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文化大革命”进入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的阶段，无数人被抓起来，其中不少人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会遭此厄运，邱茉莉和我就是如此。在此之前的近两年时间里，我们一直支持和参与这场政治运动。如同上一章里已经谈到的，在工作单位里，我们参加了一个由中国同志们组成的主要的造反派组织。在中国基层农场工作的一对美国夫妇阳早和寒春贴出大字报，呼吁允许在华的外国人参加运动。在外国人中，我是第一个公开支持他们的。后来，这个要求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志愿参加者成立了“白求恩——延安造反团”，我是头头之一。这个“造反团”的两个积极分子（都是久居中国的外国人）确实是在我们之前就被抓起来了，但其中一位——外国语学院的英籍教授柯鲁克是在校内打派仗时企图平息争斗而被一派抓走的，看来是个偶然事件；另一位雄心勃勃的李敦白是美国人，在中央广播事业局居于高位，他的地位远在我们这帮人之上。

我对于康生在一个公开场合讲过的话并没有警觉。他说，至少有一个在“文革”中常常出头露面的外国人是特务或间谍。我应该有所警觉，因为康生是党的政治局委员、全国的“文革”领导小组成员、中国国家安全系统的高层人物，又是后来被称为“四人帮”的后台。至少我是从来没有想到过，康生的矛头会指向那些积极参加运动的外国人，因为他们的参加是毛泽东所欢迎的，被认为是出于革命的国际主义。

因此，当1968年3月18日厄运降临到我们头上时，我们感到犹如晴天霹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从香港的日本拘留营中逃出来就在26年前的同一天。

这一天午夜过后不久，我们刚上床，听到了轻轻的敲门声。门外是两个青年同事“香山学员”（外文局在“文革”前招收了一批复员军人，在北京香山为他们办了一个“外语训练班”，这批“香山学员”在“文革”开始后先后被分派到外文局各单位，包括我的工作单位《中国建设》杂志社工作）。他们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有人要找艾培谈话。”在这样一个时间谈话，我们有点踌躇。但是日夜不停“干革命”是当时常见的政治热情的表现，所以我就说：“请他们来吧。”那两个年轻人还是很客气地说，到办公楼去谈（我们所住的专家楼和办公楼都在外文局的大院里）。我穿衣时感到有点疑惑，因为这两个年轻人来自我的“对立面”（同我们参加的造反组织对立的另一个组织）。下楼时，他们一个在我前面，一个在我后面，我就更犯疑了。邱茉莉穿着浴袍站在楼梯口，我从下面回头望去，她的身材似乎更显高大。她看来很不放心。我对她说：“别担心，我很快就回来。”当时我们所能想到的最坏的情况无非是把我骗出去，同我“大辩论”（当时所谓“辩论”就是把一个人围起来，迫使他聆听别人对他的控诉，不许还嘴，他一开口大家就喊口号把他的声音压倒）。

一会儿工夫，在漆黑的院子里，我被推上一部吉普车，那两个穿制服的年轻人一左一右坐在我的两边。车开动了，我问到哪里去，他们都不回答。邱茉莉是过了一小时之后被带走的，有人骗她说，我想见她。这是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的。我们有四年多时间彼此不知道下落，重新见面则是差不多五年之后了。在这段时间里，对她的思念折磨着我：她是不是被赶出了我们的家、自愿或被驱逐回英国？她是不是同我断绝了关系或离了婚？我从未想到她会被捕。好多年后我才知道，她同我一样成了秦城监狱的罪犯，关在另一个区域的牢房内。我只能在梦中见到她，在梦中重温我们过去的生活——不同的场合、各地的住所、热烈的谈话、亲密的接触。我也曾做梦，她到我的囚室里来同我相聚。

我们的孩子怎么样了？我也一无所知。事实上，单位里对他们早已作了一些安排。他们被送到一家很好的旅馆——前门饭店——的顶楼上去住，吃住的条件都不错，但被严格隔离，房间是封锁的，窗户都糊上了纸。同他们一起关在这里的还有另外两个被抓起来的外国人的孩子。这两个外国人一个是上文提到过的李敦白，另一个是夏庇若——新华社的资深外籍专家，最初是由英国共产党派遣来华工作的，他和我们同一天被捕。照理说，这些孩子们是不应该知道彼此的消息的，但实际上这些充满好奇心和鬼点子的孩子们很快就发现了对方，只是没法交谈罢了。

我们的孩子还很幸运，我家的老管家李妈妈陪着他们（“李”是她夫家的姓，她的本名是董秀珍，我们的两个孩子是她一手带大的）。她坚持要同孩子们住在一起，并且千方百计地获得准许回家去取孩子们的衣服和课本（她自己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监督孩子们一课不落地学习）。

大约经过了半年的隔离，孩子们才得重见天日，他们脸色苍白，但胖了许多。他们被送往一个农场，在那里由于有人事先安排，他们去学开拖拉机，生活也不算苦，身体长得又高又壮，虽然荒废了不少学业，却也长了许多见识。但他们被转移到农场时，李妈妈被赶出了北京，去依靠她的一个在外地的养女。她出身贫农，但曾经嫁给一个小地主，时间不长，这个小地主就死了（这已是几十年前的事了）。现在，她却又被当作“阶级异己分子”驱逐出首都。这些都是我后来听孩子们说的。

※ ※ ※

现在让我再回头来叙述被拘留的第一个晚上及以后的情况。我先被带到北京西郊颐和园后面的一个军营里。到了那里，他们给我看公安局的逮捕证，让我签字，不许提出任何问题。

在我的全部狱中岁月里，在这里的两星期是最好的时光。那个给我办登记手续的军官对我说，如果我想看报或抽烟，他们可以替我办到。我被关在一间营房里，房内有一张床、一张桌子，房门是不上锁的，有一个徒手的士兵坐在门口，态度和善。起初，他志愿为我读报，后来也许是有人说了话，他变得更沉默一些，但仍然毫无敌意。我上厕所或到室外的晾衣绳上晒被子（士兵们晒被子时我也可以去晒），他跟着我。我的伙食同士兵们一样。没有审讯，生活是安静的——除了心里令人焦虑苦恼的疑问和无休无止的等待。

然后，又是一部吉普车把我突然带回城里，我的处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我被关进一所老监狱，牢房很小（长约三米、宽不到两米），散发着霉臭。一块木板铺着草荐，差不多占去牢房面积的一半。房里唯一的一样东西是屋角的便桶。窗户很小，钉着栅栏，开得又很高，看不到外面。厚实的房门等我一进去就“砰”地一声关上，还有落门闩的声音，屋里只剩下了我自己。我还没有来得及走近便桶就突然倒在地上。门又开了，没有人说话，只丢给我一把笤帚和一只簸箕，然后是一个拖把，让我把屋里打扫干净。

