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波兰的格丁尼亚海港出发，航行了49天，才到达我曾在那里长大的中国港口城市天津。通过沟通波罗的海和北海的基尔运河时，我们看到牛群在距离我们的船舷仅几英尺外的绿草地上吃草。客轮南下英吉利海峡，随后沿着欧洲的大西洋海岸前进，穿过地中海（一进一出，两次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黑海，绕道罗马尼亚加油，因为沿途没有一个西方控制的港口愿意为我们提供燃料。然后，我们通过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印度洋和太平洋。最后，我们拐弯北上，沿着中国海岸进入渤海湾，抵达天津，一路上尽可能地离台湾远一点。

由于“冷战”，这个历尽艰难的漫长旅程——说得温和一点——绝不是一次豪华的旅游。船上的生活也是如此。我们乘坐的这艘上了年纪的客轮，原是丹麦莫莱运输公司的，战前曾航行于中国近海，不久前新中国和新波兰的一家合资公司把它买了下来。它原以船主莫莱的一个女儿的名字命名，现在更名为“人民友谊”号。但一路经过的地区大多在西方的控制之下，我们没有从沿途所经国家的政府得到任何友谊。它们不仅拒绝向我们提供燃料，连淡水和生活必需品都不给。

然而，我们并没有感到被包围和孤立。拿当时的政治地理来说，我们的出发地和目的地、我们乘坐的客轮，都是当时刚刚诞生、后来变得非常庞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部分。对我们来说，比起如此巨大和复杂的新生事业所面临的困难来，未来的希望要大得多。

波兰船员们年轻而热情，但几乎全是新手，有的还是第一次参加远洋航运。有位白肤金发碧眼的小伙子好奇地打开引擎的油箱盖子，结果被滚烫的机油灼伤了前身的下半部，不得不留在伊斯坦布尔的一家医院里治疗。

比较起来，船长是个有经验的老水手，战前曾在波兰商船队工作过，后来为了逃避希特勒入侵，这支船队逃亡英国。在他的波兰同行中，拥有他这般技术的人本来就不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返回祖国的更是凤毛麟角，所以他几乎成了国宝。沿途港口的管理当局只准他一个人上岸办理必要的航运手续。由于他在西方长期待过，他每次上岸，总有人怀疑他是否还能回来。但他每次都回来了，带着一些精心挑选的铁钉、螺丝、合叶、门把手以及其他家用五金什物。他说他正在他的老家格丁尼亚港盖一所住宅，这些东西是装修新居用的。他还解释说，住宅的大小要同时考虑到当前和以后的需要。苏联船长曾告诉他，根据他们国家的规定，船长私人住宅的面积比波兰所规定的大。他眨了眨眼睛说道，现在波兰的口号不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吗？所以他正在琢磨新居地基该多大，以便今后可以往上加盖楼层。

客轮政治委员莱万多斯基的年纪只有船长的一半。他并不去批评船长的自私自利思想，只是很友好地跟他下棋，也没有千方百计想赢他的意思。毕竟，他的任务是使船长留在船上，所以要让他心情舒畅，而不是惹他生气。

就他本人而言，年轻的莱万多斯基是一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当我们的客轮驶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腥风血雨的加利波利战场时，我面对一大片阵亡将士墓地，对当年的那场战役发了几句感慨，但他很不以为然。他大声说道：“所有双方的年轻人，都是为各自的剥削阶级白白地送死。”在他看来，这场战争的实质就是如此。

自然气候跟政治气候一齐向我们发起挑战。没有水喝，我们支起帆布槽接储稀少的雨水。在红海里，热浪滚滚，弄得我们委靡不堪。这且不说，我们在波兰随船储存的土豆仿佛也感到春天已经来临，一个个长出了嫩芽，不能再供食用了。

