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晚才听说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消息。1966年夏天，我带着孩子们去北戴河休假。妻子邱茉莉回英国探亲去了。她在给我的一封信里问我是不是知道学生“红卫兵”已经在北京上街了，她是从外国通讯社的电讯中看到这一消息的。对那边报上登载的报道，她好像感到困惑，也有点紧张。我复信安慰她说，西方记者报道“红色中国”的任何事情总会加以渲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生的年轻人继续革命，一定会是健全的，即使在开始时有点越轨行动（在群众运动中这是难免的），以后是会纠正的。我这样说，是想对现实情况作点理性的分析。

对于中国的政治运动（它们常常是突如其来的）我已司空见惯，但没有料到这一次的来势如此凶猛，真是史无前例，更没有想到运动的发展如此高潮迭起、路径曲折，以至于最后完全失去了控制。（难道有人能预见及此吗？）运动所要打倒的不但是旧社会的上层分子，还有那些在摧毁旧社会的斗争中的领导者和支持者，“红卫兵”要求所有这些人“举手投降”并且写“认罪书”。共产党各级干部中的绝大多数都成了挨整的对象。对于30岁以上的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时在13岁以上），运动特别要求他们把过去文化教育中所学到的或可能学到的东西全部清除干净。马克思——还有毛泽东——曾说过，应该批判地吸收过去的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但“文化大革命”却要否定一切。

我当时的主导思想是：“当历史的火车头急转弯时”（用列宁的话说），不要让自己从革命的列车上掉下来；也不要像毛泽东所用的中国式比喻中所说，像一个小脚老太太走路，远远落在英勇前锋的后面。“与革命同步”是我从少年时代以来所作的选择。我决心不落后、不泄气、不要被淘汰。

在这方面，美国友人寒春和她的丈夫阳早所写的一张大字报对我起了示范的作用。他们这张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是：

呼吁有关领导接纳具有革命思想的在华外籍工作人员参加这场运动（世界革命实践中的新发展）。

对这些外籍人员不要像资产阶级专家那样对待，而要像阶级兄弟那样对待……允许和鼓励他们参加体力劳动……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接触工人和农民！

对这些外籍人员的“子女应该同对中国孩子一样，提出严格的要求”。

对这些外籍人员不应再给以“特殊待遇”。同中国普通人相比，他们享受着“超高级的生活水准”，这会“使那些要求成为革命者的外国人难以掌握毛泽东思想，腐蚀在华的外国革命者，阻碍他们的子女走上革命道路，并使外籍工作人员脱离中国的阶级弟兄，破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我是公开积极响应这张大字报的第一个“外国专家”，后来别人也纷纷响应。1966年9月8日毛泽东主席作了如下批示，交给周恩来总理、陈毅外长等人：

我同意这张大字报，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请你们讨论一下，凡志愿的，一律同样做。如何请酌定。

为了传达和执行这一批示，外交部长陈毅元帅把寒春、阳早和我们几个最早的支持者找去谈话。他强调参加运动必须是完全自愿的，不要施加压力。

于是我们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类型的外国人（包括已入中国籍者）组织，取名为“毛泽东思想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白求恩”象征献身于世界革命的精神，如同这位著名的加拿大医生一样，他在1936—1939年西班牙反法西斯内战中曾参加“国际纵队”，后来在中国抗日战争中为敌后游击队治疗伤员而病逝，毛泽东赞扬他是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的楷模。“延安”象征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造反”是红卫兵组织名称中常用的词，来自毛的语录“造反有理”，意思是说，反对修正主义、官僚主义和其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倾向（苏联当时被指责为正在使资本主义复辟）——这样的“造反”是正确的。

在北京的外籍工作人员大约超过半数都参加了我们这个造反团，分别隶属于所在工作单位的分支组织。同所有红卫兵一样，我们穿着蓝色或灰色的棉布制服，带上红袖章，到处开会（我们自己的会以及其他造反派的会，邀请我们去参加或讲话，后者越来越多）。我几乎是每请必到，我把所有中国人的红卫兵组织都看成是革命的，不管它们彼此之间怎样看待对方。