我的第一次提审是在几天以后，审问我的是一个官员（也许是典狱长）和一个提着公文包的年轻人。我起初以为这个年轻人是律师或检察官，后来才想起来我以前曾见过他，他是另一个英文刊物的助理编辑。“我犯了什么罪？”我问。“别想从我们这里套出什么东西！”他声色俱厉地说，“你完全明白自己干了些什么，要不然你不会来这个地方。你要下决心交代，竹筒倒豆子，这是你的唯一出路。你装出一副可怜相，好像抓你是抓错了，这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攻击，只能罪上加罪！”在这卡夫卡①1 小说似的一幕之后，我被押回牢房。

※ ※ ※

我对这间牢房变得多么熟悉啊。墙壁的下半部是暗绿色的，积满污垢；上半部是灰白色的，也积满污垢。昏暗的电灯光长明不熄。在一面墙上，有人用手指甲刻出一条条斜线，我数了数，20条、30条、40条，一天一条的话就是40天，我大概也会在这里待上这么多天吧。牢门每天打开一次，去把便桶里的粪便倒在粪池里。一天三顿饭，早上玉米粥，中午和晚上是窝窝头和萝卜汤（这些萝卜已经快腐烂了），在中间大厅里有人用长柄勺子舀稀的、用手拿干的。每两周可以到院子里单独放风十分钟，放风时院子里看不到别人——显然，放风是一个号子一个号子轮流的。

牢房里不许阅读任何东西，只能瞪着眼看墙壁。墙上发潮的水印似乎慢慢变成图案，像两张脸，一张是侧影，另一张是半正面的，我给他们取了两个古怪的名字：“阿尔杰农”和“马默杜克”。我又看我伸开的两手手背，忽然发现一个小指关节上的皱纹变成了第三张脸——小眼睛、扁鼻子、嘴唇弯弯的大嘴巴，表情带点嘲弄但没有恶意。我给“他”取名“麦洛”②2。

① [译者注] 卡夫卡（Franz Kafaka，1883—1924），奥地利小说家，现代派文学先驱，作品象征20世纪的忧虑和渗透于西方社会的异化。卡夫卡式（Kafkaesque）一词有恐怖、怪诞、神秘的含义。

② [译者注] 麦洛（Miol），公元前六世纪希腊摔跤能手，多次获奥林匹克比赛捧跤冠军。他的名字代表力量。

我到底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多年来我热心支持中国的革命，不少中国革命的领导人同我有多年私交，我又是宣传中国革命的一个刊物的编辑，我对中国革命的每一个转折都是紧跟的，直到反对“修正主义”的运动——这个运动的巅峰就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开始后，我毫不怀疑地投身进去，参加游行示威，高呼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和邓小平。作为“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头头之一，我常常被邀请到这个或那个造反团的大会主席台上就座，所有造反团都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我自己也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顶峰。但突然我来到了这里——这是监狱，而且是革命派的监狱，不是反动派的监狱。如果我被关进反动派的监狱，这是我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多少世纪以来，一个犹太小人物被关押在囚室里，是人们非常熟悉的情景。在自虐式的尖刻讽刺的瞬间，我只有抱怨自己。

但这种宿命论的阴暗心理很快过去了。我在心里反复问自己几个“为什么”。（毛泽东在他的一篇文章里主张要常常问“为什么”，但我很少这样做，或者把问题很快就撇下了。）为什么在苏联和东欧，这么多老革命最终都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在行刑队的子弹或刽子手的绞索中丧生？难道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甚至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真的会把朋友变成敌人，偶然也会把敌人变成朋友？我告诉自己：我必须思索、思索、再思索。

但我的目标并未改变：我要置身于革命的行列，为革命而生，必要时也可以为革命而死。不是只求走出囚室，不能让他们把我作为叛徒或间谍扔出国境——如果是这样，那将是我最大的厄运，是生不如死的“咒逐”①1，是永远被开除出世界革命队伍（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信仰者的队伍——我所要参加的队伍）的最严厉的惩罚，那将使我像中国成语所说的那样，“遗臭万年”。

① [译者注] 原文anathema是宗教用词，意为“用诅咒逐出教会”。

我从没有想过把离开中国作为一条出路。到了国境的那一边，在怀着敌意的新闻界面前捶胸顿足地背弃我长时期的信仰，然后在资本家的餐桌上赴宴享乐，这是我曾说过的抛下红旗、表示“改悔”的逃兵的表现。我对自己起誓：我永远不会那样做。我宁肯死。

在前面第十四章里我曾讲过，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向日军投降后，我曾打定主意，如果面临这样的抉择——不是受酷刑致死，就是向侵略者揭发我的朋友、为敌张目，那么我就用刀片割腕自杀。同那时的心态截然相反，这次我没有自杀的打算（虽然在情绪最低沉的时候，这样的念头曾在心头闪过）。我一再对自己说，不论我将遭遇何种命运，我们的事业必定会继续下去。我一定要活，为了不使我们的事业受到伤害，而且还要帮助我们的事业——在最好的情况下（我被欢迎回到事业中去）是这样；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不再能回去）也是这样。

我坚信，历史、中国人民、中国的革命、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说是公正的，必将还我公道。我是否能活到这一天很难说，但这不是主要问题。虽然心潮澎湃，但这一主流思想使我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在那些与世隔绝的年月里保持清醒。

※ ※ ※

在这个位于城区的监狱里关了大约三星期后，我又被转移到北京郊区那座更为现代化、全部钢筋水泥结构的秦城监狱。这座监狱当时还不大为人所知，是用来长期关押并教育改造作为战犯的国民党高级官员的特殊场所。现在，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共产党高级干部也成了这里的“阶下囚”，对他们的待遇甚至还不如对过去那些老的“人民公敌”。在这里，他们并不是在经历审讯判决的司法程序，而是“为了进行审查”而被单独监禁，他们的亲友根本不知道他们被关在什么地方。我关在那里那么多年，从没有人对我说起它的名称，我常常听到的粗暴的话是：“这个地方要进来不容易，要出去更难！”

从城区监狱转移到秦城监狱，路上差不多走了两个小时。我使劲地但又非常小心地（免得挨骂）望着车外，押送我的人大概想到我将很长时间看不到外面这个世界了，所以对于我的这种表现也没多加干涉。

