派人士进行面对面的辩论，其中有：由“外交政策协会”主办的与约瑟夫·艾尔索普在费城的辩论，以及与弗雷达·厄特利等人在纽约市及全国性广播网进行的辩论（邱茉莉也在电台发表过类似的讲话）。在这段时间里，我还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亨利·卡西里亚的邀请，平生第一次接受电视访谈。40年代中期，美国的电视业还处于幼年时期，无法控制的炽烈灯光散发的热量，使得我唇焦舌敝，差点儿没被烤糊。
在“群众性”活动方面，我们曾同其他成员一起，前往纽约州卡茨基尔山区的夏季露营地，教在那里野营的工会会员和其他进步分子跳中国解放区的秧歌舞。秧歌是一种载歌载舞的民间艺术形式，寓娱乐与政治、社会教育于一体。它节奏欢快，身体摇摆，很容易学。在中国这片辽阔的土地上，人们到处在扭秧歌，欢庆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我们教美国人扭秧歌，能帮助他们感受刚获得解放的中国农民的欢乐心情，培育他们对人民共和国的亲近感。
※ ※ ※
然而，从1949年起，邱茉莉和我越来越频繁地受到警方的跟踪和骚扰。被人监视当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在我的记忆里，偶尔也有过令我意外地感到开心的时候。一天晚上，我在纽约西23街参加完一个会议后，走出大门，发现背后有人盯梢。我住在西123街，还要向北走100个街口。我打算坐地铁，但使我大为懊丧的是，我发现口袋里分文全无。当时我正年富力强，于是决定步行回家。
这可给我背后那个年纪比我大、身体又笨重的“尾巴”出了个大难题。我加快脚步，他在后面紧跟，连呼哧呼哧的喘息声也顾不得掩盖了。他大概以为我去乘地铁，哪知我路过地铁站径直往前走；如果他知道我兜里没有钱，他很可能会给我买张票，然后跟着我跳上车。就这样，我一路往前走，他在后面一路跟。除了体重以外，他还穿着正式服装，脖子上打着领结，就如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对他的下属们要求的那副打扮，这使他的行动更加累赘。我想他回去后，至少要请假一周才能恢复元气。
说起这位胡佛局长，就我所知，至少有一次我引起了他本人的注意。在斯坦福大学的档案材料中，我发现有一个卷宗上面写着我的名字，里面装着一封已经解密的信件，是国民党“中国院外游说集团”的积极支持者、美国人阿尔弗雷德·科尔伯格写给联邦调查局局长的，信上要求把我递解出境。科尔伯格是个商人，据说新中国成立前因进口中国童工的手工刺绣品而大发其财，这些孩子的视力却因此很快遭受了损害。他对中国革命进行报复真可以说不惜工本。
虽然他腰缠万贯，却必定亲自光临我们的每次会议，并做着速记。科尔伯格在给胡佛的信上说，我对于美国是一个危险，不应让我待在这里。但这可能只是对我不断进行监视的原因之一。
我们的名字还不断出现在联邦调查局“退休”密探们办的反共小册子《反攻》上。著名电影明星和编剧的名字只要一上这个印刷品，饱受恐吓的好莱坞电影制片厂马上就会把他们解雇。在参议院“国内安全委员会”冗长的会议文件中，记录着受害者们被反复问及是否认识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和邱茉莉；如果认得，在何时、何地、因何原因以及如何认识的，等等。约翰·弗林之流还在他们的反共书籍中诬陷中伤我们。
在这样的气氛下，移民局开始向我们开刀了。一个名叫莫尔斯的人打扮成我们的朋友，来到《联合劳动新闻》办公室对我们进行“友好访问”。当我被移民局叫去接受讯问时，他现出了本来面目，成了对我们的审问官，我们面临着被递解出境的威胁。委员会自身难保，我们的嘴巴遭到封杀，我们的朋友在保护自己的同时还要保护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继续留在美国似乎已经毫无意义。因此，我们决定返回革命胜利后的中国，在那里，我们也许能有所作为。
1950年11月出现了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参战后不久，北京向纽约联合国总部派遣了一个代表团，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头20年中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团的成员里，有些是我在香港和重庆期间对我很了解的人，包括后来出任中国外交部长的乔冠华。我找到了他，把我的要求告诉了他，结果我收到了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邀请信，请我到她正在筹办的英文杂志《中国建设》（后来改名为《今日中国》）去工作。
在朝鲜战争的初期，另一个难以磨灭的印象，是我在拥挤的纽约电车上听来的一段对话。在我身边站着两个年轻人，他们手拉吊环，海阔天空地神聊，从各自的女朋友长得如何漂亮到比较严肃的题目——朝鲜。其中的一个说，他很快就要奉命到那里去打仗了。另一个说，这可能意味着他们俩将永远不能再见。“中国人已经进去了——有五亿人（当时的中国总人口）呢。”这个年轻人对现实的看法，比起杜鲁门总统、迪恩·艾奇逊国务卿及美军战地总指挥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来，要清醒得多。
邱茉莉持有英国护照，她先离开美国前往英国，后来在巴黎逗留了一段时间，在国际儿童基金会一个下属部门的负责人迈克尔·萨克斯博士手下工作了两个月。迈克尔战时曾在中国待过，并同情我们的观点。
我因要办理过境国的签证手续，到1951年3月才启程，在波兰跟她会合，再从那里继续我们的旅程。
我是自愿离开美国而不是被递解出境的。我是个没有国籍的人，把我递解到哪里去呢？美国移民局为此犯了难。再说，递解出境对我本人也是很不利的，因为从此我就不能再来美国了。但我终于在紧要关头离开了。因为，虽然移民局看到我离开很高兴，但国会的一个委员会却要把我留下来，接受它的审讯，得知我获准离境，他们不禁大为光火。
（钱雨润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