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一章里要讲述的是一个特殊的主题。我在1955年、1965年、1976年和1985年四次访问西藏，每次相隔十年，每次访问的时间持续三四个月。在新中国我看到的所有变化中，“世界屋脊”上的变化是最引人注目的。西藏跨越了一千年，从农奴制和奴隶制一下子跳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阶段①1。
按照我参观访问的顺序，下面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些变化：首先是西藏同全中国的交通联系。
1955年，我第一次从四川省的省会成都前往拉萨，乘坐吉普车和卡车，颠簸了12天才到达目的地。这看来还是最快的速度了。这条刚刚通车一年、长2271公里的公路，路面已经很不平整，颠得我骨头都快要散架了。一路上时而爬上海拔5000米高的陡峭山口，时而进入深深的峡谷——这是中国和整个亚洲几条大河的发源地：金沙江是长江的源头，澜沧江到了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变成了湄公河，雅鲁藏布江流到印度则成为布拉马普特拉河。
① 这个过程在我的《西藏的变迁》（Tibet Transformed）一书中作了详细的报道，此书是根据在当地进行的数百次采访所作的数千页笔记写成的。本章是一篇简短的概述。
一路上景色如画，瑰丽多彩，难以描述。透明的天空充满了紫外线，色彩明丽耀眼，令人难以置信。蔚蓝的天空漂浮着朵朵白云，形状变化无穷，忽而堆积如山，忽而如薄纱轻飘。路上除了不时碰到大块堆积物之外，还时常被山崩所阻挡。司机和乘客不得不下车帮助护路工人清理。然而，现在前进的速度已经是划时代的了。以前的交通运输全靠牦牛或骡子，走一趟起码用六个月。人民解放军的部队以善走著称，只用了104天走完全程，创下了空前的纪录。
1965年我第二次去西藏，是乘坐中国的民航班机。从成都到拉萨，用了两个半小时。这条航线的气候条件十分恶劣，变化无常，所以试飞最初是由空军的老资格飞行员进行的。今天人们舒适地飞行，很容易忘记当年行路的艰苦。现在，客运和货运航班经常定期飞行。为庆祝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有2000名代表和其他访问者前来参加庆典。他们大部分是在几天之内乘坐飞机分批抵达拉萨的。
到1976年我第三次访问西藏时，已经有两条正规航线了，一条以成都为起点，另一条以甘肃省的兰州为起点。我们来去乘坐的是两条不同航线的航班。在飞机上可以俯瞰地球上最为壮观的山脉和沙漠。飞机是大型的，几乎每天都有定期航班。乘客中有汉族人和藏族人，他们都显得很自如，就像是在乘坐郊区公共汽车。在我们的旅伴中，有地质学家、气象人员、建筑员工、中年熟练工人、二十来岁的学员、来自中国内地省份大学的西藏学生，以及出差和度假的官员。
到1985年我第四次西藏之行的时候，已经可以从北京直接飞往拉萨了。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也可以直飞拉萨，这是拉萨的第一条国际航线。我头两次访问西藏还是稀客，因为几十年来甚至几百年来访问西藏的外国游客是很少的。现在，来自国外的旅游者从数以百计不断增加到数以万计。他们都是乘坐世界级的巨型客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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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境内旅游，仍然是靠陆路。这方面的情况需要谈谈。在旧时的西藏，连大车道都没有，更不用说汽车路了。唯一有轮子的东西是祈祷用的、制作精美的铜轮车，它是用手转动的，或者是用流速较快的河水冲动的。车上有许多经文，每转动一次，便等于是为朝拜者提供背诵许多经文的记录。在以后的年代里，建设了几条大型公路，三条通向中国各地，一条通向加德满都。路面、路堤和通过能力都不断改善。在西藏境内，几乎所有的县都已有公路相连。在修建公路的工地上，我高兴地看到了天津生产的大批“铁牛”牌拖拉机。天津是我的故乡，我在那里长大，当年那里根本没有拖拉机，更不会制造拖拉机了。至于西藏，这样的事从前连想都不敢想。
运货汽车结伴而行，每个车队有几十辆卡车，它们在“世界屋脊”上吃力地爬行着。汽车的发动机还不如人的心脏和肺，连四五千米的高度都不能适应。但是，西藏的研究机构不仅在为人类研究一种适应高原条件的药物，而且也在设法使发动机在缺氧的世界屋脊上能够“比较畅快地呼吸”。
长长的满载工业品的载重卡车车队从中国各地开到西藏，而返回去的时候，则是空空如也。运货的飞机也是这样。那些硬说“北京剥削西藏”的人，对此又如何解释呢？
