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茉莉是1984年9月24日去世的，离她的79岁生日只差几天。她停止呼吸的时候，没有人在她身边。
头天晚上，在医院里，她显得神志清醒、安宁，甚至于可以说心情愉快。第二天一早5点钟，有人打电话告诉我，她已入弥留状态，等我赶到时，她已经走了。
我们共同生活了41年，“形同一体”，心心相印，这样的共同生活现在突然中断了。我们两人已变得如此密不可分，朋友们和同事们在说到“邱茉莉和艾培”时，几乎是当作一个人来称呼的。
现在，我们被分隔开了。从我们结合（那时我26岁）到她离我而去（我已69岁），四十多年来她一直是我生命中最美的音符，现在消失了。
护士对我说，在她回光返照的瞬间，她曾呼唤我。使我终身抱憾的是，我没有在她身旁，没有握住她的手、帮她闭上她那双湛蓝的眼睛，并且亲吻它们。见到她的遗容，我控制不住自己，泪如雨下。回家以后，有两天两夜，我不停地阅读她所喜爱的两位作家威廉·布莱克和威廉·莫里斯①1 的作品，正是这些作品最早启发她的心智，去追求社会公正和进步。她给我朗诵这些作品的声音顿时又在我耳边响起。我又找出她过去和最近给我的信札来翻阅。
她的遗体火化后，我努力使自己振作起来，去做她会要求我做的事情——继续完成我的（或者说，我们的）工作。不到一星期我就乘车去武汉，按原定计划，在纪念我们的友人史沫特莱的集会上发表演讲。史沫特莱为人坦率，有时非常严肃，有时却又非常爱开玩笑。在这次会上，她似乎又活生生地出现在我（和邱茉莉）的面前，我们曾经共同为之奋斗的一切似乎也都活生生地重现了。回来之后，我不再流泪——除非有时突然悲从中来，泪水会在我眼中滚动。
※ ※ ※
我们也许不能共同生活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这是我们曾经想到过的。最初，邱茉莉是不大愿意同我结婚的。她说，她比我大九岁，她会比我先老，成为我的负担，然后又比我先死，丢下我一个人孤零零的。后来我们终于结了婚，经历了许多艰难险阻，健康状况一直很好，我们就不再意识到我们之间的年龄差距。我们对未来的看法也改变了。她设想，我们会在一起度过晚年，像一条河边的两株古树。再后来，癌症摧毁了她的结实的身体，但始终没有影响她开朗的精神。
① [译者注] 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1757—1827），英国诗人、画家，同情美国独立战争，支持法国1789年革命，歌颂人道和社会主义。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英国诗人、社会主义先驱者，被公认为19世纪伟人之一。
※ ※ ※
邱茉莉在她一生中任何时候都显得光彩照人。
我记得1944年在重庆外国记者招待所的一次聚会上，房间里烟雾腾腾，她从斜对面走来，那时她30多岁，一个同事看见她时忽然说道：“她多美呀！”
我们的老朋友、智利画家何塞·万徒勒里久在海外，1984年重访北京，到医院里来看望她。
这时她已年近80岁，重病在身，万徒勒里一见她却大声说道：“你多美呀！”这时，她为欢迎老友而显露出来的无力的微笑不但使她满脸生辉，而且似乎也使满室生辉了。
※ ※ ※
邱茉莉自己体质很好，所以她过去总不愿意承认她会病倒。我有点什么病，她总是说：“别愁眉苦脸，向疾病开战！”她的话总是会对我产生“药到病除”的作用。有一天，她说起在一个乳房里似乎有点什么东西，她觉得有点奇怪，但不是害怕。我坚持要她去医院检查，她最后勉强同意了。检查结果发现，有一个相当大的肿块，医生决定要给她动一次切除乳腺的大手术。手术前一天，她同我一起去参观为纪念斯诺逝世十周年而举办的展览会，她同老朋友们一起回忆斯诺，意兴盎然。术后，医生告诉我，预后不好，淋巴腺也有问题。但她很快就起床了，并且又骑着自行车去医院接受放疗和化疗，开始时似乎没有什么不好的感觉。我们到福建去旅行，她在爬山时走得比我和别人都快。又过了几个月，我们去北戴河海滨度假。虽然她因长期治疗稍感疲惫，但我们还是一道游泳和长时间散步。