这时已是4月，路旁的树木和麦田刚显出一片嫩绿。我陶醉在这片熟悉的、稚弱的、很快就会消失的色彩中——每年，在冬季光秃秃的褐黄色和夏天潮湿的、浓密的绿色之间，总有这么一段短暂而使人感到温柔的过渡期。它显示出大自然每年给予华北地区的新生——华北，这是我成长的地方，我所认识的唯一的真正的故乡，它在1949年的解放使我欢欣雀跃，感到这是它在历史上的一个新的春天。

但我从吉普车车窗里也瞥见了刺眼的新标语：“打倒杨成武！”“打倒傅崇碧！”杨是一位长征英雄，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傅是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自从关进了城区监狱之后我就被剥夺了看报（或其他任何东西）的权利，所以这些标语对我来说都成了谜团。为什么一个接一个地“打倒”那么多人呢？

最后，吉普车转上一条小路，驶向一座岩石嶙峋的小山。在这座小山背后——可能是故意选择了这样一个地理位置——是高墙围住的一排排兵营式的建筑物，样式和楼层都是一样的——这就是秦城监狱大院。进了有栅栏的大门（它使我意识到这是监狱），车子开到一处底层门外，我被交给监管人员。一张桌子后面坐着一个满脸疲惫之色的中年警官，我站在他面前。他命令我脱掉衣服。我的个人物品全部交出——自来水笔、记事本、钥匙、皮带、钱包、现钞，还有一把小小的金属铰刀（我尽力向他们解释并使他们相信，这只是我用来清理烟斗的小工具）。他把这些东西一一登记，封存在一个口袋里。发给我的黑色囚服，我怎么穿都不合身，尺码大的太长，长度合适的尺码又太小。他们要我记住，从这一时刻开始，我不准再用自己的名字而只报号码。号码是五位数，前面两位数是68（表示1968年），后面三位数表示在这一年里我入狱的序号（由此可见，已有几百人在这一年的头三个多月里先我而至了）。

接着，我被带着走上三层楼梯，楼梯旁都张着铁丝网。我猜想这是学苏联的监狱，因为我记得鲍里斯·萨文科夫（原俄国革命恐怖分子，后为英国干涉军充当特务）就是在“格伯乌”一座主要的监狱里跳楼自杀的①1，所以采取了这种预防措施，以免囚犯用这种自我毁灭的手段来消灭证据。到了三层楼上，走进一座铁门便是一排囚室，我被押进了其中的一间。

同我早先住过的城区监狱的那间囚室相比，这里可真说得上是豪华间了，面积和高度都增加了一倍，屋里虽然空空荡荡，但空气流通，也消过毒。在以后的年代里，曾经有一部短纪录片《洋人在中国》（Round Eyes in China）讲到我的生活经历，摄制者根据他的想象，把一处布满蜘蛛网、墙壁发霉的地牢说成是曾关过我的囚室，而那个场景实际上是从美国加州蒙特雷一座从西班牙统治时期以来就已荒废的古老牢房里拍来的。

① [译者注] 鲍里斯·萨文科夫（Boris Savinkov）在克伦斯基临时政府中曾任国防部副部长，为俄国社会革命党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恐怖分子首领，行刺列宁的手枪就是由他交给刺客的。在英国等西方国家支持下，1920年后在波兰组织了三万人的反动武装，在捷克成立“绿卫兵”。他又是小说家，邱吉尔称他为“精通文学的杀人犯”。1924年在偷越苏联国境时被捕获，初判死刑，因坦白交代改判十年徒刑，1925年在监狱中跳楼自杀。“格伯乌”（GPU）为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俄文名称缩写，1922年成立，1934年并入内务人民委员会。

在我的“秦城之家”里，有一张木板床，一个角落里有抽水马桶和洗脸盆（像中国火车上常见的那种），窗户很大，但开得很高，从里边看不到外面。室门上有一个窥视孔，是供看守向内观察囚犯动静的。还有一扇小小的活板门，像人们住所内用的供家养的猫进出的那种，不过这里不是让猫进出而是用来给囚犯送饭。一切都很洁净。我自嘲地想：“即使被抓起来，我也仍然享受特殊待遇。”（在“白求恩—延安造反团”里，我们曾要求同担负同样工作的中国干部享受同样待遇，大多数成员都自动减薪。）囚室墙壁一片洁白，只在一面墙上有一处污迹，显然是一个血手印留下的。是不是有人企图自杀？还是遭到了毒打？多年以后，我在一位曾蹲过秦城监狱的人（同我不在一层楼）所写的回忆录里读到，他的囚室里也有这样一处印迹，那么也许这是故意留下来吓唬人的。

从窥视孔里，我常看到的只有值班看守向内注视的眼睛。但有时如果没有什么东西挡住的话，我也能从这小小的洞孔里，通过它所正对的外面的大窗户，看到周围田野的一点缩微景色——特别是在秋天，当柿子树的枝头挂满果实，在阳光中闪着金黄色时，那景色真是美丽极了。

我一到就被告知各种规矩。那扇活板门除了送饭以外，还用来把写好的交代材料传递出去；每晚睡觉之前我得把眼镜也从这里递出去，大概是怕我用眼镜片割腕（或者别处的动脉）自杀。（过了几个月，看来他们认为我不像会自杀的样子，所以允许我不用再在睡前交出眼镜。）如果病了或者需要什么得到允准的东西，我得大声喊：“第×××××号报告！”然后就会有人过来。如果服药，我得当着看守的面把药片如数服下，看守注视着我的喉结上下移动，以确认无误。

囚室的房顶灯是日夜不关的，灯泡外面有铁丝网，晚上的灯光起初很亮，后来多少暗下去一点。我是一个睡觉好手，灯亮着对我毫无影响。就寝和午睡时间都是硬性规定的。在中国，农村的生活习惯依然有很大影响，所以午睡无论对自由人还是囚徒来说都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睡觉时必须侧身睡，而且要面向大门上的窥视孔——这可苦了我，因为我习惯于右侧睡而现在必须改为左侧睡。还规定两只手要放在毛毯或床单的上面，以便看守能够看得清楚——大概也是为了防止囚犯用什么巧妙的办法自杀。

伙食很简单，仍然像城里监狱一样，窝窝头或棒子面粥，有一小块腐乳（它富含维生素），偶然有一点肉。大概逢年过节时，每人还发一个苹果！这会引起对家庭的温暖的想念，从而保持希望或决心悔过。这样的伙食安排可能还是从“文革”前延续下来的，还考虑到犯人的营养。对我们的味蕾来说，唯一的佳肴就是蔬菜，在当令时非常鲜美，不需要加任何作料。而且这里的蔬菜就是在监狱菜园里自己种植的，从采摘下来到舀进我们的饭碗只经过几个小时，所以甚至于比我们家里从市场上买到的还新鲜，也没有在城区监狱里吃烂菜的情形。我想，也许部分地是由于食用这样新鲜的蔬菜，所以我始终还能保持较好的身体状况。