事实上，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自治区的援助一直是多方面的。西藏的行政开支大部分是由国库拨款的。西藏的税收只占全国内地省份总额的很小一部分。中央政府对远距离援藏物资进行补贴，使其在西藏的价格同原产地的价格持平。内地到西藏进行科研的人员和西藏到中国内地各大专院校学习的学生，他们的费用都是由中央政府负担的。给西藏的大部分工业设备是无偿调拨的，农业机械则是低价供应的。但是，西藏农牧民生产的产品收购价格则比其他地区的同样产品提高好几倍。所有这些措施，都是本着宪法规定的、中国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采取的。
其目的是创造事实上的平等，而这一点只有通过广泛发展生产、教育等等，才能做到。
铁路是发展西藏的经济所必需的。但是，修建铁路碰到了许多困难：山高、河多，又有山崩和永久冻土层。冻土层在冬天坚硬无比，承重力很大。但是，冻土在夏天就会融化，表面只有薄薄的一层，会使很重的车辆陷进泥淖。从经济上来说，漫长的铁路线沿途既没有燃料资源，也没有生意可做，甚至连个人影都没有。不过，到1979年，有一个铁路终点站向西藏靠近了一步，那就是北部青海省的格尔木车站。在南部也有几条线路进行过考察。2001年传来好消息：北部路线已经选定，即穿越冻土带的那条路线，2006年火车就可以从格尔木到拉萨了。我现在86岁，到那时超过90岁了，尽管年事已高，我仍然希望坐火车去西藏一趟，这是我长期的梦想。
在此期间，由于建造了一条输油管线，公路运输得到了加强。而在以前，卡车的双向行程都得靠自带燃料。但是，只有修建了铁路，才能把大型机器运进西藏，以便开发这里的几条世界上最大、流速最快的河流的发电潜能，以及开采、加工和运出西藏的丰富的矿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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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来谈谈在我的几次行程之间所显示的西藏社会发生的变化。1955年，我第一次访问西藏的时候，西藏的首府仍然是封建制的，类似于11世纪的欧洲。这同中国其他省份的社会主义民主变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达赖喇嘛的布达拉宫呈现着中世纪风格的辉煌。宫殿的顶部包着金箔，在太阳照射下金光灿灿；拱顶储藏着金银财宝等贵重物品。底层是关押犯人和敌人的地牢，阴暗潮湿，蝎子遍地，污秽不堪。拉萨市1/3的人口是乞丐和流浪汉。在喇嘛寺和绿树环绕的达官贵人官邸周围，我看到许多穷人蜷缩在发臭的茅屋里或破烂的窝棚里，饥寒交迫，有的还疾病缠身，有的则年迈体弱。他们在臭气熏天的粪便池旁，同野狗争夺一小块肮脏的食品。贵族官吏们却穿着闪闪发光的毛料锦缎服装，骑着高头大马，按爵位大小，跟着人数不等的扈从，耀武扬威地穿行于街头。衣衫褴褛、满身油渍炭灰的农奴和奴隶们，则在尘土飞扬的环境中为贵族和官吏们劳作。他们低着头，不敢抬头仰视，因为如果他们的目光超越贵族的膝盖，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西藏人不管高低贵贱都世世代代相信，一个人的地位是命运决定的：上辈子干了好事，这辈子就享福；上辈子干了坏事，这辈子就受罪。因此，富人骑在穷人的脖子上作威作福，不必感到内疚，尽管他们也抽象地宣传同情心。穷人则应当心甘情愿地忍受压迫，否则，就是犯罪，就是违背神意。
老西藏肯定不是“香格里拉”（世外桃源）。想象中的人间乐园是根本不存在的。詹姆斯·希尔顿《失去的地平线》这部小说所描写的理想乐园，只不过是为了让20世纪饱受经济萧条和战争灾祸的西方人通过阅读这部小说，求得心灵上暂时的解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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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首次访问拉萨时，西藏仍然是中世纪的景象，生活在尖锐的矛盾中。新中国的五星红旗已经在拉萨上空飘扬。新修建的几条公路在拉萨汇合。第一个现代化医院和第一座世俗小学已经建立。但是，这个地区的核心政权仍然掌握在西藏当地上层僧侣和世俗贵族权力集团的手里。保留这个核心政权，本来是要换取他们在1951年的17条北京协议中承诺割断同帝国主义的联系和不阻挠将来的社会改革，但他们最终都没有恪守这两项诺言。