我所没有预见的是“派性”很快发作起来，而且具有很大的破坏作用。总的说来，“文化大革命”使我这个“预言家”宣告破产。早些时候，中国的一切看起来都在平稳地前进，毛泽东却警告说，不要骄傲自满，要警惕三种随时可能发生的情况：一是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二是发生造成全国性饥荒的自然灾害，三是中共中央出现分裂。我的反应粗略说来大致是这样：又一次世界大战是可能发生的，但资本主义已经造成了两次大战，结果是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所以它不会主动地再来发动一次；只有这样的可能性，即世界形势的发展使各国无法防止一次新的大战的发生。中国出现大饥荒——不大可能，因为中国疆域广大，一些地方歉收，一般地可以由其他地方的丰收来补偿。中央出现分裂？绝不可能。自从1935年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的领导地位之后，党是团结一致的，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屡次发生内部裂变形成了鲜明对照。

但在“文化大革命”中确实爆发出分裂的局面，我却看不到事先在许多政治行动中已露端倪的征兆。我把这些政治行动不是看成裂变的征兆，反而当作防止裂变的措施。

我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理念实际上也从未在理论上有所体会。这个根本理念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由于“共产党内当权派”的官僚化和腐败，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至少从上个世纪50年代晚期以来，毛泽东就认为，这个蜕变的过程正在苏联出现，他为此忧心。

但我认为，历史已经显示，革命推翻了旧的社会秩序，它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法国自从1789—1793年的大革命推翻了封建主义之后，虽然在政治层面上有过君主复辟和两次拿破仑帝国，但封建制度并未卷土重来。尽管在统治形式上有这样一些曲折变化，在法国发展壮大起来的是资本主义，不是封建主义，封建主义已被永远地击败了。英国也是如此，革命之后出现了政治上的逆流，但旧的社会秩序没有恢复。克伦威尔领导的共和政体推翻并处死了国王查尔斯一世，其后恢复了君主政体，保留了有封号的贵族（其中有的仍占有很大的地产），但这一切都处于新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之下，这种体制一直延续到现在。

我更不能真正相信苏联会使资本主义复辟（而且是用“和平方式”来完成这种“复辟”）。苏联是俄罗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产物，并且在世界性的战胜反动的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英雄的、决定性的作用，从而变得更加强大。应该承认，那里的社会主义体制存在着一些毛病，但我看不到任何资本主义复辟的迹象。

不过，正如上个世纪最后十年的历史发展所显示，苏联解体后，资本主义已无可否认地回到了俄罗斯以及苏联的卫星国。但也许不应该说是“回归”，因为在这里提到的大多数国家，资本主义从来就处于完全的统治地位，这些国家的革命清除了封建残余，为未来发展打开了道路——这条道路可以通向资本主义，也可以通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毛所看到并想要防止的正是这样一种危险。为此，他试图把社会上所有他认为同过去没有牵连的群体先后发动起来。这些群体首先是生在红旗下的青少年，其次是了解并反对资本家剥削的工人（其中大多数因为年轻还没有亲身体会），最后是人民解放军。

在我自己的思想感情中，似乎隐伏着一种遗憾——我出生得太晚，来不及目睹和可能参与“十月革命”（在我看来，这是上一代最伟大、最壮观的世界大事）。中国“文化大革命”这出火爆的戏剧，有盛大的群众集会和上街游行，在一段时间里似乎使我的这一遗憾在新时期里得到一些弥补。虽然我目睹了中国所有已经发生的真正震撼世界的变革，但我主要只是作为一个满怀同情的观察家，而不是真正去斗争和行动的队伍中的一员。我自己戏称这一心理上的阴影为“我的米尼弗·奇微情结”。米尼弗·奇微是现代美国短篇小说先驱作家舍伍德·安德森①1 以生花妙笔塑造的一个人物。这个平凡的青年生活在美国中西部一个寻常的小镇里，他因为没有赶上过去那个充满伟大事件和英雄业绩的时代而自怨自艾。