※ ※ ※

在心理上，初到秦城的那几个晚上是最难熬的。我自己没有挨骂或受摆布，当时和以后也从没有挨过打。但从周边的囚室里传来撞击的声音，有人在挨打，有人被推倒在地上，夹杂着粗暴的命令声：“跪下！”从更远处，通过开着的窗户，传来一个年轻妇女不停的尖叫声：“我要回家！”

几天之后，一切归于平静，似乎我刚来时所听到的声响是故意安排来吓唬新到的囚犯的。只是在夏天，当各处的窗户都打开时，我才听到从附近审讯室里传来审问者大发雷霆的问话声和受审者常常带着哭泣的答话声，但他们说了些什么则听不清楚。

很快我就养成了一种条件反射，一听到走廊上看守的脚步声伴随着腰间钥匙串的铿锵声和囚室门闩的开关声，我的耳朵就竖起来。他们是在提审什么人？下一个该轮到我吗？今天会轮到我吗？

当时和以后，他们都不准我听收音机。只有一次在对我问话时，他们把一个很小的半导体收音机拿进来，让我听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讲话。那时我对他尚无反感，但听他一个口号接一个口号地喊叫，我对他那像乌鸦叫似的噪音越来越觉得讨厌。这同周恩来那种清楚、热情的声音是多么不同！

但在监狱的其他区域，高音喇叭每天都广播新闻。我使劲地听，有时能听到一点儿广播的内容——不能让我们这些单独监禁的囚犯听到的内容。自从发报纸给我们阅读之后，我能知道新闻了，就只注意高音喇叭传来的口号声。有一天，我听到除了那“老三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修正主义！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之外，又添了第四句：“打倒叛徒、工贼刘少奇！”我知道这是一道新的分水岭，不但点了名而且有了具体的罪状，答辩是不可能的，打倒的对象只能遗臭万年。实际上，这是一次中央全会上作的决定，或者说是一次中央全会奉命作出的决定。我不由得想起了一段儿童剧中的台词：

“我将是法医官，我将是陪审员。”

狡诈的“复仇之神”说道，

“我将审讯整个案子，

并将你判处死刑！”①1

在近五年时间里，我没有见到过关在同一区牢房里的任何一个囚犯，或者听到过他或她的声音。即使是在放风或冲澡时，我们也是一个人一个人分隔开的。

在单独监禁的最初四个月里，什么东西也不让读，这是最令人难受的一种匮乏。被剥夺阅读的权利可能是使人在单独监禁中精神失常的一个主要因素——至少对知识分子来说是如此。

我们能看到的唯一的印刷品是监狱发给我的牙粉的包装纸。十分幸运，包装纸是五颜六色的，我把它放在墙上有点突出的地方，这是我仅有的艺术欣赏。

① [译者注] 这段台词来自全世界最流行的最著名的童话之一《爱丽丝漫游奇境记》，说话的是一只名为“复仇之神”的狗。这部童话的作者是英国数学家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1832—1898），此书于1865年出版。

后来开始发给《人民日报》了，起初是一个囚室一个囚室轮流读，每室读半小时；一年以后，每室一份，可以保存。我翻来覆去地读、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这对我提高中文水平大为有益。又过了一年，到1970年，发给我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在发书时，给了我这样一个警告：这不是一般的书，你要认真学习，以提高你对自己罪行的认识，只有这样才对得起这部书。有一次，我把眼镜放在摞起来的这四本“毛选”上，给值班看守从窥视孔里看到了，他当即厉声责骂，接着又请来一位上级，处理我这一“大不敬、充满敌意”的行为。这位上级怒气冲冲地把我训了一顿。

再往后，党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也发给我阅读了，并且允许我可以无限期地保留所有发给我的报刊和书籍。

※ ※ ※

1971年9月，所有我积存下来的报纸和《红旗》都被突然收走了，别的囚室无疑也是如此。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又忽然号召大家学习和大唱《国际歌》，特别着重以下这一段：“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原来是因为林彪垮台了，当时我们当然是不知道的。

但我注意到报纸的头条标题或消息中林彪的名字不见了，我感到奇怪。在一次“交心”的讯问中，我对此表示了关切。林彪是不是病了？如果是这样，那么毛主席身边少了他指定的接班人和最亲密的战友，是不是担子更重了？接着屋子里突然爆发出一声怒吼：“林彪是个坏蛋！”在中国话里，“是”这个词没有“现在时”或“过去时”，所以我无法辨明林彪过去是坏蛋呢，还是现在成了坏蛋。不管过去或是现在，这是一条爆炸性的大新闻。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他在毛主席那里失宠后想加害毛主席，事败后乘飞机出逃苏联，摔死在蒙古境内。多年以来，人们天天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任何对林的中伤，如同对毛一样，都是弥天大罪！

我对林彪这个人不感兴趣。1969年中共“九大”不但宣布他将继承毛主席（当时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把这一点写入党章——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我在报上看到一张大会的照片，全场一致举手通过对党章作相应的修改，我当时就感到事情已经越出了常规，甚至于已经不顾体面。但我又转念一想，是不是由于某种迫不得已的原因、为了避免局势恶化而不得不这样做？后来的情况说明，我的第一个反应比我第二个反应更具理性。

人们应该想到，“文革”并不仅仅是口号、冲突、危机。它开始的时候提出了很高的期望，尽管事实证明“文革”这种办法是实现不了这些期望的。在“文革”期间有一些值得记住的成就。中国把它自己制造的地球卫星送上了天，从空间轨道上胜利地传出了《东方红》的乐曲声。在南京，在长江下游宽阔的江面上架起了大桥。这条贯通中国南北的桥梁已经规划了很久，起初有美国专家，后来又有俄国专家参与其事，现在完全由中国人用中国的材料建造成功。中国保卫了它同苏联接壤的边境，即使武力较量也无所畏惧。美国在越南和柬埔寨的军事力量被迫远离中国大陆的南方一侧。在大多数会员国的支持下，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热心地提供了起决定作用的票数，中国恢复了它在联合国久被剥夺的席位以及在安全理事会中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地位，由台湾的国民党残余以中国政府自居的闹剧终于收场。最后，美国政府在长达22年的扼杀、破坏和打击均告失败之后，不得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依然屹立，并将会长久屹立下去——因此，尼克松到北京来了。

