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群从不会为反对捕鱼业而集体斗争，它们只是想怎样从网眼里钻出去。

——索尔仁尼琴

平日里最让人着迷的是穿越藤桥……

没什么比这个蜘蛛网更优雅，也没什么比它看起来更脆弱。

——安德烈·纪德

自从有了互联网

毫无疑问，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我即媒体”（I the media）的自媒体时代。博客、DV以及其他便捷、大众的传播方式正在改变新闻业的面貌。当人人都可以拍DV，都可以写网志（博客），他们也都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记者或者“议员”。

网络不仅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而且创造历史。在这个“人各有志”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自主地记录自己的生活与遭遇，并且借助网络等新兴媒介在公共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做一个寂寞而真实的桅顶瞭望者。若得幸运之神的眷顾，还会凭着自己无意的一瞥，撞开历史多情的一页。正是看到这一改天换地的变革，2006年美国《时代》周刊将网民评选为年度风云人物。

锄头、流水线与电脑

在过去，在网上冲浪被当做一种时尚，而现在更是一种必须的生活方式。阿尔文·托夫勒曾经在《再造新文明》一书中断言：世界迎来了第三次浪潮。第一浪潮是以锄头为标志，第二浪潮以流水线为标志，而第三浪潮则是以电脑为标志。第二浪潮的大众化社会已经为分众化社会所取代，同质性社会为多样性社会所取代。如今，伴随着各种社会性软件（Social Software）和社会性网络（Social Networking）的兴起，互联网文明早已经开花结果。

对于流行于网络上的意见，有人可能会说，网络意见是一种不全面的意见，不代表民意。这种批判多少带有一种乌托邦的意味，因为直至今天，历史上大概也没有什么民意是全民一致达成的，要不怎会有更像是权宜之计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事实上，在分众化社会到来之际，如何维护少数派权利更是现代政治的首要任务。如果将网络意见视为民意中的一部分，就应该相信任何网络意见，哪怕只是从网上发出的一个孤独的声音同样值得政府与社会重视。

2007年的“周老虎”事件可谓轰轰烈烈，当有些人将“全民打虎”的起因归咎于政府的“诚信危机”时，我却更愿意看到社会变迁的另一面，并将此归功于中国公民探寻真相和表达意见的能力的崛起。而“厦门PX”事件之解决，同样得益于网络（包括短信）。拜其所赐，一场“无组织、有纪律的散步”在一夜之间得以酝酿。

尽管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谣言”与“错误言论”的传播，让一些多愁善感的正人君子心怀忧惧，甚至竭尽所能掩饰这个时代亟须医治的溃疡。然而，即使如此，在关键时候互联网总是能给我们带来温暖、惊喜与光亮。自从有了互联网，信息传播的格局产生了巨大变化，每一个人都可以轻松地成为一个“新闻社”、一个“编辑部”、一部“电台”，一个“伸张权利的终端”。从“史上最牛的钉子户”到“厦门PX”事件中“手持短信”的散步者，这一切无不表明：如果有可以持续的自由权利，每位公民都能顶天立地。

中国之民意崛起，来自中国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来自现代网络科技的发展。如果承认在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暗合了“重新发现社会”的过程；承认中国在逐渐地告别过去那种一切以政治为中心的“上下高度一致”的时代，就不难发现，无论是改革开放，还是互联网发展，客观上都是在个体平等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横向的联合。如前所述，中央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最重要差异就在于：前者的信息是垂直流动的，而在市场经济中，信息主要是水平及对角流动，买卖双方在各个层次交换着信息。

与此同时，互联网的过度繁荣也映照出现实生活的满是无奈。试想，若不是现实生活不如人意，无处可去，谁会整天泡在网上？若不是没有相濡以沫的爱情，谁又何苦天遥地远地与未来网恋？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网络似乎更像是现实世界的流放之地，寄居其中有时亦不过是在失乐园后自慰与自救。互联网见证了转型期中国人的怕与爱，当人们不能种好自己现实中的田地，无力在大街上获得权利的收成，便只好对着小小的鼠标称颂不已，仿佛那是漂荡在浩瀚波涛之上的装载着国家未来的夜航船。

自古英雄出博客

开放时代是个“人各有志”的时代。网志的兴起，无疑是开放时代最好的注脚。

人有表达的欲望，就像《西游记》里，孙悟空不忘在如来佛祖的指根书写“齐天大圣到此一游”。世界各地，凡是能书写的旅游景点，我们都能看到会有人涂鸦。同样，古代文人墨客到某处都是心血来潮，留下墨宝，比如说古代的题壁诗，这种艺术形式始于两汉，南北朝时渐多，至唐宋更是盛极一时。这些可以理解为最早的博客或BBS。

当然，那时题壁诗盛行，主要原因是雕版印刷能力有限，大量诗歌不能刻印出来，而题壁简单易行，只要把作品写在墙壁上，天南海北的人读到它，就可以传播开来，题壁也因此成了诗人“发表”作品的重要途径。

宋代可考的著名的题壁诗及其作者有王禹偁《题僧壁》、苏舜钦《题花山寺壁》、王安石《书何氏宅壁》、杨万里《题龙归寺壁》、陆游《题酒家壁》、苏轼《题西林壁》等等。由此可见，旧时飞檐走壁的并非只有金庸笔底的武侠，还有才高八斗的诗人。

有关题壁的佳话很多，最有名的恐怕就是崔颢的《黄鹤楼》一诗了。崔颢题写了《黄鹤楼》之后，李白惊为绝唱，自愧“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唐代，题壁诗骤然大增，开始形成一种风气。元稹写过一首诗：“邮亭壁上数行字，崔李题名王白诗。尽日无人共言语，不离墙下至行时。”北宋周邦彦曾经填过一首《浣溪沙》，其中一句便是“下马先寻题壁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下车就钻到网吧里顶帖子去了。

《水浒传》有一回《浔阳楼宋江吟反诗   梁山泊戴宗传假信》，写的是宋江醉酒题壁。一首“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惊动了朝野。这算是早期的“政治博客”了。至于武松在杀人后，还在墙上吹牛“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倒像是武松给自己的“打虎牌”搞推广，算是“营销博客”。

当然，除了写反诗，其他类型的“题壁”也可以完成政治传播的目的。比如说宋朝有个叫卢秉的，原是县里文书小吏，一个副科级干部，比在重庆彭水县遭遇“短信狱”的秦中飞的官大一点，他在旅馆墙壁上写了首诗，后来被王安石读到，因此得到了升迁。

类似的佳话还有：清代诗人袁枚有一次路过扬州，读到一首好诗，由于当时的政府没有搞“题壁实名制”，作者具名时只留了个“马甲”，因此害得袁枚到处打听，忙了一年多，所谓“好叠花笺抄稿去，天涯沿路访斯人”。在信息沟通困难的古代，旅店、寺院等供人歇宿的地方，是信息传播的重要场所，但也只是传播而已，双向交流就困难了。

囚禁自由人的墙壁也时常为自由人所用，变成一台维护“政治博客”的服务器。比如说，谭嗣同在狱中便写下了“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最有风情的题壁当属郁达夫。1931年，在游桐庐严子陵钓台时，这位忧郁的才子乘着酒兴在祠堂高墙上题了一首名为《钓台题壁》的诗，其中两句“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早已广为人知。

有人感慨，中国是个“口号国家”。无论城里，还是乡下，今天人们见到最多的政治宣传就是标语口号。诸如“谁放火，谁坐牢”“宁可血流成河，不许超生一个”等等，这些烙有这个时代鲜明特征的宣传也算是“组织博客”或“官方博客”的重要内容了。

类似的博客形式还有很多。黑板报，就是这样一个博客。有一年，我回到阔别多年的中学，站在学校的黑板报前看了许久，感觉自己像在读博客。读到其中一句话，也颇有一些感慨——“时间不会流逝，流逝的是我们。”其实，人生最大的不幸或无奈还在于，在他的有生之年，看到“旧制度不会流逝，流逝的是我们”。我有位朋友在MSN上签名：“我能想到最痛苦的事，就是和这个制度一起慢慢变老。”

让博客口述历史

最早接触“口述历史”（Oral History）一词是在几年前读唐德刚的时候。唐德刚有本书叫《胡适口述自传》，它为我从此打开了胡适之门，同时让我对口述历史有了深刻的印象。唐德刚是胡适晚年的入室弟子，多年坚持口述历史，最具影响的就是《胡适口述自传》。

作为一种历史研究方法，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口述历史一直是西方历史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1948年，美国史学家A.内文斯（Allan Nevins）建立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近代中国的许多历史名人的口述传记，如《顾维钧回忆录》《何廉回忆录》《蒋廷黻回忆录》等便是由这家机构组织完成的。

按照唐德刚的说法，自古以来，中国便存在口述历史。而“口述历史”的历史至少可以推到“荆轲刺秦王”。司马迁的《史记》，很多章节便是依靠古人的口述写就。

什么是口述历史？美国作家唐诺·里齐（Donald A.Ritchie）在《大家来做口述历史》一书中给了一个学理上的定义：“以录音访谈的方式汇集传记者谈自己关于有历史意义的事件的一些个人观点。口述历史访谈就是一个准备完备的访问者对受访者提出问题，以录音或影像的形式问答，当然，同样会整理成文本，以便于流传。”

