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和清代闭关锁国政策的影响下，任何外来因素都被视为负面的存在，甚至是威胁。那时的外国人也不可能受到欢迎。孔子还说过“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3：5）。因为孔子对北京精神文明的影响有几百年之久，他的每一句话都塑造着人们的心态和对外来事物的感情。一切“外来的”因素都容易引起猜疑，1760年代的杨光先反对汤若望“以西方新法”修历，1793年的乾隆认为不需要英国人的技术，1890年的慈禧太后禁止西方的教科书在中国学堂中出现。
到了1900年，反对外国人的情绪达到一个高峰。义和团的人将外国人称“大毛子”，将中国基督徒称“二毛子”，将贩卖“洋货”的小商人称“三毛子”。可怕的是，他们主张，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二毛子、三毛子”，都得杀死，因此那时也有很多无辜的人遇难。有学者认为，有两万到三万中国人被杀。其实，义和团的组织和社会影响力在不同地区有所差别。比如山东的袁世凯镇压义和团，同时尽力保护外国人，下令将山东的外国人都护送到青岛等港口。相反，太原的满清高官毓贤积极逮捕外国人并处死他们，并鼓励义和团围攻太原周围的教友村。
义和团反映了晚清政府内部的分裂和矛盾：部分人想推动改革，而另一些人则激烈反对进行任何改革。1898年的戊戌变法运动失败以后，保守力量占了上风，所以镇压义和团的人没有得到必要的支持。清朝政府没有镇压义和团，这和皇室内部的权力斗争有关系。光绪皇帝没有儿子，所以他的堂兄弟爱新觉罗·载漪试图废除光绪帝，立自己的儿子溥儁为新皇帝。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反对改革派并劝慈禧支持义和团。原来慈禧不认为义和团好，她也想镇压那些带来不安因素的下层组织。但是，载漪多次上奏慈禧，极力赞美义和团的战术，说他们比洋枪大炮还要强，而“因召入面试，于是太后亦信矣”。好像载漪自己也真的相信义和团的“神功”，他在自己的府邸设立了一个神坛，整天去膜拜。1900年春天，在北京郊区各村也都有人建立神坛，天天在那里聚会练武。
另有一些满人贵族也支持义和团，比如1899年任山东巡抚的毓贤，他暗中怂恿义和团攻击教堂，虽然清廷1899年3月公布了《传教章程》，其中写道：近以民教多不相安，叠次钦奉谕旨严饬各省地方官切实保护。因思地方官保护教堂教民，必须平日与主教教士善为联络，情意相通，而后彼此悉泯猜嫌，小事可消化无形，大事可和衷商办&&很明显，当时有部分中国官员不愿“小事消化，大事商办”，而更希望加深对中国教民和外国人的憎恨。煽动民族主义当然比“善为联络，情意相通”容易多了。
由于载漪阻碍政府部门镇压义和团，这个迷信组织得以迅速传遍北京地区，而一切和外国人有关系的人则都面临着生命危险，包括朝廷中的大臣。我特别敬佩当时有勇气反对慈禧太后的五位大臣，比如许景澄（1845—1900）。他曾是清廷驻法、德、奥、荷的公使，是一位很有贡献的人，而且比较了解外国的情况。对于慈禧太后的决定，许景澄也敢于直接反对。1900年7月28日，许景澄因“勾结洋人，莠言乱政，语多离间”的罪名，与袁昶同时被杀。几天后，立山、联元和徐用仪也在北京被处死，这就是所谓“庚子被祸五大臣”。
这五位大臣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的“良心”，他们真心为中国的将来着想，忧国忧民。他们主张和外国军队谈判议和，追求和平，不愿向外国“宣战”；因为对国际政治有基本了解，他们反对围攻各国使馆；而且他们认为，不安局面的原因就是义和团，所以他们主张严格镇压义和团的暴力行动。比如袁昶（1846—1900）向朝廷上了三份奏折，最后一份就是《清惩祸首以遏乱源而救危局》，文中主张严劾酿乱大臣。然而，载漪和他的党羽阻碍了这个奏折的传达，袁昶则下狱，最终被处决。
镶红旗人联元（1838—1900）当时是内阁学士，在御前大臣会议上，他也反对围攻各国使馆，并因此被处死。另一位满人贵族荣禄（1836—1903）也曾多次奏请镇压义和团。蒙古正黄旗人杨立山（立山）因为在大臣会议上说“主张和”，没有支持“主战派”，也同样被处死。75岁的徐用仪（1826—1900）和立山、联元一同于1900年8月11日在北京菜市口被处死。三天后，八国联军就进入北京，而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逃往西安。
值得注意的是，五位大臣中有三人是浙江人：袁昶来自浙江桐庐，许景澄来自浙江嘉兴，而徐用仪来自浙江海盐。也许当时那些南方人的思想比较开明，比较有远见。另一位大臣当时正好在广东，即李鸿章。如果他当时在北京，可能也同样会被处决吧。
无论是李鸿章或者是许景澄，他们都是“桥梁人物”，愿意与外界沟通和谈判。在这些桥梁人物被杀死后，清廷只有一个声音：杀外国人，不和他们沟通。最愚笨懦弱的态度就是载漪的态度：封闭自我和逃跑。这种态度的后果最严重。应当记住的是，八国联军入京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清廷中的保守派迷信义和团的能力，夜郎自大，失去和现实的联系，高估了自己的力量，盲目地反对一切外国的事物。
