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在奥地利出生时，父母给我起名Leopold，这是中世纪奥地利国王的名字；还给我起了教名（领洗时用的），叫Johann；我的姓则是Leeb。1988年9月我去台湾学习汉语，到达的那天晚上，一位八十多岁的德国老汉学家给了我一个印章，并说：“在章上已经刻下了你的新名字：雷立柏，意思是‘在雷霆中站立一棵柏树’。”我尽力记住了发音：Lei Libo，汉字却无法一下子记住。

二十多年以来，很多中国人对我说：“你的名字很好，很中国化，有诗意。”根据拉丁语成语Nomen est omen（“名字就是预兆”，比如：康有为是很“有为”的人），我也为自己的名字作了很多解释：第一，“立柏”是“在中国建立柏拉图学院”的意思，所以我要推动古希腊语教学；第二，“柏”指“柏树”，而柏树在所有的树木中长得最慢，所以我需要耐心推动自己学术生涯的前进；第三，“柏”的发音是bó，bò或ba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想到用新的汉字写出汉语，只保留每个汉字的部首，用ABC写出其发音，很简单，所以，我的名字就写作“雨Leí立Lì木bó”。

曾经在北京生活过的“雷”先生有很多，我最佩服的人有如下这些：康熙皇帝的测量专家和地图绘制者法国人雷孝思（Regis）、热爱中国人并加入中国国籍的比利时人雷鸣远（Lebbe）、曾任北京育英学校校长的美国人雷思德（Stelle）、在抗日战争时代担任辅仁大学教务长的德国神父雷冕（Rahmann）和曾经在北京教授古希伯来语和古希腊语的意大利人雷永明（Allegra）。无论是法国、比利时、美国、德国还是意大利的“雷叔叔”，我都将他们当作我“雷家”的祖先。

我一次我和某出版社的女编辑谈话，我用很严肃的语气对她说：“可能我不应该告诉你，但我有很有名的亲戚！你知道吗，司徒雷登是我的叔叔。”她非常惊讶，连声说：“真的吗？真的吗？嚯呀！”我说“我们只是同姓，雷登也是雷家人”时，她就不愿意相信，认为我真是Stuart Leighton的亲戚&&但我不能否认，在很多外国人当中，司徒雷登离我很近，也许最近，因为他不仅从1908年到1918年任金陵神学院希腊语教授，而且还编译了一部《新约希腊语语法教程》（1917年）和一部《希汉英新约词典》（1919年），而在他以后大概没有人再编过一个三语希腊语词典。2015年9月（大约100年后），我自己的小《希汉英词汇表》在北京出版。天上的雷登叔叔，你会不会因此感到欣慰呢？我好像听你说：“小雷，这些书不应该是你这个老外来编，而应该是中国人自己来编！”

几乎每个月，我的手机都会接到那些讨厌的“做统计”的人打来的电话，他们实际上就是要搜集个人信息。2015年8月17日我手机响了。“你好，我们作统计，感谢你的合作。你觉得北京生活费高吗？”我说：“有点儿高。”“你坐车还是用公交车？”我说：“我坐地铁。”“你在上班还是在家里？”“我是老师，现在在家里。”“感谢你的合作！我是80后，你是什么年龄的人？”“我是1967年出生的。”“那你现在已经退休了吗？”“我不到50岁，谈什么退休？”“你叫什么名字？”“我是外国人，我的名字是Leopold Johann Leeb，就是L-e-o-p-o-l-d J-o-h-a-n-n L-e-e-b。”“啊，外国人。那你有没有中文名字。”“没有。”“那先不打扰您。再见。”来中国之前，我是一个很老实、很正直的人，比较真善美，但在中国二十年，我学会了“说话”，甚至说谎——我当然有汉语名字。还有，在路上发广告传单的那些青年如果要给我那些传单，我就说“不识字”，于是他们就笑。其实我心里也在笑，因为我写的书比他们看过的书还要多。事实上，我应该觉得良心不安，因为奥古斯丁写过一本名为Contra mendacium（《反对说谎》）的书，其中认为，说谎是绝对的恶（malum in se），无论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情况下，人都不可以说谎，因为说谎违背语言的本性：语言的目标是沟通真事，所以说谎在本质上都是恶的。呜呜，我已经失去了标准&&但真理才能解放人们！Veritas liberabit v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