为了消暑，我们灵机一动，用柏油帆布在甲板上造了个临时游泳池，用水泵往里面灌满海水。但我们对如何拯救这些土豆，则束手无策。

为了给自己找点事干，我们跟船员一起，把船上外露的金属部分和救生用具油漆一新，以迎接波兰国庆。幸而我们随身带着书籍和打字机，我把许多时间用来写作。

旅途的最后几天把我们带近正在进行中的朝鲜战争战场。当我们几乎可以望到天津的时候，美国飞机从我们的头顶飞过。几架重型轰炸机飞得几乎跟桅杆一样高，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音。它们显然是在吓唬我们，同时也侦察和拍摄我们甲板上蒙在帆布下面的货物（大多是汽车）。与此同时，我们也对准它们按动相机的快门。

我们停泊在天津外围的大沽口沙洲。14年前，日本增援部队在这里登陆时，我离开了天津。我当时就深信，日本人不可能征服一个为民族存亡而奋起战斗的中国。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有一天会重返故地，而且此时的中国，已不仅是一个击败了日本侵略者的中国，而且是一个在长期革命斗争中赢得了胜利的中国。一位人民共和国的干部从天津乘汽艇前来迎接我们。他告诉我们，第二天我们将乘火车去北京。

上船来卸货的码头工人，跟我记忆中从前那种衣衫褴褛、形容枯槁、弯腰屈背的苦力大不相同。“去北京？”一位码头工人问道，“你可以看到毛主席啦！”我回答说希望能在明年国庆的庆祝活动上见到他，其他工人听说，都向我围了过来。我在国民党统治中国的年代里，从没听到一个普通中国工人想知道——或者关心——我是否曾经见过或者将要见到蒋介石。显然，这些工人认为毛泽东是他们自己人。

在过去的火车上，列车后部挂有专供外国人和有钱人享受的宽敞、豪华的头等车厢，而接近浓烟滚滚的火车头的，是穷人乘坐的拥挤肮脏的三等车厢。这次在我们去北京的火车上，这种强烈的对照已经不复存在。现在只有两个等级的车厢，即“硬席”和“软席”，都收拾得很干净。同车有一位从朝鲜前线回国养伤的年轻的空军飞行员，他吃饭用的是一双白色的金属筷子。据他说，这双筷子是用一架被击落的美国飞机的材料做的。这是大事件中的一个小插曲。在经过了一个多世纪大大小小外国入侵者对其主权恣意践踏之后，中国终于在反对世界头号超级大国的战争中，成功地捍卫了它刚刚取得的独立。

我们沿途经过的农村，那些地方我是熟悉的，但面貌已经大为改观。从前不长庄稼、连野草都长不好的白色盐碱地，现在成了绿油油的水稻田，灌溉渠道纵横交错。我听说土地已经用淡水冲洗干净。土地已不再属于地主，而是归耕者所有，所以庄稼管理得井井有条。

在天津的一家大百货公司里，我看到了一种新型的顾客——穿着工作服的工人和农民。在过去，像他们这样穿着的人，店员非但不予理睬，而且还会把他们推出大门。从前外国租界的行政大楼——一座用来吓唬中国人的庞然大物，现在已被中国政府收归国有。以前法租界那座漂亮的玫瑰大理石市政局大楼将改成图书馆。我所熟悉的半殖民地时代天津的老式洋房（一群19世纪后期修建的具有英国、欧洲大陆和美国等不同风格的建筑物）依然存在，但已派作新的用场。过去，大着胆子进入这些住宅区的中国人，心里总会产生一种私入禁区的恐惧感。现在这些街道的气氛跟我1944年在延安看到的一样，不是让人想起屈辱的过去和畏惧眼前的困难，而是洋溢着对今天胜利的喜悦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在北京，我发现帝王们修建的雄伟壮丽的故宫和太庙，不是像过去那样，仅向外国游客、本地的有钱人和有闲阶层开放，而是第一次向劳动人民开放。这些建筑，本是用他们先辈的血汗钱、艰辛的劳动和高超的技术修建的。供奉帝王牌位的太庙已变成了劳动人民文化宫。