如果承认中国自古以来便存在着口述历史与口述神话，就不难推断里齐的定义十分片面。真正的口述历史并不像他所描绘的那样“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处于被动讲述的状态。所谓“被动讲述”，即在别人的选择之下叙述历史。从传播学的角度上来说，每个人都是信息源，如果有史料可述，通常也会在日常生活中以各种形式将它叙述出来，不是一定要等到有媒体或类媒体来采访。

而一切历史都是残缺的历史。真相如果不能进入公共领域，就难免像“祖传秘方”一样失传。我们今日所见“通史”“全编”亦不过是管中窥豹，只见一斑。如马斯洛所说，“整个思想史就是说人性坏话的历史……我不认为历史真实地反映了人类精神”，“历史只是抽象的统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来“不被选择地口述历史”便成了历史叙述进步的关键。

哥伦比亚大学的王际真教授曾经批评那些写“自传”的人多半是自己“卖膏药”“胡吹一通”。不难发现，这是王际真的逻辑出了问题——通过自传“吹牛”并不是自传出了问题，也不是吹牛出了问题，而是“只有一个人吹牛”出了问题。皇帝老儿给自己作传，自然是英明神武；丐帮帮主给自己作传，小乞丐的功劳也都是归于其领导有方。

一个社会的诚信只能靠“互相纠正”来争取。没有这个可以互相纠正的前提，让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人遵守诚信是绝不可能的。而如果大家都来口述历史，交差验证，吹嘘者自然害怕原形毕露，因此“被迫诚实”。

“人各有志”

时下风靡中国的Blog似乎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

虽说是“博客”，写博客并不需要博古通今，上通天文，下晓地理。人们只需记录自己的日常思想与生活即可。无论是指点江山，还是八卦江湖，一切皆随个人心意，并不需要权威来引领思想与价值观。

从字源上说，Blog是“Web Blog”的缩写，准确意思是“网志”，一种简单即时的“个人出版系统”。在古汉语里，“志”除了“志向”外，更有“记录”的意思，比如地方志、人物志、山海志等等。在此意义上，博客大行其道似乎预示着，我们将迎来一个人人皆可记录自己命运的时代，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人各有志”的时代。

“人各有志”的时代，在不侵害他人自由的前提下，人人都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方式诠释和记录：自己的生活。因为“人各有志，不必强求”，权威话语将从此失去往日威风。

著名传播学者麦克卢汉说“媒介即信息”。丹·吉尔默说“我们即媒介”，应该说，他们都是深得传播与媒介真谛的人。博客成为“由所有人面对所有人进行的传播”的自媒体的一个标杆。在这个“我有机会讲话”的年代，如吉尔默所说：“你的声音是重要的。如果你有值得说的，人们会倾听。你可以做自己的新闻，我们都可以。”

博客使全民表达成为可能。每个人都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个或无数个麦克风，而且这是个跨国麦克风。每个人代表自己说话，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做到同时进行，叙述就像我们日常生活一样简单平常。此一历史进程或可概括为“科技改变传播，传播改变生活，生活改变文化/政治”。

在一个“人各有志”的开放时代，人人都有自己的官方网站。它意味着人人都是自己历史的权威叙述者；意味着人人都是整个历史进程的参与者与见证者。当那些书写博客的人，不厌其烦地将自己的私人生活或者思想——无论是出于自恋还是出于责任——搬到公共领域，如阿伦特所说，它们将在公共领域获得生命。

更重要的是，对于一个正在积极推进社会转型的国家而言，“有志者事竟成”在文化或政治上也被赋予另一层含义。

“墙倒众人Twitter”

2009年6月的某天，笔者偶然读到一则有关荷兰国会议员疯玩儿微型博客Twitter的新闻。据说，他们当中许多人利用开会时间在键盘上埋头苦“推”，沉浸Twitter网站上。“Twitter疯”就好像传染病一样，愈来愈多议员被感染，直到“议长终于忍无可忍，私下劝说他们自我约束，多放点心思在问政上”。

然而，对于许多人来说，使用Twitter发言本身就是一种问政方式。而且，类似微博客的流行，已经引起越来多国家网民与政要的注意。比如，在这年6月发生在伊朗的街头骚乱中，Twitter便是示威者发泄不满、相互串联的一个重要渠道。由于骚乱期间伊朗政府对媒体和互联网实施管制，经由这些网站传出的德黑兰街头示威的照片以及冲突、伤亡情况甚至成了西方各大媒体报道伊朗的重要信息来源。140个字符只能说清楚两三句话，然而正是网络上这些源源不断的两三句话，为伊朗大选后的动荡局势“火上浇油”。据称，6月15日当晚，Twitter上以“伊朗大选”为标签的信息几乎每分钟就增加30篇。

更耐人寻味的是，美国时间当日下午，总部位于旧金山的Twitter公司接到了一封发自美国白宫的邮件，“请求”该公司推后其原定于15日深夜进行的系统维护。《华盛顿邮报》随后披露说，该邮件内容包括：“伊朗正处决定性时刻，Twitter显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你们可以让它继续工作吗？”与此相关的背景是，据《纽约时报》报道，新上任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热衷推行“网络外交”，重视利用社交网站Facebook、视频共享网站Youtube、图片共享网站Flickr和Twitter这些平台传递外交政策信息，声称要以网络力量来应付那些打压国内媒体的国家，而奥巴马政府已经把社交网站视为“外交箭袋中的一支新箭”。

Twitter网站在一夜间竟然具有了某种政治影响力，令该公司创始人之一斯通颇感意外。两年前，Twitter还只是几名科技人员的试验品，而现在Twitter已成为一种风靡世界的社交方式，其注册用户可以使用短信在手机和网络间传递消息，传递对象既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不相识的“跟随者”（Followers）。不到三年时间，Twitter已蹿升为仅次于Facebook和MySpace的第三大社交网站。上限140字符的微型博客服务器，因为动辄号召万人集体行动而让各类政治博弈者刮目相看。2009年5月初，白宫开通Twitter官方账户，邀请国民了解政府信息；同月底，甚至连朝鲜中央通讯社也以KCNA为用户名登录Twitter，发出来自朝鲜的声音。

事实上，这并非Twitter等社交网站首次显示其巨大的“煽动力”。两个月前，摩尔多瓦大选后发生的那场未获成功的“颜色革命”就被称为“Twitter革命”。从摩尔多瓦到伊朗，两次大规模抗议活动中，Twitter都是主要的召集平台。《纽约时报》4月9日曾详细披露过摩尔多瓦的青年组织如何策划“Twitter革命”。文章说，“HydePark”和“ThinkMoldova”这两个青年组织是这次示威活动的组织者。“ThinkMoldova”领导人之一纳塔利娅·莫拉里在其博客上揭秘了动员过程：“6个人，只用了10分钟的快速思考便作出决定，然后用数小时通过网络、Facebook、博客、短信和电子信箱将消息传播出去……结果1.5万名年轻人走上街头。”

如前所述，网络科技不仅改变人们的生活，同样在改变政治格局与政治传播的方式。此前，手机和短信被认为在乌克兰“橙色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现在许多人相信Twitter引发的“革命”，并非只有科技内涵，同样涉及政治领域。

当然，Twitter等社交网站能否成为“改变历史”的角色，也有不少媒体提出了质疑。《纽约时报》认为它缺点与优点一样突出。一方面，Twitter难以被审查，即使网站被封锁，人们还可以通过短信或博客相互沟通和交流，这也是其能在伊朗政府管制互联网后依然发挥作用的原因；另一方面，由于Twitter上的许多消息都是未经证实的，而且不乏恶意的谣言，这也决定了受众可能被利用。具体到伊朗的本次动荡，华盛顿网络杂志Slate的专栏作家也列出了由Twitter传出的包括穆萨维被软禁等在内的大量虚假信息；而《时代》周刊同样认为，Twitter虽然提供了海量信息，但是人们很难查找其消息来源，更不清楚发信息的人到底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境外。英国《卫报》甚至强调说，正是因为缺少可以建立起信任的面对面的社会网络，导致摩尔多瓦的“Twitter革命”最终失败。

尽管我在上面引述了不少媒体评论，不得不说的是，在这个一日千里的时代，传统的报纸、电台、电视台甚至“传统网站”正在失去自己的新闻优势，越来越多的受众已不再依赖报纸及其网络版获得最新消息或者突发新闻，而是通过Twitter、Facebook、MSN、QQ等社交网站或者社会性软件上的好友或陌生人获取最新消息。迈克尔·杰克逊猝死的消息首先出现在一家名人网站，而一向以抢报突发新闻为能事的各大电视台被远远甩在了后面。消息公布后，Google、Facebook、Twitter等网站流量暴涨。YouTube官方音乐视频浏览量飙升至1000万次，较平时增长近50倍。Google甚至将“杰克逊”的搜索关键词识别为网络攻击。

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使每一位网民都有可能显山露水，走到时代的风口浪尖。一个“墙倒众人Twitter”的时代已经到来，它可能是摩尔多瓦式的疾风骤雨，也可能是日拱一卒的和风细雨。无论其对现实政治走向的影响如何，但是这些个人媒体对政治传播方式的改变，对宣传与管制型媒体形成巨大冲击已是不争之事。

真相拼图

费正清先生曾经这样形容往日的中国：“迄今为止，中国仍然是记者的天堂、统计学家的地狱。”所谓“统计学家的地狱”，正如黄仁宇所批评的，旧时中国没有真正的“数目字管理”；而“记者的天堂”则一语道破转型期与新闻业之间的微妙关系和深长意味。