① [译者注] 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1876—1941），美国作家，出身贫苦家庭，年轻时当过工人。他是美国现代短篇小说的开拓者之一。

我无意在这里回溯或试图逐年细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许多人已经这样做了，将来还会有人继续做），我只想记述最初两年中我努力参加运动的主要经历。

在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所有“红卫兵”组织都一样是革命的、动机纯正的，有点派性是次要的。很多“红卫兵”组织请我去参加它们的集会或在会上讲话，希望借此显示（至少象征性地，因为我有一张外国人的脸）国际上是同情中国这场革命的。对于这样的邀请，绝大多数我都是接受的，在首都北京我至少作过20次演讲。在教育界，我出现过的地方有北京大学和一些专业性学院如钢铁学院、外贸学院、体育学院等，以及部队的全国性学院如后勤学院、无线电通讯学校等，还有一些中学。除学生“红卫兵”以外，还有外交部、第一机械工业部、中国人民银行、进出口公司及其他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的“造反派”组织。我还在北京的一些时事性户外大规模集会上以及天津（我青少年时代的家乡）南开大学的一次全市大会上发表过讲话。

这些活动都不是由机关单位或学校出面组织，而是由相互敌对的“红卫兵”组织举办的。我对这类邀请的态度一般是“先来先应”。我记得只有一次我拒绝了——有一群“红卫兵”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邀我同去。在游行和集会中，我是跟着大家高喊反对他（和邓小平）的口号的，但我觉得不应该用群众行动的方式去揪他。因为对于“揪刘”我有这样的保留意见，来邀请我的红卫兵威胁说要揪斗我。在我的工作单位（中国外文局和《中国建设》杂志社）也有几个“红卫兵”组织，我（和邱茉莉）属于其中一个。当时北京的“红卫兵”主要分成两大派，各单位内部相互敌对的“红卫兵”组织分别归属或倾向于其中的一派。有时外单位的“红卫兵”组织通过我单位同一派的“红卫兵”组织来邀请我去开会或讲话，只有在这种时候我显示出了一点“派性”，此外我对所有“红卫兵”都是一视同仁的。

在“白求恩—延安造反团”，有一段时期我是实际上的“头头”，领导小组成员除我之外还有智利、比利时和斯里兰卡籍的外国专家。这是在美国人李敦白被抓起来之后。他一度是中央广播事业局“造反派”的首领之一，并且看来深得“中央文革小组”（特别是江青）的信任（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已取代了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机构）。江青起初似乎认为他很可利用，但后来又把他甩掉了。

不久，所有外国人都不许同“文化大革命”沾边，有少数人——包括我和邱茉莉——被捕。我的罪名有两条，一条是伙同他人，阴谋篡夺对外宣传的领导权，另一条是充当国际间谍。邱茉莉也被怀疑是国际间谍。但对我们始终没有正式的起诉，也没有正式的审讯。（下一章《狱中岁月》将记述这五年的生活。）

