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诗人华兹华斯年轻时曾热情讴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他写道：“这是天堂，沐浴着朝气和曙光；青春，美丽的乐园。”对于大多数中国人以及他们在许多国家的朋友来说，1949—1956年这段时期，大体上就是如此。总之，这一阶段无疑是一个乐观主义的时期。在物质建设方面，这一时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50—1952年医治长期战争创伤的阶段；1953—1956年中国经济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阶段。
实际上，在第一阶段期间就已经出现了空前的突破。具有明显象征意义的是，1952年在中国人口最多的四川省建成了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把该省的主要经济中心重庆跟省会成都连接了起来。修建这条铁路的蓝图，可以追溯到中国清王朝末年，那时当地的投资者就提出了这一计划。可是清政府将筑路权交给外国公司的举动，激起了疾风暴雨般的抗议，从而加速了使中国变成共和国的1911年革命（辛亥革命）的爆发。在此后的四十多年里，这条铁路始终没有修建。即使是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成为中国的陪都，也没有修建过一寸铁路。我曾在这个城市工作过多年，我看到的仅有的可怜标志，是一度乐观地动工兴建但始终没有建成的车站，它孤零零地被遗弃在那里，周围没有任何东西跟它有关联。
可是现在，新中国刚刚诞生，面临着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这条铁路却轰轰烈烈地建成了。1952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生日这一天，成渝铁路开始通车。
同时，在悠久的中国历史上，长江上从来不曾有过一座桥梁，虽然美国工程公司曾为旧中国政府绘制过蓝图。只是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苏联的技术援助下，中国才成功地建成了长江上第一座大桥——武汉长江大桥。在建设过程中，我曾爬上还未全部合拢的钢架，对它进行现场采访。1957年，邱茉莉参加了盛大的铁路桥和公路桥通车典礼。
在这段早期岁月里，中国只能从苏联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东欧集团得到外援。这些援助包括兴建156项大型工业项目，它们几乎都是旧中国时期完全空白的部门。这为建立一个完整的现代化国家工业体系奠定了初步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新中国宣布“15年内超过英国”的目标，主要指钢的总产量而言①1。
这一口号几乎家喻户晓、尽人皆知，这可以从我们的养女颂雅身上得到印证。当时她只有六岁，还在上幼儿园。我们带着她取道苏联前往英国访问。我们在莫斯科的一家旅馆下榻，她在朦胧的早晨醒来，趴在窗口瞧着下面的街道，问道：“怎么看不见人？”接着又习惯性地自我解释道：“我知道了，他们一大早出去干活儿赶英国去了。”
① 由于两国人口不同，在人均产量方面的差距当然是很大的。
在社会改革方面，第一阶段的关键进程是完成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了几亿中国农民耕种；不仅分给了男子，也分给了过去从来无权拥有自己的土地的妇女。与此同时，在家庭关系方面，颁布了《婚姻法》，从法律上确立了男女基本平等。在总的经济领域，土改为逐步向农业合作化过渡奠定了基础，也确保在以后逐步实现城市工业国有化的过程中，赢得了占当时全国人口90％的农民的支持。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赖
以赢得内战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最新发展。走完了这一步，城市及其工厂将成为中国工业发展的火车头。
就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发生重大变革的同时，在文化领域里也开展了多次群众运动。这些运动通常是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因为他对这个领域特别关注。1951年，发动了对一部广泛放映并深受好评的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影片把为穷人筹资兴办义学而对富人和权贵们奴颜婢膝的武训（1838—1896），描绘成一位情操高尚、热衷于发展平民教育事业的先锋。毛愤怒地责问：对于当时为反对国内外压迫（这是群众贫困和愚昧的根源）而视死如归、英勇奋斗的进步运动，武训有没有说过一句话、做过一件事？武训的义学教育难道不是为了传布旧教育、为旧统治者培养忠实奴仆吗？那么，武训怎能在新社会受到歌颂，甚至连一些共产党员都热衷其事呢？