1955年10月1日，在布达拉宫前面的广场上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周年的庆典上，我看到了这方面的一个极其明显的例子。广场上挂着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画像，两旁是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画像。他们两人都曾保证遵守1951年协议。一年以前，他们在北京参加新成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招待会时，我曾经见过他们。那时，他们都很年轻，瘦削的个子。我请求他们在我的请帖上签字，首先递给了班禅喇嘛。“我是达赖喇嘛。”达赖喇嘛把请帖从我手中抢过去，第一个签字。就是在这样一件小事上，他都要占上风。可见，他是毫不客气的。虽然他还年轻，但是并不简单。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的情报机关就伸出很长的手，秘密同他接触，企图骚扰和肢解新中国。虽然屡次受挫，却仍然不死心。从那时起到现在，始终如此。它表面上声称关心西藏的文化和福利，然而，事实证明并非如此。
1955年，在拉萨庆典的检阅台上，有穿着蓝色制服的中国中央政府干部，还有达赖喇嘛领导下的当地封建政府的官员，他们穿着金丝锦缎长袍。虽然鲜红的旗帜迎风飘扬，但是尚未改组的拉萨警察，仍然在群众中间大摇大摆地穿行。这一天，他们虽没有背枪，但是，挥动着生牛皮鞭。我没有看到他们打人，因为这不是打人的场合。西藏是中国的组成部分，整个中国在搞社会主义，而作为中国的一部分的西藏，则仍实行农奴主的封建统治。在人民和革命的红旗之间是封建的皮鞭，这最生动地说明了当年隐隐燃烧着的矛盾。看来，必然会爆发什么事情。1959年果然出事了。
那一年，农奴主的地方政权发动了武装叛乱，从而撕毁了中央政府一直在贯彻执行的1951年协议。中央政府按照协议帮助当地人民的措施必须取得当地封建政府的同意，或者由他们来执行，而他们则是要阻挠改革。
这里，举一些例子：
人民政府对西藏从事公共工程（最初是公路）的人的报酬进行了革新，实行了工资制。但是，做工的许多农奴和奴隶的工资被头人夺去了。这些农奴和奴隶都是主人的财产。按照这个逻辑，他们的收入所得当然也应当属于主人。
现代化的学校已经开始建立。但是，讲授自然科学受到当地政权的抵制，被认为是“违反宗教信仰的”，而宗教的课程则是必修课。在历史和社会科学的课程方面，不准在学校讲授劳动人民被剥削的道理。在西藏，劳动人民受到最残酷的赤裸裸的剥削，甚至没有任何货币收入。农奴一年要为喇嘛寺或贵族劳动300天之多，类似于中世纪欧洲封建时代的“徭役”。
在20世纪的整个50年代，在达赖喇嘛的地方政权的主宰下，西藏仍然实行着过去那种压迫性统治。西藏的老百姓不仅受到敲骨吸髓的剥削，而且遭到中世纪法律和习惯所实行的那种最残忍的暴力对待。1965年我们的所见所闻，至今记忆犹新。我们采访了以前的一些农奴和奴隶，并给他们拍了照片。他们之中，有的人被砍掉了手或脚，有的人被抽掉了腿上的筋，有的人被剜掉了眼睛，其实他们只犯了轻微的罪行或过错，如牧羊人丢掉了主人羊群中的一只羊，或者仆人不承认主人硬说他们偷东西的罪过。
这样可怕的做法，甚至那些鼓吹西藏分离主义的流亡者也没有否认，其中有一个人在用英文出版的一本书中对此作了冷静的描写，甚至还向农奴们表示道歉。他这样写道：
“刑讯”是在无法用其他办法弄清真相的情况下经常使用的一种手段。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我常常冷酷无情地观看两个法官审问一个被鞭打以后的犯人。
同一个作者回忆了这样一些刑罚，如“把眼珠剜出来，把舌头割去，把手剁掉，把罪犯活活推进水里或者从悬崖上推下去”。作者说，“西藏的传统法典是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制定的。不过，甚至在20世纪50年代，仍然实行这种法律制度”。①1
另一个女流亡者是西藏两大贵族家庭的成员之一，她对旧制度充满了留恋之情。她谈到西藏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他们可以对“受到这种惩罚的少数罪犯剜出眼睛，砍掉四肢，为特殊的仪式而向僧侣提供人的颅骨和股骨”②2。
在过去的西藏，还实行一种制度：在贵族庭院或寺院的角落里活埋儿童或青年人。英国在西藏的一个特务查尔斯·贝尔勋爵在谈到冲比谷的一座塔时写道：
在这个塔内，有一个神龛，在神龛内有一个铜制骨灰瓮。若干年以前建造这个塔时，为了祭奠这个塔，特地杀了两个八岁的孩子，一男一女，把他们的血倒进这个瓮里，然后把他们的尸体也放进去，头朝下，脚朝上。……
这样的习俗一直持续到1959年西藏农奴主叛乱前夕。与此同时，也保存着旧的生活方式。1965年，我见到了两个险些被作为祭奠仪式殉葬牺牲品的孩子，由于新时代的到来，他们的生命被挽救了。
关于1959年以前西藏的实际情况，不妨引用美国的一位学者根据居住在印度庇护所的西藏分离主义者所提供的材料作出的结论：
西藏的特点是制度化了的不平等，可以被叫做无所不在的农奴制。除了25万至30万贵族家庭外，其余的居民都是农奴。那里没有“自由的”农民。③3
① Dawa Norbu. Red Star Over Tibet. London, 1974: P6-80.
② Rinchen Dolma Taring. Daughter of Tibet. London, 1970: P9.