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外国媒体视北京为“全球记者的天堂”，向北京增派人手。如有记者所说，北京已成为全球记者心目中“希望抵达的热地”“采访的天堂”。显然，任何时代都需要新闻记者，但是在一个转型国家，以新闻为业更能动人心魄。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挤在一起观看日出？因为人们乐见事物的新生，见证立竿见影的成长，并在必要的时候指出惊世谎言和潜在危险。

中国日益成为全球重大新闻的发源地与策源地，成为重大新闻密集的富矿区；另一方面，中国境内每年都会发生许多轰动全国的新闻事件，对于记者来说，这既具挑战性，也将是其职业生涯的重要机遇。身处转型时期的中国，旧事物尚未消退，新事物正在生长，假如新闻记者心怀使命，甘于在困厄中前行，定然不会浪费这个时代所特有的资源，并且能够因之大有所为。

真相创造历史。从美国始于十九世纪的“扒粪运动”到二十世纪的水门事件；从流行于中国各个“利益城堡”中的“防火防盗防记者”的口头禅到2007年发生在山西的“黑砖窑”事件，不难发现，探寻真相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法则，是永远未竟的事业，因为任何人、任何时代都不可能获得全部真相，而只能不断地获得真相。

没有哪个时代不生长谎言，没有哪个时代没有被谎言和无知遮蔽的灰暗，甚至那些标榜探寻真相的人也会参与制造谎言或为谎言施肥。但从整体上说，记者这个职业从其诞生开始便是以探寻和传播真相为业，并以此探寻和传播为荣耀。当然，新闻记者冒险犯难并不止于不动声色地为时代记流水账一般的真相，他必定在见证中参与，因为他知道自己身处怎样的时代，知道这个时代正在跨越怎样的难关，坚守怎样的价值并呵护那些事关进步的默契。

人人都是记者，个个都有真相。从表面上看，记者是一个职业，但是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更是一种记录和参与社会的生活方式。拜互联网和摄录科技之所赐，尤其是伴随着博客（网志）和DV等大众传播方式的兴起，如今每个人都有成为记者的可能，每一位受众都可以投身于未来的新闻业。历史已然无数次证明，只有让真实的信息源源不断地流向社会，让公众知晓，这个世界才有可能避免因为谎言坍塌而发生真相的挤兑与雪崩，并拥有一个可期的前景。

谈到真相的获得，时常让我想起两句话。一句是中国古人的“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另一句是雨果的“若无新闻出版，万古如长夜”。对比这两句话很有意思：这位中国古人似乎相信天是一下子亮了的，像打手电一样，圣人既出，天下大白；而雨果则认为天是慢慢亮的，甚至还有可能会暗下去。所谓圣人生则生矣，甚至可以在产房里守株待兔，但真相却只能像新闻出版一样需要漫长的进化，只能靠在路上一点点寻得与拼装。如果不能好好守着，在极端的年代里恐怕这点光亮还有可能会丢掉。

相信今天大多数中国人更认同雨果的判断，而不是那位古代同胞流放自我、漫无边际的抒情。真相从来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能指望哪位圣人高高在上的光照。

互联网特区

2007年11月24日上午，浙江金华五十多个QQ群的代表聚到一起，宣告“金华市青年QQ群联合会”正式成立。据悉，这是全国首个以网络QQ群为会员的民间组织。对此，浙江省民政部门表示“其创新意义、探索价值非同一般”。

今日中国社会之风情千种，网络的兴起与流行功不可没。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拜网络之所赐，中国人的横向交往迅速扩大，一时之间，网络聊天以及网友见面会随之成为时尚。与此同时，依托网络成立的群组也得到蓬勃的发展。网络不仅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中国人的工作方式和组织方式。正是这个原因，越来越多的单位和个人选择通过MSN或QQ等即时交流工具进行交流，既为突破交流障碍，也为节省成本。与此同时，各种网络社团/社区应运而生，但是它们大多只能是一种虚拟存在。

任何国家的公民都不可能凭一己之力做一番有益社会的大事业，更不可能散兵游勇式地生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与民众权利意识的苏醒，“小政府，大社会”与建设一个“权小责大”的政府日益成为共识。一个好的政府只是负责提供公共产品，担任社会“裁判者”和“守夜人”角色。这种“公共产品”，当然也包括对公民自组织能力的建设。近几年来“社会建设”被反复提出，也因此成为中国社会力量培育与再造政府的重要契机。

前文提到，在中国从过去的社会走向更加开放、更加自主的公民社会的过程中，由于旧有的仪式、习俗与文化不断地解体、重构，每个被“抛入”社会中的个体也因此陷入一种相对“孤独”的状态。从这方面说，公民自我组织不仅是一种社会需要，同时也是一种心理需要。在此意义上，如果政府不允许社会“结社自救”，在客观上也意味着那些从旧生活中得到脱身而出的民众将从陷入“双重抛弃”的境地。

对于一个处于转型期的国家来说，最积极的做法通常是，政府在鼓励社会成员从旧有体制与文化中走出并在更开放的经济与社会的维度寻找自我独立性的同时，更要在制度上给予其尽可能多的便利，为重建各种社会联系提供可能。从这方面说，以网络QQ群为会员的民间组织的成立，理应成为这种逻辑的自然延伸。

网络之上，现实之中，近年来有关经济特区的争论此起彼伏。然而在我看来，转型期中国最大的特区就是互联网。这是一个思想的特区，也是一个交流的特区、传播的特区、公民自组织的特区。它超越了生活中的一切繁文缛节；它以技术对抗技术，冲垮了种种禁忌。

解构与风流

“饿滴神兽啊，救救饿吧！”没有谁会怀疑，这是一个解构的时代，一个惊心动魄的时代。从“俯卧撑”到“躲猫猫”，从“打酱油”到“玛勒戈壁”上的神兽“草泥马”，到“猴蛇”……主义与顺口溜，真理与潜规则，虚拟与现实，正人君子与情色录像带，奖赏与屈辱，希冀与失落，各种观念、思想与情绪相互纠葛，各种道德、名分和利益充分博弈。尽管当下中国公民尚未获得现代意义上的完整的表达自由，不可否认的是，网络忽如一夜春风来，为中国人的社会表达与个体创造，吹开花千树。

凭借铺天盖地的广告、跨国的明星阵容、数亿元的制作成本，2005年岁尾年关，陈凯歌和陈红将众多影迷劝进影院。然而，影迷们多半是失望了，他们看到的不过是一个子虚乌有的馒头以及一个面色惨白的女人和她近乎无厘头的诅咒。

正是这个剧情“马脚”让武汉的年轻人胡戈有了一展身手的机会。2006新年伊始，《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视频剪辑迅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一时间，“恶搞”大行其道，而陈凯歌在机场的一句“人不能无耻到这种地步”也迅速成为网络流行语，就像几个月后黄健翔解说世界杯时的尖叫，繁殖出各式各样的版本。

《无极》并非一无是处，其之所以成为人们泄“公愤”的一个通道，首先归咎于陈凯歌对这个“惊世馒头”的过激反应。对一个脱颖而出的年轻人进行道德上的苛责与兴讼的恐吓似乎暴露了陈凯歌在观念上已经落后于这个网络时代。这是一场平民对精英的较量。在平民未长成精英之前，绝大多数人将同情的目光投向了手无寸金的胡戈。

2006年，“文学死了！”死在诗人嘴里，而且死得很难看。诗人叶匡政在《文学死了！一个互动的文本时代来了！》一文中断言“憋在很多人心里的这句话，终于可以说出来了”。

就在此时，“国家级诗人”却在“嘘”的一声中倒掉。“国家级女诗人”赵丽华的“梨花派”诗歌受到众人的嘲弄。人们不明白，为什么那一句句了无意义的大白话，诸如“我坚决不能容忍/那些/在公共场所/的卫生间/大便后/不冲涮/便池/的人”，只是因为被“国家级女诗人”的纤手按了几次回车键，便成了“国家级”的诗歌。“从明天起，做一个写诗的人，敲字，回行，一句一段……”有人说，海子之后，中国不再有诗人，而当“我/终于/会/写诗/了”成为流行于网上的“写诗秘笈”，每个中国人都变成了诗人。我的标准我做主，至于是不是“国家级”，见鬼去吧！

在《同文学艺术家谈心》的讲话中，温家宝高度评价文艺复兴时代是“一个百花竞放、硕果累累、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的光辉时代”，“经济的大繁荣往往会带来思想文化的空前活跃”，任何想有所作为的政府，不仅要鼓励大家勇于追求真理，还要千方百计为社会提供追求真理的环境。

解构主义大行其道，对于今日中国来说，无疑是个积极的信号。从本质上说，它更意味着中国人获得了自己诠释生活的角度与权利。过去那种完全是灌输式的教育与宣传如今已经让位于人们对自己生活的解释。一切政治、经济与社会的话题，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人们都可以将其纳入自己的价值体系，通过自己的经验与学识，作出自己的判断。他们不再需要“观点辅导员”与“意见监护人”，每位公民都有自己观察生活、认识真理的眼睛与心灵，没有谁再可以强加给他们任何他们不再相信的东西。而那些貌似强大的说教，同样失去了动员的能力，反而被人们置之一笑。

当然，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解构的这种积极意义还在于，言论自由与公共空间的建设，不仅必要，而且可能。如传播学者斯图亚特·霍尔所说，受众是意义完成的关键。既然任何信息的发布，意义的完成最终都是由受众所决定，那么，听者有心，言者无罪，任何言论、文学与艺术对于这个社会来说，都不至于形成直接的危害。

