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狱以后，经过好几个星期的调整，我们才慢慢地适应自由的生活。在生理方面，由于长时间不走路，我们的两条腿受到暂时的损害，上楼梯（我们的家在三楼，办公室在四楼）或在户外稍作走动，肌肉就颤抖、发僵或者痉挛。在心理方面，我们无休止地来回谈论我们在监牢里的遭遇。邱茉莉认为一切精神折磨统统都是错误的。我则争辩说，这种做法用来对付无辜者固然是错误的，但用在有罪人身上，则可以迫使他们招供认罪——从而捍卫社会主义；再说，适度的惩罚对两者都有好处，对无辜者来说可以弄清他们的问题，还其清白。我们还就我们的生活方式进行争论。邱茉莉主张把过去的东西和书信文稿统统销毁——我们应该从头开始。我则比较保守，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终于把满地狼藉的东西——特别是那些她要我“挑出来烧掉”的书信文稿——重新一一归位。
事实上，我们的生活很快就恢复了正常。我们俩都没有因为蹲了几年监狱而心存怨恨。在写给国外朋友的信中，我们一如既往，热情地赞扬新中国的建设成就。
邱茉莉在给一位朋友的信里写道：艾培、弟弟和我去了一趟河南省，参观了全国闻名的红旗渠。这是条人造河流，浇灌着全县范围内昔日荒凉贫瘠的土地。它好似在一尊顶天立地的石头巨人身上安了一副血液循环系统，令人叹为观止。而最为壮观的部分，也许要算是从太行山下的一条河里引水上山，以及河水顺着愣是在坚硬如铁的岩坡上凿出来的渠道流淌。犹如血液突然注入人体流遍全身一般，大地顿时苏醒过来，到处可见碧绿的麦苗和年轻的果木。
不久，邱茉莉接受了一件她喜欢的新工作——教我们杂志社的年轻人学习英语。她对教学工作知之甚少，就向有经验的人请教。但有一点她是清楚的——中国学生死记硬背单词和语法规则的学究式老方法，是学不到新鲜活泼的语言的，因此她说：“如果你们能把你们对直接教学方法的体会、意见和效果告诉我，这就是帮了我的大忙，因为我想尽快找出一个好办法来帮助年轻人……”她还说：“改稿和教书这两样工作比较起来，我更愿意选择教书，因为你们才真正贴近人民。”
她对中国和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和政治变动，兴趣始终如一；又因为这期间有过一段空白（我们在狱中同外界隔绝），所以兴趣更加浓厚。她写道：
我刚读完一本描写1968年（法国）学生和工人进行斗争的书。整个运动的规模之浩大，我现在才算有了更多的了解。看来，这场运动势如暴风骤雨，猛烈冲击旧秩序，吓得当权者们六神无主。
以及：
昨天晚上，我们同几位来访的美国朋友讨论了水门丑闻的后果以及尼克松被弹劾的可能性。我觉得不可能。他将跟各种势力，左的和右的，达成一连串的交易。但（他）正坐在火山的边缘上……不知“狡猾的狄克”将怎样摆脱这一困境！用艾培的话来说，他还能依靠基辛格这张皮子坚持多久？
她也关注苏联的情况，对索尔仁尼琴等人的行为不能保持沉默。1974年2月，她在给我们的朋友耿丽淑的信中写道：
我读过他的作品和他在接受诺贝尔奖时的讲话……他是一个仇视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试图阻挡历史车轮前进。
邱茉莉对农业始终一往情深。阳早和寒春当时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公社工作，邱茉莉给她的亲戚写信，向他们咨询购置新设备的情况。阳早是纽约上州的一个世袭牧场主，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寒春在大学里读的是原子物理专业，成绩优异，但她不愿为美国的军工厂制造武器，宁愿到中国来养牛。邱茉莉的一位妹夫是英国农民，她向他打听现代化的电力和真空搏动挤奶机，还询问每种机器的挤奶管与奶牛场的输奶管道的接头是什么模样。