林彪垮台以后，我阅读的范围又扩大了一点。有一天，他们忽然问我：“你想看什么书？”我说，我想看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前者是较为通俗的著作，后者则是相当专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我家里有这两本书的英文版，所以我先是请求他们把这两本书从我家里取来，但后来我收到的却是两本新买来的中文版。这使我读起来要比读英文版慢得多，但也因此读得更加仔细透彻。

我习惯于在读的书上作记号和作注解，但在囚室里我怎么能这样做呢？笔和纸只有在写交代材料和自我批评时才给，而且写完了就交还——写错了字的纸或用不完的纸也统统要交还。于是我想出了一个新办法来标记一些重要的段落。我把手纸撕成小条，弄湿了贴在这些段落所在的页边上，干后很易取下，以防检查。幸运的是，他们没来检查过，所以这两部书连同这些手纸小条至今我还保存着。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不仅彻底粉碎了他挑选出来的论敌的论据，而且用正面的说法，为马克思主义作了难得如此清晰的阐述，即使在进入论文主体之前，当我读到序言中的一段话时，我的内心就感到既伤痛又欢欣。恩格斯谈到在负责任的论战中应有的道德，以及对于在辩论中已被击败的论敌应持的态度。他说：

现在的新版……我没有时间做彻底的修订……我的良心也不允许我做任何修改。本书是部论战性的著作，我觉得，既然对方不能修改什么，那我这方面也理应不做任何修改……在理论方面，我对于他的清算已告结束。况且在我的书出版之后，柏林大学曾经以过分不公正的态度对待杜林先生，所以我对他必须更加遵守文字论战所应遵守的一切规则。自然，这个大学为了这件事受到了谴责。这个大学竟然在人所共知的情况下剥夺了杜林先生的教学自由。所以，如果人们在同样的人所共知的情况下把施韦宁格先生强加于这个大学，那么它是无权表示惊讶的① 。

① [译者注] 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9—50页，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1972年。

这里所说的“人所共知的情况”是指大学当局因为杜林批评了他们的某些作为而采用行政手段进行报复。杜林失明的个人不幸，加上这样一件事实，即在他被辞退时，对一个不合格的落选者恩·施韦宁格授予教授职位，就因为这个人是普鲁士政坛领袖俾斯麦的私人医生。

恩格斯的这段话同中国在“文革”中对付“批判”对象所用的手段和所持的态度是何等强烈的对照！滥施辱骂，把对方从一出生起就说成是个罪犯，满嘴是“砸烂你的狗头”这种语言，剥夺对方申辩的权利，经常迫使人脱离工作单位、家庭和亲人，把他们送去劳改或蹲大狱，尽管像斯大林统治下那种公开的杀害较为少见。

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之一，他在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原则，同时又保持马克思主义者的公平和人道方面，作出了典范，从而加强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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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到了北京。这样一位一生反共的人物来访，这是历史的讽刺，但也是合理的选择。这一方面是迫于国际形势的现实。尽管二十多年来，美国——特别是尼克松一类的政客——作了相反的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坚如磐石。美国曾经试图从外部加以扼杀，结果在朝鲜遭到挫折、在越南彻底失败。另一方面又是美国国内政治的要求。任何一个自由派或“粉红色”的政治人物，如果同新中国达成对两国都有利的协议，都难免会被指责为“对共产主义软化”。所以，只有一个像尼克松这样的老牌右派才可能这样做，他确实也这样做了。但要我接受这一现实是很艰难的。对于我这样一个长期为工会工作的老记者来说，尼克松就意味着20世纪40年代晚期限制工会权利的“蒙特-尼克松法案”。而且我一度曾成为麦卡锡分子打击的目标。我不能忘记尼克松是认同这一反动狂潮的，包括他在加利福尼亚州竞选国会议员时抹黑进步候选人海伦·加罕干·道格拉斯①1 的卑劣做法（我在美国时见到过海伦，很喜欢她）。但尼克松确实是到中国来了。在美国，在中国，他都因有助于在两国间架设沟通的桥梁而受到赞誉。

① [译者注] 海伦·加罕干·道格拉斯（Helen Gahagan Douglas）是当时美国一位有进步思想的电影明星，曾参与竞选联邦国会议员，尼克松用反动的麦卡锡主义的谰言对她进行攻击。

在此之前，埃德加·斯诺重访中国，并被邀请在1970年国庆大典时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同毛主席站在一起，这是中美关系可以改善的一个信号。欢迎尼克松以官方或私人身份（由他自行选择）访问北京，这是毛对斯诺说的。看到斯诺在听见尼克松的名字时有点惶惑的样子，毛解释道，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要转圜，只能靠有关国家的当权派。同情者虽然能影响舆论，但只有当权派才能作出有约束力的决定。

斯诺在中国的重新出现以及稍后（尼克松访华之前）一些美国老朋友（谢伟思、格兰尼奇夫妇等）的访问新中国，都被狱中审讯人员作为对我进行教育的材料。“看看他们在什么地方，再看看你自己又是在什么地方。只要你坦白交代了你的罪行，你就可以同他们在一起。”但是怎样交代连我自己也不知道的罪行呢？我实在是毫无办法。

实际上，斯诺和他的妻子洛易斯在私下里曾对毛主席提起我和邱茉莉都被关在狱中，他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毛回答说，他不知道此事，将查问一下。但这一谈话是否对于改善我在狱中的待遇以及后来的释放起了作用，很难说。我们的境遇看来并非个别现象，而是一种全面的举措。我们和夏庇若①1 素无瓜葛，但都在1968年3月被捕，到1973年1月释放。柯鲁克②2 同我们更是毫无关系，但比我们稍早一些时候被捕，也在1973年1月13日释放。

① [译者注] 英共老党员、在新华社工作的老专家。

② [译者注] 英共老党员、在外国语学院任教的老教授。

后来我才知道，在此之前几个月，确实对各种滥用职权的行为有过一次大规模的检查。1972年，前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上书毛主席，申诉她的丈夫无辜入狱并受到虐待。毛主席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同年12月中旬，周恩来在传达毛主席这一批示时命令公安部及其他有关部门：“（一）将刘建章保外就医，按他身体病况，或送阜外（医院）或送工农兵医院（即同仁医院），并通知其妻刘淑清及其子女家属去看望刘。（二）将刘建章全案结论抽出，送国务院（李）先念、（纪）登奎同志批。（三）请公安部会同卫戍区将我在国务院当面提出过的要清查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再在年内做一次彻底清查，凡属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允许犯人控诉。”①1

邱茉莉和我在狱中并没有听到这一文件，可能因为我们在1973年1月就获释，距这一文件下发不足一个月。稍后获释的人确实听到了这一文件的传达，也有人提出申诉，但由于心有余悸，申诉的人并不很多。