③ Mervyn C, Goldsfein. Serfdom and Mobility i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ay 1972. 作者的妻子是一个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的女儿。
这就是所谓富有同情心的、行善的封建神权政治的神话。西方人和其他相信这种神话的人可能想象他们是生活在封建的鼎盛时代。当然，这并不是说，中世纪遗风不宣传行善。他们也宣传行善，但实际上却干着相反的事情。
共产党的政策，如毛泽东和周恩来所设想的和实行的那样，是给封建的上层人士一定的时间，从而使大多数平民百姓日益觉悟。死硬分子必然会发动公开的叛乱，暴露他们自己。当发生这种情况时，就可以在大多数受压迫的人民群众的帮助下，摧毁旧的社会制度。1959年，实际上就是这么做的。这样一来，西藏的基本情况同全中国的变革类似，但有一些它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甚至是根植于旧的统治集团中。如在西藏的改革中，农奴主和阿沛·阿旺晋美等高级官员的房地产不是没收，而是收购。阿沛·阿旺晋美以前也是一个奴隶主，他没有参加叛乱。他曾经在中央担任过许多高级职务，在以后的一些年代里，还曾经当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自治区主席。
西藏许多僧俗要人担任了全国性职务或者地方新政权的职务，其中不仅包括较早就接受改革的人，而且还包括参加过叛乱，但服刑以后改变了观点的人。拉鲁·次旺多吉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曾经是反叛力量的总司令。这些达官贵人最终同曾经给他们当过奴隶的普通西藏人一道工作。
1951年，我会见过许多这样的西藏人，并同他们交谈过。他们现在大多成了西藏的领导干部。他们原先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没有任何人权可言。可以这么说，西藏的干部分为三代。
第一代是西藏人中最早接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人。20世纪30年代中期，当红军长征经过有大批西藏人居住的省份时，他们参加了红军。不过，红军并没有进入西藏。当时他们只不过是十来岁的孩子，赤贫如洗，又不识字。他们自愿参加了这支为穷人谋福利的队伍。
这支队伍虽然主要是汉族，但并不鄙视或歧视少数民族。他们不顾艰难险阻，留在这支队伍里。在这些人中包括桑杰盖西（也叫天宝，他是一个新的僧侣）、杨东生（他是一个农奴牧羊人）以及其他一些人。来自西藏地区的也有数千人。他们在部队里受到了教育，参加了反对蒋介石的战斗，后来又参加抗日，1945年以后参加了解放战争，包括解放天津和上海的战役。1949年革命胜利以后，他们参加了政府的工作，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如内蒙古）政府的工作。
最后，他们回到了他们的西藏老家。20世纪60年代，天宝担任西藏自治区的主席，杨东生担任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主席，扎西旺徐担任青海省省长，青海省也有很多藏族同胞。他们全都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共产党领导机关的成员。在老一代红军中，他们是少数幸存者，大部分人都在战斗中牺牲了。
第二代藏族（包括附近省份）干部是在人民解放军20世纪50年代初期进驻西藏时成长起来的。他们的社会成分和参加革命的动机同第一代藏族干部很相似，不过，他们的人数要多得多。在他们中间，我会见和采访了洛桑次诚。他原先是一个木匠。他在20世纪60年代担任了西藏自治区副主席。农民出身的郑英当了日喀则专区党委副书记。多热本以前是一个无主的人，那意味着，任何上级都可以虐待他，甚至得不到主人的保护。他后来成为山南专区的副专员和工业主管。喜饶是西藏自治区很重要的汽车修理厂的副厂长。他年轻的时候被农奴主砸坏了膝盖。西藏实行民主改革以后，他的膝盖动了手术，现在已能行走，但仍然不得劲儿。
第三代藏族干部是在1959年农奴主的叛乱被镇压以后成长起来的。我会见了其中的一些人，如：
巴桑，她以前是个女奴隶，后来政治地位不断提高，成为中国共产党西藏委员会委员和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热地，他原先是一个从事畜牧的农奴，后来也成为中共西藏党委委员，2001年成为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主席；
次仁拉姆是一位充满活力的能干女性。她最初把跟她一起干活儿的奴隶发动组织起来，接管了奴隶主的庄园。若干年以后，她成为整个西藏自治区的副主席。
这些人并不是一下子飞黄腾达的，而是在西藏建立新制度以后，一步一步上升起来的。他们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提高自己的本领。他们的例子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说明以前受压迫的人蕴藏的能力和人的尊严。
在基层，我也采访过许多人，其中包括：
阿旺加措是一个农奴的孩子。由于他在少年时竟敢上新的学校，并戴上了少先队员的红领巾，反动派曾扬言要勒死他。他现在是拉萨一个区的区长。
强巴加措以前是个农奴裁缝，现在领导一个县。
次仁平措原先是个奴隶，现在是拉萨的一个警官。
我采访的对象还包括：人民解放军的藏族战士和将军、藏族登山队员、藏族歌唱家，以及数十个在生活中发生同样巨变的藏族人，如：藏族女登山运动员平措，她登上了世界上最高的珠穆朗玛峰（在西方叫做埃佛勒斯峰）；由于演唱藏族歌曲而蜚声中外的藏族天才歌唱家才旦卓玛。
乡镇级（以前的公社级）以上的藏族干部在20世纪80年代初达到了36000人，占干部总数的60％以上。在西藏地区的合格医务人员中，一半以上是藏族人。在西藏地区6000所小学（30年以前，那里的小学还不到十所）的教师中，大约90％是藏族人；在1370名中学教师中，1/3以上是藏族人；在各类技术人员中，这个比例正在不断上升。20世纪90年代，在这些类型的人才中，藏族人所占的比例进一步上升。
西藏的改革取消了寺院拥有的庄园。西藏所做的事情，英国16世纪在国王亨利八世时代已经完成了。有一点不同的是，西藏把寺院的土地和牲畜分给了以前的农奴，而不是像英国的改革那样分给贵族。西藏还有一点同英国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西藏没有英国的那种圈地。那种圈地使农民失去土地，以至于沦为流浪汉和乞丐。
在近代历史上，一直有一股势力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这股势力是外国安插和扶持的，主要是英国在18世纪征服印度以后所从事的。自鸦片战争以来，英国在派遣海军沿着中国东海岸入侵的同时，通过西藏从陆地觊觎中国的领土。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冷战开始以后，操纵分离势力的主要外国主子和后台发生了变化。在英国的实力衰落以后，美国在亚洲谋求霸权，把手伸到了遥远的“世界屋脊”。1947年，当时担任美国驻新德里代办的乔治·梅里尔提请华盛顿注意，在新的核时代，西藏在整个亚洲具有“无可估量的战略重要性”。他出谋划策说，“保守的和信仰宗教的”藏族人被当地政府（他没有具体说明这是一个以农奴制为基础的神权政府）“牢牢地控制着”；如果美国政府支持他们从中国分离出来，他们就可以“抵制苏联或共产党对西藏高原的渗入；而在火箭战争时代，西藏高原可能是亚洲最重要的地方”。①1 美国媒体也兜售同样的观点，至少有几本书持有这种看法。②2
1948年，作为探险家和政论家的洛厄尔·托马斯父子不远万里来到拉萨。他们来拉萨以前，美国驻印度大使洛伊·亨德森和麦克阿瑟将军领导下的情报机关首脑威洛比将军曾经向他们介绍了情况。据他们说，达赖喇嘛的地方政府直截了当地询问道：“如果共产党进攻西藏，美国会提供援助吗？援助到什么程度？”他们说，他们需要美国的武器和指导，特别是进行游击战的指导。③3
① John Kenneth Knaus. Orphans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1999.
