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天主教教堂中有很多文物和艺术品，比如教堂的玻璃窗镶有彩色玻璃，而这些窗户有一部分是很古老的，有一百年的历史！古老的艺术品往往比现代的创作精致、优美，给人与历史交流的感觉。西直门内的西堂（四号线地铁新街口站下）的彩色玻璃窗户是新的，可能2005年做的，但它们也非常美，而且上面有中国天主教的历史人物：孟高维诺、利玛窦、徐光启，还有中国的模范信徒！
这个西堂在二环内的四个天主教老堂（其他三个为南堂、北堂、东堂）中是最小、最不为人所知的，但我很喜欢周日去那里参加天主教的礼仪。那里还有合唱团唱拉丁语歌呢！教堂的建筑风格让我感觉到我在意大利，但仍然有一些中国式的因素。
我每到一个地方都要问：这个房子是谁建的？它的历史有多长？《论语》里有一句话“子入太庙每事问”，我和孔夫子一样：“每事问。”人的好奇心才使人思考。亚里士多德说感到好奇（thaumazein）是哲学思考的开始。相反，如果人有“司空见惯”或“见怪不怪”的态度或认为“多怪”是“少见”的表现，那么他们永远不会发现自己的生活中有很多奇妙的事物。就是因为法国科学家谭卫道懂得“感到惊讶”，他才会发现熊猫，而与熊猫接触几千年的中国人只“司空见惯”，觉得熊猫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大多人的眼睛是闭着的，他们见不到在自己周围有多少奇迹，无论是自然现象还是人类社会中的奇迹。也许如果没有信仰之光，我们都无法看到这些奇迹。
西直门内西堂的存在也是一个奇迹，因为它曾不止被拆毁过一次。西堂也称“七苦圣母堂”或“圣母圣衣堂”。最早有一名意大利籍遣使会会士，德理格（Pedrini）1723年在西直门大街建起这座教堂。1811年清廷下令要拆除这个教堂（当时北京的教会受很大的压力，教产被没收，教堂被拆毁），不过该教堂于1867年得以重建。不幸的是，教堂于1900年6月14日被烧毁，因为义和团反对任何西方建筑，尤其攻击天主教教堂。在1900年后，很多北京教堂迅速重建，比如南堂和东堂。西堂稍晚一些，于1912年才得以重建。
去西堂时我也会纪念这个教堂的创立者，即德理格神父（Teodorico Pedrini，1670—1746）他也属于遣使会，但不是法国人，而是意大利安科纳（Ancona）人。他于1698年在罗马进入遣使会的修院，1700年在那里宣发圣愿，被祝圣为司铎，1703年启程来华，但途中耽搁六年，1710年才到达澳门，1711年3月到达北京。他在北京为皇帝效力多年，在宫廷任音乐师，1723年在西直门大街建立西堂；1741年又被召入宫；1746年12月10日在北京去世，其墓在车公庄外天主栅栏墓园。
如果去栅栏（即车公庄外党校内的石碑群），是找不到德理格的墓碑的，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的动乱中，这块墓碑和许多其他的墓碑一样被破坏或消失。但也许还能找到它，谁知道呢？如果在那座校园中进行考古研究，很可能会发现一些出土文物&&
保存下来的，是原来墓碑的拓片，上面写着：
DOM D. TEODORICVS PEDRINI CONGREGATIONIS MISSIONIS SACERDOS ITALVS VENIT AD SINAS ANN MDCCVI VBI MVLTIS PRO DEI GLORIA LABORIBV PERFVNCTVS OBIIT PEKINI DIE XII DECEMBRIS ANNO MDCCXLVI AETATIS SVAE LXXVII.
我把这段拉丁语文字译成了英语：
Reverend Teodorico Pedrini, of the Congregation of the Mission, a priest from Italy, who came to China in the year 1706, where he performed many works for the glory of God. He died in Beijing, on December 12th , in the year 1746, aged 77.
汉语的碑文如下（当然是繁体字写的）：
圣未瞻爵会士德公之墓
德先生讳理格，号性涵，泰西依大里亚国人。自幼入会真修。于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入中国传教，于康熙五十年辛卯钦召进京，内廷供奉。卒于乾隆十一年丙寅十一月十四日。蒙恩赐帑银贰百两。在会五十八年。享寿七十七岁。
这个例子表明，看碑文也需要小心！比如汉语的碑文说，他“自幼入会真修”，但德理格在1698年入会时已经28岁了。另外，来华的年代也有出入（拉丁语碑文：1706年；汉语碑文：1710年）。而且碑文中都没有提到今人所认为的德理格最了不起的贡献：他是音乐大师！他被康熙皇帝重用，成为宫廷乐师，曾为清廷修订《律吕正义续篇》，后收入《四库全书》，这是第一部在中国出版的介绍五线谱的书籍！这位来自意大利的音乐家不仅为中国宫廷音乐注入了新的元素，同时他还受到康熙皇帝的任命，成为专门教授皇子西学的教师。当今的一些音乐家，无论是在意大利或在北京，仍在继续演奏他于300年以前创作的音乐！乾隆皇帝显然也很喜欢听他的音乐，否则不会为他的葬礼奉献“银贰百两”。每当我坐四号线地铁经过新街口站时，我都会提醒自己：德理格、Pedrini、西堂、1723年、五线谱、遣使会。北京有多少人知道五线谱来中国的时间？又有多少人知道德理格呢？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为这位意大利人留了下多少篇幅？