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大约从林彪垮台之后，在提审时大声斥骂的情形少了，重在了解思想：“你看过报纸了。对国内和国际新闻，你有什么感想？”对我写出交代材料的要求也比前几年少了。从1968年到1971年，我写了总共1500多页材料，标题都是“我的××××罪行”。这样的标题几乎是非写不可的。如果我把标题写成“我的海外旅行”或“我和×××相识的经过”，那么换来的很可能是这样的责备：“谁管你上哪儿、同谁认识，你要交代的是你的罪行！”

① [译者注] 据《周恩来书信选集》第622页《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1972年12月18日致李震、杨杰、吴庆彤》，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

每次提审我时，我必须念贴在墙上的毛主席语录。有一次，墙上贴的是号召脱离蒋介石阵营，归向人民一边的一条语录。我说，这条语录对我是不适用的，尽管我为人民服务得不够好，但我从来不是蒋介石的人。他们的回答是：“你仍然不认识你自己的错误或你的本质。”另外一次我表示不承认时，他们对我这样分析道：“你想不出什么你犯下的罪恶？不奇怪，因为在你心里一定还认为是好事。根子就在于你的顽固的反动立场。这正是你必须改变的东西。回去好好想想。”

在几次提审都一无所获之后，他们说：“我们在这里同你白费工夫，还不如用这些时间去做点别的事情。你什么时候让我们回来再听你交代？过一个月？我们了解你，一个月太短，十年怎么样？”

一般情况下，审讯是在一间空屋子里进行的，办案的人（少则三人，多则十人）坐在一张长条桌旁，稍稍高出地面。受审的人坐在下面，他的座位是一只上釉的陶瓷圆筒，圆圆的、滑滑的、分量很重，这样可以防止被拎起来当作武器使用。

有时，我被带到一个很闷的小房间里——我心里称之为“恐吓室”。除了惯常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标语外，还有一些更具威胁性的标语，如“不要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这很明显是以死刑来威胁。虽然我从未挨过打，但有一个面容冷酷的年轻军官（审讯组的成员）曾经在离我头部不到一英寸的地方，挥动他那带着黑手套的拳头，对我说：“赶快供认，要不就来不及了。我们见到过的比你更死硬更骄傲的人多的是。可是到拉出去枪毙时，他们的两条腿都动弹不了了，得把他们像拖沙袋似的拖出去。”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高个子军人时，他的眼眶有两个黑圈，是过度疲劳造成的，我对他很同情。为什么像他这样的人要在我这样的案件中受那么大的辛苦？这样的心理反应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从来没有被自己人抓起来当罪犯的人确实是很难体会的。

（很久以后，一位获释的难友告诉我，当她看到一个审问她的安全官员穿着一双磨破了洞的鞋子时，她感动极了，因为这显示出他作为革命者的清贫、忠于职责、不计较个人生活。这可以证实我上面所说的那种心理反应。）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最可怕的威胁对我们所造成的精神伤害都不及嘲讽式的排斥那么厉害。当我称审问我的人为“同志”时，他马上回答：“谁是你的同志？！”或者，当我说，不管我犯了什么错误，我还是因为曾给我们的共同事业做过一点工作而感到快乐，他们就大声呵斥：“你还敢把你和革命人民混为一谈、侮辱革命人民！”

我们获释后，邱茉莉对我说，她也受到过死刑的威胁，但她没有细说，因为我们很快就不再去回想狱中那些事情，因为我们重获自由后有那么多的“课”要“补”，有那么多新的工作要做。

在受审过程中，我很快发现审问者情绪的突变都是事先排练好的，是审问技巧的一部分。有时他们的口气平和，甚至于像哄你的样子。接着又会无缘无故地把面孔一板，脸红脖子粗地对你吼叫起来。如果我是坐着的，就突然叫我站起来；如果我目视前方，就让我低头。所有这一切都根据经常重复的那两条原则（“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而定。

这里有一段历史的插曲。《中国建设》杂志社的同事陈春英被召去参加对我的审问。他对我大声斥骂道：“你是一个老牌帝国主义特务。你别想抵赖。证据都在我们的档案柜里。”几年以后，有一次我问他，他当时说的证据到底是什么，他答道：“我实在不知道。他们要我这样说的，我也不敢多问。”我们相对一笑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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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和压抑只是牢狱生活的一部分，多数时间里是单调的重复，周而复始，所以任何一点小小的变化都叫人高兴。譬如一个月可以向看守要一次指甲刀，用心修剪手指甲和脚趾甲。同样地，一个月可以刮一次胡子、理一次发，这两件事是用剪子同时进行的，头发和胡子差不多长。一个月冲澡一次或两次，轮流去洗，快洗快回，所以不管是洗澡前后或其间，谁也看不到谁。四年多时间，我甚至于没有看到过自己的脸，直到释放前一天才给我一面镜子，让我自己刮胡子。

许多人（不光是邱茉莉和我）怎么能够在长时期的单独囚禁中活下来？当然，有人因沉重的、残酷的虐待而导致健康损坏（有时甚至造成精神不正常）。另外一些人能够活下来，我相信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对未来的信念和信心，另一方面是给自己规定一些各式各样的事情，经常去做，像吃饭睡觉一样。在体能方面，我打太极拳，这是我在中国早些时候学会的。还有“陆上游泳”，弯腰，做自由式游泳动作，有时还把头“伸出水面”去呼吸，可惜不能蹬腿。在心理方面，我不但回想我的全部经历以应付我的“案件”，还在记忆中“重温”那些影响我的主要书籍，甚至于复习我成绩很差的中学数学（有好几个星期我试图回忆求平方根的方法，但没有成功）。为了娱乐自己，我自己对自己讲笑话（大多是犹太笑话），还哼歌曲，尽量不出声，因为那些警觉性很高的看守一再告诫：笑和唱歌或哭泣一样都是不允许的，因为这是企图用一些无聊的举动或自我怜悯来逃避面对自己的罪恶。