② Amaury de Riencourt. Roof of the Word-Key to Asia, 1950.
③ Lowell Jr. Thomas. Out of this Word. New York, 1950.
显然，美国政府同分离主义者的联系已经有许多年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和晚期，它用飞机运输藏族人到美国科罗拉多的黑尔营地接受训练，然后把他们连同武器和通讯工具一起空投到藏族人居住的地区。1959年，达赖喇嘛逃往印度时，曾经带了黑尔营地训练出来的两个伞兵和美国提供的无线电收发报机。①1
实际上，冷战时期美国企图推翻新中国的想法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们并不是真正关心藏族同胞（包括分离主义者）。事实上，藏族人自己也开始公开抱怨，华盛顿只不过是把他们当作棋盘上的卒子，用来达到更为广泛的目的而已。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约翰·肯尼思·瑙斯在1999年写了一本书，书名为《冷战的孤儿》，这个书名无可奈何地反映了这种情绪。瑙斯在书中讲述了他训练藏族特务的岁月，他负责把他们空投到藏族人居住的地区。受过他们训练的那些藏族人的确是孤儿。他们一被空投下来，就立即被抓起来了。从农奴制度中解放出来的藏族同胞，对帝国主义的这种做法是极其仇视的。否则，怎么解释1959年的叛乱很快就被镇压下了去呢？要知道，那里是山区高原，如果是人民起义，是可以无休止地进行游击战的。
① 瑙斯在书中第168页上写道：“在华府，包括总统在内的一小批官员，通过去年夏天空降下去的、由中央情报局训练出来的无线电报务员发来的电讯，一直在关注着达赖喇嘛的行程。早在拉萨叛乱几个月之前的准备阶段，这些报务员就空投到凯卡姆地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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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我第二次访问时，看到的是一个欣欣向荣的新拉萨。那是1959年叛乱以后经济得到恢复的成果。布达拉宫仍然雄伟地屹立在那里，灿烂辉煌。它不再是神秘而令人敬畏的建筑物了。在附近兴建起来的西藏革命博物馆里，展示了90％的藏族人民在过去所遭受的苦难。达赖喇嘛的珍贵裘皮服装、珍珠宝石和纯金器皿，被从布达拉宫的拱顶和密室里拿出来展览，它们堪与昔日俄国沙皇的珍宝媲美。沙皇有1.6亿臣民为他流汗劳作，供他享乐；而达赖喇嘛直接统治的臣民还不到100万。在这个展览上，人们懂得了，“命运”并不是不可抗拒的，而是可以扭转的。人民摆脱了剥削他们劳动果实的压迫者。西藏的粮食产量几乎增加了一半，牲畜头数增加了1/3以上。在拉萨，建成了许多新的、有着藏族风格的建筑物，如自治区政府大楼、拥有1200个座位的人民文化宫。对拉萨这样规模的城市来说，这个文化宫是相当不错的了。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戏院和剧院。在这些文化设施里，坐满了不久以前还住在牲畜棚里的男男女女。附近，有一个国营百货公司，货架上摆着各色商品，从针头线脑到晶体管收音机、缝纫机和自行车，应有尽有。
拉萨现在已有几公里长的新的柏油马路，两旁有电灯照明，地下铺设了排水管道。1955年我第一次访问时，这些东西是看不到的。我看见一个由妇女组成的管道小组正在安装自来水的主要管道。从前臭气熏人的壕沟和充满污秽杂物的水池再也看不见了。
航空站也是崭新的。还有一个长途汽车站，以后人们可以坐上在济南和上海专门为高原生产的、带有暖气和氧气设备的公共汽车去旅游了。
根据向我们提供的数字，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自从民主改革以来，拉萨修建的住宅、工厂、学校、医院和戏院的总面积为这个城市建城1300年以来建筑总面积的十倍之多。在民主改革以前的拉萨，只有达赖喇嘛和少数贵族的住所有电，而且还很不稳定。到1965年，即民主改革六年以后，这个城市90％的家庭有了电灯，有些家庭还用电做饭。1976年，当我第三次访问的时候，西藏有了几个中型水电站，供城市使用。乡村地区拥有许多小水电站，它们利用山泉的能源，但是，冬季结冰的时候就不能使用。由于西藏地区矿物燃料贫乏，因此十分注意利用替代能源。西藏开发了地热能源，一方面用于发电，另一方面用于温室栽培，以便栽种某些季节不能生长的作物。西藏每年有3000个小时的日照，接近于世界纪录。潜在的太阳能正被越来越多地加以利用。
1955年，拉萨没有任何机器。纺织、印刷、铁工活儿倒是有的，但全是靠手工操作。
1965年拉萨有了汽车修理厂和水泥厂。到了1976年，已能生产简单的农用机器、拖拉机零件，以及农村发电用的小型涡轮发电机和电动机。西藏现在有178家工厂，为十年以前的三倍。1955年实际上没有产业工人，到了1965年大约有2.5万人，1976年达到6.5万人。1985年，我最后一次访问西藏那一年，即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工业、城市建设、教育、医药、文化、教育、旅游和体育等方面共有41个新的项目正在进行。国家除了提供资金和物资外，还提供了来自内地的5万名建筑人员，他们在完成自己的工作后，都将返回原来的工作单位。在20世纪90年代，中央政府又在西藏进行了63个项目，投资23.8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9亿美元）。西藏人民世世代代在建筑、医学、美术、工艺、歌舞、文学等方面所取得的最出色的文化成就得到了维护和发扬光大。