批判的范围非常广泛，因为过去只有城市中产阶级以上的人才有钱看电影，而现在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观众范围迅速扩大到城镇贫民和农民——影片所宣传的思想，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对他们产生直接的影响。
三年以后，开展了一场对伟大的18世纪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的讨论。长期以来，这部作品被普遍认为是一部生动刻画各色各样众多人物性格和家庭关系的杰作。当时，持这一传统观点的主要代表是著名红学家俞平伯。现在他的观点受到两个年轻人的大胆挑战，他们认为这部作品是对整个腐朽没落的封建社会的揭露。但他们的文章在发表时遇到了困难，因为公认的学派被视作“权威”，而那两个年轻人是“小人物”。毛使用愤怒的语言支持这些“大人物常常不注意的……小人物”的观点。他给共产党最高领导层写了一封公开信，支持“小人物”有广泛发表作品的权利，从而发动了一场对旧的学术垄断的批判。
就在同一年，主要也是在毛的发动下，对一向被视作著名左翼文人的胡风及其周围的一批文化人发起了攻击。胡风抱怨1949年以来的作品“千篇一律”，从而被扣上了为反革命分子寻求言论自由的帽子，这批人被宣布为反革命分子，有的还被投入监狱。①1
这些发生在文化领域里的事情，跟邱茉莉和我都能理解、支持和参加的反腐败运动不同，我们没有予以密切关注和参与。究其原因，也许是因为我们都不能流利地讲、读中文，不能理解所有有关的文章和论点。但是我们对这些指控深信不疑，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旧中国、创建了新中国，所以党怎么说我们都接受。
在国际和国内，中国在1956年受到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主要是当时的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冲击。报告谴责了1953年去世的斯大林，并含蓄地谴责了整个斯大林领导时期在苏联国内和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事情。这在许多共产党员中引起了震惊和混乱，因为他们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大转弯毫无思想准备。
甚至连那些作为客人应邀参加代表大会的外国共产党领导人，事先也没有得到任何暗示，或者被允许听这个报告，或者事后能看到讲话稿。他们在莫斯科所得到的，只是苏联低级官员官腔十足的口头简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直到秘密报告经过情报渠道向西方报纸泄露后，才拿到报告文本。对此，应邀参加代表大会的英共领导人亨利·布立特后来访问北京时，对在中国工作的英共党员和他们的同情者公开表示痛心和愤懑。他还向同样受到冷遇的中国共产党表达了同样的心情。
中国领导人认为，揭开斯大林严重错误的盖子是件好事，可以防止它们重演。错就错在赫鲁晓夫采用的粗暴方式，导致了对斯大林及其领导下的苏联的全面谴责。毕竟，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当时是一个榜样，它在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可歌可泣的、决定性的作用。
① 25年后，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判决作为一件错案得到了改正。官方的《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90》虽然没有全面否定20世纪50年代在文化领域发动的各种运动，但把当时发表的批判文章说成是“简单化和粗暴的”。
更加错误的是，由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次实践努力中出现了错误，就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这无异于错误地把婴儿连同洗澡水一起泼掉。
毫无疑问，中国对苏共代表大会的意见，以及对由此而引发的波兰—苏联争端和匈牙利事件的意见，对混乱的世界共产党队伍起到了稳定作用。这些意见无疑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威望正与日俱增。