北京的街道虽然依旧多尘、露土，但打扫得非常干净，看不到纸屑垃圾（在人民解放军进城后做的第一批工作中，给市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清除陈年垃圾堆及整治早已阻塞不通的古老的污水沟）。我刚到北京不久，有一天走在路上，随手把一个空烟盒扔掉，就像我在纽约不假思索地所做的那样。但我回头一看，发现这是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路面上唯一的一件丢弃物，于是我马上返身回去，把它捡起来。

随地吐痰，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有害健康的不良习惯。为了跟这种恶习作斗争，北京市民发起了一个巧妙而有效的运动。目光锐利、脖子上系着红领巾、年龄不过十岁的少年先锋队员们一旦发现有人吐痰，就用手里的粉笔在痰迹周围画个白圈，叫吐痰的人在旁边站住，对他进行教育。在盛行家长制的中国，大人被孩子们当众责备，是一件大失颜面的事，与被警察罚款或大声呵斥相比，是一个更大的心理打击。如果当时正好有警察在场，他们也会告诫这个人应该记取孩子们的话。

另一个明显变化是，过去商店里常见的那种没完没了的欺诈和讨价还价，如今已不复存在。在革命后的中国，我们发现商品都实行明码标价和统一价格，不允许讨价还价——诚实得令人咋舌。例如，在过去，对那些有购买能力的人来说，英国的“飞利浦”是最受欢迎的名牌自行车之一，结果假货充斥市场，令粗心的顾客大上其当。现在我发现所有品牌都如实标明：如果是真品，就标明“真飞利浦”；如果是质量较好的仿制品，则标明“仿飞利浦”；如果是劣等冒牌货，则标明“假飞利浦”。同样档次的商品，各商店的售价基本都一样——跟人们的收入水平保持着稳定的关系。

当时，新中国不仅要医治旧的战争创伤，还要应付朝鲜战争，然而它成功地制止了1949年前天文数字式的通货膨胀。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确是事实。政府的经济措施是经过缜密考虑的，包括国家掌握足以保证市场供应的粮食和棉布储备来保持币值。政府的指导思想是保障全体劳动人民的日常需要，因而它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无论经济措施如何精密周到，都不可能取得这样好的效果。

货币的面值仍有许多“零”。我的工资如果从数字上看，我是个“百万富翁”。但实际的通货膨胀已经停止，下一步是把那些“零”砍掉——以前发行的面值10000元的旧币可到银行调换1元新币——除了失去那些“零”以外什么都没有损失，货币的购买力是固定不变的。

在对待大小事务上，新中国似乎决心与令人厌恶的旧思想决裂。消极、压抑让位于积极、向上。普通老百姓不再听凭“命运”的摆布，他们乐观、认真地重新打造命运。“没有办法”一度是中国人的口头禅，现在正被“有办法”所取代。

在树立任何困难都能克服的新思想的同时，人们也冷静地认识到，已经取得的显著变化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国家还很穷。城乡生产虽已达到以前连做梦也想象不到的规模，但还需要为全体人民创造繁荣和文明的新生活。这个艰巨任务要求每一个人工作——更好地工作，并尊重所有别人的工作，不管他干哪一行。

“同志”这个称呼就体现了这种觉醒，它取代了反映不同地位和不同阶层的称谓。你称旅馆服务员或人力车夫（当时还存在）“同志”，他们反过来也称你“同志”。这跟过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使人感到亲切温暖。“我们”的意识取代了“我”的意识。

需要克服的困难依然十分严重。毛泽东响亮地宣布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但国内外的一些势力仍不甘心或不可能承认这一现实。蒋介石的残余武装在大陆的一些地区仍然很猖獗，更不用说还有国民党残余偏安台湾，时刻梦想复辟。朝鲜战争正打得十分激烈。美国当时是拥有原子武器的唯一国家，自杜鲁门总统以下的美国政府领导人以及自麦克阿瑟将军以下的战地指挥官，均公开威胁要动用他们的核武库（苏联直到1950年才进行第一次核试验，接着是英国，于1952年；而中国则又过了许多年）。早在1950年11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对报界扬言，使用原子弹轰炸朝鲜的方案“正在考虑之中”。麦克阿瑟则更是竭力主张，把朝鲜和中国军队控制在半岛上一条致命的原子战争的钴辐射带之外，并将战火扩大到中国，同时支持蒋介石从台湾反攻大陆。接替麦克阿瑟指挥朝鲜战争的克拉克将军，在此后的两年中继续鼓吹发动一场二次性核打击。持这种主张的，在五角大楼和美国国会也不乏其人。他们反复叫嚣说，目的是“遏止”中国革命。

