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奥地利东北地区的村庄里，多半的家庭是农家，都会种地，并在家养猪、养牛、养鸡，不过这是1960年代的情况，那还是我小的时候。四十年间，一切都变了。在二百个家庭中，只剩下十户继续种地，而养牛、养猪的越来越少。2015年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农场养牛了。我父亲是建筑工人，经常在外，家里只养鸡。我记得，我小时候曾经对妈妈说：“我想有一只猫或可爱的小狗。”但父母只说：“猫狗有什么好处？它们是没用的动物！不能吃，不下蛋，只是累赘！”因此我们家里便只养鸡，这样就不用从外面买鸡蛋了。受父母想法的影响，我对狗、猫也没有特别大的好感。大概1980年，我叔叔（他有五个孩子）养了一匹马，星期天便会绕着我们的村子驾马车，车上还有一群小朋友。他们都很兴奋，因为可以坐在马车上。马很高大，我很怕它，但我父母知道怎么带马，因为他们在四五十年代都在农场长大，还都必须干农活，比如需要领着马耕地。而到了1960年，大部分的农民都已经有了拖拉机，所以养马的人突然就没有了。
我在1991年第一次来北京，当时的马车还比较多；1995年，我第二次来的时候，三环以内就很少有马车了。二十年以来，养狗的人多起来了，北京人和全中国的市民一样，几乎处处都有人养狗，并且在爱犬身上花去了很多金钱、时间和精力。
人民大学校园里有一只啄木鸟，我很少看到它，但经常听到它的声音。有时候它早上6点就开始工作。这只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一听到它“笃笃笃”的啄木声，我就想到我自己的工作。它提醒我：不要偷懒！校园里还有很多喜鹊，它们叽叽喳喳地说了很多话。我想它们知道很多事，还会说我们人类的好话或坏话。
北京有什么特殊的动物？在马可·波罗的《游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京师蒙古人笃信佛教，而大象是佛教的吉祥动物，所以当时在大都汗八里的街头上经常有大象漫步。”我怀疑这种说法是否符合实情，因为如果北京真有大象，它们要如何过冬呢？不会被冻死吗？
1996年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也学习了一点儿日本语，经常在食堂和一些日本留学生坐在一起。有一天，一个女同学说：“我们去了北京动物园，看到了很多好玩的动物。但大象很可怜，它的小窝很小，而且四条腿都用链子拴起来了。”我无法确认这件事情，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北京的动物园，我只从外面看过大门，觉得大门很好看，至少也有一百年的历史。1906年清朝的种种改革中就包括建立农业部，为了研究各种植物和动物，就设置了一个养动物的场所，当时称“万牲园”。1908年农业实验场的建设竣工，而且也和世界上其他的动物园一样接待外面的游客。动物园也是中国现代化的表现之一！
中国最有名的动物当然是大熊猫，因为这个珍稀动物在全世界都很受重视，中国政府于1988年将大熊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国人在传统上自认是“龙的传人”，但在20世纪末，大熊猫逐渐成为中国人的“象征动物”，不过可能很少人知道“熊猫”的学名是Ailuropoda melanoleuca。这个学名由四个希腊语单词组成：ailuros（猫）、poda（脚）、melano（黑的）、leuka（白的），所以字面的翻译是“黑白的猫脚”。这样我们才明白，熊猫的“猫”是从哪里来的，原来它是法国人谭卫道（Armand David）1869年发现的动物，这个名称也是西方人提出的。谭卫道是谁呢？他怎么能“发现”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几百万年的动物？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发现”它呢？中国的生物学百科全书，无论是1729年的《四川通志·物产》还是1740年的《雅州府志·物产》最多只提到该地区有“熊”，但也没确切描述过“熊猫”。19世纪初编写的《嘉庆重修一统志·嘉定府·土产》也只有麝香而没有“熊猫”。1861年的《邛巂野类·方舆类·物产》也没有将“熊猫”列入。最后，1863年编修的《嘉定府志·方舆志·物产》才提及“貔貅”，据说这是当时对大熊猫的称呼，但关于这个动物的描述很短：“非猛兽也。”帝国时代的中国人显然没有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那博物学家的热忱去细致地描述和分析每一个动物，也没有一个像丢勒（Albrecht Duerer，1471—1528）那样的画家——他于1502年画了他的《野兔》，人们可以看到画中这只兔子的每一根毛。他为什么如此珍惜这只小动物的每一个细节？是不是因为他的基督信仰告诉他，一切受造物都反映着神的智慧和伟大？