直到我们获释平反之后，我才获悉我的一些朋友因为同我“有关系”而受牵累，使我深感痛心。《中国建设》同事张彦特别受到折磨，“造反派”把他关进“牛棚”，逼他揭发我是间谍，他拒绝后被毒打，打断了几根肋骨。“文革”之后，他担任了副总编辑，那些当初折磨过他的人成了他的下属，他对他们毫不歧视，保持了一个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应有的正确态度。另一位同事、女记者谭爱清也因为我而受到了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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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中所用的语言，听起来一个比一个凶猛，但实际含义是有区别的。我的单位里有一派喊出“打倒陈毅”（时任外交部长）的口号，明确要求推翻或罢免他。另一派则喊出“炮轰陈毅”（有时甚至说“油炸陈毅”）的口号，似乎更加厉害，实际上却只是要求对他进行批判和谴责。一般说来，说大话和实际行动之间的关系往往如同美国“联合矿工工会”老领导约翰·L. 刘易斯的做法。他有一次在一个集会上曾对他的支持者吼叫：“把我们对立面的肢体撕碎！！！”接着用低得多的声音补充道：“这是打个比方。”这成了他的名言。不过，在“文革”中，对立双方都有扩音器，所以，说话声音之大远非刘易斯所能及，甚至远非他所能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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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的对立两派虽然举的是同一面旗帜，它们之间的斗争却比举两面不同旗帜的两种敌对势力更加猛烈。所有各派宣布的目标是相同的：“捍卫毛泽东思想”和反对一切修正主义。由于每一派都自以为自己是完全正确的、对方则是完全错误的，因此毫无调和妥协的余地，总有一方是必须打垮的。尽管毛泽东号召要使用“辩论”而不是动武的方式，周恩来总理拼命做工作，但暴力越来越升级。起初主要是对个人施暴，后来是大规模冲突，有的甚至使用致命的武器并造成大量伤亡——小范围的内战。

“大辩论”很快销声匿迹，剩下的只是敌对派别之间的相互控诉，力图用更大的声音来压倒对方。倾听对方的论点、看看有无可取之处——从未有人这样做过。被抓去“辩论”的人，从无说理的机会，要么认罪或承认错误，要么——如果有足够勇气的话——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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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文革”的毛泽东曾经宣示，“文革”的目的是根除资本主义倾向。他建议的方法是：尽可能广泛地实现群众性的团结和行动，以巩固社会主义；发展忠诚的积极分子队伍；加快实现最终目标——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但实际情况却是：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的分裂的派性不但滞缓了物质上的建设，并且打碎（不是加强）了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这本来应该是这场运动的动力）。

更有甚者，另一个罪恶的因素越来越膨胀——斗争不是为了观点，而是为了权力，并且变得毫无原则和日趋剧烈。

随着派性的加强，每个原来很小的组织都竭力到外面去寻求支持。过去往往只是有关的单位之间串联，这样“交流经验”对彼此还可能有点好处。但现在只看要联络的对象有没有被对立面拉过去，因此“造反”组织的规模越来越大，从一个城市扩大到一个省，以至于全国。唯一的辨认标准是：“谁不参加我们这一派，就是我们的对立面！”

初露头角的各派头头常常以被压迫阶级的天生代表自居，所以领导权自然就落在他们身上，他们的个人野心也就不断膨胀。但巨憝首恶是暗地操纵的“中央文革小组”高层人物。江青毫无顾忌地把对立各派都封为“响当当的革命派”，让它们彼此牵制或相互残杀，然后从中（或从其他地方）捧出几个人来，这些人都只忠于她自己的那个小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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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斗争中，毛主席语录——不管来自“红皮书”或其他出处，也不管是否用得恰当——当然是最主要的武器。引用的语录可能是断章取义的，但若有人指出来，那就会有被斥为“不革命”甚至“反革命小爬虫”的危险。林彪宣讲道，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自己曾取笑这句大话，但别人谁敢说呢？！）所以，如果有人用一句“语录”来攻击你，最保险也是最聪明的办法就是用另一句“语录”回敬，因为所有的“语录”都是“最高指示”，并且不管任何时间地点，永远是“绝对真理”。但你如果在抄写“语录”时少写一个逗点或缺了一笔，那你就倒霉了。这常常会被人抓住小辫子，说你对革命和毛主席心怀仇恨，要深查你的根源——思想上的、历史上的，甚至于要查到你的祖宗三代。