进一步说，解构主义的到来，既为中国言论空间的拓展提供了某种可能，同样为中国的社会觉醒树立了标杆。当人们开始意识到当下中国已经迎来了“复兴文艺”的最好时期，更有理由相信，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文艺复兴”将肇始于这场解构运动——因为解构正在完成文艺复兴的第一步，即让每一个个体抽身于旧有的仪式，否定权威，服从内心，复活或者增加自己的创造。

盲社会的网络之眼

2008年，网上流传着一则有关广东开平市未成年人性虐待未成年人的视频。在接到报案后，警方随即展开调查。真相是：2007年7月中旬，七名女孩将一少女从开平某网吧强行带到某旅店，并约来四名男孩，对受害少女进行殴打、凌辱和强暴，并逼她自扇耳光和踏正步。一名涉案者用手机拍摄了部分过程，无意中为这起恶行留下了证据。

如唐德刚先生所感慨，人不过是脊椎动物中的一种。看到这样的“日常之恶”、用手机拍摄的“残忍的戏剧”，相信许多善良的人都难免会悲观、伤感。其实，无论受害者是谁，其骇人听闻的程度都足以成为社会之大不幸。那些少男少女在视频中所表现出来的罪恶，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潜藏于人性深处的卑污，更应让所有同时代的人因蒙羞而警醒：

为什么有人会容忍这样的罪行？为什么这些少年竟会如此凶残，肆无忌惮？为什么在相关群体中几乎广为人知的罪行，在近一年后才为警方所知？倘若不是互联网“睁着眼睛”，上述罪行会不会像没有发生一样，一切风平浪静，而作恶者却继续招摇？

法国群体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这样解释群体犯下的暴行：“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中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出乎预料的障碍会被狂暴地摧毁。”

相关新闻透露，这七位少女是“结拜姐妹”，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帮派。当“帮派利益”形成后，这些人实际上已经将自己的灵魂部分交给了帮派，“与魔鬼缔约”，若是一起“做大事”，便会让自己成为帮派机器中的一个零件。少数服从多数，温和让位极端，“群体时常会混杂、融合、聚变，获得一种共有的、窒息自我的本性”（莫斯语）。久而久之，个人道德不得不屈从于群体意志，个人理性不得不屈从于群体情感。人们因为“理智丢失，责任分散”而丧失自己做人与合群的底线，就像被卷入了一场疯狂的舞会，此时此刻只有集体疯狂，人生舍此全无意义。

与此同时，在谴责这些少年的暴行时，更要直面导演李杨镜头下的“盲社会”。当一个人甚至一个群体失去理性时，整个社会应该如何面对，是保持目光明亮还是熟视无睹？显然，就公民社会责任而言，透过发生在开平的这出悲剧，我们所看到的却是太多失望。尽管许多在私下传看过视频的学生包括一些成年人都知道个中行为是有罪的，但是竟没有一个人去报案，因为“怕惹麻烦上身”。

和李杨的“盲系列”电影（《盲山》《盲井》）相反，由蒋雯丽主演的电影《刮痧》反映的则是另一种社会现实。在这部据说反映中美文化冲突的电影里，美国医生给中国小孩例行身体检查时偶然发现孩子背上有刮痧留下的印痕，立刻电话报警。随后，警方不仅通知儿童权益保护机构出面，甚至决定暂时剥夺孩子父母的监护权，有问题法庭上见。

发生在开平的这起案件无疑暴露了中国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问题。然而，我更愿意将此归咎于这些孩子以及周边社会人权观念的淡漠。所幸在作恶者狂欢、围观者绕行的时刻，如今还有互联网——所幸网络睁开了正义之眼。

“网络弹劾”与公共戏剧

抽烟不但有害健康，也可能有害仕途。2009年，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南京市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局长，以抽1500元一条烟闻名的周久耕，被免去房产管理局局长职务。

从官方通讯社的报道来看，周久耕被罢官不外乎三个原因：一是“发表了不当言论”；二是“存在用公款购买高档香烟的奢侈消费行为”；三是“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影响”。在这里，前两个问题应该都不是真正的问题，否则周久耕官早就丢了。显然，其丢官的关键在于第三条，即犯了众怒。

早在此前，在周久耕表示自己坚决查处降价房是“对百姓负责”之后，许多网民不但不买账，反而对他的言论“厌恶至极”。在绝大多数人看来，房价只有降到大家买得起的水平才是真正“对百姓负责”，否则一切免谈。

由于中国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又因近年来有若干房管部门领导因腐败下台，在不知道周久耕究竟有多少财产的前提下，网民的确有理由浮动“腐败猜想”，质疑他凭着一点公务员薪水如何能开得起凯迪拉克，抽得起1500元一条的烟，戴得起10万元一只的手表。接下来的情形是，周久耕不但被“人肉搜索”，而且遭到了无数网民的戏弄与嘲讽，诸如“周至尊”“久耕托市”等民间词语应运而生，广为流传。一场集体参与的“网络弹劾”由此渐渐进入高潮。

就在网民享受“弹劾”之愉悦时，必须承认的是，只能盯着某位官员的香烟、手表来反腐败，充其量只是一种表面上的、肤浅的反腐败。对于这种蜂拥而起的“网络弹劾”，我宁愿将其视为一场轰轰烈烈的公共戏剧。而且，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它偶尔起到了“弹劾”的作用，但在反腐败效率方面却是十分低下的。这不仅表现在它从头到尾会花掉网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更别说有时还会功败垂成），更重要的是，在舞台上人们追求“戏剧正义”，然而当观众各自离开剧场，几人还会去关心那个丰富了他们业余生活的反面典型？

仅就约束权力而言，网民这种即兴而业余的反腐败尽管不乏意义，但其更多只是标本意义或象征意义。显而易见，当下中国最需要的仍是独立机构的专业反腐败，是一整套能够在日常约束权力的有效机制。如果没有这种有效机制，那种体现或者奉承广场民意的反腐败，完全可能沦落为一种意见的装饰，一种为民意泄洪的政治技艺。

当然，另一方面，社会进步有一个过程。透过周久耕“对百姓负责”这一政治表态在网上所受到的“民意狙击”，不难发现今日中国社会已取得怎样的成长。从政治传播的角度而言，说是一回事，做是另一回事；怎么说是一回事，怎么理解又是一回事。众所周知，在过去一些官员们大谈“为人民服务”时，人们通常只知被动地接受“服务”，却很少有渠道反馈这种“服务”质量如何，能否更换。而现在，借助网络，以网民形象出现的公民们可以对那些伪称自己“对百姓负责”的官员集体说不。

网民不是全体人民，但在这个时代它却有着极其特殊的现实意义。和“人民”这一概念不同的是，网民不只是一个集体称谓，它更是一个个意见终端与权利终端，一个个具体的人，它兼个人身份与集体身份于一身。当“人民”变成网民，每个人都是直接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主体，每个人都是集体利益最真实的代言人。正因为此，网上流传的各种有关周久耕的零星反对意见，最后能上升为一种不谋而合的集体表达，能够汇聚成强大的民意潮水，终于浮走了混世者的官帽。

今日中国，网络更是一种推动社会运动和社会进步的工具，担负着相较其他发达国家更多的时代重负。毋庸讳言，在过去政治表达十分落后的条件下，民众尤其缺乏集体表达反对意见的渠道，而现今网络鬼斧神工、攻城略地。拜其所赐，民众随时可以端起键盘，成为表达自己公共意见的网民。而“网络弹劾”戏剧的真正意义就在于，它一次次激发人们关注公共事务的兴趣与信心，不断培养和历练人们的公共精神。在此意义上，这种公共戏剧的意义远非“反腐败”所能丈量，因为它不仅关乎社会道德之再造，同样将以滴水穿石之功再造政治。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民意崛起并非可以取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有时还可能毫无作用，因为民意会遭遇强力的抵抗甚至反噬。比如说，每位公民都应该享有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但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却看到许多无法无天的县官使其治下的异见公民因言获罪。与此同时，对于制度建设的推动也往往收效甚微。但是，网络的存在已经让制度内的“害虫”不敢过于招摇，因为它们随时可能被聚焦于网眼之下，被定点爆破。古有“看杀卫玠”，今有“看杀贪官”。

互联网执政与眼球权利

据称，在“黑砖窑”事件曝光时，当时的山西省长于幼军一直高度关注网上的反应。“有一次，我起码打了十几个省厅和地市官员的电话，问他们‘有没有看网上？’都说没有，都不重视网络。”今日中国互联网不仅是一种认识真理的工具，同样是一种新的治理工具。从中央到地方，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重视是显而易见的。在2008年“两会”上，中央领导人希望网络能成为民众与中央沟通的平台，互联网将从学用、商用、民用走到政治生活前台，更加深刻地影响中国社会。地方官员也在不同场合鼓吹学好、用好网络，“如果党政官员不愿、不会、不能利用网络和群众保持沟通的话，那可能就会变成现代社会的聋子和瞎子”。

互联网改变执政观念。执政党对互联网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网络时代的中国政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与此相关的背景是，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09年1月份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网民数量已经达到3.6亿，居世界第一。网民的政治参与，部分弥补了现实政治表达的“贫困”，日益影响着政治决策和高层思考。即使是那些曾经视互联网为洪水猛兽的人也渐渐相信，与其把互联网视为挑战，不如顺势而为，使其变成可以提高政府执政能力的一次机遇。