1952年艾森豪威尔继杜鲁门出任总统后，准备核打击的急促脚步才放慢下来——部分原因是美国的盟友（特别是英国）的强烈反对。但核威胁的陈词滥调仍在喋喋不休地继续着。

我们一回到中国，立即发现美国拥有和挥舞核武器的事实已经众所周知。但我们感觉不到我们的同事以及所有北京人表现出恐惧心理。他们忙于埋头建设中国的新生活。实际上，早从1945年毛泽东把原子弹称作“纸老虎”起，新中国的武装力量从来没有在原子弹面前发抖过。

跟外界的歪曲相反，毛并不否认原子弹的破坏力。他强调的是，决定历史的因素是人而不是武器，归根结底，原子弹不可能消灭人民，而人民将消灭原子弹（禁止使用直至最终销毁），他跟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就是这样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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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回顾一下我们回到中国后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我们是应宋庆龄的邀请从美国返回中国的。30年代末我就跟她在一起工作过。当我们在北京站走下火车时，前来迎接的人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是她那熟悉的、苍劲有力的笔迹——“欢迎回家！”她安排得如此周到、及时，使我们感到无比的温暖。

现在她是新的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之一，她请我们协助创办一份计划中的英文杂志，她给它命名为“China Reconstructs”（《中国建设》）①1 。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份刊名含有一个“行为动词”的杂志。宋庆龄委托我们的一位老朋友、著名学者陈翰笙博士负责筹办工作。陈不久就带我们去见宋庆龄和周恩来总理、周的夫人邓颖超（我和她早在天津时就见过面）。我们同他们不仅讨论了有关这本杂志的计划，还谈论了在国外的老朋友的情况，包括他们非常熟悉的埃德加·斯诺。那时正是麦卡锡主义在美国横行的时代，他们对斯诺的处境深表关切……

① 后来，经宋庆龄生前同意，《中国建设》杂志改名为《今日中国》（China Today），现在仍以这一刊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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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早期岁月里，我们跟新中国对外宣传战线上的同事们一道工作、学习和娱乐，不管级别和年龄，彼此亲密无间。为了赶急稿，我们常常在一起度过许多个紧张的不眠之夜，只在午夜吃夜宵（面条）时才暂时放下手里的工作。在这些解放初期的日子里，中国的革命气氛就像19世纪著名英国社会主义者和平民主义者威廉·莫里斯在其乌托邦作品《约翰·鲍尔之梦》里描写的那样，是一个“热气腾腾的平民世界”。

我们还一起参加体力劳动。中国当时还处于前工业化时代，我们轮流参加北京的重要水利工程——十三陵水库的修建工作，每次两星期。我们用扁担把装满泥土的沉重篮子往山上挑，用双手把装满石块的小车往山坡上推，活儿很累，但心情很愉快。至今我还保留着一张彩色幻灯片，是邱茉莉跨出我家大门前去参加半个月修水库劳动时摄的，她腰带上别着一块毛巾，背上挎着背包（装着被子和替换衣服），完全是一副修建大坝的重体力劳动者的装束。虽然她那年已经53岁，但在比她小一二十岁的年轻人中间，她成了标兵。同时成为标兵的还有我们杂志社的另一位中年的英国同事南·格林。她是一位共产党员、西班牙国际纵队的老战士。她的丈夫是一位音乐家，也是共产党员，在西班牙的一次战斗中阵亡。中国和西班牙是30年代世界上两条反法西斯阵线，在当代人的脑海里至今仍被活生生地联系在一起。邱茉莉由于干活出色，被中国伙伴们评为水库的模范建设者。接着轮到我参加半个月的水库劳动——我只得了个“及格”，没有获得荣誉。跟我们的同事和所有解放了的人民一样，我们被一种同样的精神所感召，自愿、积极、热情地投入水库建设，我们流的汗水，把我们跟新中国的基本建设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后来，我们还参加过短期的插秧、割麦、荒山造林、挖运河等劳动。所有这些（也只有这些）使我们永远成为这块土地——人们用几千年辛勤劳动所创造、耕耘和浇灌的、现在获得新生的土地——上的一分子。每当我们看到新的水渠、道路、林带，我们总觉得自己也在它们的建设中出过力。这是一种不为名、不为利、只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的行动，没有真心实意地参加过这种集体劳作的人，是很难体会这种感情的。