我还玩一些“精神游戏”，其中之一是回想我所认识或听说过的带Mac（麦克）的名字，按字母次序，从MacAdam（麦克亚当）到MacWhirter（麦克沃特）。另外一个是从事语言学的探索，找出英语词根同法语、德语和俄语词根之间的关系。这种“精神游戏”的范畴是无限宽广的。可惜我在下棋和打桥牌这两方面都非常蹩脚，所以不能在自己脑子里玩这两种游戏。但回想我“下臭棋”和“打臭牌”的情形也是极好的自娱。在打桥牌方面，我记得曾对自己开玩笑：我常把朋友当成敌人，把敌人当成朋友（想到这里我不禁要笑出声来，就赶快转过身去，把背对着牢门上的窥视孔）。在下棋方面，我记得曾把自己吹嘘成是全世界最好的教师，证据是：我对一个完完全全的新手解释了走法之后，我赢了第一盘而他则赢了第二盘！（这是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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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做伴，我在两个小小的活物身上找到了乐趣：一只苍蝇和一只壁虎。我发现这只苍蝇是在星期五，所以就给它取名为“星期五”。我对它是又爱又恨，爱的是它那敏捷的活动能力，恨的是它在飞到马桶边沿上之后又飞到了我喝水的杯子上。在这种时候，我就想用毛巾或报纸把它扑杀，但始终没有成功。也许因为长度或我的恶意不够，也可能是因为多年来几亿中国人拿着蝇拍打苍蝇，已经使这个国家的苍蝇非常擅长于巧妙的躲避。最终使“星期五”覆灭的还是技术，使用这种技术的是一个不知姓名的、无声无息的犯人，他拿着装满杀虫剂的喷雾器。我悲哀而又恭敬地拾起我这个朋友的遗体，放进抽水马桶，付诸东流。

壁虎和我的友谊更为短暂。它常常在天花板上某个它所喜欢的地方猎捕蚊子和小虫，这是既有益又好看的动作，使我对它产生了爱慕之情。后来，有一个做清洁工作的犯人奉命来清扫房顶电灯上的灰尘，在挥动手中的长把扫帚时，把它从天花板打落到地上。它又愤怒又惊慌，急急忙忙从门缝里逃往走廊，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使我十分遗憾。小动物没有了，我转向花草。夏天，我可以在一处四边围起来的小空地上活动身体。在围墙上有往来巡逻的卫兵，我趁他向别处注视的时候，迅速摘一片草叶或一朵小小的野花，藏在上衣里，偷偷拿回囚室，然后偷偷地拿出来欣赏，直到它枯萎，最后像“星期五”那样水葬。这些是我在接触生命上所取得的小小的胜利，尽管这不是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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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苦的是没有事做。除了保持衣服、床铺和囚室的清洁之外，什么也不准我做。我听见门外有人在打扫走廊，便请求让我去做，但得到的回答是：只有普通犯人可以做，“单独监禁的犯人”不行。我又提出让我去给看守和警卫教英语或者俄语或者两者都教，但也遭到了回绝。

对我提出的这一类请求，回答总是这样一句话：“别去想这些事情，先把你的问题解决了再说。”

我焦急地想知道我家里的情况，但同样碰了钉子。我无时不在想念邱茉莉和孩子们，回味他们在我记忆中的每一件事情。每当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张梳着辫子的小姑娘的照片，那个小姑娘就会变成同样年纪时的我的女儿“妹妹”。儿子“弟弟”在我心头掠过时，他不是在聚精会神地抓蝈蝈，就是在为一个什么有趣的念头而开心地微笑。有一次，我满含热泪地低声呼唤“英格利”——这是一个充满热情的犹太依地语词，意思是“小孩”，我母亲在我幼小时常这样呼唤我，但我已经40年没有听见或想到过它了。我的孩子们现在在哪里？直到在狱中的最后一年，我才较为详细地知道他们的情况，他们过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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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简单谈一谈监狱中除了审讯者以外的人员。

正规的看守多数是中年人，在“文革”前受过训练。他们因为工作的关系，不多说话，但不作威作福。他们完成自己的任务，不推推搡搡，也不嬉笑怒骂。

牢房的警卫大多是年轻的兵士，每隔数月轮换一次。从他们的口音听起来（有的我听不懂），他们好像来自中国的四面八方。他们的性格也各异，有的安静，有的爱耍威风。我敢肯定，绝大多数（或者是全部）不知道我的姓名、不了解我的任何情况，只知道我是一个敌人，有一个固定的号码，对我必须加以监视和监督。他们除了从囚室上的窥视孔观察我的动静外，不来打扰我。但偶然有一两次，他们会对我大声呼喝，罚我站两个小时。他们这样做除了要我规规矩矩之外，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的目的。我沮丧地想起一个父亲的故事，他每到星期六就要把他所有的儿子都狠揍一通。有个朋友问他：“他们做了什么错事？”这个父亲一边继续打，一边回答道：“我不知道，但他们肯定做了错事。”

但在另一方面，也有善意的表现。当我从一所楼房转移到另一所楼房去时，一个警卫不声不响地帮我拿行李，很明显是出于对我这个老年人的敬重或是同情。邱茉莉告诉我，她那里有一个警卫曾在没有别人在场的情况下对她说：你看起来是个好人，有没有要我帮忙的地方？他说的是真话，还是设的圈套？如果他是对一个他认为无辜的人表示同情，那么她就应该感激他。或者，他本身有反革命的倾向，所以同情一个被称为反革命的人？如果是这样，那么她就应该去举报他，因为他是她所信仰的事业的潜藏敌人。这些问题使她困惑了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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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参加任何公众的庆祝活动，就自己想办法过节。每逢五一节，我肃立着用英语、俄语和汉语低声唱《国际歌》。我在囚室里像在游行那样走来走去，哼着《华沙进行曲》（又名《危险的旋风》），这是我父亲参加俄国（包括波兰）1905年革命示威游行时唱的歌，我是从他那里学来的。有时我唱美国工人的歌曲《乔·希尔》或者诵念我在纽约参加游行时所呼的口号：

一二三四，我们不要再打仗！

五六七八，我们不要法西斯国家！

在公众悼念时，我从报纸上看到消息，也自己作悼念。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1970年逝世时，我默立致哀，回想她的音容笑貌和她的斗争经历，也回想起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每到星期二邱茉莉和我就会去帮助她印发《中国通讯》的情形。1972年埃德加·斯诺去世，我也为他默哀，怀念我们之间40年的友情。

我接着又为龚澎默哀，她长期受迫害，但在临终前，周总理亲自到病榻旁去探视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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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谈到，我在狱中受到的待遇从1971年下半年起（即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后）有所改善，第二年更有进步，这可能是秦城监狱进行清查整顿的结果。审讯不那么严厉，要求我们及早交代的压力虽未停止，但减轻了。同过去形成对照的是——我不知道出于何种理由——我被告知，我有进步，也许不会再在狱中关押多久了。