所谓“互联网执政”不过是“新闻执政”的拓展。“新闻执政”（Governing with the news）的提法源于美国白宫发言人，它区别于传统政治传播中的“宣传统治”（Rulling by Propaganda）。不难发现，在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路途中，中国同样经历着由“宣传统治”到“新闻执政”的转变。国务院新闻办的官员亦表示，中国政府应对新闻媒体的态度已由“媒体控制”“媒体管理”过渡到现在的“媒体合作”。

据说美国总统的新闻班子会适时地把信息透露给守在白宫外的记者，并将此视为“给野兽喂食”。不幸的是，在一个处在矛盾凸显期的社会，公众同样像渴望正义之肉的野兽，他们通常会在间歇性发作的正义声讨中“尝鲜即安”，然后心满意足地离开，这也是许多争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能彻底解决的原因所在。

显然，互联网上的拦轿喊冤和随之而来的互联网执政并不能实现人们期许的普遍正义，因为互联网并不足以支撑起一套行之有效、一以贯之的规则，不能消解制度上的贫困。如果一个社会凡事都要靠民意来推动，那么其制度建设就一定有不尽人意之处。显而易见，民意更需要在制度上落实，而不是依靠网络上风起云涌的街头运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零星的社会工程诚然需要所有人的努力，但是这种“计件式维权”终究不如扶起一种制度更有效力，更符合一个宪政国家的政治伦理。

政治是管理公共事务的艺术，善治的实现必然离不开公众的广泛参与。然而，在网民毫不吝惜地赞美互联网为中国正在形成的开放社会立约时，同样应该看到，互联网议政与互联网执政的过度繁荣，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其他治理途径的严重缺位，尤其反映了主流媒体——诸如报纸、电台、电视台——作为舆论平台的失效。在中国，网络更像是政治与社会表达的一个替代品或者集合器，它集街头运动、议会辩论、舆论监督与社会监督等于一身。它表面上热烈无比，却又有着杂烩一切的暧昧。作为博弈工具的互联网，一次次见证了原本可以在法院解决的问题，却不得不首先经过一场场轰轰烈烈的“媒体审判”或者“互联网审判”才能推动；原本可以在日常行政中解决的问题，却要通过互联网上风起云涌的声讨“定止纷争”。

比如“厦门PX”事件中，百位政协委员的提案曾被搁置一边，直到这一切被搬到互联网和手机上才渐渐引起重视。同样，山西“黑砖窑”案引起全国声讨之前，山西地方官员却像是生活在巨大的盲点之中，实乃熟视无睹。

还应该看到的是，靠吸引眼球而获得的权利只是一种“眼球权利”。如果不能真正在制度的日常运行中保障这种权利，一旦公众的视线挪开，维权者难免会再度陷入“权利的贫困”。

从下跪到散步

有了危机怎么办？对于有些人来说，最省事莫过于两种：一是自杀，二是下跪。

比如说在电影《色·戒》里面，女主角王佳芝稀里糊涂地做了特工，在执行任务前，特工头子给了她一粒毒药，让她在“情急”时吃下去。这个招数无疑是十分狠毒的，意思是你要是失败了，就不要再连累组织了。这种“置成员于死地”而“求组织之后生”的偏方早已广为人知。

至于下跪，电视机里，大导演们更为大臣与草民们设有“专跪”，须臾不忘推销帝王时代的美好生活；网络之上，“跪求”一词也同样像瘟疫一样传遍了每个角落。此外，近年来有关下跪的消息，虽说是“新闻”，但对许多人来说，却也是司空见惯寻常事。比如说，西安10户购房者因开发商未按时交房在售楼处跪求返还首付款；南京一老妇因孙子打人当街跪求不要报警；桂林一老汉当街跪求一男子还他刚从三轮车上掉落的一袋薯粉；胶州一女考生因错过考试最后入场时间，向监考人员下跪求情；重庆一公司搞“下跪训练”，让员工当街下跪乞讨，据称乞讨是该公司的培训项目。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法制“休克”时，有执法者同样使用“下跪疗法”：北京某交警抓到一辆违章车，司机70岁的母亲下跪希望通行，而这交警无奈抢先给她跪了下来，算是把“非下跪不足以抒情”演绎到了极致。而此前，他的一位包头同行为了维持交通秩序索性跪到了地上……

令人称奇的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有关权利、法律和商业之事，如何竟要通过下跪来解决？莫非这就是所谓“男儿膝下有黄金”？而且取之不尽，用之不绝？中国人的膝盖更像是一座金矿，如果不能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那就在自己的膝盖上寻找出路。种种“下跪新闻”似乎在向我们道明中国社会生活里的另一种真相—— 一方面，非下跪不足以维权；另一方面，非下跪不足以抒情。

虽然我们对社会组织的成长时常抱以厚望，不可否认的是，如果没有头脑，失去人对个体尊严的感受与领悟，这个组织充其量只能发展成一个庞然大物，而不会使社会有力量。或许这也是当下中国“洗脑型企业组织”的困境所在。关于这一点，看看市面上流行多少“向军队学管理”之类的书籍就知道了。

百余年前，英国传教士麦高温在《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中嘲讽中国士兵不能抬头挺胸，“没有充分利用父母赐予的每一英寸高度”。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同样在《中国人的素质》谈到中国人的糊涂生活：当有一个曾经当过兵的仆人被问及自己的身高时，他们都没有计算肩膀以上的部分。因为对他来说，负重时锁骨的高度才是最重要的。明恩溥由此嘲讽中国人——“除了脑袋之外是要派各种用场的，因此忽略了脑袋”。考虑到当年绝大多数中国人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这种描摹也并非无中生有。

更令人痛心的是另一种“有组织下跪”。2007年，蚌埠东部的鲍家沟的村民，奔走呼号十几年解决不了当地日益严重的污染问题，最后百般无奈的村民们只好组织起来，当然不是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而是趁着国家环保总局检查组前来视察时“紧急下跪”——上百位村民守在村口“跪请政府治污”。

尽管网上也有“跪求”，有“Orz”（英文字母模拟的跪姿），但是网络让许多中国人的生活开始变得昂扬，却是不争之实。中国向何处去？每当看到那些习惯于“意识形态问题意识形态解决”的朋友们流露出某种悲观情绪时，我便会反问：你是否想到传播技术的发展对于中国有着怎样的意义？

如果能够看清政治的本质就是传播的艺术，就不难理解一项具有革命性的传播技术的发展必然会改变一个社会的政治与生活。互联网对中国而言具有史诗性的意义即在于此。

当然，一项技术从发明到广泛运用会有一个时差。在手机刚开始流行的时候，尽管手机都内置了收发短信的功能，但是大家却很少用它。直到2001年开始，短信的使用量才出现了井喷式增长。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短信神话向我们表明，那些蛰伏于日常生活中的传播科技，可能在无声处酝酿惊雷。

2006年8月15日，重庆彭水县教委办事科员秦中飞因为用短信的形式写了首《沁园春·彭水》，而以涉嫌“诽谤罪”被关押一个月。该案被曝光后，在舆论压力下秦中飞才得以告别“短信狱”，当地公安局、检察院最终承认秦中飞诽谤案属于“错案”。如果说“秦中飞案”最初表现为一位公民的单打独斗，那么2008年发生在“厦门PX”事件则展示了另一个视角。出于对自己居住的城市的爱护，短短几天内，厦门人创造了“百万短信议政”的纪录。由于此前代表民意的105位政协委员的反对声音被轻视，这里的“短信议政”更像是一种社会自觉，是一个群体在意识到自己身处危险之中的“紧急救济”。在官方的救济通道不畅时，正是新兴的传播科技给社会带来了新的救济的可能，使“大家一起去散步”成为可能。正因为是“新兴的”，才让固有权力部门猝不及防。尽管其后“厦门PX当局”仍然摆出“只许政府劈叉（PX），不许百姓散步”的威权Pose，然而，于民心大势而言，终究只是螳螂一臂。

从“秦中飞案”的即兴嘲讽到厦门“反PX”时的群起议政，不难发现，借助短信、互联网等传播方式，被讥为“犬儒化”或“马铃薯化”的中国人在群体沟通、联合以及社会网络化方面已经有了更多选择。2007年台湾地震导致许多中国人无法正常上网，其间所有烦躁不安，已深刻说明科技对于今人“识字、进步、生产”究竟有多么巨大的影响。生活便利与民心向背已经决定了中国社会的互联网化具有刚性发展势头。而这种不可逆性同样表现于“短信议政”的具体实践。不难想象，即使某些权力部门反对“短信议政”，也不可能真正收回民众收发短信的权利，更多只能在过滤信息方面为所欲为——而权力的使用一旦下放到技术层面，其实一切已经简单了。

换句话说，在全世界都在点电灯时，有权有势者即使有心让自家囤积的劣质煤油卖个好价钱，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否定电灯的价值，更没有能力冒天下之大不韪，让人们唾弃电灯而团结在昏昏欲睡的煤油灯下。

再造新文明

一百多年以前，在信息时代尚未破晓之时，大概是意识到人们对信息的过度攫取会毁掉自己的生活，梭罗离开了喧闹的城市，走近了瓦尔登湖。就像今天，拔了网线，关了电视，过不被信息垃圾包围的日子。显然，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那些发生在远在天边的大事小情，无论是一场血淋淋的自杀式袭击、绑匪的演讲，还是女明星成功或者失败的隆胸术，与我们的生活其实是毫不相干的。