这里举一件对我来说虽然很小，但却难以忘怀的趣闻为例。我年长的姑姑索妮娅、埃玛和安娜——莫斯科的退休教师——读了在苏联刚刚发表的中国对这些问题的总结性文章《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后，她们持赞同态度。这几位姑姑我在1958年首度访问苏联时才第一次见面，她们亲身经历过数十年的风风雨雨。年轻的时候，她们向往1917年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从波兰—立陶宛边境的家乡迁徙到俄国定居。此后，她们亲眼目睹了内战及其来之不易的胜利，以及笼罩着斯大林大清洗阴影的全国性大规模建设的努力。在大清洗中，她们的一个兄弟亚历山大（森德）失踪；索妮娅的丈夫在劳改营里度过了17年，出狱不久便患癌症去世。安娜姑姑的丈夫在抗击希特勒侵略者的莫斯科保卫战中献出了生命。幸亏苏联政府将犹太妇女、儿童和老人从被围困的首都撤离，她们莫斯科家庭中的其他成员才得以逃过纳粹的种族主义屠杀。“二战”后，他们的家庭又面临着新的危险，其中就有苏联官方再次在国内掀起的排犹运动。但他们始终热爱苏联，不像许多人那样想方设法离开那里。因此，她们对北京观点的认同是很有分量的。“你在中国，那里有聪明的领导人。”身材小巧的埃玛归纳了她们的意见后，作出这样的评论。
同样使苏联和东欧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深感兴趣的是，毛泽东在1957年2月作了一次讲话并于几个月以后公开发表，其题目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内的一个新概念。讲话同时提出了在文艺界实行“百花齐放”、在科技界实行“百家争鸣”的观点，这些也是新的概念。大体说来，在1956年至195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共产党自身也在总结前些年做了些什么——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构建了框架——以及下一步怎么做，应该避免些什么，特别是要借鉴苏共“二十大”暴露出来的苏联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错误。这些错误——引用中共坦率的说法——就是“大国沙文主义”，即坚持苏联有权对别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发号施令，在处理相互关系方面不是平等相待，而是实行专断的家长作风。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已经基本结束，今后的主要任务不再是阶级斗争（虽然它仍然是一个因素），而是利用新社会提供的可能性迅速发展物质和文化。
我是参与对代表大会的报告、讲话和决议的英译稿进行“润色”的人员之一。这些文件的基调跟当时全国的气氛一样，是一种冷静的喜悦和信心。
毛泽东提出了能为社会主义制度共同接受的、放宽文艺创作自由度的“百花齐放”方针，以及在科研领域提倡没有任何官方支持的垄断学派（像苏联在从遗传学直到语言学各个领域所做的那样）的“百家争鸣”方针，显然与中共八大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并且吸取了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内出现的事态的教训。他在1957年初发表的有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演说，其核心思想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能把人民内部的不同意见和主张一概看作是对抗性的（即敌我之间的）矛盾，并采用镇压的手段来解决。因为还存在着范围广泛的另一类矛盾，例如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守法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内部及他们相互之间的矛盾，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矛盾，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矛盾，等等。毛泽东称，这些就是非对抗性质的矛盾。虽然它们也可能有是非问题，但它们应该通过辩论和教育来求得解决，而不能像苏联那样采用镇压的方法。毛泽东于1957年2月在一次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这一讲话，经过若干修改后于6月在报纸上发表。
出于这种考虑，共产党广泛邀请社会各阶层对其政策和工作提出广泛的批评和建议。这种邀请大量见之于公开张贴的标语口号之中，或大众传播媒介的栏目里。在实行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事先没有估计到的、超越建设性批评的恶意言论。这些言论先给予公开发表，然后作为反革命论调的证据拿出来示众，声称它们跟煽动匈牙利武装叛乱的言论如出一辙，在中国也是一个威胁。