关于查清新中国成立前的个人经历，常会出现尴尬的局面，如同我女儿六岁时在同我的一次谈话中所发生的情况。她问我：“爸爸，你见过蒋介石吗？”我说见过。她说：“那你为什么不抓他？”我解释说，那时的时机不对。她的小脸上立时显露出一种迷惑不解的表情，又问道：“他看见你了吗？”我说看见了。“那他为什么不抓你？”她追问道，迷惑变成了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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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特别是在运动初期——争论和控诉达到了荒唐无稽的程度。有一张曾被广泛传抄的大字报把“停止交通”的红色信号说成是资本家的一个计谋，公然污蔑作为革命象征的红色——在无产阶级统治下，红色应该表示“前进”而不是“停止”。同样被斥为资产阶级阴谋的是车辆“靠右边走”的规定，因为“左”是前进的唯一正确路线。

这样的“理论”使我想起我的一位苏联朋友、新闻工作者雅沙明讲给我听的一个故事。他年幼时住在一个少数民族摩尔达维亚人的村子里，这个村子在俄国内战时期常成为红军和白军进行拉锯战的地方。一位红军政委喜欢他，送给他一本书，让他长大了研读。这本书就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村子里几位半文盲的老人告诫他道：“红军来了，把这本书藏起来，因为他们恨资本主义。白军来了就让他们看到，他们喜欢资本主义。”幸运的是，没有为此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

日本人在“二战”中占领香港时也有过这种无知的“逻辑”。他们规定，我们这些被关进赤柱拘留营的外国人不得携带有红色封面或书名中有“red”（红）的书籍，即使这本书的书名是《红色威胁》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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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文化大革命”除了这些奇谈怪事之外，在它原来的冲击中包含着（甚至于推进了）共产党历来所教导的某些好的品质，如：没有贪心，对光明未来充满信念，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我已谈到过到处可见的互助行动、偷窃案件的锐减、社会各阶层（特别是青年）不顾疲劳和危险纷纷志愿为减轻1976年唐山大地震灾害而努力——即使在首都北京，也有几百万人好几个月住在街道上搭建的临时帐篷里，他们仍然努力工作。

虽然中国的经济到“文革”末期已濒临崩溃的边缘，但不能说在“文革”期间中国在物质建设方面毫无成就。在南京建长江大桥是筹划已久的事情，美国工程师也曾参与，但因江面太宽而未贸然从事。在“文革”期间，南京长江大桥建成，是完全由中国工人和中国工程师用中国自制的材料、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完成的。同样由中国自力完成的还有中国第一颗氢弹的制造和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这些在和平建设和国防上的历史性的“第一”，应该说是因“文革”推动而成，还是应该说不受“文革”的影响才得以完成，这在“文革”后是有争论的。不管怎么说，这些成就以及它们所激发的热情是实实在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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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也不能忘记，“文革”中发生的事情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来自苏联和美国的严重的战争危险（有一段时间华盛顿和莫斯科曾谈论过要联手对中国进行一次导弹攻击，以摧毁中国小得无可比拟的核武器库，尽管中国保证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在那段时期，中国花费了大量的人力、能源和经费，在北京和其他大城市“深挖洞”（称为“人民防空工事”，其规模之大为世所罕见），以便居民在遭遇核攻击时有疏散隐蔽的地方。同时还花费同样大的力量进行“三线建设”，把工厂迁入地下或在伪装下搬迁到遥远的后方。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能改变以下的事实：中国要巩固和推进社会主义制度并向未来的共产主义过渡，“文化大革命”不是办法。尽管在很多人——特别是毛泽东——的心目中，主要的动机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但事实证明这次政治运动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具有破坏性的。

正规教育因为要进行所谓“彻底的”改造，结果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失。有好几年，孩子们上不了学（即使很小的孩子也会在老师背上涂写“资产阶级权威”这样的字眼）。中学里十几岁的学生殴打他们的老师，有时其至把老师打死（早些时候在北京，周恩来总理曾痛斥这样一桩极端恶劣的案例，并谴责一项侮辱老师的公开展示，但并不能阻止这种恶行）。大学教育实际上停顿了十年之久，一直受人尊敬的教授受到虐待和侮辱（如历史学家翦伯赞不堪凌辱，和夫人双双自尽），或被送到农村去服劳役，接受“再教育”。即使各大学名义上恢复上课，一般并不进行考试。有一个报考者交了白卷，却在全国报纸上大受表扬，誉为进步的模范。在教育和培训人才方面的“断层”现象，将需要至少一二十年的时间才能补救。