后来，骨痛和长期化疗对身体的损害出现了，她开始连续几个月卧床。
当她感到看书有困难时，我们幸运地得到了朋友们从美国纽约寄来的录音读物。我们在一起听，欣赏和讨论各种不同的作品——从布莱希特的《大胆妈妈》到巴尔齐尼的《意大利人》。①1
直到临终，她没有感到疼痛（曾出现过的骨痛，时间不长就靠放疗止住了）。当我们把一个新生的孙子抱去给她看时，她的笑容仿佛是明媚的阳光。经常有中外友人和同事们来看望她——外国朋友来自许多不同国家，西方的、东方的、中东的。她的妹妹罗莎蒙德同丈夫从英国飞来。客人们说，他们本来是来慰问她的，结果却反而是她的开朗使他们得到了安慰。
直到最后一息，她始终关注着国内外的新闻以及她所献身的事业。使她在卧床的最后几个月里感到高兴的是，“中国工合”恢复了活动，在“二战”期间她曾长期为之努力工作。在接受被提名为“工合”促进委员会成员时，她说：“我还想再干点什么。”
为邱茉莉诊治的吴蔚然大夫是世界知名的外科专家，负责中国重要领导人的保健工作。他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其他“中国通”（同中国革命共命运的外国人）的好朋友。只要事关保健，再小的事他也关心，再大的事他也会给你帮助和勇气。
对邱茉莉的告别仪式是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的，同她相识多年的几百位生前友好前来参加。在送往火葬场时，按照中国现代的习俗，应由长子或长女手捧逝者的照片，走在最前面。我们的养女颂雅年纪比养子颂平稍大一些，身体也更结实一些。颂雅表情严肃，忍着眼泪，颂平由于悲伤，本来很高的个子显得有点弯腰屈背了。（邱茉莉给颂平取了一个英文名字Robin，但他很少用。）
① [译者注] 布莱希特的《大胆妈妈》（Mother Courage）于1949年在东柏林首演，获得成功。巴尔齐尼（Luigi Barzini），意大利当代作家、记者，《意大利人》是他的文集之一。
我和邱茉莉婚后没有生育，曾经为她做过手术补救，但失败了。对她来说，孩子——所有的孩子，都是她热爱的对象。她曾帮助过北京的一所小学。在她病中，小学生们经常到她的病榻旁来看望她，她总是快乐地接待他们。他们送给她手工制作的花环，她请护士把它放在她从床上可以望得见的地方。他们送给她的一条少年先锋队红领巾，作为青春和世界更美好的象征，最后被放进了她的骨灰盒，安置在八宝山。
她的骨灰有一部分由她的妹妹罗莎蒙德带回英国，安葬在祖籍约克郡勃兰斯比村教堂墓地她父母的墓旁。
正是在悼念她的时刻，她的一些少女时期的朋友回忆起她的性格、她的善良的内心、她的天真的幽默感所给予她们的深刻影响——这些在前面第三章中已经述及。
邱茉莉留下来的遗作，有关于中国的许多文章、“中国工合”的工作报告、许多信函和笔记（笔记多数是速记的，她有速记的专长）。
她的人生之路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深邃宽广的。
※ ※ ※
我在30年中曾四次访问西藏，第三次特别带有个人感情的回忆，因为邱茉莉与我同去。她是那样坚强，令我敬佩，所以我在《西藏的变迁》一书的扉页上写了这样一段献词：“献给邱茉莉，她勇敢无畏，世界屋脊何所惧！没有她，我什么书也写不出来。”
的确如此，那时邱茉莉已经七十多岁了，心脏不好，而且摔了一跤，刚刚恢复过来。她是为一个朋友送药，追赶公共汽车，踩在冰上滑倒的。她摔坏了踝骨，刚去掉夹板不久，行走仍需拄拐杖。但是，她仍然坚决要去西藏。