我们不得不面临这样的尴尬：无用的信息管道像章鱼的爪子一样连接我们身体与生活的每一根神经，有用的信息却在黑箱之中无路可寻。这种失衡让我们提倡使每个人免于成为“标准阅读器”的“第六种自由”时显得多么力不从心。

笔者从1996年开始上网，一路见证了中国网络社会的荣辱与成长。相信许多朋友也和我一样，在网络上度过或者耗费了一生中最美好的光阴。有时我们也会因为自己成为“信息成瘾者”变得烦恼不安，即便偶尔下定决心享受几个“信息斋戒”的日子，也难免会像个网络时代的逃犯一般鬼使神差地接上网线，再被网络引渡回来。然而，尽管知道互联网并非享受生活的美好所在，但对于那些关注社会成长的人来说，互联网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时代监视器”，一条参与政治与社会生活的街道。在这里，你不仅可以看到这个转型时代的困顿与挫折，更可以触摸到这个时代的脉搏与心跳。

和许多人相比，对于当下中国的转型，我有着较为乐观的判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便是传播的发展既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生产、生活的方式，同样在改变人们的思维以及社会结构。正如著名传播学者哈罗德·伊尼斯（1894—1952）所断言：“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如果伊尼斯先生有幸活到今天，相信他会激情澎湃地将这个时代的文明定义为“互联网文明”。

如何做一个网络时代的好公民？在本节结尾，还是让我们回味阿尔文·托夫勒写在《再造新文明》一书中的那段话吧：“容许犯错，不妄下断言，尊重多样性，再加上一些幽默感及有所节制，这些是我们展开二十一世纪的新旅程时，行囊中不可或缺的求生工具。”

“周老虎”

—— 一个时代的标本

世界上从来不乏“用谎言教导谎言”的例子。比如母亲为了教导孩子做人要诚实，便会对孩子说:“小朋友千万不可以说谎喔！否则他的鼻子就会变得很长，像小木偶的长鼻子一样。”与此相比，对于那些不断地掩盖真相的人来说，所要做的则是“用谎言守卫谎言”。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撒一个谎，就得用一千个谎来圆它”。

一场平民与真相的恋爱

当然，这里的“守卫”，并不意味着说谎者只是龟缩于精舍，他同样走街串巷具有进攻性。比如你刚拿出一个证据，他便会一口咬定证据是伪造的，怀疑你的人格。然后再动情地向大家表白自己如何被人陷害，如何三过家门而不入，以及爱国等等。

就在人们努力寻找有关“周老虎”的真相之时，我们也看到，有媒体挥起道德的大棒教训人们多关心“民众疾苦”，仿佛它们是因为关心民众体力不支才跑到这个娱乐场上来喘口气，或者搬援兵来的。显而易见，这种表白不仅无视了在意见市场里每个人都有各自言说的权利，同样忽略了追寻华南虎真相所负载的意义。

或许“周老虎”的虎头虎脑不会像格瓦拉的头像那样流行，但是无论如何它已经成为人们代言真相与谎言交锋的一个符号。同样重要的是，透过这次刨根问底的追寻，我们看到了对真相的渴望使社会找到了一种久违的团结。在此意义上，寻找“周老虎”背后的真相更是在重建或者重申一种价值伦理与道德风尚，而那些指责媒体陷于混乱、丢失责任的人，真应了我常说的那句话——只是看到了时代在交媾，却看不到时代在孕育。

这是一场平民与真相的恋爱，如诗人海子所说：“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对于许多人来说，这里的“你”，就是真相。而你，也在人类之中。

什么力量让“周老虎”落网？

2008年6月29日上午，陕西省政府新闻办通报了“华南虎照片事件”调查处理情况，宣布农民周正龙拍摄的“华南虎照”是一个用老虎画拍摄的假虎照，雪地虎爪照片也是用事先制作的木质虎爪模具捺印的。周正龙造假，涉嫌诈骗罪，已被提请批准逮捕。13名责任人受到行政处理。

继13名官员被处理、周正龙被批捕之后，陕西省罕见地召开数年未见的整风大会，要求各级干部吸取教训。据称，陕西省已要求省林业局等作出书面检讨。同时，林业系统职员被禁止再谈论“华南虎照”处理结果。个中缘由，耐人寻味。不过许多人仍然相信“周老虎”事件还没有真正落幕。

就在周正龙成了“最大输家”的同时，打虎派内部也在悄然分化，一些人开始对周正龙这个“替身演员”抱之以“同情”。一方面，官方所谓的新闻通报内容都在意料之中，而且撇清了有关公职人员参与造假的嫌疑；另一方面，且不说周正龙是否真的有罪，在这起疑似集体造假的案件里，让周正龙一人“受罪”，显然有失公正。如果周正龙是为诈骗2万元奖金，那么1000万国家拨款又是谁的目标？为此，许多网友认为眼下最需要做的是对周正龙的PS水平进行鉴定，借此揭开这场涉嫌集体造假事件的更多真相。谁又能相信一位普通农民此前能够任凭全国舆情的风吹浪打，却“胜似闲庭信步”？早在2008年5月初，“华人福尔摩斯”、美国著名刑侦专家李昌钰博士不也对着虎照发了一通意味深长的感叹：“照片后期处理得相当好，我只能说咱们中国农民很不错，PS的水平太高了”。

不过，无论如何，从一开始“挺虎派”与“打虎派”的分立，到政府顾左右而言他，直至现在公开宣布处理结果，狙击纸老虎总算是取得了一次小胜，至少真假已辨。虽然一切还没有过去，或许还有更多真相有待揭开，但回顾这场骗局怎样被揭穿，总有一些力量值得我们思索与怀想。

a.真相的力量

“谎言重复一千遍便是真理!”对于希特勒时代的宣传部长戈培尔的这句话，相信许多人都不会陌生。此前的另一个德国人，铁血宰相俾斯麦却是这样揭示谎言，“在打猎之后、在战争之中、在选举之前，都是一个人说谎最多的时候。”无论从政治、生活，抑或是人性的角度，理解俾斯麦的这个观点并不难。只是，在影像流行的今天，“说谎最多的时候”似乎还应该包括“在拍摄之后”。因为蒙太奇与PS是那样容易以假乱真。所谓“PS”，简单说就是通过制图软件对影像进行扭曲变形或者移花接木。

八个多月来，尽管在面对媒体与网民质疑时，周正龙一次又一次地欺骗舆论，甚至表示愿以自己的脑袋担保虎照是真的，周家父子“甘愿为作假去坐牢”；尽管陕西省林业厅的部分官员火速开博并且调动自己的泪水与“爱国主义”一次次为周正龙的“义举”辩护，甚至真相大白时仍在感慨不要让“华南虎照”沦为现代“和氏璧”；尽管此后还有周正龙拍到的“虎爪印”作为其不曾撒谎的佐证……但是，一个常识是，无论有多少谎言，重复多少次，有过多少修饰与强调，真相永远只有一个。相对真相来说，谎言永远是谎言。谎言重复一千遍也还是谎言，就好像1000个0相加之和仍然是0一样。

作为一种客观而且唯一的存在，真相不服从任何权力与权威的宣判，也不会为多数人或者少数人的意见改变自己的面貌。真相只可能被遮蔽，但是永远不会被改变。尽管人们时常视抵达真相为畏途，但是，真相永远站在那里，即使有些是我们暂时甚至永久无法触摸到的，但是，无论如何，真相永远都会在那里等待人们去发掘，真相也因此将给那些寻找它、相信它存在的人们以力量。

b.网络的力量

互联网不仅是一种信息传播的工具，也是一种价值观，一种追求真理的方式。“纸老虎”事件同样表明，真相不是凭着几张照片与几场官方新闻发布会便可以“宣布出来”。真相必须经受检验，只有通过对场景的不断还原，不断寻得与拼装，不断地交叉验证，我们才有可能一步步接近真相。

在此，让我们感谢互联网及互联网精神，并一起见证中国公民探寻真相的能力的崛起。毫无疑问，互联网的发展对今日中国以及世界具有史诗性的意义。阿基米德曾经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今天，我们同样可以说，给公民与社会一个网络的支点，虽不能撬动地球，却可以撬动任何由谎言编织起来的帝国。

“周老虎”事件最早被曝光是在著名摄影网站——色影无忌论坛上，众多摄影爱好者从老虎大小、拍摄远近比例等专业角度分析后，均认为虎照有假。伴随着“挺虎派”与“打虎派”的激烈交锋，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开始卷入其中。直到“老虎卧瀑图”的最终出现，将“周老虎”还原为“年画虎”，有关虎照的真假已无悬念。有评论指出，“打虎派”里的中科院北京植物所研究员傅德志、法律人士郝劲松、义乌年画商骆光临，分别代表了三种力量：科学、法律和事实。显然，能将他们的意见合而为一的正是网络的力量，正是无数网民的参与。

c.时间的力量

这一力量，与其说是时间，不如说是坚持，是对真相的锲而不舍。人们常说，时间是最好的治疗师，时间会让人淡漠痛苦与羞耻。其实，时间并不只是让人忘记，时间同样会让人跨越艰难，记住过去，同样会拂去流沙，为人们捡回失落的记忆，让被遮蔽的真相逐渐显现。