清廷没有镇压义和团，这使得1900年春夏的北京陷入混乱状态，很多有“大毛子”或中国基督徒所在之处被围攻，房屋被焚烧，而且东交民巷的使馆区也被围攻。除了使馆区以外，还有很多其他地方也被围攻，比如北京的西什库教堂（俗称北堂）。当时北堂成为3000名中国天主教信徒和樊国梁（Favier，1837—1905）主教的避难所，义和拳与清兵围攻了这里62天！每当我去北堂，就会想起这位樊国梁。他是法国人，生于第戎（Dijon）附近的马尔撒乃（Marsannay），1858年在巴黎加入遣使会的修院，1861年被祝圣司铎（司铎俗称神父），1862年来到北京，在北京传教多年，1876年后在北堂迁移一事的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慈禧要扩建中南海御苑，因而要求迁走原来的北堂，在西什库划拨新土地；樊国梁指导西什库教堂的建设。他于1887年任北京郊区副主教，1898年在北京由包主教（Bruguere）被祝圣为主教，1899年任直隶北境代牧区宗座代牧。樊主教与清廷有良好的关系，他愿意和清廷合作，而清政府也曾向他建议在北京办理大学堂，即一所天主教大学。1899年3月15日他与清廷签订关于教务的条约，其中要求政府官员要与教会的主教进行协商与合作。然而，义和团的突然出现改变了一切。1900年春天樊主教预先通知法国驻华公使，指出义和团的危险性，但法国人没有回应。1900年7月到8月樊主教与3400个信徒一同在北堂（西什库）避难，他们遭义和团围攻62天之久（信徒中约有500多人被杀或饿死）。1901年樊主教参与了列强和清廷之间的谈判。他于1901年到欧洲，在很多地方讲演，引起了人们对中国的兴趣，比如，这些演讲就激励了雷鸣远（Lebbe）随樊主教乘船来华。樊主教1905年4月4日病逝于北京，其墓就在北堂。他还写了一些书，比如法语的Pekin: histoire et description（《北京：历史与现况》，1897年）和汉语的《燕京开教略》等书。
在许多中国书籍中，樊国梁主教都被视为帝国主义的帮凶，因为他在法国公使的允许之下，下令教徒在八国联军进京以后“参与抢劫，从1900年8月16日开始，连续抢劫八天”。但做出这个决定的背景是，那些在北堂被围攻两个月的3000多名信徒没有东西吃，而他们在北京市里或郊区的家也都已经被焚烧。在这种“急需”的情况中，夺回自己的部分财产或至少抢一些食品应该是合理的行动，否则就会饿死。这些中国信徒当然向樊主教提出要求，请他下令让他们争回自己的部分财物。樊主教规定“八天之内”，这样会对信徒们的抢劫行为有所限制。当时的外国传教士肯定也有部分人对清廷彻底绝望，他们认为，清廷不会为义和团造成的损失进行任何赔偿，所以他们自己“动手”，夺走了很多北京贵族（满人贵族）的财物。
如果你是当时的樊国梁主教，你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呢？
这是北京城里的情况，而在郊区也有很多地方的基督徒被围攻，比如门头沟区的后桑峪村，那里是一个传统的天主教村落。村里的信徒在雍正、乾隆和嘉庆时期就已经在勇敢地保护自己的信仰了，而在1900年6月，他们意识到义和团的宣传可能预示着他们都将被杀掉。因此，后桑峪的教友开始抵抗那些侵略者，他们派人去城里买火药，自己制造四尺长的炮，并训练自己的青年用枪。村子很小，只有“124名能打仗之教友”，但这一百多人从1900年7月11日到7月25日成功地挡住了“两万个”义和团和当地的士兵。和他们一起度过这个恐怖时期的外国人只有一位年轻的法国神父，即白（Bel）神父。他和樊主教一样，指导着信徒们的防卫，而当地的信徒也完全信任和拥护他。也许这种“救对方性命的关系”在北京历史上很少出现：外国人准备为自己的中国朋友牺牲自己的性命，而中国人也准备为他们的神父奉献一切。没有什么友谊比这种爱更深&&
在网上可以看关于我的老乡傅莱（Richard Frey，1920—2004）的故事，他在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的时期到上海避难，在医院服务，又加入了共产党，并在延安和一名中国女子结了婚，但在60年代他因极左思想的影响而被迫离婚：“大毛子”的思想又回来了&&虽然因自己的肤色他肯定也曾遇到过很多麻烦，但傅莱始终忠于自己的“第二个家乡”，他一生都在中国服务，也是一位可敬的人物。
我是外国人，也是“大毛子”，但我并没有感觉到北京人对外国人怀有某种反感或猜疑。一般来说，80年代后的中国人对我们白人很客气，虽然我们的汉语不太好，虽然我们的行为有时候是“另类的”，虽然我们喜欢批评。应该说，宽容和开放的态度是北京人固有的精神，只是多年的“闭关锁国”违背了这种开放的态度。当我观察地铁里的小孩子时，我就想，与外界的沟通也是每一个中国小孩子的愿望。反过来，与中国人沟通也是外国人的愿望。现在是这样，而一百年以前也是这样。正是因为如此，载漪和部分憎恨西方人的官员所煽动的猜嫌和敌意很快就消失了：接下来是慈禧太后与外国大使的夫人拍照、对新式学堂的支持、国际合作、政府部门的现代化等等。从某种意义上来看，1901年以后的十年是中国最开放的时期。毫无疑问，1898年到1908年间是北京最大变化的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