发现中国熊猫的人也是有宗教信仰的人：谭卫道（Armand David，亦谭微道、阿尔芒·戴维，1826—1900）是传教士。他出生在法国比利牛斯山（Basses-Pyrenees）地区的巴永（Bayonne），早年受父亲影响而对植物学有兴趣，1848年在巴黎进入遣使会的修院，到意大利学习神学，1853年被祝圣司铎，1862年被派到北京。他当时已经是一个著名的自然学家，研究中国博物学，曾多次受法国政府派遣从事科学考察，因此他从北京周围地区开始，进而走遍全国，1866年在内蒙古地区、1868年至1870年间在四川和西藏地区进行研究，他发现了58个鸟类新种和许多动物新种，搜集植物3000多种，其中很多都送到了欧洲的博物馆。他在北京北堂也成立了一家自然博物馆，其中有800种鸟（称“百鸟堂”），很受高级官员的青睐，因此促进了国际交流。谭卫道（David）于1869年在四川雅安宝兴县发现熊猫，并且想办法将一只熊猫运到法国，但这个熊猫还没有到成都就因为旅途艰辛而死去。后来西方学者为它起名Ailuropoda melanoleuca（猫熊）。北京天主教会的主教于1888年将谭卫道建立的博物馆献给了皇宫，而谭卫道已经于1874年返回法国。1900年11月10日，他在巴黎去世，他的墓在蒙帕纳斯（Montparnasse）的遣使会地下墓穴中。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过“遣使会”这个名字。遣使会（英文称Congregation of the Missions，缩写CM，亦称“味增爵会”或“拉匝禄会”）是一个“修会”，有点儿像耶稣会、方济各会。法国人“味增爵”（Vincent de Paul，1580—1660）于1625年创立了这个团体，而他们的母院在巴黎圣拉匝禄（St. Lazare）修院。这个团体的目标是培养圣职人员和救济穷人。该会成员于1699年来华，最早的传教士是意大利人毕天祥（Appiani，1663—1732）和德国人穆天尺（Mullener，1673—1742），他们1699年到广州，1702年到四川传教。在18世纪80年代遣使会接管了许多原属耶稣会管理的传教地区，包括北京。1800年前后，来中国的传教士很少，而且他们都不会公开进行牧灵工作，因为乾隆和嘉庆时代在中国禁止基督教，并严格控制外国人在华的活动。1825年只有少数中国籍的遣使会司铎留在北京，但他们也受到很大的压力，所以薛玛窦神父决定于1829年从北京迁到张家口地区的西湾子（即崇礼）。法国传教士孟振生（Mouly）于1835年来到西湾子，他成为内蒙古地区教会的创立者，并于1850年代重新建立北京的教会。他的墓碑还可以在五塔寺的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中得见。从1835年开始，有越来越多的遣使会会士来中国服务。1840年以后，遣使会的传教士在北京，天津，河北的安国、正定、顺德、永平，江西的赣州、吉安、南昌、余江，浙江的杭州、宁波、台州等地传教；1699年至1935年间共有964名遣使会会士在华服务（其中355名是中国人）。1917年有189名外籍遣使会传教士在华，而1948年则有445名遣使会传教士在华服务。
遣使会重视司铎的增减而不太重视学术研究，但在成员中也有一些杰出的学者和自然科学家。非常有名的“博物学家”是法国人秦噶毕（Joseph Gabet，1808—1853），他于1833年被祝圣司铎，1834年进入巴黎的遣使会修院，1835年到澳门，1836年在澳门宣发圣愿，1837年在热河、内蒙古地区传教。1844年到1846年他与古伯察（Huc）从蒙古旅至西藏，后返回法国，于1849年被派往巴西，1853年在里约热内卢（Rio de Janeiro）去世。秦神父（Gabet）重视蒙古语研究，他曾将艾儒略（Aleni）的《万物真原》译成蒙古语。他的伙伴是古伯察（Evariste-Regis Huc，亦称于克，1813—1860），也是法国人，1836年在巴黎进入遣使会修院，1839年被祝圣司铎，同年到达澳门。他于1841年到达西湾子。他先在蒙古地区传教并学习蒙古语，后又与秦神父一起前往西藏进行远距离探险旅行，但1846年他们被赶出了拉萨，回到康定，后到澳门。古神父再次获准进入北京传教区，1848年又从北京到浙江传教，1852年返回法国，1860年在巴黎去世。他的著作非常有名，唤起了欧洲学者对中国的兴趣，书名为《在中原、鞑靼和西藏的基督宗教》。这部书在巴黎出版，可谓19世纪40年代蒙古、西藏和中原地区的珍贵历史资料，因为当时的远东探索家很少，很多“汉学家”只得依靠书本上的记载，没有关于中国的一手资料。因此，秦神父和古神父写的游记吸引着很多人注意中国内地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