11月15日“年画虎”跃然网上，有关专家与年画印制厂商也表示“有99%的概率是同一只老虎”——这已经是亲子鉴定的概率了。甚至连著名的“挺虎派”也开始公开“反水”，直言“周正龙虎照片为假”。有关真相的另外的“1%”大概也只剩下周正龙及其他相关造假方的正式表态了。伴随着反对力量的逐渐占据上风，尽管周正龙扬言要起诉厂家和网民，显然也不过是虚张声势以作抵抗。谁都知道，这一幕闹剧此时已经接近尾声。当大家苦求的真相几乎变成了人所尽知的“常识”，最后大家等待的不过是一个投降仪式。尽管大家心知肚明，就纸老虎的真假问题而言，这一投降仪式已经没有什么决定性影响。大家等待的只是更多真相与具体的问责。

为什么许多人仍在为一个迟到的仪式而寝食难安？为什么真相大白后官方依旧沉默，而周正龙可以继续像大明星一样四处出镜？如果说周正龙只是一个“替身演员”，那么藏在他背后的若干演员、导演与投资方又姓甚名谁？尽管这一切有所拖延，但是自始至终人们并没有放弃“讨回真相”的努力——怀抱真知与理想，心存希望，相信时间。只要相信时间，时间就会站在追求真相的人一边。

d.象征的力量

2007年发生在重庆的“史上最牛钉子户”事件为什么会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石破天惊地出现在世人面前时便已经具有被符号化与象征化的潜质，并且很快地被赋予时代内涵与象征意义。媒体与网民之所以近乎无节制地赞美“史上最牛钉子户”，并且趁机抒情明理，就在于从中倾听到了一个时代的脉搏。

同样，在媒体与网民的极度关注下，“纸老虎”的出现很快形成标杆被公众添加意义。一方是造假者信誓旦旦，浑水摸鱼，混淆是非，寡廉鲜耻；一方是质疑者拼装细节，众志成城，仔细求证，穷追猛打。互联网时代，一场真理与谎言的搏杀就此展开。“周老虎”事件完成了社会力量有权利、有能力探寻真相的一次总动员。与此同时，在真相水落石出之时，这一事件更成为衡量民意在转型期中国与网络时代究竟有多重要的一块试金石。

当然，这一切也为我们提出一个时代疑难，其他非典型的或者未被发掘“意义”的“周老虎”可能因为不被关注而继续招摇。

e.马戏的力量

众所周知，自罗马以来，世界上便有了“面包+马戏”的统治术。面包自然是让人吃饱肚子“不去造反”，而马戏是让人耽于娱乐“忘记造反”。当给予面包与马戏便能说服民众，使之有了肉体上的基本满足与精神上的享乐消磨，并且因此丧失批判当权者与改革政治的动力，一个社会便有可能从此“太平”。事实上，这也是古罗马的统治者大建角斗场的原因之所在。如今，传播或者文化学者时常感慨，尤其在大众传媒俘获了人们的视听之后，后者将会“娱乐至死”。

然而，在一定程度上，“周老虎”事件或许可以纠正人们对“马戏”的偏见。如果我们承认能够制造流行的马戏对正统或者权威具有一种难以言说的解构力，就不得不看到转型期中国网络上的种种“解构性恶搞”或“参与型马戏”的存在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生机。

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时常需要一种高尚的情怀，但是这并非必要条件。如果大家觉得有利可图，即使是“微利”，也有可能会参与。当然，这种“微利”可能是实体上的，也可能是精神上的。具体在“周老虎”一事上，“打虎派”之所以越聚越多，同样是因为人们从荒诞不经的谎言中找到了乐趣。作为对“周老虎”PS技术的呼应或者反叛，网上很快出现了“我拍到了野生周正龙”“野生外星人”等等图片。马戏式的解构、欢娱与嘲讽显然推高了人们对这一事件的传播、参与和关注度。

“周老虎”事件的被广泛关注也将让我们看到社会运动的发生与发展及其出路。一个时代的进步总在细微中发生，一点一滴向前，而是否有大进步同样在于利益相关方是否“有利可图”。至少“周老虎”事件便是这样，有人要观摩互联网时代的马戏风云，有人要显示自己PS图片的技艺，有人要张扬自己的科学精神与良知，有人要规范政府行为，有人要访问量与发行量……正是上述种种无意的共谋促成了这桩推动社会进步的生意。只要各种力量能够汇集其中并且充分博弈，只要大家能为自己的利益与感受自由发言，社会终究会走向开阔之境——朝善的方向，即使是以蜗牛的速度前行。

吃吃喝喝的民主

——“网络咖啡”精神源流考

卡尔·波普尔说：“人类历史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历史。”一个社会的民主历程同样包含了各种生活方式与生活观念的进步。

由于民主与社会生活的这种紧密联系，在我们考察民主的生成与发展时不得不将目光投向那些生长于日常生活中的细枝末节，而本文所要关注的正是那些为许多宏大叙事论者所不愿提及却又在真刀实枪地影响着人类文明进程的“吃吃喝喝”。

显而易见的是，民主实践并非只是建立起一种简单的投票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完成所谓民主精神的“间歇性发作”。民主不仅仅是一种制度，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与精神气质。

饮品中流淌江河

中国人习惯用“源远流长”来概括自己的文明。和世界上许多文明一样，饮料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且不说进化论相信人是从水里一点点变出来的，回顾有史可载的文明，那些曾经盛极一时的文明古国无一不是择水而居。

水是人类最早的饮品。随着文明的发展，水不断地被赋予意义。在中国，除了洪水记忆之外，诸如“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上善若水，厚德载物”“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摸着石头过河”等等都印证了水与文明进程息息相关。至于《红楼梦》里的“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更说明在文人墨客的眼中“水”就是“茫茫人海”。

托尔斯泰曾经在《酒色与生命》里质问人们为何拒绝清醒—喝酒是为了窒息自己的良心。无疑，中国历史是充满了酒气的，其中既有天子呼来不上船也不上床的才子佳人，亦有像魏晋刘伶那样的自我放逐者——整日醉醺醺，像个村干部，还让人扛一把锄头跟在后面，嘱咐“死便埋我”。

为什么人们愿意通过饮料来寻欢作乐？美国作家汤姆·斯丹迪奇在《六个瓶子里的历史》一书里对此作了细致的分析。以酒为例，在斯丹迪奇看来，这种饮品之所以受欢迎就在于它是均质物，只要是同一坛子里的酒，每个人得到的都是一样的。在这方面，它比鱼肉更有优势。

显然，这种便于分享的特性使饮品天然地获得了进入公共生活的通行证。与此同时，这种开放性与流动性意味着一旦有人下了药，所有饮用者都会中毒。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人们会在共饮时产生一种“同壶共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公共精神。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古今中外的“梁山好汉”们在搞“诙谐黑社会”时要大碗喝酒、开香槟庆贺。尽管椅子上早已排出了座次的高低，但在喝酒时大家觉得彼此还是平等的。

今天，包括咖啡、茶、酒、可乐在内的各种饮品可以轻而易举地抵达世界每一个角落。如上所述，饮料的作用并不限于解渴，它同样作为一种完备的意义系统在参与人类的社会生活。当反全球化人士将象征“美国势力”的可口可乐打翻在地，我们不难看到饮料被赋予了一种怎样的文化内涵。它们汇成一条条看不见的江河，在社会中载浮载沉，见证各自的命运。

从雅典到罗马，两种饮酒方式

埃斯库罗斯说：“铜器是外貌的镜子，葡萄酒是思想的镜子。”显然，古希腊人更钟情于葡萄酒。在他们看来，只有野蛮人才喝啤酒。不过，具体到饮酒方式上，同样钟情葡萄酒的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却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古希腊人的交际酒会是一种类似现代沙龙的聚会，人们相聚畅饮，分组辩论，展示各自的才情与立场。酒的均质与平等以及人们约定俗成地从同一个容器中取酒，无疑使古希腊的交际酒会具有某种民主的品格。

据说苏格拉底能饮善辩，当时也经常光顾这种交际酒会，而且当别人都喝醉时，他能保持清醒。柏拉图因此称赞他能够通过葡萄酒寻找真理，却又不为美酒所奴役。不过，在柏拉图看来，更多的人并不配享受美酒。在《理想国》中他反对民主，认为把过多的权力放到民众手中会导致无政府状态，更多人“饮少辄醉”，不配享有民主的美酒——而且，只有专制才能改变这种无政府状态，恢复社会秩序。

罗马人曾经慨叹自己征服了希腊，却被希腊文化打败了。这句话多少有些言过其实。显然，他们虽然继承了希腊人喝葡萄酒的风俗，却没有继承希腊人的民主精神。在取代希腊人成为地中海霸主后，罗马人很快将葡萄酒分出了三六九等。希腊人的交际酒会是平等的论坛，人们一边讨论哲学与人生，一边在公用的容器中取酒；而罗马人却在酒宴上为不同地位的人修筑了阶梯，大家在自己的碗里掺水兑酒，不再有公共的调酒器。与此同时，阔绰的主人还会带上仆人，以显示自己的地位和身份。

或许有人说，酒是个好东西。然而，在罗马时代，这个本可由世人共享的“好东西”，却因为程序的差异而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这种差别难免让人想起古中国人发明的“阴阳壶”。这种壶的外表与普通壶并无区别，在宴会上也被视为一个公共的容器。不同的是壶内被分隔成两半，可以一半装美酒，一半装毒酒。在这里，“阴阳壶”更像是一个隐喻。人们将“喝着相同的酒”视为一种平等，为此甚至激动得抱头痛哭，然而，在不合理的制度或人为安排下，任何貌似平等的东西都有可能被破坏。设若装在“阴阳壶”里的美酒被人下了毒，那些未曾领略“民主美酒”的人，完全可能遭到“二次迫害”：他们不仅在肉体上中了“冒牌民主”的毒，更会在精神上得出一个“民主是毒药”的结论，仓皇逃离现场。