西藏丰富的古代语言也是如此。在旧西藏，95％的人是文盲。今天，学龄儿童用自己的语言学习读和写。藏语的词汇量不断扩大，以满足新的需要，但是抛弃了那些媚上骄下的词汇。当然，还应该做更多的工作，以促成藏语新文化的建立；这样的批评也并非不公平。不过，已经取得的成就确实是不小的。
法律规定，公告之类的东西必须是双语的，藏语在前，汉语在后。西藏地区社会科学院成立以后，西藏的第一所大学也问世了。西藏拥有丰富的文献资料，还有许多文化宝藏有待开发。西藏本土本来应是世界藏学研究的中心，但过去多少年来，藏学研究却主要是在外国的学术界中进行的。目前正在采取措施，把那些过去运往国外的（通常是非法运走的）珍本典籍的原件或影印件，物归原主，还给西藏。
这并不是说，不鼓励藏族人学习中国多数民族使用的语言——汉语，因为他们若不懂汉语，就无法同中国的其他民族自由地沟通、交流，无法到内地各省份接受更好的普通教育和专门教育。除汉语外，现在西藏的中学和大学还增加了英语课程，使他们有了一个进行国际交流的渠道。
1985年，我已经看到人们开始使用藏语电脑。现在，藏语电脑使用得更加广泛了。
同美国对待土生土长的美洲印第安人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没有任何藏族人被官方赶出家园，遭受灭绝种族的大屠杀，或者被剥夺其中国公民权；也没有任何西藏人受到阿拉斯加土著居民多年来遭受的那种野蛮对待。西藏的发展道路虽然是曲折的，但却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进展。这充分驳斥了所谓西藏人没有人权的谰言。旧西藏的既得利益者出于卑劣的动机，支持他们的那些外国势力出于自身利益，在这方面散布了许多偏见，而那些自以为是、不明真相或轻信谣言的人竟然相信了他们的宣传。
西藏的基本事实是：
今天，像过去世世代代一样，西藏是多民族中国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和中国其他地区及其人民是同甘苦、共患难的。在这个更大的实体内，西藏在历史、社会、语言和文化等方面有着与众不同的特点。
从这些特点中，并不能得出分离的结论。近代西藏的分离主义者，从一开始就是同帝国主义企图分裂和征服全中国（包括西藏在内）这一由来已久的野心联系在一起的，而同西藏进步的需要毫无关系。
中国的任何政府从来没有同意分裂西藏或西藏的任何一部分。任何外国政府从来没有对西藏作为中国的一部分这一合法地位正式提出过异议，即使当它们通过军事入侵、间谍活动或外交威胁对它进行颠覆时，也没有否认这一点。1912年，英国竟然对中国推翻清朝以后建立的新的共和政府进行威胁，声称如果西藏在它的议会中占有席位，就不承认“中华民国”。前面已经谈到，西藏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世界屋脊”。有人考虑要把它作为发射核武器的场地，用以瞄准中国和苏联。
中国的革命旨在解放中国所有的人民（包括藏族人民在内），使他们摆脱外部的威胁和内部的压迫。但是，中国的革命进程中也有过错误，有的影响到全中国，有的影响到少数民族，包括藏族在内。
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一直主张，在进行社会变革的同时，要逐年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质量。但是，在一些时期，“左”派在全国范围内偏离了这条路线，提出了不适当的经济发展速度。在政治方面，他们无视了敌对矛盾和非敌对矛盾之间的区别、同敌视人民进步的死不悔改的敌人的矛盾和同不同阶层人民的矛盾之间的区别。在20世纪60和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岁月里，这种情况变本加厉。
就少数民族地区而论，“左”派有时甚至把民族之间的差异同基本的阶级对立混淆起来。当阶级对立已经不再存在的时候，还认为它起着关键性作用。有些方法和策略仅仅适合于汉族（多数民族）地区，有些甚至在汉族地区也不合时宜，显得鲁莽。但这些方法和策略有时也不适当地照搬到少数民族地区。
在农业方面，从1952年到1980年，西藏的粮食生产据说增加了两倍有余，牲畜的头数增加了两倍半。从1959年镇压叛乱到1965年建立西藏自治区，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是，在以后的年代里，尽管生产继续增长，但群众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这并不是殖民剥削或阶级剥削的结果。政府给这个地区投入了大量资金，但并没有获得什么效益。根本的原因在于：所作出的实际努力和实际可能性，同这个地区的实际需要（各种食品和其他产品）之间不平衡，投入（包括劳动力）同经济效果（包括创造购买力）之间不成比例。