50年代的这种精神影响了大人，也影响了孩子。我还记得美国孩子南希·霍迪斯的话。当时她还不到十岁，刚进小学，在问到中国跟美国比怎么样时，她用自己的语言回答说：“在那里，我们可以吃到冰激凌和巧克力。在这里，我们可以为人民服务，不为自己出名。”

这就是当时人们普遍的精神状态，是从战时的解放区继承下来的。它能激发富有成效和创造性的巨大努力。可惜后来这种精神遭到歪曲和滥用，造成了过高估计当时在物质方面可能取得的成就，甚至发展到“大跃进”时期的吹牛比赛，牛吹得越大越好，把不可能的事情说成既成事实。例如在全民炼钢运动中，说小平炉炼出的钢产量打破了纪录；在农业生产方面竞相报道神话般的“高产卫星”等等。不过这是后来发生的另一码事。

我们的娱乐生活也跟大家一样。冬天，我们跟同事们挤上一辆卡车（大家都站着），到故宫外的护城河去滑冰；夏天，我们一起到湖泊或游泳池去游泳。乒乓球、羽毛球等不需要很大空间的简单运动，工间休息时在办公楼区就能进行。我们集体观看免费的电影和演出（由工会包座，作为职工福利的一部分）。我们在本单位举办歌舞晚会（我学会了拉手风琴，但很不高明）。我们根据自己的能力，为支援抗美援朝运动捐献现金和实物（我们的所有中国同事几乎都志愿报名到前线去服务，少数合适的人被选中，引起了大家的羡慕）。

在面对外部敌人挑战的同时，另一种不良倾向开始露头，令人大吃一惊。这就是革命队伍内部暴露出来的腐败。新中国成立后干部的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精神，与旧中国大大小小的贪污腐化、巧取豪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深受人民的欢迎，但现在这种精神开始受到腐蚀。冷嘲热讽的外国评论家早就对此作过预言。说实在的，他们调侃道，中国的穷乡僻壤好办，等共产党占领了拥有社会背景复杂的几百万人口、繁华而富有诱惑力的花花世界上海以后，咱们再瞧吧。

他们还预言，城市技术人员以及在西方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将会逃跑。事实证明他们错了——绝大多数留了下来，愿意为刚刚取得独立的国家效力。

这些怀疑论者还预言，共产党“土包子”将在管理大城市和经济这两大棘手的问题上碰得头破血流，因为在外国控制和中国反动统治下，乌烟瘴气的大城市成了投机家和邪恶势力的乐园。只有腐败才能把“自由世界的价值”从“红色威胁”中拯救出来！但这种局面在解放初期没有出现。在上海，变化了的是社会风气，而不是新政府本身。

共产党并不否认演变的危险。它早就对此发出警告。早在1944年，即取得全国胜利前五年，我就在延安听说对进步作家郭沫若在一篇文章里提出的问题展开了讨论。这篇文章描写了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在中国相当大一部分地方取得胜利后，其领导人如何开始腐化堕落。到了40年代后期，在即将解放大城市的前夕，毛泽东警告说，在战场上面对敌人的枪林弹雨无所畏惧的革命者们，有可能在精神上倒在大城市有钱阶级的“糖衣炮弹”之下。

