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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灵都:一位奥地利学者的北京随笔 完结

作者:(奥)雷立柏

 

北京也是翻译《圣经》的重要地点。最早的《圣经》译本可能在唐代就已经有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提到“旧法”“经二十七部”和“真经”等书(即《旧约》《新约》和《圣经》),而景教经典很可能已经有汉译本,但无法考证。元朝时,意大利人孟高维诺(Montecorvino)来到北京后曾将《新约》和《诗篇》(Psalms)译成蒙古文,但同样没有任何文献保存下来。利玛窦(Ricci)在其《畸人十规》中论及了《旧约》摩西“十诫”的内容。第一位翻译较多《圣经·新约》文献的人是一位葡萄牙人,即耶稣会传教士阳玛诺(E. Diaz),他于1636年印行了他的《圣经直解》,以文言文翻译了福音书的部分章节,并加上注解;这算是《圣经》的第一部译本,但仅仅包含《新约》四分之一的文献。意大利人艾儒略(Aleni)于1642年出版《天主降生言行纪略》,其中也介绍了《圣经》的故事。殷弘绪(Dentrecolles)曾于1730年翻译了《旧约》次经多俾特(Tobit,天主教:多俾亚;东正教:多比;其他:多比雅)的故事《训慰神编》。

比较系统地进行翻译的人要以法国学者白日升(Basset)为开始。白神父(Basset,1662—1707)是法国里昂(Lyons)人,他于1684年进入“巴黎外方传教会”(MEP)修院,1685年到暹罗(今天的泰国),1686年被祝圣司铎,1689年前往广州,先后在广东、福建和江西地区传教,1692年和1693年他任江西的署理宗座代牧,1694年他在湖广的荆州传教,1701年前往四川,在那里得到了四川总督的保护,1702年至1707年任四川代牧。1707年,他在广州去世。他将《新约》(即《使徒行传》、保罗书信和四部《福音书》)译成了汉语。他的手稿现存于英国,手稿复本藏于香港,是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汉语《圣经》抄本。其中一份手稿在18世纪进入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在那里被著名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Morrison)发现。他请人为他抄写了一份,并于1807年将复本带到东方。在编写汉英词典和翻译《圣经》的工作中,马礼逊参考过白日升(Basset)的译本。另一位法国译者是聂仲迁(Adrien Grelon,1618—1696),他来华后曾于1680前后将《旧约》部分文献译成汉语,但其《古圣行实》未能出版。

早期在北京翻译《圣经》的人包括贺清泰(Louis de Poirot,1735—1813),他是法国罗兰(Lorraine)地区人,1770年来华,以画家的身份前往北京,1813年12月13日在北京去世。他精通满文、汉文,在北京皇宫中绘画,而到1807年,他完成了《圣经》的翻译,几乎把全部文献都译成了白话。为了这样巨大的翻译项目,他投入了多少时间和精力!更何况当时也没有很好的词典和参考书。他大概和前人一样,发明了很多人名、地名和神学概念的汉译名。这位贺清泰实在太伟大,因为他还把《圣经》译成满文。很遗憾这么伟大的译者竟没有人纪念,他几乎是一个被遗忘的人。

基督新教的传教士马礼逊(Morrison)于1807年后在澳门开始翻译《新约》,1813年译成,次年在广州出版,随后又与米怜(Milne)一同翻译《旧约》,于1819年译成,称《神天圣书》,1823年在马六甲出版《神天新旧遗诏全书》。同时,马士曼(Marshman)和拉撒尔(Lassar)译的《圣经》于1822年在印度Serampore(雪兰坡)印行。由麦都思(Medhurst)、郭实立(Gützlaff)、裨治文(Bridgman)和马儒翰(J. R. Morrison)译的《新遗诏书》1837年在印尼(Batavia)出版。

这些译本都出现在南方。而在北京开放后不久,基督新教最优秀的学者在北京组织了一个“圣经翻译委员会”(Beijing Translation Committee),这个委员会于1863年在北京成立,其成员包括白汉理(Henry Blodget)、包约翰(John Shaw Burdon)、艾约瑟(Joseph Edkins)、丁韪良(W. A. P. Martin)和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创立人施约瑟(Joseph Schereschewsky)。北京翻译委员会的目标是将《圣经》译成官话(北方话),即称“官话圣经”(Mandarin Bible)。他们于1866年完成了“北京语新约译本”,经过修订,1872年出版了三个版本:“上帝”版、“天主”版和“神”版。1875年他们完成了《旧约》。在翻译的过程中,五位译者曾经提出“以‘天主’代替‘上帝’和‘神’”的观点,尤其包约翰始终强调“天主”是最好的词,但这种观点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因为“天主”也是天主教用的词,所以部分新教徒认为,他们不应该使用天主教译本和译名。

毫无疑问,最有影响的译本是所谓“和合本”(Union Version)。“文理”和合订本于1915年完成,而“官话”和合订本于1919年完成;后者深深影响了民国时期的白话运动。华人译者有李问渔、吕振中、王宣忱、吴经熊(1946年出版文言文的《新约》译本)、萧静山、朱宝惠;全部《圣经》的方言译本有蒙古语译本(1880)、客家语译本(1886)、福州语译本(1891)、广东话译本(1894)、宁波话译本(1901)、厦门话译本(1902)、上海话译本(1908)、苏州话译本(1908)、兴化话译本(1912)。

然而,翻译的质量必须要靠译者对原文以及对汉语的掌握,因此需要培养一批熟悉古希腊语、古希伯来语的中国学者,唯有如此才可以完成一个质量很高的译本,而致力于这项任务的重要人物就是意大利人雷永明(Gabriele Stefano Allegra,1907—1976)。他来自意大利西西里岛,1923年入方济各会,曾教过法语和希腊语,1926年至1931年间在罗马学习古希伯来语。他从小就关注中国的传教工作,并于1928年首次想要把《圣经》译成汉语。这个想法后来贯穿了他的一生。1930年他被祝圣为司铎,1931年到1939年在湖南衡阳传教,1935年开始翻译《圣经》。1939年到1940年他回欧洲养病,并在罗马进修叙利亚文。1941年他来到北京,开始建立《圣经》研究所需要的图书馆,并组织了一个学会,即“思高圣经学会”(Studium Biblicum Franciscanum,1945年成立)。他和一批中国学者一起重新翻译了《圣经》,几年后终于完成了“思高本”。1948年8月前后,他的圣经学会南迁至香港九龙。1968年他最终得以出版全部《圣经》,1975年又出版了《圣经辞典》。雷永明的路线是从湖南到北京,再到香港,而这个路线可能也有象征意义:无论是内地(湖南)、首都北京或非常现代化的香港,都可以研究《圣经》。佛性不分南北,《圣经》研究不分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