一到了西藏，她尽量隐瞒自己在3000至5000米以上的高度时出现的高山反应。在这方面，她得到了一个陪伴她的年轻医生的帮助。这个医生看到她具有钢铁般的意志，非常尊敬她，表示愿意负责她的安全。（如果邱茉莉到拉萨的医院进行检查，那些关心爱护她的医疗专家们，为了“确保外国专家万无一失”，会立即把她送回北京的。）她坚持着，喘着大气，不断从氧气袋里吸氧，从年轻医生的医包里拿药吃。她扔掉了原先细细的手杖，换了一根像童子军棒那样又粗又长的拐杖，咯噔咯噔地吃力地走着，跟我们一起在西藏度过了六个星期的愉快时光。
在我的心中，邱茉莉同西藏不可磨灭地联系在一起，就如同我们的共同生活一样。
※ ※ ※
她未能活到80岁（我70岁），只差不到一年光景。我70岁时，邓小平和邓颖超亲自前来参加生日聚会，使我倍感荣幸。
当时邓小平已81高龄，兴致极高。他问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关押了几年，我说差不多有五年。他说：“还不及我，我关了六年。”（指他被罢黜、放逐和软禁加在一起的时间。）我六岁的外孙宁宁扑进他的怀里，他亲吻了宁宁。（我写本书的时候，宁宁已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体重200磅，身高四英尺。）他替我点烟，我们一起抽烟。这件事招来了第二天我接到的一个电话，责备我：“你和邓小平给年轻人做了一个很坏的榜样，你们在电视上抽烟。”（我戒烟已多年了，但不是由于这个电话。）邓颖超在会见时又提起了大约40年前我们从天津一起逃出日本魔掌的往事。
我为中国人民做了一点好事，因而得到荣誉，其实我做的好事中有许多是同邱茉莉一道做的。她如果健在，一定会为这样的生日聚会感到高兴，特别是聚会的那种非正式的轻松气氛。
这是人民共和国所发扬的国际主义传统。在早些年里，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每年生日，周恩来总理总要以私人的方式到斯特朗家中去参加她的生日聚会。斯特朗80寿辰，毛主席宴请了她和她的朋友。马海德医生祖籍黎巴嫩，很早就志愿为中国红军提供医疗服务，后因在中国防治麻风病卓有成效而蜚声国际。他原为美国籍，后改入中国籍。路易·艾黎是新西兰人，合作社的组织者，作家、诗人。为他们两位都举行过全国性的祝贺招待会。这些表示赞扬的活动只为国际友人举办。对本国党员，中国共产党禁止为他们举行公众的祝寿活动或用他们的名字命名任何地方，甚至于一条街道。
※ ※ ※
邱茉莉品格高洁，性情率直。她受了伤，从不哭泣，尽管有时泪珠会在眼眶里滚动，但也不是自怜。有争论时，哪怕争得面红耳赤，她如果赢了，也从不自夸或耻笑对方；如果事情的发展证明她是对的，她不会用那种“我早就对你说过”的口吻说话。她从不板着脸对人。
对于那些被压迫的、不幸的或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不成功的人，她充满同情。这种同情心从这样一件身边小事上也表现出来：她只要看见瘸腿的小狗在栅栏前爬不过去，总要主动地去扶它一把，不管这样做是否值得。她的同情心升华为她的政治理念。
她经常是先人后己。有一次她患急症就医，我回想当时情况，写下了这样几行诗句：
当医务人员在你身旁，
为挽救你危险中的生命，
紧张地交谈和操作时，
你却说：“请小声一些，
别打扰了邻室的病友。”
关于她的国际主义精神，我写了这样几行：
为了中国人民，
历经四十个春秋，
你献出了你的全部心血。
现在你自己在向死神抗争，
中国儿女的鲜血，
不断地流进你的血管。
在你体内，
东方和西方的精华，
汇聚成一道长河。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像我的邱茉莉那样生活下去，像她那样忠诚，并且用她那种乐观的坚毅精神去面对危险、疾病和死亡。
（沈苏儒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