根据中国的宪法，西藏享有区域自治，但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始终如一的贯彻。西藏的政治干部和技术干部的确增加了很多，但多年来在政策上却没有适应当地的条件。在评价西藏的新官员时，往往是看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仿效了内地其他地区的模式。这反过来束缚了他们的创造性和主动性。由于他们接近当地的人民群众，熟悉当地的实际情况，他们本来应当在区域自治和社会主义原则的框架内，发挥这种创造性和主动性。
所有这些缺点，从20世纪80年代起，已经被注意到了，并且予以了纠正。如果说这是后退的话，那么这不是后退到西藏的旧社会，而是后退到平息叛乱和实行改革初期的那种政策。我发现，西藏人把那个时期称作民主和社会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在混乱和曲折中，的确出现了一些比较陈旧的思想。但是，同时也克服了过去由于走得太快而出现的不平衡、短缺和紧张等现象。这带来了进步，加强了团结，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
分离的势头又冒出来了。像过去几十年一样，它是国外煽动起来的，并得到国外的支持。这方面的渠道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外国特务继续秘密渗透，有增无减。也有一些旅游者故意煽风点火，他们受到西方媒体喋喋不休的误导。此外，达赖喇嘛利用他的宗教地位换取政治资本，周游列国，发表了无数演说。在西方，他被捧为世界级的宗教名人，但只字不提过去他那个农奴国家的真相。他还被一些人吹捧为西藏人民的“政治领袖”，受到外国国家元首的“非正式”接见。更有甚者，他甚至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众所周知，从来没有任何外国政府承认过西藏独立的要求。但不少国家确实卷入了对西藏的干预，从他们隐蔽的干涉，到鼓励和支持媒体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进行攻击。
① 包括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的谢尔教授（Prof．Orville Schell），他常把整个新中国作为讽刺对象；还有乔纳森·米尔斯基（Jonathan Mirsky），他对中国一直持敌对态度。
在一些人中间，过去和现在都有不少人崇拜旧西藏，把它说成是“香格里拉”、人间乐园。其中既有外国的官员，他们仍然梦想把西藏当作外交—军事的前哨基地，还有达赖喇嘛，他妄想把西藏建成一个“好莱坞的神话”。对这样的神话，美国的一些作者曾进行了辛辣的讽刺①1 。（对这些作者，任何人也不会指责他们偏袒中国吧。）他们问道，这些电影明星怎么会喜欢作为农奴生活在达赖喇嘛统治的旧西藏呢？这些作者在评论电影《西藏七年》时，也是充满了讽刺与挖苦。有人本来是要把这部电影作为国际上宣传西藏分离活动的原子弹，但却隐瞒了这一事实：电影中的主角是奥地利人，他就是剧作者，自己曾长期为纳粹服务。
西藏分离主义者和他们的外国主子，面临着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中国决心维护自己领土的完整，它的领土是历史上确定的，并得到国际法的承认。藏族人在这个国家完整的领土内正在取得更大的进展。
根据我自己的所见所闻和别人的许多报道，在西藏人中间，也有怀旧情绪，留恋解放以前的岁月，但他们都是逃往国外的贵族和大官，他们是农奴制旧西藏的主要受益者。（那些留下来的人接受了新的现实，在新社会取得了自己的地位。）还有一些人也怀念过去，他们是现代化了的、年青一代的流亡者，他们是在父辈流亡国外以后才出生的，或者当年离开西藏时，他们还是婴儿。如果能用某种魔法使他们生活在过去的西藏，尝尝旧社会的滋味，他们一定会千方百计离开那个肮脏、可悲的环境。
实际上，在西藏的平民百姓中，有另外一种怀旧思想，那就是怀念毛泽东。对于那些多年以后重返西藏的外国记者来说，他们是有深刻印象的。以前，我在普通的西藏人中间，耳闻目睹了许多关于毛泽东的故事。他们真诚地深刻哀悼毛泽东的逝世。因为在毛泽东领导下，废除了农奴制和奴隶制。他还不断告诫派到西藏工作的汉族军政干部，决不要有大汉族沙文主义。他多次强调说，用大汉族沙文主义对待少数民族的作风，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恶习，它在新社会是有害的、不合法的。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派到西藏的汉族干部都接受了这种思想的教育。他们知道，他们是去为西藏人民服务的，帮助他们的。但是，在后来去的干部中，有些人认为这个高原是艰苦的地方，因而不像他们的前任那样刻苦学习藏语，没有在西藏长期工作的打算。他们去西藏主要是看到那里的工资比较高，又有带薪的探亲假，还可以享受一些在内地省份工作所没有的特殊待遇。