一年后，我们到美国和英国旅游时，给阳早和寒春带回了成熟公牛的干冰冷冻精子。在德国法兰克福机场，我们遇上了反恐怖分子的紧急戒严行动，险些失去它。手提卡宾枪的士兵驾着摩托车，在机场的室内区域来回巡逻，检查人员连旅客的相机镜头都要打开，查看胶卷盒里是否藏有爆炸装置。幸运得很，当我们说是“精子”时，德国检查人员凑在一起商量了一下，居然没有坚持要我们打开冷冻罐。也许他们当中有一位是农家子弟吧——谁知道呢？
在我们出发旅行（探望我在纽约的老父和邱茉莉在英国的众多亲戚，仅罗莎蒙德妹妹一家就有八个子女和几个孙子孙女）之前，我们还参加了一次体力劳动。当时，机关干部轮流参加劳动的规定还没有取消，我们一向乐于参加这样的活动。她写道：
……艾培和我即将去参加劳动——为我们外文局新的职工住宅挖地基。基建任务很繁重——住宅楼、办公楼、道路、下水道等等。
我还参加过挖地下防空系统的劳动，这一点邱茉莉在信里没有提及。当时的口号是“深挖洞，广积粮”，一旦遭到核打击，北京市民便可以从这些四通八达、互相连贯的地道里撤走。我们的儿子艾颂平（小名“弟弟”）正在进行半工半读。邱茉莉在给她英国亲族的信里写道：
弟弟在技术学校里学习冶金机械制造。目前全校师生正在农村向农民学习，期限半年。他情绪很好，每月回来休息四天。
为了给这次出国旅行做准备，邱茉莉申请办理中国驾驶执照——一种能为英国等国家承认的国际旅行驾驶执照。虽然她从十几岁起就开车，但那些执照早已老掉了牙，因此申请碰到了困难。她在信里写道：
一般来说，他们（中国）不给年龄在60岁以上的人颁发驾驶证。我不得不向他们解释，在英国旅行没有车是多么困难……上次访问英国时，我们在那里总共待了四个星期，却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浪费在火车和公共汽车上。
实际上，当她重新把握方向盘的时候，发现她的老经验已经不能适应新情况了。车速、车辆本身、交通规则等如今都已大不一样。她的农夫哥哥为我们买了一辆二手车，供我们暂时使用。我们开着这辆车，有一次险些被后面一辆快速行进的豹牌汽车撞出路面。总算没有被撞上，万幸。
在出狱后回到北京家里和工作单位的头几个月里，邱茉莉一如既往，满腔热情地关心公共福利。在给我们出版社领导的一封信里，她写道：
在（外国专家居住的）东楼，每星期四、六下午4点30分至5点30分供应热水……只在上班时间供应。这就意味着家住东楼的同志们要么洗不上澡，要么利用办公时间去洗澡。有些同志告诉我们说，这是因为锅炉房的工作时间必须跟办公时间一致。这似乎很不合乎情理，就像炊事员要求他们的工作时间跟办公时间一致一样。
这一情况表明，即使是我们这些享受特殊待遇的外国人，当时的生活条件也是何等艰苦。但她并不是要为自己争特殊待遇，而是一如既往为他人争取公平待遇。她继续写道：
第二点，东楼每星期供应两次热水，而（中国职工居住的）西楼一次热水都没有。听说是因为没有足够的煤炭。如果真是这样，我建议把这些烧热水的燃料平均分配。把东楼的热水供应由每周两次减为一次，而给西楼每周供应一次热水。与此同时，调整供水时间，使之更加方便职工。
在家务琐事方面，我们的大女儿艾颂雅（小名“妹妹”）正在学习编织工艺品。邱茉莉给她的妹妹写信说：“要是你手头有编织之类的书籍，请寄来。”
综上所述，拉拉杂杂，可以窥见我们正在迅速而全面地恢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
（钱雨润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