基于这种看法，在全国范围内立即发动了一场“反右”运动，并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这在实际上背弃了关于非对抗性矛盾的概念和心平气和地辩论的原则。像民主同盟等友好政党实际上陷入了瘫痪状态，它们的报纸要么关闭，要么被接管。总的说来，知识分子越来越成为靶子，像社会学家费孝通和主张控制人口的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这样的杰出人物，遭到猛烈的批判和降级处分，他们的学术职务被撤销。几十万人被打成（当时称为“戴帽子”）“右派分子”，发配到农村去“劳动改造”。有的锒铛入狱。
对抗分子无疑是有的，但反右派运动被严重地扩大化了，从某些方面来说，这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的前奏。直到几十年以后“文革”寿终正寝，扣在绝大多数“右派分子”头上的沉重的“帽子”才彻底被摘掉，他们本人得到了平反。
那些被“戴上帽子”的人，自己往往是始料不及的，他们之中有些是我的朋友和同事。对有些人来说，最初的不祥之兆是有人贴出了一张对他们具有攻击性的大字报，如果同样的大字报接踵而至，那么这肯定是厄运即将临头的征兆了。
有一次，在办公室外面的走廊里，我看到文学翻译家和批评家冯亦代正在看针对他的第一个这样的不祥之兆。平时性格开朗健谈的他，现在默不作声地站在那里。昨天还跟他很亲热的朋友，如今从他身边经过时形同陌路。
我是抗日战争期间在香港和重庆认识冯的。在那里，作为一名散文家和翻译家，他参加了左翼文学运动；在经济上，他还是一位经常慷慨解囊的赞助者，因为他在银行里有一份报酬不菲的工作；他还毫不犹豫地甘于承担风险。新中国成立后，他毅然放弃这些优越条件，来到北京从事新中国的外文出版事业。他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和热情是毋庸置疑的。现在他突然发现自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一个政治上被人遗弃的人——许多年以后才获得平反。对于像他这样的人来说，最难忍受的并不是失去职务和工资，而是被他过去和现在一贯为之忠心奋斗的革命所遗弃的失落感。
冯不是共产党员。党员一旦被打成“右派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可能被开除出党并受到降职处分。50年代初期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之间的亲密友谊遭到了严重的损害，在我工作的单位如此，在整个社会上也基本如此。
动不动就随心所欲地滥用“右派分子”的标签，是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更加残酷、规模更大的行动——包括导致死亡和自杀的肉体摧残——的先兆。幸运的是，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大清洗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很少发生处决反对派和批评者的事情。正如毛泽东所说，一旦出了差错，一个脑袋砍掉后是不能再长出来的。的确，中国运动中的许多受害者最终都恢复了适当的、有时荣誉很高的职务。马寅初活到100岁，他一度遭到谴责的人口控制理论，被确立为国家政策。费孝通成为深受尊敬的农村工业化导师。
※ ※ ※
正如前面多次提到的那样，我们返回中国的时候，朝鲜战争正打得热火朝天，后来又持续打了两年。
在朝鲜战争中，以志愿军名义参战的中国军队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把美国军队推回到三八线以南，这无疑是继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后又一个恢复中国人民自尊的最伟大的胜利。尽管美国支持蒋介石集团，但共产党在革命中取得了胜利，结束了这个民族长达一个世纪的战败和屈辱。他们在朝鲜与美国的战争机器直接较量中所取得的胜利，也是美国图谋“遏制”中国革命的政策的失败。
1953年7月27日，我以记者身份来到板门店，采访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仪式。美国代表在没有战胜的情况下在停火协定上签字，这在美国历史上是唯一的一次。我以美国进步刊物《国民卫报》记者的身份参加了记者团。我们沿着一条仍然不断遭到空袭的道路前进。路过朝鲜首都平壤时，我们发现几乎所有的地面建筑都已被夷为平地（政府工作人员在一个很深的地下公共大厅里会见我们）。在我们路过的另一个城镇沙里院，只有一个被炸毁的基督教堂尖顶的残骸，孤零零地露出在地平线之上。“把他们炸回石器时代”，是美国军方三年来所追求的目标之一。但朝鲜军队和前来支援的中国志愿军不屈不挠地坚持战斗。在遭受战争严重摧残的废墟上，仍能看到“正常状态”存在的迹象。丰富的电力从朝中边界鸭绿江上的一座水电站源源输出，除了夜间供掩体内照明之用外，白天为了耗掉多余的电力，露天电灯在光天化日之下照样亮着。沿途的军事哨所向我们提供简单的免费午餐鲟鱼鱼子酱，由于战争，这些东西不能加工成罐头食品或出口，只能用旧报纸包成大包，每包重达好几磅——若在别的地方，这些东西经过包装后在高档饭店里供应，只怕连王公贵族也说不清它们是多么名贵！