理性时代的网络咖啡

相较于理性时代的万种风情，我们今日生活似乎略显平庸，至少在饮料的发明方面乏善可陈。

十七世纪以前，欧洲是啤酒和葡萄酒的天下。不过，好景不长，它们很快被一个崭新的时代所抛弃——咖啡成了理性时代的最佳饮品。用一位英国观察家的话来说：“咖啡使欧洲各国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

1667年，托马斯·乔丹在《来自咖啡馆的新闻》里写到，“如果你是个追求智慧与欢乐的人，如果你喜欢打探新闻，就像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一样——就像荷兰人、丹麦人、土耳其人和犹太人一样，那我向你推荐一个去处，那里的新闻无所不有、包罗万象：去咖啡馆里倾听吧——那儿的消息句句属实……上至君主大事，下到老鼠轶闻，古今多少事，都在咖啡馆”。

从十七世纪开始，欧洲的咖啡馆里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客人。他们谈论生意与政治，交流思想与见闻。为了招揽客人，一些店主特意将近日货品价格、股票价格及航海时刻表贴在墙上，订阅外国刊物供客人阅读，顾客甚至能读到刚从印刷机上印出来的小册子。

耐人寻味的是，在1680年伦敦出现廉价的邮政服务设施后，咖啡馆成了人们收寄信件的重要场所。每个咖啡馆都有自己的老主顾，就像我们今天在家上网，他们一天通常会光顾几次，边喝咖啡，边听人们谈论大事小情，时而检查是否有自己的新邮件。毫无疑问，咖啡馆为我们铺开了一个新社会的蓝图：这是一个开放的不断有陌生人加入的新世界。如有政府要员在其日记中见证：在咖啡馆里，无论是深刻的哲理，还是繁复的生活琐事，你都可以自由地谈论，但是，你永远无法预料到你下一秒钟将遇见谁，以及会听到什么。

事实上，许多著名思想家便是在咖啡馆里完成自己著作的。比如亚当·斯密在“大不列颠咖啡馆”完成了《国富论》的大部分章节，并且会将它们拿出来与大家讨论。与此同时，活跃于巴黎的咖啡馆同样成为启蒙运动的重要源头。众所周知，狄德罗编撰《百科全书》的大部分工作便是在巴黎的“摄政咖啡馆”里完成的。与英国咖啡馆谈天说地、无拘无束不同的是，当时的法国咖啡馆表面上虽然可以自由进入，但是里面却藏了不少政府的耳目。人们不得不学会忍气吞声，直到有朝一日法国大革命乌云压城，一些激进主义者举起手枪，旁若无人地站到咖啡馆的桌子上高喊：“拿起武器，公民们，拿起武器！”

国王查理之烦恼

当然，咖啡占领欧洲并非一帆风顺。1652年，亚美尼亚人帕卡·罗西在伦敦开设了第一家咖啡馆后，火爆的生意很快引起当地酒馆老板的强烈抗议。不久，这个外乡人被赶走。而就在伦敦的咖啡馆遍地开花时，一些知名的学者与评论家加入到反对派的阵营，指责咖啡馆消磨了人们的斗志。更有女性抱怨咖啡吞没了她们的生活：由于喝了过多的咖啡，她们的丈夫“像沙漠一样不结果子”。

任何新生事物的崛起都会触及一部分人的利益，后者的反抗难免为专制者的倒行逆施提供某种民意上的庇护。显然，伦敦市民的抱怨正中查理二世的下怀。1660年，这位年方三十的落魄者因为得到聚集在咖啡馆里的民众的支持成功复辟。但是，敏锐的国王很快注意到以清教徒为首的反对派不时在咖啡馆里“为反叛密谋”。像所有嗜权者一样，曾经依靠咖啡馆登上王位的查理二世深谙个中玄机，于是动用了一种我们姑且称之为“过河拆桥”的政治手腕，试图通过关闭伦敦所有的咖啡馆来避免自己的成功之路被“野心家们”依葫芦画瓢。

查理二世的“居安思危”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那些靠造反起家的“革命者”一旦大权在握，其针对潜在反对派的镇压往往比世袭王者还要用心险恶、变本加厉的原因。人们不会忘记，就在几百年后，为避免读书人的种子生根发芽冲破自己的统治，同为读书人的波尔布特们将海内外无数柬埔寨人诱杀。

无疑，理性时代的咖啡馆更像是二十一世纪互联网的文化雏形。今日世界，我们很难想象将有怎样胆大妄为的政府会查禁互联网。然而，1675年12月，查理二世着实冒天下之大不韪颁布了一道查禁咖啡馆的公告。不过，这个公告一宣布，立刻便引起全社会的反对。因为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咖啡馆已经成为伦敦社会生活、商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中心场所。

就这样，这道禁令变成了一纸空文。查理二世虽然贵为君王，有权有势，却不得不拜倒在几粒咖啡豆面前，这或许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形势比人强”。一份来自官方的统计表明，到十七世纪末，英国的咖啡馆有三千多家，而当时英国人口不过60万人。

餐桌上的民主

“茶杯里的风暴！”十八世纪，当孟德斯鸠听说圣马力诺发生政治动乱时曾经这样评价。在他看来，发生在圣马力诺这个仅有万余人口的小国里的动乱，对整个欧洲局势无足轻重。然而，对于处于转型期的国家来说，“茶杯里的风暴”往往是生活与思想之双元革命的开端，不容小觑——细心者甚至可以从中听到一个旧时代被摧枯拉朽的声音。

不可否认，人类文明史同时也是一部民主发展史。人们通常错误地以为，历史上的那些伟大的时代变革不过得益于几位时代英雄的“历史拍拖”与“一夜风流”。然而，文明的发展终归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懒汉播种，可以毕其功于一夜。正如民主，无论你是否愿意，它更多是在经年累月地吃吃喝喝、唠唠叨叨中发生与消长。

回顾中国历史，人们或许会惊叹，同样是提神醒脑的茶叶为什么在英国奇货可居，而中国人却用它们换回了鸦片。关于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从“莫谈国事”等招牌中找到答案。黑暗时代，“莫谈国事”不过是一个社会无力反抗时的“免战招牌”。所幸历史终究要跨过泥潭，如今大行其道的“网络咖啡”让所有后进国家终于有机会异地重温了十七八世纪欧洲咖啡馆文化的万千气象。“网络咖啡”像是一种饮品滋润着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如有学者感慨：“国家是我的，凭什么要我莫谈国事？”

今天，当我们回首英、法等国家的转型，不难发现，由咖啡馆文化应运而生的餐桌上的民主与自由，作为一种秩序文明会沿着既有的逻辑自发地拓展。任何自由都可能从餐桌上生长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从餐桌到书桌，从厨房到广场。君不见，今日巴西的议会大厦，其造型不就是一个面包外加一副碗筷？

为开放社会立约

转型时代必定经历一个辞旧迎新的过程。当旧的已去，新的未建之时，出现价值认同危机在所难免。在此意义上，咖啡馆对于两三百年前正处于激荡中的欧洲国家来说可谓居功至伟。一方面，咖啡馆把人们从旧有生活仪式与体制中解放出来，使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压垮旧制度的最后一根稻草；另一方面，因咖啡馆而搭建的公共生活又让那些思想或灵魂失去了庙宇的人不至于无家可归。咖啡馆成了社会生活的枢纽，为人们在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间搭起桥梁。就像今天在中国开花结果的互联网一样，在理论上向所有公民开放。

不难发现，无论是传统咖啡馆还是现在的网络咖啡屋，其所订立的规则从本质上说就是为一个开放的社会立约。在这里，人们应该遵守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将自己的社会地位关在咖啡馆门外。如那些做“启蒙运动的生意”的咖啡馆老板一再声明，“不论是贵族绅士，还是商业人士，我们皆欢迎，在这里，大家笑语盈盈，平起平坐。”“此处不设上座，以省去你的担心。阁下尽管随便入座，纵有贵人驾到，亦不必起身退避。”

刘易斯·科塞在《理念人》一书中指出，咖啡馆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去除了等级，并且在彼此接触中，形成了新的标准。在咖啡馆时代以前，标准是由贵族或宗教精英人物制定的，那些听命决策的人们处于相对隔离的状态，并不能公开讨论并检验这些标准。然而，当大家在咖啡馆里聚集一堂，人们不再只是悄悄地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且还可以通过自由辩论形成一个群体意见并由此作出决策。如果人们每天享受跨越出身、等级和地位的交往，他们也必须尊重彼此的看法，培养倾听的艺术，“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尊重别人思想的合群、宽容的态度，填平沟壑，使分歧失去棱角”。

正是因为这种融合与重组，当许多人为往日中国价值体系的分崩离析而忧心忡忡，或为现实的羁绊而一筹莫展时，另一些人却选择了一种相对乐观的态度——一个社会改天换地的进程正在悄无声息的自斟自饮中酝酿，而于那个咖啡香浓、虚拟或现实的所在，于无数键盘与杯盏的辗转起伏间，人们听见了一个时代的脉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