大多数藏族人认为，汉族干部的帮助是必不可少的。下面这件事就说明了这一点：当中国的中央政府决定把大多数汉族干部撤出时，西藏自治区要求许多人继续留下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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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把旧西藏说成是尊重“人权”的地方，这纯粹是谎言。旧西藏的社会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人权。昔日的喇嘛寺也不是什么乐善好施、崇尚文化的净土。少数达官贵人，像各地封建社会的同类一样，是富有的。他们联系广泛，受过良好的教育，喜欢进口的奢侈品，如罗莱克斯金表、派克金笔和最昂贵的德国照相机。但是，绝大多数农奴出身的西藏普通僧侣却过着艰苦的生活，伐木拉水，居住在牲口棚一样的破烂茅屋里。他们能够凭记忆唱一些祈祷词，但是不识一个字。
有人说，中国的汉族人在西藏“压倒”了藏族人。这也是不真实的。大多数以个人身份到西藏的汉族人凭自己的一技之长赚钱，他们都认为这里太艰苦，干一段时间，就回自己的老家了。在西藏自治区，汉族人从来没有占到当地居民总数的10％，将来也不可能达到这一数字。藏族人口在过去的30年间翻了一番，从大约100万人增加到200万人以上。这得益于营养和医疗条件的改善，以及生育率的提高。西藏人的预期寿命提高了一倍多。中国政府对汉族实行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而包括藏族在内的少数民族则不受这个限制。
西藏自治区藏族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实际上翻了一番。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因此，就没有必要反驳这样的谬论了：如外国有人胡说什么有“100万”藏族人死于汉族的镇压。因为西藏初期根本就没有100万藏族人。
西藏从过去向现在和将来的发展，要比整个中国更加复杂一些，会有更多的曲折。如果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曲折也许会减少一些。如果把“西化”作为指导方针，那就会产生一系列新的隐患，酗酒、吸毒等等现象现在已经出现。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达赖喇嘛和外国的许多应声虫大肆叫嚷的所谓“对藏族文化的威胁”，并非来自中国内地，而是来自西方的生活方式。中国的影响主要是缩小了封建势力，从而使西方的影响失去了土壤。
这些年轻的流亡者大多能讲一口流利的侨居国语言，而不会讲藏语。而在西藏，藏语是主要语言，汉语居次要地位。
在解放以前的旧中国，实行的是鄙视和剥削少数民族的政策。现在取而代之的是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政策。汉族必须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和他们的自治区，在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方面实现真正的平等。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国的革命领袖和政府领导人，多次批判旧思想，尤以毛泽东批判得最厉害。不过，旧思想的残余有时仍然会重新出现。
为了被压迫人民的利益，在他们的参加和支持下，西藏的阶级压迫制度已经被铲除了。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左派”的汉族至上的变种。他们坚持认为，对藏族人来说，最进步的事情就是照搬汉族地区的模式。某些藏族人也对此深信不疑。事实上，这导致专断的行动，影响了人民群众的信心。在中国的其他地区，也是这么做的。
在这个狂热的时期结束以后，商业上的考虑又占了上风。许多藏族人的感情受到了来自另一个方向的侮辱。一些猎奇的游客，像幽灵似的追逐他们的一些风俗习惯，例如“天葬”：死人的尸体被肢解以后，让兀鹫啄食干净，不留痕迹。在西藏人看来，这是尸体光荣的归天之举。若干年来，西藏禁止病态的好奇者窥视兀鹫啄食尸体。
总的来说，藏族人在中国各族人民的大家庭中，日子过得是比较好的。如果他们“独立”，是不会有这样的好日子的。那样的“独立”绝不会是真正的独立，不过是成为别人的附庸而已。毫无疑问，这样的西藏将成为国际上刺探中国的工具，随着气候的变化，或被操纵，或被抛弃。西方的全球地缘政治战略家们，甚至可能使西藏扮演北约前哨基地的角色，以便北约从欧洲通过中亚对中国内地施加压力。但是，如果这些阴谋诡计得逞的话，那么，丧失的只会是西藏和藏族人的平静幸福的生活。
在人权问题上叫嚷得最凶的是美国。其实，美国的人权状况并非尽善尽美。美国的土著印第安人世世代代被剥夺了土地和他们的特性。他们变得一无所有，甚至被作为“野蛮人”而从肉体上消灭。这种状况作为“征服西部”的一部分而被罗曼蒂克化。甚至在美国语言中也有所反映，如：“只有死了的印第安人，才是好印第安人。”多少世纪以来，美国黑人的处境也是如此。虽然最坏的情况表面上已经没有了，但是，种族歧视的残余仍然处处可见。美国在国内有那么多值得改善的地方，然而，它却号召为“西藏的困境”而挥洒同情之泪，岂不贻笑大方。①1
① [译者注] 本章藏族人名的翻译承北京民族出版社藏文编辑室江嘎等同志惠予协助，谨致谢意。
（贾宗谊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