我们到达新中国后不久，在我年轻时的老家天津出现了一个不祥之兆。那里的两个高级领导人刘青山和张子善堕落成为一个腐败集团的核心，利用职权之便侵吞了大量公款。这两人都是老资格的共产党员，都经历过长征，过去都有良好的军事和政治记录。有人认为根据他们过去的功绩，应该对他们从轻处理。但毛泽东坚持对他们应处以极刑（即死刑），因为他们的和平演变是触目惊心的。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相信中国共产党跟国民党不一样，决不宽容——更不用说纵容——其干部背叛公众信任的行为。

这一事件加速了全国性的“三反”“五反”运动的到来，我们和我们的同事都参加了这些运动。

“三反”的对象是公职人员中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1952年元旦，毛泽东亲自发动了这场“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清洗干净”的运动。

一个月以后发动的“五反”运动，打击目标是私人工商业者的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经济情报等不法行为。

在这两场运动中，极少动用死刑。在“三反”运动中，实际上只枪毙了刘、张两人；在“五反”运动中，只枪毙了很少几个上海商人，因为他们向赴朝参战的中国志愿军伤员出售假药和污染药品，从而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公愤。处理时实行宽严结合，对为首的和民愤极大的犯罪分子从严处理；而对从犯和有悔罪表现的，则给予不同程度的从宽处理，直至完全免予处理。主要目的不是惩罚，而是通过群众性的教育运动预防犯罪。

这两个运动的目的是：政府工作人员，不管其职位高低，不应损害公共财物。私人企业不应进行欺骗，特别是诈骗或损害国家利益。（当时中国“民族资本家”的企业不仅合法，而且还受到保护和鼓励，以帮助国家发展经济。对待他们的政策，与此前对待国民党的国有财产及其官僚的私有财产是大不相同的，对待后者采取国家没收的政策；与对待外国帝国主义的财产也不同，对后者，如果其主人或政府采取颠覆中国的行动，它们就可能被冻结或没收。）但是，利用私人财产收买公职人员或违背社会主义原则，那是不能容忍的。就如周恩来当时所解释的那样，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既有为新社会服务获取合法利润的机会，也面临着损害和掠夺新社会的诱惑。

在这两个运动中，政府部门的公职人员和与政府做生意的私人企业，人人都必须对照“三反”“五反”的内容作自我检查，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些方面的问题，然后听取与会者的意见。老实交代的人将得到从轻处理，或者完全免予处分。但不老实交代的人，不能指望得到从轻处理。

运动的精神是积极的和得人心的——用新的社会道德来代替令人憎恶的旧的社会道德。人们甚至检讨自己用公家的办公用品写私信这类事情。那时广泛流传着在中国访问不会丢失东西的故事，这是真实的。即使是扔在旅馆垃圾桶里的破袜子，服务人员也会追上来说：“你落下东西了。”这种良好的声誉远播海外。有一次在伦敦购物时，我妻子邱茉莉粗心大意，没有把挎包的拉锁拉上，结果钱包被人偷走了。她向英国警察报案，警察对她说：“你应该多加小心，别以为你还是在中国。”

不幸的是，在几十年以后，盗窃在中国变得司空见惯——提包必须紧锁，门户必须紧闭。人们开始怀念解放初期清除和自我清除不良恶习的做法，以及同事间亲密无间的感情，觉得这非但可能，而且是做到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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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谈了我们和中国同事在生活和工作中的相同之处，但也还存在着一些细微的差异。在北京的早期岁月里，我仍穿着在美国穿的衣服，系着领带，而我的中国同事则清一色地穿着蓝色棉中山装（它是“中华民国”创始人孙中山几十年前设计的，当时在国外却被误称为“毛服”）。这是一种外表上没有地位或财富标志的制服，人们穿着它常常感到骄傲，认为这是同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打成一片和为他们服务的象征。此外，它很方便——剪裁得宽松，不管你怎样活动都很舒适；四个上衣口袋足以装下你要随身携带的东西；穿着它什么场合都合适——出席晚会或观看演出也不必换装，而且耐磨耐洗。就拿我来说，我巴不得尽快换穿中山装。