像是在隧道尽头出现了一缕亮光，孩子们来探视了。女儿“妹妹”我上次见到时是16岁，现在18岁了，看起来身体不错，更高大丰满了，当然我还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但儿子“弟弟”要是在马路上见到，我就认不出来了。我离开他时，他是一个结实的、圆脸的12岁男孩，现在他比过去好像长高了一英尺，像一只望远镜一下子拔出来一样，成了一个瘦长、匀称的漂亮小伙子。为了纪念这次欢乐的重逢，带他们来的老同事陈春英（就是前面提到过的曾参加审讯我的那位）和蔼地为我们在一起照了相。“妹妹”还在外文局干校（位于北京南面的河北省固安县），是专门到北京来看我的。“弟弟”早些时候已回城，进了一所中学。我同孩子们一直谈得很开心，但当我说（这是监管人员要我这样说的）“为了得到宽大处理，我决心承认和彻底坦白我的错误”时，孩子们的脸上变得毫无表情了。他们不是不相信我，而是认为我既然无罪可言，为什么要装出这副样子来呢？

后来，“弟弟”自己又来看望过我一次，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他和“妹妹”去看过邱茉莉了，她很好！

这时，伙食也忽然好起来了，开饭时给得更多，态度也不那么粗暴了。我已经习惯于少量的配给，也赞成俭朴是美德，而且一下子吃太多使肠胃不消化，所以我就说：“我不要这么多！”看守马上训斥我：“别不相信党和政府的英明政策！”很快我的肚子大起来了，体重也增加了，而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有一天，陈春英又来了，还带来北京最好的西服店“红都”的一位裁缝。在量腰围时，陈悄悄对我说，很难买到适合我的裤腰带了。我开玩笑说，最好把我放进一个拉长机里去把我拉拉长。陈对那位裁缝说：“他还是这样幽默。”我们一齐笑了起来。

1973年1月里的一天，《中国建设》杂志社老同事李伯悌、陈春英和张兆鸿到秦城监狱来把我和邱茉莉接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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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父亲和邱茉莉的妹妹罗丝①1 告诉我，我和邱茉莉在狱中时他们曾为我们做了些什么。我父亲曾写信给宋庆龄和周恩来总理，但没有回音。他的信是否送达，很难说。但有一封写给我的信（请周总理转交）我是收到了的，不管是谁拆开了信，这信是经总理准许才能交给我们杂志社转给我的。信上说，我母亲日趋衰弱，再见我一面也许是她唯一的希望了。我心里难过极了，放声大哭（我成年以来的第一次），要求监管人员允许我给美国打电话，他们可以监听（如果认为有此必要）；或者，准许我去美国探亲，我可以住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住地（中国刚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每天去医院探视母亲，晚上回到住地，过一段时间我仍回中国的监狱。监管人员听了我的要求，但回答是“不行”。（我能想象让我赴美将引起的外交上的麻烦，但让我打个电话应该是办得到的。）不过，他们准许我写信，此后我就不断地写信给爸爸和妈妈（直到她病故）。另外，还准许我汇钱的请求，由《中国建设》杂志社把我积存的工资换成外汇，寄到美国去。这事很快办成了，第一次寄了1000美元。这样的事情在当时是很罕见的，只有国家高层领导发话才能办到。这对于我和父亲都是安慰，尽管母亲是否知道已不清楚——她已经快到灯尽油干的地步了。妈妈！

① [译者注] 罗莎蒙德的昵称。

在此之前，我已知道邱茉莉也被关押在这里。我说，她同我的父母关系很亲密，可否请她在我给父母的信上写几句附言。这个请求也被准许了。我由此证实，她关押的地方一定离我很近。她看到我写的信，也会知道我离她很近，虽然我不能直接给她写信。

后来我了解到，这一切都是周恩来关怀我们的结果。不像另外一些遭遇麻烦的人，我从未请求他过问我的问题，因为我知道他在为国家大事日夜操劳（我起初并不知道他自己的政治生命也处在危险之中）。更晚一些时候，斯诺的遗孀洛易斯对海外的友人说，她同斯诺在1970年访华时曾同周恩来谈到我和邱茉莉的情况，周告诉他们，我们在几个月内就会出狱。我们出狱的时间虽然没有那么快，但这个消息传到了邱茉莉妹妹罗丝那里，使她产生了希望。是不是这个消息又传到了我父亲那里，他才给周总理写信的呢？

直到2001年，也就是这封信发出40年之后，我才看到这封信的副本，是在邱茉莉的妹妹罗莎蒙德的遗物中发现并由她的长女寄给我的。

这封信是这样写的（稍有删节）：

我是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艾培）的父亲，我想您对他是很熟悉的。在1968年初之前，我妻子和我一直收到我们这个独生子的来信，问候他多病的母亲（她患严重的高血压和风湿病已经多年）。从1968年5月以后，我们就没有收到过他或我们的儿媳的片纸只字。后来我们在报上惊讶地读到这样的消息，说他们已经被捕并禁止收发信件、电报及电话。

我的妻子已年过80（我到明年1月就满86岁了）。

我知道，如果我代表他和他的妻子请求您的干预，我的儿子是永远不会宽恕我的。

我是代表他的病重的母亲向您提出这一私人请求的，请您仁慈地通知负责对我儿子进行隔离的部门，允许他亲笔给我们写几个字来。

我真心希望这一请求能得到您的仁慈考虑，谨先致谢。

无疑地，正是这封信促使有关部门对所提要求给予特许。周总理显然热心地作了回应，时机也有利（信是1971年8月写的，到总理手上必是在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后）。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尽管“文革”造成了极大动乱，一封经过邮局寄给周总理的信仍然能够直接得到他的注意，这说明尽管他的信件车载斗量，他始终坚持工作人员必须向他汇报所有收到的信件（发信人和事由）。

※ ※ ※

至于我父亲，他在我被捕以后的表现确实是英勇的。最初是他的一个朋友打电话告诉他，《纽约时报》上登载着我被捕的消息。1942年他也是从报上得知我在香港遇难的消息的。这对他来说如同五雷轰顶，这次应该是第二次遭“雷击”了。我父亲立即寸步不离电话，一是便于回答所有打来的电话，二是不让母亲受到震惊——她的血压已非常高，神志不清（初期老年性痴呆症），这个消息可能成为对她致命的打击。他还努力使朋友们在她面前不谈我的事情。至于我不去信的问题，他的办法是拿出我的几封旧信，假装着在读一些平安家报（她自己已不能看信了）。早在1966年，他快到80岁时就退休在家照料母亲。他做家务，客人来时把母亲穿戴整齐，在床上帮她翻身（她已不大灵活），他用爱心和毅力做着这一切，自己却承受着心理和生理上的双重负担（他很瘦小，母亲个子大，身体重）。我亲爱的妈妈是1972年去世的，她始终不知道我出了麻烦，当然也不会知道我一年后的获释。

（沈苏儒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