大批男女青少年在全国“大串联”，在一段时期里乘火车不用买票。他们有的到革命圣地，有的去增援其他地方的“红卫兵”，有的是从外地来到北京参加“红卫兵”的大聚会。这样的大会举行过几次，每次都有上百万人参加，向毛泽东欢呼，接受他的检阅（他也戴着“红卫兵”袖章）。会上所表现出来的热情是真诚的。群众对领导人的亲切感也是真诚的（特别是在早期）。我在被捕之前曾在很近的地方亲眼目睹毛主席、周总理等人从天安门城楼上下来，走进广场，坐在石板上，四周围满了欢呼雀跃的青少年。

当然，也不能说教育事业受到了全面的损害。在正规的学校教育中，学生们长时间脱离社会。在“文革”期间，大量城市青年和在城市里长大的知识分子主动地或被动地下放到农村中去，亲自经历了农村生活、体验了农民的贫困。有些人是由于某些政治原因而被送下乡的，但他们也同样和农民结下了真正的友谊。这些青年学生，哪怕是年轻体壮的大学生，在农村劳动中并没有多大用处，但作为教师、助理员、会计，他们却很为农村所需要，并且花了很多时间做这些工作。在物质生活和身体方面，他们是吃了苦，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离开农村时对那里的人民都怀着很深的感情，对那一段经历永不能忘，一回忆起来就十分动情。但从反面看，“文革”产生了一种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淡漠心理。这是“文革”十年中过度使用并经常高喊政治口号的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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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会问，毛主席长期领导创建人民共和国的斗争，成效卓著，为什么对后来的形势发展会作出如此错误的判断？也许是因为，他过去的丰功伟绩使他以为，只有他才能领导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伟业，所以要在他有生之年，定下前进的路线并扫除前进的障碍。而人们也因他过去的功业而普遍地相信他能够这样做。但事实上，由于年老体衰，他过去所具有的那种深入基层、根据第一手材料来衡量一切的非凡能力已经大为削弱。他又自感来日无多而变得急躁，随着他的视野和接触面不断缩小，他除了最接近他的亲信之外对什么人都不再信任。

因此，“文革”发动后没有多久，他就开始对局势失去控制。1971年，他所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林彪阴谋加害于他，事泄秘密出逃，机毁人亡。这件事对他是特别沉重的打击。接着，运动的领导权落入以毛的妻子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手中。这个专施阴谋诡计、不择手段的小集团，并不是像他们口头所说的那样支持毛泽东，而是企图等他死后夺取一切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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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化大革命”，我还可以无穷无尽地写下去。这里我只再讲一个小故事作为本章的结束吧。罗斯·史密斯出身于世代工人家庭，是英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工作（一度在《中国建设》和我共事过），是一位年长而精力仍然充沛的新闻工作者。在国际共运论战中，她是倾向于中国一边的。“文革”中的派性斗争使她伤心，只要有机会，她总要呼吁团结。有一次，她看到一位中国同事被对立面的“红卫兵”组织成员团团围住，看样子要把他绑架走，同他“辩论”，还可能要狠揍他。史密斯立即把我的妻子邱茉莉叫来帮忙。这两个人高马大的外国妇女走进包围圈，一边一个像两堵墙似的把这位矮小瘦弱的挨整对象护送到了安全的地方。①1

① [译者注] 本章在翻译中曾得到中国外文局原副局长彭健飞同志、中央文献研究室李捷同志的帮助，谨此致谢。

（沈苏儒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