但也不是人人都如此。在我还穿着美式服装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一位新来的同事在解开他的中山装上衣领子时，露出了里面衬衣上打着的漂亮的真丝领带。虽然根据他的工作表现，没有理由怀疑他对革命是否拥护，但他肯定是在怀念他逝去的上海岁月——当年他曾是一名西装革履的风流公子。另一方面，也有人用这种清一色服装作为保护性的伪装。我听说那些穿着最邋遢、补丁最多的蓝色或灰色棉衣的人，常常是过去穿得最讲究的人，他们是想让人们忘掉这一点。多数普通人即使衣服旧一些，但收拾得很整洁。

最重要的是，艰苦朴素已经真正变成人们乐意接受的价值观念。邱茉莉和我后来领养的几个中国孩子，都不喜欢穿新买的衣服。他们的同学也一样，更乐意穿他们的哥哥姐姐们穿不下的，或者用大人衣服改制的衣服。有一次，我们给我们的小男孩买了一条新裤子，他却说：“你们不能给它缝上一两块补丁吗？这裤子看上去不够艰苦朴素。”

在这里顺便说一件小事。我常常觉得系上领带对我来说又紧又不舒服，到新中国后，我尝到了从领带中解放出来的甜头。可是，70年代以后，我看到领带作为一种时髦的正式服饰重新出现，心里感到非常遗憾——过去的“绞索”又回到我这又短又粗的脖子上来了。

50年代初期，中国多数公职人员实行“供给制”，而不是工资制。在衣服方面，每人每年可以领一套冬衣、两套夏装。口粮以未经加工的谷物价格计算。住房及主要家具由工作单位提供。即便如此，熟知内情的人也能看出等级差别来。有位朋友刚往我们不久前领来的新床上一坐，便立即宣布她的判断：根据她屁股的感觉，床垫的厚度说明我们享受的是什么级别的待遇。我们开玩笑说：“基本准确。”

伙食费相当充裕，饭菜也做得不错。主要负责干部的伙食花样多一些，对此谁都没有意见。但当他们从公共食堂转移到用屏风分隔的小饭厅后，批评就出现了——他们是否太脱离群众了？只管自己说话而不跟大家谈谈心？谈公事在办公室里照样可以谈嘛，为什么要单独吃饭，不跟群众随便交流意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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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外关系方面，中国的立场是很鲜明的。它跟西方“大国”政府没有正常的外交接触，因为后者不承认这个新生的国家。但人民之间的友谊，生动地体现在1952年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大会”上。出席大会的有来自几十个国家的代表。我以记者的身份参加了会议。邱茉莉作为一名英语技术人员参加大会工作。稍后，我们俩又在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担任同样的角色。这次活动对我们同样是名正言顺的，因为我是工会报刊的长期撰稿人；我们俩又都是工会会员，我是“美国报业公会”会员，邱茉莉是“美国文职及专业工作者联合会”的成员。

与西方新闻媒体大肆宣扬的神话相反，新中国在国际关系和贸易方面，从未有意识地把自己孤立于“竹幕”之后。相反，就如亚太和平大会前后中国反复表示的那样，原则上她主张在和平和互相尊重主权的基础上，与所有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和商务关系——包括那些在朝鲜同中国打过仗和参与西方对中国禁运的国家。

1952年7月，就在美国对华封锁甚嚣尘上的时候，中英签署了一项价值1000万英镑的贸易合同。中国副外长章汉夫在赞扬中英扩大贸易的同时指出，英国政府支持以美国为首的对华禁运，是进一步发展两国贸易的主要障碍。当时正是朝鲜战争期间，英国派部队参加了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作战。朝鲜停战后不久，工党领导人、前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率团访问北京，这也有助于促进两国之间的政治和经济交往。在旧中国，从未有这么高层的外国人物来过中国，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把他们吸引来的。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起，中国就跟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完全的外交关系。1950年，中苏两国签署了共同防御同盟条约。之后不久，又跟新独立的印度及北欧一些中立国家很快建立了正常关系。