停战协定签字后，我们看到双方军队连同他们的装备从新的非军事区后撤（这是对双方的要求）。在返回朝中边境的途中，我们看到重建工作已经开始——中国志愿军战士正在修复桥梁。在我们离开停战城镇开城前，志愿军司令部招待我们吃了一次晚饭。我们走到主桌旁，举杯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祝贺胜利停战。“别感谢我，感谢卡尔·马克思。”他回答说。
许多年后，我听说人们批判他当时不提毛主席。他按照正当程序写信给党中央委员会，批评毛主席发动的“大跃进”运动给中国经济造成的后果，结果被撤销了国防部长的职务，从此他的处境越来越险恶，直至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他死后才最终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以前的崇高威望。
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是在朝鲜战争中牺牲的中国将士之一，他在一次美国的空袭中牺牲。他是毛泽东家族为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巩固而牺牲的七位成员中的最后一位——包括毛的第一位夫人杨开慧（毛岸英的生母）、两位弟弟，以及其他几位近亲。毛岸英是在毛泽东的鼓励下参加志愿军的。毛泽东在惊悉其长子的噩耗后，决定将岸英的遗体留在朝鲜的土地上。
在那场战争中，美国（以“联合国”名义）方面在宣传战线上也遭到了惨败，因为新闻官员们向记者发布假消息或实行新闻封锁，而中朝方面却及时提供被证明是准确的事实。这主要应归功于两位特派战地记者：伦敦《工人日报》的英国人艾伦·温宁顿和英国《每日快报》的澳大利亚人威尔弗雷德·贝却敌。他们常常冒着战火，到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才确立的停战区内的“中立地带”，与敌方阵营的记者接触，逐步赢得了后者的尊敬。开始对方不大愿意跟他们交往，后来相互成了私交甚笃的朋友。中国记者从未提供过假消息，连垂头丧气的美国发言人最终也不得不承认这些（中国记者的报道）都是真实的，是未加掩饰的事实。
这不能不说是战争新闻史上的一种罕见的艺术。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明了它能捍卫自己的疆界，并挫败了“遏制”中国革命的企图，她的威望不仅在自己的国民中，而且在新独立的其他亚洲国家，以及那些仍在为挣脱殖民主义桎梏或其残余势力而斗争的民族中如日东升。
在处理同印度和缅甸的关系中，经过中国总理周恩来同这两国领导人的谈判，产生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模式①1 。开始它们被视为主要适用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后来逐渐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各种关系的衡量准则。
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亚非会议上，这些原则的实质再次得到了确切的阐述。这次会议只有现在称之为第三世界的政府参加，而没有当时或以前曾操纵它们命运的殖民主义国家政府参加。在万隆，周恩来发挥了杰出的作用，巩固并在某些情况下打开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后来，又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投票，恢复了长期被台湾蒋介石残余集团荒谬窃踞的中国在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席位。
我原计划是跟别的记者一起从北京前往万隆采访的。如果不是因为另有任务，我肯定会登上印度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出发飞往印度尼西亚。这架飞机遭到潜伏在这块英国殖民地上的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因为他们估计周总理可能在机上。他没有在机上，但他的记者团在机上。在这架倒霉的飞机坠入海洋时，机上的全体人员无一幸存。在遇难者之中，有我的朋友、新华社的沈建图和奥地利外科医生、记者和作家弗里茨·詹森。我跟前者在延安相识，有段时间他在我负责编辑的《联合劳动新闻》担任记者；后者是结束了在西班牙国际纵队的服务后来到中国的。北京革命烈士公墓里耸立着一座集体纪念碑，就是纪念他们和同机遇难的其他中外新闻工作者的。作为死里逃生的幸存者，我在这里写下这段历史。但我至今仍为未能亲历万隆会议——一个重要的历史里程碑——而感到遗憾。
（钱雨润 译）
① 它们是：互相尊重领土和主权完整；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