十几年后，中国跟戴高乐领导的法国交换了大使。只有美国，在中国革命胜利23年后，即1972年尼克松访问北京时，才承认了这一现实，并于1979年建立了完全的外交关系，时间已整整过去了30年。在等待中，输家是华盛顿，而不是北京。

此外，在亚太和平大会上，美国在朝鲜和中国边境地区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受到指控并被记录在案。会上，一个由国际著名科学家组成的小组提供了大量证据和证词，但西方的官方和舆论界却斥责这种指控是虚假的、不可能的、恶意的，等等。今天，历史学家阅读了当时的绝密文件后已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这个问题——美国军方确实生产并大规模储存过细菌武器，这些细菌武器同在朝鲜使用过的是一样的，而且其中许多是仿造残忍的日本人在战俘身上试验过的最早的细菌武器（作为交换，美国对交出试验被记录和结果的日本罪犯免予战犯起诉）。

随着日本法西斯的战败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新关系也开始了。我们在早期访问北京郊区的卢沟桥时就看到了这一点。卢沟桥是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地方，现在，不少日本朋友来到这里，保证他们将竭尽全力反对类似的事件重演。日本代表还在亚太和平大会上表示，他们决心让两国人民像他们的古代先辈那样和睦相处。这使我们再次回想起在抗日战争年代的延安和解放区。“日本人民解放同盟”的成员——其中有许多原来是战俘——为了说服仍在为皇军卖命的同胞停止反对中国人民（归根到底也是在损害他们自身的利益），冒着生命危险奔赴前线，有的还为此献出了生命。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取得的一项独一无二的成果，因为他们相信，各国劳动人民归根结底都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和必须共同反对的敌人。其他对日作战国家的军队也抓获过日本士兵，但没有一个能取得这样的效果。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做到呢？这是我们在“二战”期间经常被西方盟国的官员、平民和军方问到的一个问题——起先他们不信，后来终于为事实所说服。

总之，新中国的活力正在日益显现，尽管在重建和复兴过程中面临着困难，尽管西方——特别是美国——喋喋不休地叫嚷中国作为一个实体已经不复存在、已经变成苏联的领地和工具（这期间，中国人民搞建设则被污蔑为“蓝蚂蚁”，作战则又被污蔑为“赤色团伙”）。然而，即使在解放初期的中国，没有任何东西能掩盖世人的耳目，人们都能看到新中国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光明前景——这是一种激发人类历史上所有伟大革命的激情。中国的这次革命还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效应——加速西方国家殖民地的独立。在短短几年里，它们大多砸碎了身上的锁链，升起了它们自己的国旗。虽然这些新生国家的领导人一般都不是共产主义者，有的甚至是反共的，但在摆脱殖民主义桎梏的斗争中，他们绝大多数从中国革命中得到了鼓舞。稍后，1955年，这些国家在印尼万隆举行的历史性会议，就显示了这一点。再后来，1972年，许多新兴国家的代表团在联大的表决中再次表明了这一点。他们几乎一致投票支持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应有席位，同时驱逐依靠美国长期支持、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残余势力的代表。这在事实上标志着美国全面操纵联合国的历史最终结束。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在历次战争中都被战败，加上本国官僚政客的背叛出卖，列强把不平等条约强加给她，使她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孙中山悲痛地称之为“次殖民地”，意思是人人都能宰割的战利品）。在本章叙述的这些年月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新国家，并显示出她充满着活力。她不仅在国际舞台上挺起了腰板，在国内，受尽各种各样阶级压迫之苦的广大劳动人民（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也挺起了腰板。

下一个任务是采用适合中国国情的方式，分阶段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一个复杂的摸索和渐进的过程，需要经历反复的磨难和挫折，要持续到20世纪末，甚至更长的时间。

（钱雨润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